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群中考「失敗者」, 正逆襲出一個新階層: 一份深度調查的發現

伍寧（T.E. Woronov）

雪梨大學人類學系

丁百仁、王劉飛（譯）

學做服務工：中國都市青年、

職業學校和新階層的形成

2008年一個早春的下午，我坐在南京市一所中等職業學校大教室後面的矮凳上。儘管坐在最後一排，但我的視線仍可以毫無阻擋地看到前面的黑板，因為前面的學生幾乎都趴在窄長的課桌上睡覺。面對此情景，我清楚地觀察到老師毫不在意學生們注意力已經分散，她只是面朝黑板，不間斷地講述著教學內容。環顧四周，水從天花板的縫隙漏落到牆上和水泥地的小坑中；四米多高的天花板下，靜靜地懸掛著管道、電線和在陰冷空洞的空間中不時閃爍的螢光燈。

透過一面牆上排列有序的窗戶，一些學生凝視著窗外。從這所學校的三樓，我們能清晰地看到長江大橋。對那些感到無聊、注意力分散的學生來說，看各種轎車和卡車在橋上來回穿梭是一種不錯的消遣。有些學生的視線轉移到窗外的被一大堆廢舊物填滿的院子，在那裡進城務工農民正在分揀廢紙、塑料、輪胎和堆積如山的瓶子。還有些沒有睡覺的學生則在桌底下擺弄手機發簡訊，或者用MP3聽下載的周杰倫的新歌。

這種現象在中國中等職業學校教室似乎並不罕見；在中國的中低等學校，學生對老師教學內容感到無聊而不積極投入其中，課堂死氣沉沉的現象十分常見。然而，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正在這種現象背後發生著：一個新的社會階層正在中國城市形成。

從威利斯（Willis）、布迪厄（Bourdieu）和帕斯隆（Passeron）開始的有關青年文化的社會學經典著作一直認為，學校是社會等級和階層差異再生產的主要場所。然而，在今天極其快速的社會和經濟變化的背景下，教育和階層之間的關係遇到了幾個重要的問題：隨著社會階層的再生產，學校也能有助於產生新的社會階層嗎？如果能產生，那是如何發生的呢？在今天的中國，通過教育系統會產生何種社會階層呢？

通過在南京市兩所中等職業學校為期一年（2007 - 2008年）的民族志研究，本文認為在今天的中國城市中，中等職業學校是一個產生新社會階層的優選場所（privileged site）。藉由韋伯的路徑，我探究了早期階層形成的三個方面。首先，我描述了職業教育如何從結構層面和意識層面上生產一個獨立的年輕人階層群體，在當今中國他們普遍不符合與人類資本發展相聯的階層流動和中產階級道德性市民身份的主導觀念。其次，我討論了中等職業學校學生的背景以探討這一制度環境是如何促使新的社會階層群體形成。再次，我探討了職業學校學生對生活的看法，進而討論他們開闢通向未來的方式，這種方式也是階層文化中新的形式。

▍教育體制和地位群體

1.普通青年，考試製度和代表「失敗」的職業

教育正如許多觀察者所指出的那樣，今天的中國，發展的觀念占據了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這種觀念在人的層面上部分是由教育成就來衡量。因此，儘管他們對階層理解存在很多分歧，所有中國的新中產階級的分析家都一致認為，一個核心標準是高教育水平：從定義上看，受教育程度高者比受教育程度低者發展得更好。這樣的話，個人的發展越來越能代表整體國家的發展。 如同國家的發展是基於合理的管理、資本投資（部分在高科技上）和生產高質量的出口商品之上的那樣，現在人的發展就要求父母應該用一些被科學家證實的方法來培養孩子，投資在像電腦這樣的主要設備上，並且把孩子的發展目標投向國外市場。

為了能恰當地培養孩子，中國城市家庭被期望用一種累計策略來對待其獨生子女。父母、祖父母和其他重要的成年人（包括當前的社會背景，也就是中文所說的「環境」）實踐著微觀的人力資本政策：他們投資孩子的教育以期未來能獲得報酬。對他們來說，年輕人主要的活動，也是唯一的活動——就是學習，而這最簡單的體現就是考試分數。在未來，這項活動（學習）和這些父母的投資將會如其所願在新道德經濟中快速產生回報，在新道德經濟中，價值積累為高成績和考試分數，而這又會有利於得到高薪工作、威望、面子和關係，這些作為塑造未來的方式被家庭不斷地再生產。

因此，考試成績不僅僅是教育流動性的量化表達，它們還凝聚和代表著青年的所有社會價值。在第二種類比中，年輕人變成了他們的考試分數，他們的價值被凝聚在一個單一的數字中。儘管這是一個極其狹隘和完全非線性的生活路徑，但一種普遍性的觀點認為兒童進入大學是其向上流動的最基本條件，還有些相關的觀點認為這是努力在完成學校任務，這些觀點因獲得社會結構和社會系統的支持而深刻地被自然化了。這是一個共同的觀點，以至於我在中國跨越廣泛的階層和地域差異採訪的每一個人不假思索地確信：根據考試分數給年輕人排名不僅是很自然和可取的，而且排名體系反映和產生了精英教育，即最應得到的人取得最大的回報。因此在當今的中國青年中，階層群體都依據考試分數而聚集在一起，因為分數差異將大家劃分為不同的受尊敬階層群體。

