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喬納森·柯克派屈克（Jonathan Kirkpatrick），1992年的夏天，在知道自己感染HIV的幾周後，我來到華盛頓當地的HIV特別工作辦公室。衛生部門的人問我多大了，我告訴他我18歲時，他問我是否有興趣和高中生聊HIV。我所要做的就是給他們上一堂關於HIV傳播原理的課，然後衛生部會付我50美元。
在那年秋天開學後，衛生部安排我到當地的高中。和我一起的還有其他四位發言人，但我是唯一的青少年。沒人給我們劇本，也沒人告訴我們該說什麼，但我明白我的工作就是嚇唬他們，告訴他們發生在我身上的事，也會發生在他們身上。
那個年代，關於愛滋病的信息主打一個恐怖嚇人。演講的時候，衛生部的人會以HIV的科學概念開場，然後在結束時告訴學生，如果發生性行為，就可能會得愛滋病。
接下來就輪到我們開始講了，首先是一個30齣頭的男人，他會描述自己看著愛人死去的感覺，以及他多麼後悔自己濫交，就像許多其他同齡的男同性戀一樣。他的情緒是真實的，但很難打動身為觀眾的孩子們。
然後，一個前獄警會說她是如何辭職的，因為她不想冒險把自己的血弄到別人身上。下一個是她的丈夫，現任獄警。第四位發言者是一位乾乾淨淨的中年男子，他會明確表示自己不是同性戀，也不濫交，所以如果他感染了HIV，那麼任何人都可能感染。
我總是最後一個。我會先說我來自離這裡不遠的Angeles港。然後我就找一個看起來非常有異性緣的學生，告訴他，我們可能和同樣的女孩上過床。然後我會轉向其他人，告訴他們，如果他們最終進了少管所，那他們在那裡勾搭別人的時候就要小心了。我每次都會做一些變化，把日常生活描述的比實際情況還糟糕，衛生部的人也沒有介入，因為當我說完時，那些孩子都被嚇得目瞪口呆了。
我總覺得這種嚇唬人的行為很可笑，但一開始我沒想太多。衛生部想讓一個真正的青少年加入發言小組，我也很樂意通過嚇唬人換50美元。但隨後發生的一件事讓我改變了這種觀點。
在一次開始學校演講的前幾分鐘，我正在禮堂外面抽煙，離一群正在抽煙的學生只有幾步遠。我認出了他們，不是因為我以前見過他們，而是因為他們和我一樣，都是害群之馬、不善社交的、被拋棄的、孤獨的人。如果我去那裡上學，他們一定是我能融入的群體。
我告訴了他們自己來學校的原因。在剩下的時間裡，我們一直在閒聊，直到我去禮堂的時候。他們還跟我握了手，說在那裡見我。
演講結束後，我又在同一個地方抽了一支煙，看到了剛才那群人，但這次他們沒有過來。當我走開的時候，我回頭一看，他們圍著我扔在地上的煙頭站成一圈。其中一個人小心翼翼地用棍子夾它，想把它放進用過的一次性紙杯里。
那時我才意識到發生了什麼，雖然我做了該做的事，把他們嚇出了屎，但我只是讓他們害怕我，並沒有讓他們真正了解HIV。實際上HIV經口腔傳播的風險極低，也不會通過接觸未破損的皮膚傳播，但當時嚇唬人的教育內容都集中在了這些根本不存在的風險上。
在一周後的演講中，我放棄了之前嚇唬人的方式，誠懇地對學生們講話：我告訴他們不要共用注射針具，我還告訴他們我的女朋友沒有感染HIV，因為我們會用保險套，但口交時不會用，因為那種方式沒有傳播風險。在我說這些的時候，衛生部的人在椅子上不安的扭動，最後打斷了我，告訴學生無論何時都必須用保險套。
接下來我又進行了四五次這樣的演講，然後衛生部就不再邀請我了。但這些事讓我對「同伴教育」有了新的理解，那就是要告訴同伴真實的、有用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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