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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蔣義純,無人知曉,說「蔣瘋子」,住老城區中心的40、50後的老九江恐無人不知。七八十年代因與這位昔日的城市「明星」有所交集,老人憶舊事,因此想寫寫他。
蔣先生大約是1927年左右生人,讀過兩所大學,一所好像是湖南湘雅大學,一所是武漢大學,數學系的。解放初讀過二所大學的人在九江這座小城裡可謂鳳毛麟角,因此大家當面都稱他「蔣先生」或「蔣老師」,背地裡當然實話實說,叫他「蔣瘋子」。
蔣先生是大家出身,其父蔣群,老同盟會員,保定北洋陸軍速成武備課堂一期畢業,職業軍人。武昌首義後第一個策動九江起義,任九江軍政分府參謀長,後李烈鈞來九江,蔣群將參謀長的職務讓給了李烈鈞。
蔣群像 編者配圖
九江延支山上還能見到頗具滄桑的「揖廬亭」(光復亭),九江光復時戈克安題《揖廬亭》頌馬毓寶起義聯:我輩復登臨,壺觴須就陶彭澤;群公有愧色,勳業終歸馬伏波。群公即指蔣群,「愧色」我理解是由於蔣群是從雲南新軍來九江的,馬毓寶是蔣群的舊交,統領九江兵馬,起義並不堅決,蔣群與其很多部下是同學,後強行剪去馬的辮子,逼他起義,自己甘當參謀長,因此錯失青史留名的機會。1924年孫中山封他為建國軍憲兵總司令,抗戰前任淞滬警備司令部參謀長,授中將軍銜,位列132名中將第五,後不得蔣介石信任,晚年生活困頓,1948年去世。蔣群有三位夫人,一夫人葉氏,二夫人芳氏,我一老同事是她鄰居,說她是蔣群的丫鬟,蔣先生為芳氏所生,三夫人張氏,與蔣群長期在上海居住,張氏是年輕新女性,老婆看來還是年輕的好。
蔣先生是因失戀而瘋的,兒時常見他沿街疾走,邊走邊舉手狂呼,有時竟是一絲不掛,活脫脫地「裸奔」。他身材不高,模樣很像老電影《青春之歌》中康泰扮演的廬嘉川,只是小了一號。我們一群小孩總喜歡追著看,追急了他會回個頭來吼罵幾聲,小傢伙們瞬間作鳥獸散。有時他會盯著年輕姑娘目不轉睛,嚇得人家奔逃不及,是不是以為是他的戀人呢?說來因情失瘋也是那個時代才有的事,擺在現在純屬天方夜譚,雖可嘆,卻也值得尊敬,沒有純情痴情大概是不會瘋的,人性中的優良屬性現在淡了許多,不過蔣先生用力過猛不知掌控,以至物極必反,搭上了終身。
延支山上的揖廬亭 照片拍攝於民國初年 編者配圖
蔣先生和母親住在丁官路「德馨里」,這是蔣群與人合建的房子,大夫人葉氏也住在這裡。蔣先生的母親靠給人送煤球賣菜維持生計,母子相依為命。大概70年代初,他母親去世後,蔣先生就靠政府每月八元的救濟款活命。不過我在他家下棋時發現他吃的並不差,總有梅乾菜燒肉茶蛋什麼的,都是用一個大煤油爐弄的,沒有我們用的煤球爐,家裡還有幾件紫檀木家具,還可以看到點大戶人家的痕跡,他還有個哥哥,也是個知識分子,可能常接濟他,否則他吃的不會那麼好。
蔣先生早上常從我家門前過,到馬巷口湯圓大王吃早點,70年代他的瘋病基本沒犯,平時看起來文質彬彬,步態輕悄,不疾不徐,常年戴頂幹部帽,藍色的,冬天穿一件油膩的棉襖,也是藍色的,雙手前攏或後攏,有人和他打招呼時總是矜持點首回應,不失禮數。那是民國的范兒,讀書人固有的。我記得她母親去世後,他肩上黑孝章戴了很長時間,這時他必須考慮生計問題,有次他對我說他當個中學教員沒有問題,為此跑了好多次勞動局,可是他怎能知道誰敢讓一個神經不正常的人去當人民教師呢?儘管他是一個雙料名牌大學生!就是打發時光也是在家演算高等數學習題。