這一點集中反映在大學入學考試（UEE高考）中，它在中國教育的各個層面都推動著教學實踐、課程與方法的進步。準備高考成了大家的「成年禮」，它是如此的正規化以至於被認為是中國青少年必須要有的經驗。 實際上，當我到中國開始這項研究時，整個房間擠滿了中層和中上層的中國父母，當我說我對青年文化感興趣時，他們哈哈大笑。「中國所有的青少年唯一做的事情就是準備高考」。他們耐心地跟我解釋：「這裡沒有青年文化這樣的東西」！雖然我質疑過這種結論，但是高考越來越主導有關中國城市青少年的公共話語。高考所帶來的壓力感、緊張感和十足的痛苦已經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廣泛關注，這包括不斷學習對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帶來日益增長的不安、周期地推動想改變這項考試以適應更重要更獨立的思考能力。媒體也報道了一種新現象：青少年「去網癮訓練營」，是指那些選擇花時間去上網，而不是備戰高考的青少年。最近，中國和西方的媒體開始關注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困境問題，在經歷了十年大學擴招後，他們以前所未有的數量湧向就業市場。

2.職業教育：對額外教育的增長性需求

普通青年的狹隘意識形態或思想體系關注於高考的準備、壓力及結果。在這種意識形態里，沒有準備這種考試的大量的中國青年以及他們被認為因道德素質差（在韋伯的體系中，他們的負向聲譽地位）而對生活產生的影響都是不予以考慮的。這些青少年越來越多地進入中等職業學校。

職業學校建立於毛澤東時代，起初是為城市單位系統培訓中層管理和技術人員。許多學校是由工作單位直接開設，用於培訓它們需要的管理和技術人員；而另一些職業學校由當地或省教育部門主管。在一個教育水平低下的時代，職業學校畢業生被看作是知識分子，且因他們的知識技能以及他們對黨、工作單位和國家的貢獻而備受尊重。

今天，職業學校的招生是通過一種新的考試製度來管理。與高考不同，職業學校學生是由教育系統中一個不同的關卡產生的，即中考——一個重要的「通行證」，但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外國都受到極少關注。

在中國，九年義務教育的政策意味著從小學開始接受學校教育的前九年，學費是由國家資助的。在九年級以後，所有希望繼續接受教育的學生要參加一種考試，即中考。中考的結果讓一定比例的學生流入普通高中和重點高中，他們將備戰三年之後的高考。市級教育部門根據每個轄區的普通高中和重點高中招錄的高一的學生總數來調整這個比例，這個比例在每個城市、每一年都會變化。例如，在南京，2007年大約52%的九年級學生根據中考取得的分數能夠進入普通高中或重點高中；每個學生的分數決定他/她所能進入教育層次的等級或高度。其他約48%的、沒有達到高中錄取分數線的學生也有自己的一些選擇，其中之一是放棄學業，然後進入勞動力市場，成為一名非技術性工人，但我們不知道有多少人選擇這種路徑。富裕家庭的孩子會花錢進入「私立預備」學校，這些學校的目標是讓學生考取國內或國外的大學。而相當一部分想待在學校、又沒有錢進入「私立預備」學校的學生選擇了接受職業教育，作為他們最後的出路。

有趣的是，當我採訪這些職業學校的學生時，大多數學生告訴我他們選擇上職業學校並不是為了學一門特定的技能。相反，他們是為了維持他們作為學生的身份，以懷著「更高的教育水平造就更好的市民」的理想，也是為了表達道德和教育成就的相關性。雖然他們承認為工作而進行的培訓是重要的，但是這僅僅是次要的理由。他們普遍地正在獲得更高的教育，因為這是一件正確的事，他們應該接受的技能發展和工廠培訓不是他們的中心目標。因此，這些學生和他們的父母內化了「更高的教育水平造就更好的市民」這一主導思想，而忽略了教育本身的質量。在韋伯的體系中，這是一個喪譽群體尋求提高自己尊嚴的例子，在這個案例中，他們是通過保持這個有更高榮譽地位的身份即「學生」的身份來提高自己的尊嚴。

在過去十年里，對額外教育不斷增長的需求促使職業學校的數量和類型急劇增加。除了以前由教育部門和不同國有企業主管的職業學校以外，又建立了許多新的職業學校，包括私人開辦的職業學校、普通高中內的職業教育計劃和大學開設的職業教育計劃。今天，進入職業教育的一年級學生會面臨著一系列令人困惑的選擇，這是將一個半私營化的教育系統嫁接於先前存在的以行政部門和國有企業為基礎的學校的結果。 最終，這些學生被瞄準為消費者，他們去購買職業教育，這種職業教育宣稱可以讓他們——在未來的某個不確定時間——由中學的失敗者轉為工作的都市市民。這裡潛在的假設是，當他們完成職業教育培訓後，這些學生將憑藉他們的「技術性的」工作賺取足夠的錢去消費——至少達到新的城市中產階級下層的消費水平。用韋伯式的分析看來，這些職業學校的學生作為職業學校教育產品新的消費者，在獲得三或五年制的職業學校文憑之後，有一種共同的生活方式。

