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
在改革開放的40多年裡，中國經濟取得了史無前例的高速增長。按照一般規律，在即將跨入高收入階段的節點上，由於增長動能的轉換，高速經濟增長不可避免地發生減速。從2012年開始來，中國實際GDP增長率就降到8%以下，且呈現逐年降低的趨勢。與高速經濟增長相伴發生的高度社會流動，也隨著增長減速而趨於弱化。在經濟新常態下，較低的增長率也可以處在合理的速度區間，然而，社會流動性減弱卻不是合意的，需要在政策上做出必要努力，以確保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標。
社會流動有所減慢的原因是什麼
社會流動性可以衡量在一個社會人們是否具有均等的機會攀登社會階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過程，是經濟總量和人均收入提高的經濟史，也是資源配置機制從計劃向市場轉換的改革史，進而是社會流動和人民福祉不斷提高的社會發展史。這期間中國創造的一個發展奇蹟，即形成人類歷史上和平時期最大規模的人口流動，可以充分反映這幾個歷史維度。在農村勞動力大規模向城鎮轉移的帶動下，在1978年-2023年期間，非農產業就業比重從29.5%提高到75.9%，城鎮化率從17.9%提高到66.2%。勞動力流動和人口遷移釋放出人口紅利，增加了勞動力供給，提高了儲蓄率和投資回報率以及資源配置效率，對經濟總量擴大做出巨大貢獻。這同時也是社會流動的直接表現和推進路徑。大規模人口流動在效率和福利改進的意義上，實現了就業與職業、居住地、人力資本以及收入地位的轉變，並且使這種轉變在經濟和社會雙重意義上具有帕累托改進的性質。
作為經濟發展階段和人口轉變階段變化的必然結果，中國的勞動力轉移和人口流動已經有所減慢。從作為人口流動主要群體和基本源泉的外出農民工規模來看，離開本鄉鎮六個月及以上的農村勞動力的增長率，從2000年-2008年期間的年均7.5%，降低到2008年-2016年期間的2.3%，進一步降低到2016年-2023年期間的0.6%。這不僅成為中國經濟減速的一個推動因素，即導致勞動力數量增長、質量改善、全要素生產率提高速度放慢，以及資本回報率下降，而且也表現出社會流動性弱化的傾向。收入分配狀況改善幅度的收窄，就是社會流動性減弱的一種表現。
大幅度社會流動的潛力真的消耗殆盡了嗎
勞動力從低生產率、低報酬的農業向生產率和工資更高的非農產業流動，以及人口從相對落後的農村向有更多發展機會的城市遷移，既是經濟增長的動力，也導致社會流動性顯著增強。然而，大規模的勞動力流動和人口遷移，都是特定發展階段的現象，而非經濟發展的永恆過程。從表層邏輯來看，隨著經濟增長從高速轉向中高速甚至中速，社會流動的態勢從疾風驟雨轉向和風細雨，從大河奔流到涓涓細流，似乎也是符合發展階段變化特徵的。問題在於，對於中國來說，大幅度社會流動的潛力真的消耗殆盡了嗎？答案是否定的。市場主體之間、部門產業之間、區域之間、城鄉之間仍然存在的生產率差異，意味著仍然存在著資源重新配置的空間，相對於所處發展階段，過高的農業就業比重、偏低的城市化率，以及戶籍人口和常住人口城鎮化率之間的差別，都意味著人口遷移和勞動力流動仍有巨大潛力，中國社會流動的提升潛力自然也是巨大的。
如何挖掘社會流動潛力
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伴隨著GDP增長和勞動力流動速度的減慢，作為社會流動支柱之一的市場機會也趨於減少。這提出一個嚴峻的現實挑戰及重要的研究課題：中國能否以及如何保持社會流動性?一方面，既然在經濟領域仍然存在著足夠寬闊的資源重新配置空間，與之相連的社會流動也同樣具有巨大的潛力。另一方面，在市場機會這一支柱之外，社會政策和家庭養育也是促進社會流動的重要支柱，加快構建和培育這兩條支柱，完善其功能及其作用環境，可以使社會流動擺脫對市場機會的過度依賴，形成維護和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常態機制。社會流動三條支柱具有三位一體的性質，並不意味著三者之間完全不具有相互替代的關係。從終極目標來說，作為一種制度框架，三者固然是缺一不可的，但是，在制度框架形成和發育的過程中，根據每個時期的條件成熟度和特徵，有針對性地強化某一支柱，仍然是必要且有益的。據此提出政策建議。
首先，繼續著力挖掘市場機會並使其得到充分分享。正如中國在產業和企業層面仍然具有可供開發的資源重新配置空間，因而中國經濟增長並未耗竭其應有的趕超速度一樣，中國社會流動性提升的潛力不僅仍然存在，並且可以說是巨大的。為了挖掘資源配置空間和重新配置潛力，體制改革和政策制定應該圍繞兩個方向進行。一是完善市場配置資源的體制和機制。這包括推動市場主體之間的充分競爭，實現產品價格由供求關係決定、要素價格由資源稀缺性決定的價格形成機制，構建完善的國內統一大市場。二是糾正在生產率分享方面存在的市場失靈傾向。通過監管、調節和引導，讓經濟增長能夠最大化創造高質量就業，增加勞動者報酬和居民收入，實現發展成果的充分分享。
其次，以增加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為核心實施社會政策。從一些已開發國家的經驗來看，正是在特定的發展階段上，保持社會流動的需要日益突顯，福利國家應運而生。可見，社會政策既要對改善民生的期待做出積極回應，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基本公共服務需求，又要從一般規律出發，在制度建設頂層設計的基礎上，搭建中國式福利國家的四梁八柱。推進福利國家建設的重要原則，就是因應現實需求的盡力而為，同立足長期制度建設的量力而行有機結合，才能夠以蹄疾步穩的節奏，構建和暢通長期社會流動的通道。
最後，通過完善家庭功能推動人口高質量發展。作為集經濟、社會和人口再生產職能於一身的最基礎單位，家庭是一種不可替代的制度形式，能夠以符合效率和效用目標、有利於家庭福利最大化和代際繁衍的方式配置資源。鼓勵生育以應對少子化、老齡化和人口負增長挑戰，刺激居民消費以打破社會總需求對經濟增長的制約，提高家庭養育能力和培育兒童技能以促進代際社會流動，都有賴於家庭的全面發展和家庭養育功能的大幅度提升。在諸多制度建設和政策調整任務中，旨在讓進城農民工和大學畢業生在城市落戶的戶籍制度改革，是亟待加快推進的改革任務。這項改革預期創造的改革紅利，從經濟維度來看，可以增加勞動力供給，延續和延伸資源再配置過程，從而提高潛在增長率；從社會維度來看，可以在居民收入提高和家庭發展的前提下，社會獲得更充足的空間以改善收入分配，保持和加強社會流動。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國家高端智庫首席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