蔣義純題字的《新中國》 作者配圖
我與蔣先生的交往是因為他與我姑父是老棋友,他們下的是象棋,我不會下象棋,會一點點圍棋。70年代中期他們在九江率先下起了圍棋,那時每逢夏天的晚上,在潯陽路德馨里的路燈下常見一大堆棋迷紋枰論道,熱鬧非凡。蔣先生學數學的,下象棋在九江也算得上一流水平,所以他是把圍棋當象棋下,不太講布局棋理,全憑計算能力高人一籌見長。通常蔣先生棋風甚好,對局時笑吟吟的,安安靜靜,但受不了局外人插嘴,有時棋走得不順會對「多嘴牛」怒斥,甚至還爆粗口,「媽拉個*」!有次在我姑父家和我姑父對弈,一連輸了幾盤,不知哪根筋又抽了,順手拿起桌子邊上的菜刀,一邊剁著菜板,一邊叫囂著這盤一定要贏,我姑父嚇得立馬輸給了他。棋如其人,武人後代天性可見一斑。
蔣先生是地道的九江人,但他說話有的字眼和我們不同,例如:九江方言「你」讀「嗯」,「他」讀「克」,「吃」讀「七」,而他完全是按九江口音照普通話注音來說的,這當然是在外讀書多年形成的習慣,正是這不倫不類的特別口音,使我覺得他有別於我生活的這座小城其它居民,70年代末期,我與蔣先生已經很熟,常去他家下棋。
恢復高考後,我有幸上了大學,英語專業,蔣先生送了我一本英漢對譯的英語教材,是他解放前讀書時的課本,封面上有他購書時的款名:蔣義純。九江真沒有幾個人知道他的大號,誰會關注一個瘋子姓甚名誰呢?這本書還真是本奇書,書名《新中國》,封面是紅色的中國地圖,是一美國牧師寫的,1948年出版,內容基本是公民意識啟蒙的文章,英文文法簡練,通俗易懂。
《新中國》 作者配圖
這本書奇就奇在書名《新中國》,在大多數中國人意識里「新中國」必然是49年共產黨領導下才有了「新中國」一說,再加上盛傳毛主席為《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首人人會唱的歌加了一個「新」字,更使我篤信不疑,誰知解放前就有了這種說法,這大慨是抗戰勝利後人民大眾都渴望能出現一個全新的中國。歷史不由人的意志而轉移,國共兩黨爭天下,國家付出了代價,人民付出了犧牲,共產黨建立了一個全新的中國,但這個「新」與這本《新中國》的「新」肯定大相逕庭,至於如何不同則有待於歷史學家、政治學家去回答了。這本書至今還在我的書櫃中,有時翻翻就想起了蔣先生。
蔣先生差不多是我父輩的年紀,那一代讀書人有那一代人的氣韻,寫這篇小文時總覺得蔣先生從我面前走過,腳步輕悄,不疾不徐,那是民國讀書人的范兒,那個時代離我們已遠去,但卻值得追憶。
【讀後記】本文的作者伍恩奇是九江三中的一位退休教師。伍老師在公眾號的留言中將文章發給我,經他本人同意,轉載於此。我跟伍老師並未謀面。
伍老師的這篇文章,文筆清秀流暢,娓娓道來中頗具韻味。「蔣瘋子」只是個普通人,但他的父親蔣群可不簡單,筆者曾寫過相關文章,見《九江歷史上的今天 · 9月10日 · 辛亥革命元老蔣群小傳》。蔣群對九江辛亥革命貢獻最大,他也將自己的名字鐫刻在辛亥革命歷史的豐碑中。伍老師的故事,告訴我們這位九江近代史上重要歷史人物的私生活:他有一妻兩妾,兩個兒子。伍老師的筆下,歷史變得鮮活而豐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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