在我的研究中，不同種類的職業學校間的差異是顯而易見的。南京河海大學社會學系的四個研究助手和我一起在南京兩所職業學校做了一整年（2007 - 2008年）的調查，這些學校有著不同的歷史，以不同的方式推銷他們的文憑給九年級（初三）學生和家長們。第一所學校，我稱之為「大橋學校」（The Bridge School），也就是文章開頭提及教室的學校。它位於壯觀的長江大橋正下方，學校自20世紀70年代初就以不同的形式存在著，由南京基礎設施建設局主管，頒發的是三年制「中專」文憑。長期以來，學校為城市發展項目（如道路、污水處理、橋樑和填海工程）培訓中級技術人才。當前，學校坐落在污水處理廠附近，學校本身的糟糕環境和附近惡化的環境混合在一起。

學校利用與市政部門的聯繫作為一個招生的誘惑，學校承諾至少有一些畢業生被分配到市國有企業的公共部門工作。在我們所觀察的一年中，學校給學生提供的工作是在南京地鐵系統中擔任售票員、站台員和清潔工等一些低水平的基礎性工作。由於這些工作的高穩定性和低風險性，學生們對這些工作的競爭是非常激烈的，「地鐵預科」班的分數線是進入這所學校最高的，「地鐵預科」班的學生也處於學校中社會層次和道德層次的頂端。

這所學校的其他課程或專業包括景觀/園藝、旅遊、施工、建設點管理和天然氣。舉一個學校如何開設課程或專業的例子，在後期計劃中，學生花了全年的時間學習或研究天然氣鑽井、天然氣管道和運輸以及天然氣設備的設計。然而，在畢業後，男學生被聘去給家庭和企業送煤氣罐，女學生成為了城市周邊小而偏僻的天然氣公司里的接待員。類似的在學校課程和就業崗位之間脫節的現象普遍存在於學校的課程計劃中。

我所觀察的第二所學校相對來說是比較新的。它是眾多的職業學校中的一所，隸屬於城市中的某個遠程教育大學（電大系統），以滿足日益增長的職業教育需要。這些職業學校遍及整個城市，它們的推銷策略是給九年級（初三）學生推銷「大學」這個名詞的威望。一旦進入這些職業學校，學生可以稱自己是「大學生」，獲得冠有大學名稱的「大專文憑」。我們花了一些時間在這個學校的一個分支——我們稱之為「運河學校」（The Canal School），因為它的位置靠近一個沿著秦淮河新修部分的新公園。

這所學校的硬體設備也很糟糕，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校長認為「賣學校」的資產能比「賣教育」獲利更多，因此，他們正在廢除、停開一些專業，只保留著會計、計算機技術和汽車維修三個專業並開設在一個大而空的建築物內，其他的建築物準備拆掉用作商業開發。2007學年開始後，汽車維修專業的學生搬離了這裡，因此，我們再也沒有見到那些學生。我的研究助手和我花費大量時間與其他兩個專業的學生保持聯繫、交流。我們觀察了二年級會計班的學生，當時他們正花了近一年的時間練習算盤技能；除此之外，還觀察了五年級（畢業班）計算機專業的學生，他們本應該要培養開發軟體的技能但卻在玩遊戲。

雖然這兩所學校有些不同，但是他們也有相似之處。他們招進來的學生都被社會定義為「非普通」的，因為他們一般不參加高考。實際上，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些學生甚至不允許參加這種考試，儘管教育部最近頒布政策可以通過「自學」方式參加高考，以服務於那些沒能完成正規高中學業的學生，但參加考試需要多年自學的準備，且通過率極低，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因此，對於這些學生來說，生活發展路徑依賴於大學文憑是被禁止的；他們的生活機遇很大程度上在他們進入職業學校的時候就已經決定了。因此，他們在人生早期15歲的時候就要承受喪譽群體的「污名」。

為了努力減輕這種「污名」，兩所學校都承諾，他們提供的職業教育能把這些青少年帶回正規化的發展路徑中去。這些學校還承諾，將建立起從學生的現狀通往他們理想狀態的橋樑。實際上，他們承諾做到這些，是通過宣稱教授青少年能夠用來找到工作的技能，而這些工作又能使他們擁有一個光明的都市生活方式，通過工作為國家做貢獻，並且通過不斷增長的消費促進自身的發展。在意識形態上，這些學校一直承諾使學生通過教育成就重獲生命歷程中的位置，最終回到主導觀念之中。下面的部分，我將概述這些目標未能達成的原因。

3.職業學校教室中的新社會形成

儘管職業學校的學生被社會定義為一種單一、負向榮譽地位的群體，但兩所學校的招生是極其多樣化的。教室是當代中國的一種大熔爐，這個地位群體由眾多來自不同農村或城市背景的青少年組成，他們是第一次這樣聚集在一起。

這個新群體的形成部分得益於管理政策，涉及職業學校賺錢盈利的方式。要進入我們所研究的兩所職業學校，需要一定（較低）的中考分數和幾千塊錢的預付學費，除此之外沒有其他的准入要求，也不需要「南京城市居民戶口」。因此，坐在教室里的學生，既有南京市以及附近城郊的，也有來自江蘇農村地區的，還有其他省份的。

許多學生的父母是從農村出來的務工人員，他們中的大部分來自鄰省安徽或者江蘇農村地區。但是，我所見到的學生中還有的來自江西、山東和湖南等更遠的省份。許多學生的父母經過十幾年的打拚已經是南京居民且有一部分人生活過得不錯。例如，我們很熟悉的一名「運河學校」會計專業的女學生來自安徽農村，她的父母在南京市中心開了一個很大且有名氣的汽車維修公司；另一個學生的父母也是來自安徽農村，他們在南京市從事前景好的窗戶/玻璃維修業務。然而，其他許多學生都是流動的隨遷子女，我遇到了幾個父母離異的學生，他們的教育費用是由工作在酒店裡的母親負擔，這些父母流動在上海、蘇州、杭州等旅遊城市中，因為在那裡能找到工作。我熟悉的一個學生，他父親在北京一個建築工地做門衛；另一個學生，父母在南京的一個大菜市場賣豆腐。然而，這個群體大部分學生的父親都在建築行業工作，母親儘可能找些兼職工作做。許多學生雖然出生在南京或大部分時間生活在南京，但他們的戶口仍然在老家。

這些學生的第二大來源是南京周邊的農村地區，包括正在發展為南京新的工業區和房地產開發區的江寧和六合。雖然這些青少年來自一個相對小的區域，但是他們的背景驚人地不同，反映出中國城市周邊地區極其快速的變化。一些家庭的父母仍在務農，而大部分家庭的父母在城郊工廠或建築工地上班。周邊的很多家庭已經搬遷了，生活在用來安置拆遷戶的廉價房中且成為了市民，他們原來生活的地方如今用於房地產開發；這些家庭努力維持家庭收支平衡，經常尋找諸如門衛（或保安）、清潔工之類的工作。

這些學生的第三大來源是來自南京城區且擁有城市戶口，他們的父母從事廣泛的工薪階層的工作，包括汽車司機、當地小學食堂廚師、倉庫工人、大型連鎖超市的收銀員等，也有一些是下崗職工。我認識的一個學生，在當地的農貿市場幫助母親賣菜來維持家庭開銷，她的殘疾父親許多年前就從倒閉的工廠下崗了，其他家庭成員和下崗的父母一起住在平房中，苦不堪言，當看到他們周圍鄰居為了都市的發展紛紛被拆遷時，他們也開始等待著被安置到城市偏遠地區。

然而，當這些孩子聚集在職業學校的教室中時，他們的背景似乎不那麼重要了。不同種類的同班同學有一些刻板印象（例如，兩所學校為數不多的一些認真的學生被斥為「典型的農村孩子」，只知道學習）；有些同齡人因方言的不同而分為不同的組別，但是我觀察到的友誼超越了家鄉的社會劃分、父母的社會階級、戶籍區分，甚至方言差異。學生們喜歡和有共同興趣愛好或者認為漂亮可愛的同學交朋友。當我詢問這些學生關於朋友群體的選擇時，他們聳聳肩，覺得這是一個愚蠢的問題，對於他們而言，這些完全是很自然的。

為了理解這些學生的社會生活，在學校期間，我的研究助手和我試圖跟蹤「運河學校」二年級會計專業同一課程上女同學之間不斷變化的朋友圈。在這個共有27個學生（其中25個是女生）的班級中，近一半的學生來自偏遠的郊區或農村地區，因此，他們都居住在學校宿舍里；另一半的學生是南京本地人或者長期生活在城市的農民工的子女，他們每天乘公交車往返學校。令我驚奇的是，他們的友誼似乎並沒有局限於我們所說的自然邊界。例如，一些南京本地的學生，閒暇時間都在宿舍里晃蕩；而一些住宿的學生不去學校食堂，而是和他們市裡的同學一起在學校附近一家便宜的麵館吃午飯。整個學年，友誼真的改變了許多次，但是，這些學生談到他們完全形成社會群體是基於個性和是否合群，而不是背景。因此，以前好朋友的分裂，是因為一些閒話或因為一方的不真誠，或因為另一方不能提供預期的情感支持。換句話說，他們形成他們的社交圈可能會有某種社會性的準則，這些學生把他們的友誼理解成是基於個人性格特點和對於青年女生的一種行為規範。他們沒有看到戶籍身份、家庭收入、家鄉甚至方言對他們社會或情感生活的影響。

有關中國大部分的研究發現跨越界限的意願是難以改變的，但在南京或許有點不一樣。我所知道的「運河學校」計算機技術專業的一個很有想法的青少年，的確擁有南京戶口。有一天晚上，我與他以及班上的一些同學一起吃晚餐，當我問他「他的家人是不是『老南京人』」時。在慎重考慮了一會兒後，他答道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他告訴我，「戰爭期間，許多可能一直是『老南京』人被殺害了或者遷移了，因此，大部分南京住戶都是來自其他地方，可能是60年前，可能是上個星期」。在他看來，正因為許多南京住戶實際上都曾來自其他地方，現在才有可能與其他人成為好朋友。

即便這是一個極其局部的現象，我所知道的青少年開始建立不同種類的社會聯繫和社會認同，與以往長期關於認同的研究——認為認同或身份深深植根於先輩居住地和當前戶籍身份——不同。在許多方面，這些學生的社會生活實際上並不令人感到驚奇。畢竟，其他學校青年人也和他們的（部分）同班同學交朋友，不同的是這些同班同學的身份，因為職業學校教室里混合著第二代外來務工人員以及下崗職工的子女。與Pun等討論的宿舍制度相似，教育制度為新的社會關係提供了空間。聚集在這些教室里，這些青少年有著相似的生活機遇，相似的生活方式和等同的聲望、地位。在這樣的空間中，城市無產階級和外來務工人員的孩子正在共同建構一種新的社會階層和文化。

▍新階層文化

1.「失敗」的文化

在許多方面，職業學校學生的文化是一種失敗的文化。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職業學校學生的分類與關於正常青年的國家話語緊密相關，他們是作為一個喪譽群體而存在，是誘導邊緣化的產物，是由考試製度建構出的。對職業學校學生的這種理解滲透著我們對其學校生活的觀察。雖然我們不能和這些青少年的父母直接接觸，但是從相關成年人那裡得知，他們嚴厲譴責這些青年，是因為他們未能遵循「正常青年的思想」。這反映在兩所學校的老師和管理人員對學校和這些學生的評價中。這些老師非常直接地表示，他們絕不會考慮把自己的孩子送進自己工作的學校。實際上，在我們進行研究的這一年裡，有幾個老師和管理人員顯得特別憔悴，因為他們自己的孩子正在備戰這年的中考或高考，這些家長十分支持自己孩子努力學習，以避免成為自己的學生。

與保羅·威利斯描述的情況一樣，我所在學校的老師和管理人員把這些學生的失敗歸於個人的愚蠢和懶惰；較差的學習表現總是歸因於「意志力不夠或者能力不足」，而非結構性因素。 這兩所學校的老師會習慣性地譴責這些學生沒有出息，這是一個明顯的侮辱。如果未來發展的希望在於教育程度不斷提高，這些學生確實是不會有出息的。而道德問題是這種失敗觀點的根本：當「好孩子」的評判觀念與他/她的考試成績密切相關時，那些在考試中獲得較低分數的青少年就理所當然變成了「壞孩子」。

因此，老師們在管束這些學生行為方面的努力遠遠超過教學方面。在老師們的眼中，根據這些規章的定義，這些學生是桀驁不馴、不遵守紀律的；如果不這樣的話，他們已經成為了好學生，而不會一開始進入這些學校。這些學生站立、坐下、穿著的方式以及對城市空間、金錢和時間的使用方式全都需要老師的管束和糾正，老師本來就對學生的行為表現期望不高，所以老師就能在所到之處隨時發現這些不好的行為，進而對這些行為也就不以為然了。

與「分數低」相關聯的道德缺失被認為會滲透到學生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這些學生對時間的使用不斷地受到監管。 對於中國正常的青年來說，閒暇時間作為一個範疇完全是不存在的，他們被期望把所有的時間花在學習或記憶上。實際上，在這些學生中間有著明顯的道德等級，年輕人會根據誰因努力學習而睡眠最少來相互評估和排序。 然而，對於職業學校的學生來說，學習和記憶不再有任何價值，雖然他們必須參加班內考試，但這與他們的分數是無關的；我們肯定從來沒有聽說過哪個同學因考試不及格而被勒令退學或者通不過班級測試。 因而，突然間他們有大量的、可以自由支配的閒暇時間，這一點極度困擾著一些老師和成年人，他們焦慮地看到這些學生晚睡、熬夜以及花費大量的時間閒逛在籃球場、學校附近的小而便宜的小吃店和低級的商場。老師們和管理人員花了很大的努力，讓這些學生回到教室多學點東西，而這些努力都受到學生們每天的抵制。

同樣的邏輯使得老師譴責職業學校學生揮霍無度，這也有特殊的道德邏輯：如果這些學生正在浪費大量的時間，那麼他們一定也在浪費金錢；「好學生」待在家裡學習，因而，他們沒有機會、沒有理由去消費。許多的課堂時間被用來告誡這些學生去審視消費和節儉的道德價值，這也與全國變化著的生活方式緊密相關，如前文討論的那樣，中國的階層地位也與消費緊密相關。因此，老師試圖監督他們的消費習慣，以使他們不要超過國家的消費水平去消費。職業學校學生一般以點頭來回應老師們的嘮叨，繼而拋之腦後。

同樣的，老師們總無休止地向學生講述早戀（意思是畢業之前有一個浪漫的伴侶）的道德危害。在中國城市裡，青少年之間的浪漫關係是受到強烈譴責的，因為這被認為會分散他們在「最重要的學習」上的注意力。然而，對於職業學校學生來說，這與學習是完全無關的，因為他們再也沒有考試需要學習，他們的分數對完成學業或找工作實際上沒有什麼影響。因此，為什麼不去找個男朋友或女朋友呢？事實上，許多學生都這樣做了，有的是在同學之間，有的是通過朋友介紹。有些人意識到這種行為「犯規」了，就向老師和家長隱瞞這種關係；約會保密的伎倆成為兩所學校用餐或放學後閒聊的主要話題。

2.新的學生文化

儘管有這些對於他們的消極評價和消極態度，但職業學校學生們並沒有把自己視為「失敗者」。儘管他們意識到今後可能的人生機遇和消極的社會地位，但他們正在建立屬於自己通向未來的發展路徑，這是一條沒有遵循國家所主導的個體發展的路徑。通過這樣的路徑，他們形成了一種新型的青年文化，即使有污名和考試失敗帶來的低下地位，這種文化也會尋求一種新的尊嚴形式。換句話來說，雖然人類發展的主導思想排除了這些青少年失敗以後還能創造某種形式文化的可能性，但是他們確實帶來了某種新的東西。這些學生同國家意識形態和原有的社會範疇徹底決裂。我認為他們的自我認識就是一種新青年文化的一部分，是一個和新的社會階層相聯繫的地位群體。

職業學校學生們第一次通過建立自己的道德社區以反對主導性思想體系的道德話語。他們在許多方面都這麼做，不足為奇的是其中大部分皆聚集在他們最受道德質疑的領域：時間、金錢和考試分數。例如，儘管面對老師們的指責，我所了解的這些學生們自豪於他們的節儉：女孩子尤其吹噓她們如何以較少的花費來保持時尚的外表；他們嘲笑同齡富家子弟「敗家子」式消費方式，認為他們自己是更好的、更精明的、更道德的消費者，從不奢侈花費；他們認為自己的生活方式是基於他們的消費模式，因而在道德上也高人一等。他們蔑視青年時尚雜誌上的廣告，也懷疑如果一個細心且明智的消費者能花少部分錢而完美地裝扮出時尚的外表時，是否還會有人會把錢浪費在購買名牌上。像中產階級的同齡人一樣，這些青少年也部分地通過他們的生活方式和消費實踐來定義自身，但是他們通過聲稱自己的消費實踐是精明的、有策略的、完全與奢侈品和知名品牌不掛鉤的，以此改變自己「受特權損害」的階層身份。

我所了解的這些學生，也自豪於他們所知曉的有關這個城市的知識，特別是他們能夠穿行於城市中去找尋便宜貨。他們來到小巷和偏遠的購物中心，尋找位於市中心和城市邊緣的低級商場。他們和這些銷售低價格青少年服裝的攤主們建立了良好關係，以獲得最實惠的交易。 當談到他們對城市空間的利用時，他們聲稱自己與那些待在家裡好好學習的學生相比是更好的市民。在他們看來，他們是真正的、國際化的城市人，而不是那種規矩型、受大學束縛的青年。他們在城市裡的時間被很好地利用了，沒有浪費；他們對空間的利用是策略性的，不是不道德的。

這些學生也針對測試分數提出了一個不同的道德論點。一些學生告訴我，他們並不是中考的失敗者，實際上，他們的分數完全可以進入普通高中，只不過，他們選擇進入職業學校。他們爭辯道這種選擇是孝順的，因而也是非常道德的：他們將完成職業學校的學習，之後進入勞動力市場，成為經濟上自食自力者，而不是上正規高中去浪費父母的錢，在那裡極少有學生最終能通過高考。 他們堅信自己沒有上正規高中的學生那麼自私，因為那些人把自己的未來建立在家庭的需要之上，因此，這些學生沒有採取「個人價值和考試分數成正比」的意識形態，他們不把自己看成標準考試中的「失敗者」，而是在作為孝順孩子的這種積極社會地位中找到尊嚴。

同樣的，我們遇到的學生對自己擁有一份兼職，而不是花費全部的時間在學習上是非常自豪的。許多職業學校學生能夠自己掙零花錢，從而減輕對父母的依賴。在周末，女孩子在超市發放免費樣品，或者在大型購物中心發傳單，工作時間都很長。許多男孩子下午和晚上在麥當勞和肯德基上班。雖然這些工作都是中產階層父母所鄙視的低端工作，但是，我所知道的學生大多喜歡它們，因為這些工作簡單，要求不高，幾乎不需要什麼努力。例如，發放傳單能給自己在附近麥當勞店內休息很長時間的機會，還能獲得報酬。在超市發放樣品能使自己得到免費樣品。雖然麥當勞和肯德基店不是理想的工作，但總有好多吃的，而且店裡不忙的時候，晚班工人還可以和朋友玩紙牌等遊戲。

因此，實際上對於社會針對他們的每一個批評——懶惰、愚蠢、浪費——這些學生都有一個回應。在韋伯的體系中，儘管他們處於喪譽地位，但他們仍在尋求一種方式來建立尊嚴。在這一過程中——儘管他們沒有這樣表達它——但他們正在建立一種新的青年文化。在這種新的文化中，這些受鄙視的學生是消費者，但卻是節儉的消費者。他們通過一系列的兼職來養活自己，這些兼職是富裕者或多數學術青年所唾棄的，但是他們能使其變得有趣。這些兼職在標準的中產階級意義上不是「技術形塑者」（即不能從兼職中學到技術），這些學生也知道，他們當前的工作不會帶來好的發展前途，但他們在多變的新都市經濟環境中要面臨的未來就是：不管他們上升到哪一步，都會不斷地跳槽和尋求新機遇。因此，這些低端的兼職，對於他們學到城市的生活方式、建立社會關係網絡和明白如何利用好特定環境，都是很好的鍛鍊。

3.職業：服務行業的工作

這些學生對學習與他們未來的就業方向、最終職業之間的弱關聯性有著清醒的認知。他們自己口頭傳述的經驗以及對稍高年級學生的觀察表明，除了進入國有企業的特例之外，他們都被潛在僱主認為是半技術工人。 儘管這些職業學校承諾，學校頒發的文憑證書能為他們打開通向城市的大門，但這些學生知道得更多：他們最終找到工作還得依靠運氣、關係、好的長相和毅力，而不是他們在學校學到的技能。部分學生對學校沒有教授給他們什麼存有抱怨和憤怒，但大部分職業學校的畢業生對從事靈活服務工這樣的未來很順從。2008年，當一群五年級的計算機專業的學生參加一系列春季招聘會時，我們加入其中並發現，他們都希望去找遠遠超過平常訓練的、體面的工作。這就涉及重新定義關於什麼是「體面」工作（對於他們來說）。有的時候他們希望尋找充實而有趣的工作；有時希望尋找安全、簡單的工作；有時候他們關注的則是薪資。

他們確實找到了工作。雖然我們的研究在這些計算機專業的學生取得學位後不久就結束了，但是在他們畢業後不久的2009年一個後續訪問中收集的一些逸聞趣事資料證實，所有的畢業生都找到了這樣或那樣的工作。這些職業學校學生將我很長時間都不理解的一些事情看得很清楚：對於那些聰明、靈活、又充分熟悉城市的孩子，有大量的工作可供選擇，甚至對非城市戶口的孩子也一樣。雖然，外來務工人員占據著服務部門的底層，而大學畢業生處於較高的一端，但是這些職業學校的學生仍能在服務型經濟領域的中低部門找到大量機會。城市的日益發展需要接待員、打字員、數據錄入員和影印機維修員。還有些開放性的工作如在新地鐵站銷售車票，新家園裝潢中心銷售家具、浴室設備，呼叫中心需要操作工，貨運公司需要調度員，小零售店需要售貨員等。我看到的這些都是窮途末路的工作：低工資、低地位，而這些學生卻視為一種機會並設法去搶占。每個月1500～2000元的薪資對那些和父母一起生活的青少年來說足夠了，並開始為結婚和組建家庭存錢。我所熟悉的那些學生對於他們的未來都一致表現出樂觀的情緒。

在畢業後，這些畢業新生通過進入更好的工作（即跳槽）來增強靈活性，有時候頻繁到兩三個星期一次，他們跳槽的原因是多樣的，不僅僅是因為錢或更好的流動機會：有時候為了離家近一點，有時候離職是為了避免和同事的衝突升級，或找一個好老闆，甚至為了找一個午餐時提供更好食物的公司。雖然按照人力資本累積的標準來看，這些行為似乎是反覆無常，甚至是非理性的，但正如Susan Willis所言，「按一個特定的邏輯去跳槽」。通過這樣做，這些青年人實踐著在經濟領域裡唯一真正擁有的權力：放棄的權力。不斷增長的需求意味著總有另一份工作，可以跳槽去另一片天地。

令我驚訝的是，有一些學生也打算離開南京去一些小城市，特別是江蘇北部的南通，他們認為那裡將會有更多的機會、較少的競爭（來自高中生、大學生的競爭）。 願意遠離像南京這樣的大城市，而去蘇北這樣低聲望的地區是一個重要的暗示——這些青少年正在建立新生活的計劃，突破規範性的意識形態（或思想）限制框架。在某種程度上，和那些聚集於主要城市的、有較高教育水平的同齡人相比，他們為靈活的「後福特主義」作了更充分的準備。隨著大學畢業生的行列（或隊伍）越來越大，這些職業學校的畢業生將會面臨與更高學歷者之間日益激烈的競爭，這些人如洪水般湧入勞動力市場。越來越多來自高中、高職院校和大學的畢業生，開始給職業學校學生施加了壓力。我沮喪地看著這些職業學校學生的狀況，看到的是將來他們夾雜在不斷進入城市的農民工和不斷擴大的高學歷者之間的狀況。然而，他們對這種狀況持不同的看法：他們認為他們正在通向更美好、更富有的未來。即便他們不上大學，他們生活得比父輩更好。正如他們提醒我的，出於這些原因，大部分人憑藉職業學校的文憑能找到室內工作，許多人會找到辦公室的工作，大半天時間都可以坐著，甚至夏天可以吹空調、冬天有暖氣。 他們可能會頻繁地更換工作，但是他們能選擇待在一個城市，而不像往返城鄉的父母。儘管他們在新型服務經濟領域能夠或將要找到的是低工資、低聲望、低技術的工作，但他們仍是向上流動的。

▍結論：新社會階層

在一個不斷變化的道德和社會環境下，青少年越來越多地根據他們所取得的教育成就而被定義，我主張職業學校能為新社會階層的形塑提供思想和體制框架。作為一個階層群體，在韋伯的框架中，這些學生是「特權受損」的，但是，他們正在努力建構一種新文化，使其積極作用於他們的選擇和生活方式。 作為一個群體，職業學校畢業生有著相似的生活機遇：儘管他們在城市服務業找到了看似眾多的水平流動（的機會），但是他們未來的垂直流動（即未來發展）很有可能因教育證書的缺乏而受到限制。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區分，因為，他們受限的生活機遇是圍繞著作為新社會階層的職業學校畢業生而構建一個邊界的部分原因。職業學校畢業生可能面臨著愈加激烈的競爭，與同時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正規高中畢業生甚至是未充分就業的大學畢業生爭奪就業崗位，但是這些擁有較高教育水平的青少年至少有可能比他們獲得不同的或更好的生活機遇。作為韋伯式理論家的Kevin Smith提出：「在韋伯看來，社會流動不僅發生於不同階級之間，而且也發生於同一階級內部；他似乎還表明一個階級內部流動的程度定義了它的概念界限；這個界限被認為達到了而不是超越了『流動容易且典型』的這個觀點」。因此，對於韋伯來說，分析同一階層內部社會流動可能性的不同類型和流動的局限性是定義社會階級的一個重要方面。

儘管未來是不可能預測的，但 如果他們保持當前的生活軌跡，這些職業學校學生不可能成為中國「新富群體」的成員，也不可能是全球流通的奢侈品的消費者，也不可能被作為他人效仿的模範人物。然而，他們也不會是工廠職員、建築工人或低級飯店的服務員，這些工作是農民工所從事的。相反，他們將成為新一代靈活的服務人員，作為半技術工人進入新型服務經濟領域。由於他們在服務型經濟領域僅享有有限的社會流動，因而共享著相似的生活方式、生活機遇和市場地位；換句話來說，他們正形成一個新社會階級（韋伯意義上的「階級」）。

這些職業學校學生通向未來的路徑和在市場經濟中的生活機遇為我們提供了一些分析點：首先，正如我在本文中論述的一樣，韋伯的理論關注於市場情況和階層群體，他對階層的分析視角有助於理解當下中國階級形塑的經濟和文化方面。從韋伯的視角來看，我們所研究的這些職業學校學生正處於一個社會階層初級階段：擁有相同的市場關係、「特權受損」的地位群體和水平/垂直的社會流動機會。其次，我認為韋伯「生活機遇」的概念要求我們在分析改變階層形塑時要嚴肅地對待「代際」這個概念 。 當然，在中國，主流的和學術的社會分析，已經顯示出一種分析「代際差異」的濃厚興趣，並致力於把年齡按80後和90後分類，仿佛一個年齡段的所有青少年都是一樣的，然而，我絕不認為每一個年齡段的所有成員都有著相似的社會經歷，對於今天的職業學校學生來說，他們在課堂上面臨的歷史偶然性對他們這一代來說是全新的。仔細觀察特定的年齡段成員面臨的社會結構變化和新機遇，能為了解當下的階級形成開闢新的分析空間。

這種分析是可行的，因為這些青少年有相同的組織性背景——學校。 分析者長期認為學校是社會性區分和再生產階層的主要場所。然而，我的研究表明，學校也可能是形塑新社會階層的特殊場所。正如Pun等認為工廠里的「宿舍制度」能擺脫地區、語言和種族的限制，形成新型的社會和集體關係，我認為新教育制度也有創造新的社會結合體的可能。這些新社會群體的產生不僅是基於物理因素——不同青年群體學習在同一教室里，而且形成於特定教育環境形成的思想空間中。因此，正如「住房」能給Zhang提供一種視角去洞察中產階級的「階級空間化」，「宿舍」被Pun等認為是一個「特殊的地方」去觀察新工人階級形成一樣，學校也有利於洞察新服務階層形成。

另外兩個原因也說明學校的重要性：首先， 在變化著的社會階層內部，學校是由國家資助的機構，其伴隨著定位他的社會經濟結構和思想體系框架。學校執行著國家制定的有關居留許可、考試和社會流動等政策。由於當今中國的階層以及社會階層差異變得越來越尖銳，學校及家庭的教育抉擇將是理解這些進程的一個重要方面。其次，學校也是很重要的，因為階層這個概念在當下中國有著不同的使用方式。我所認識的這些青少年肯定不會意識到他們正在形成一個新社會階層，如果被問及，我想他們會堅定地反對以一個階層為基礎的分析。鑒於Anagnost的觀點，即關於階級的概念已在中國漸漸式微，這種現象是不足為奇的。如果沒有這種「階級」的概念，我認為職業學校是學生生活經驗的首要組織者和現實力量。 職業學校讓他們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個群體；也讓他們作為無緣更高教育的地位群體而待在一起。他們的學校教育決定了其生活機遇和流動機會，也給他們提供創造價值和意義的機會，並且在學習生活中反對老師們的「不屑」。

這個社會階層是否會在將來成為一個自覺的、活躍的階層是未知的。韋伯談到，「要使這個發生……必須使其階層狀況的『現實制約性和影響』清晰可見，因為只有那時，生存機會的對比才不是以一種完全既定的事實被感知並接受，而是作為現存的財產占有分配的結果或者是具體的經濟制度結構產生的結果而被感知。只有那時人們才可能反對階層結構，不僅僅通過一種間歇性的和非理性的抗議的行動，而且也會採取理性的關聯形式」。

儘管在今天，這些職業學校學生對他們的未來是樂觀的，但是，經濟蕭條可能會對他們的市場境況帶來毀滅性的影響，同樣會毀壞他們對未來的希望和計劃。經濟和社會環境是否讓他們階級狀況的「現實制約性和影響」變得清晰可見，這仍有待觀察。

本文原刊於《南京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4期，原題為《學做服務工：中國都市青年、職業學校和新階層的形成》，篇幅所限，內容有所編刪。

本文由「中國教育三十人論壇」編輯推薦，選自文化縱橫（whzh_21bcr），版權歸原創作者所有

延伸閱讀：

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

「取消初中畢業後普職分流」屬誤讀！真正改變的是職業教育的定位和天花板

教育部：義務教育後實行「普職分流」非常必要，完善「職教高考」，緩解中考分流壓力

官宣！18個新職業擬發布，「家庭教育指導師」衝上熱搜

家庭教育促進法：家庭教育由傳統「家事」上升為重要「國事」（附全文)

新《職業教育法》5月1日實施！10個關鍵詞解析新法亮點

未來30年,你的子女將面臨怎樣的職業世界?

教育未來30年，孩子們面臨怎樣的職業世界？

未來30年,你的子女將面臨怎樣的職業世界?

改變教育，從這裡開始——校長傳媒（我們唯一的微信號xzcm888）

第一時間獲取教育行業最新資訊和深度分析

分享「教師卓越發展智慧」與「學生健康成長方案」

有教育的地方就有我們

投稿郵箱：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