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一年之前，老舍的人生一直都是比較順遂的。他在文藝界的地位和他在單位里的職位，都讓他得以被專車接送，在國內也是受到敬重和愛戴的。

只是，在這一年，他就被徹底迎來了不一樣的對待，8月23日，老舍與另外28位來自北京市文化局和「文學藝術家聯合會」的作家、藝術家和幹部一起，被強迫著在火堆前圍成了一個圈子，跪下來，頭頂地，接受身後幾百人的毒打。

老舍跪在地上，臉色煞白，額頭上的血一滴滴流了下來。期間與他一起接受毒打的人中，不乏有學過武功的，但在施暴者居多的情況下，在考慮到不拖累其他人的情況下，只能選擇繼續承受不應有的暴力。

三個小時後，老舍等人才被拖回機關，繼續接受打罵，還因被另一個作家批判拿了美金，而被公安局拘留，直至半夜才被放回家。

臨走前，老舍還被囑咐明天要再接受「教育」，年邁的他拖著患有殘疾的腳，吃力地走回了家。

在前幾次「政治運動」里，老舍都幸運地沒有被捲入到風波中，因此他也對承受這樣殘酷的對待，在心理上也較少有準備，再加上他年紀已大，身體又虛弱，顯然很難抵擋未來無數次的暴力折磨。

在這種情況下，8月24日那天，老舍沒有返回機關，而是選擇來到了天平湖。原本將要對他實施暴力的人拎著銅頭皮帶到他家找尋，沒有找到他，只在次日早晨，在西城區太平湖上發現了他的屍體。

舒乙守著父親的遺體

老舍決定自盡的那天，老舍的夫人胡絜青和兒子舒乙都不在家。只有老舍的小孫女正在院中玩耍，全然不能看出爺爺的失態。

老舍離開家的時候，只是抱了抱小孫女，笑著跟她說「爺爺走了，跟爺爺說再見」。他穿著制服，又帶著工作證，還勉力做出笑的姿態，小孫女自然以為，他只是如常地要去上班。但老舍沿著城牆，走向了通往西城區太平湖的道路。

是第二天清晨，一位住在太平湖畔的演員發現了異常，才喊來了遠處的幾戶漁民，將老舍的屍體從湖中撈了出來。

結合當時他們在岸邊發現的老舍的上衣制服、眼鏡和工作證，他們才真正判斷出了死者的身份，並打電話報警。

老舍的獨子舒乙趕到的時候，法醫和文聯的人都已經在現場了。舒乙看到的是，被一張破蓆子掩蓋著躺在地上的父親。此後任由身邊人來人往，他也只是靜靜地坐在父親的遺體身邊。

從早上到晚上，身邊的人經過了一批與一批，又隨著深夜降臨，而逐漸離去。舒乙就坐在沒有路燈的黑暗的湖邊，悲痛地意識到，從此他就失去了父親。

在和母親一起把父親的遺體抬上開往火葬場的車的時候，舒乙還在想著，父親已經兩天沒有進食，死的時候一定又冷又餓又累。

但不管如何，當他趕到火葬場補辦手續，並被告知父親的骨灰不被允許保留的時候，他已經沒有心力再去爭吵了。他只是默默地回到家中，為了不讓這個家再少一位成員，而做出「夾著尾巴做人」的心理準備。

舒乙更為父親遺憾的是，在老捨去世的一段時間後，瑞典文學院因老舍離開人世，而將原本要授予他的諾貝爾文學獎轉而授予了同是亞洲人的日本作家川端康成。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舒乙也為父親過早離去而感到悲痛、惋惜，並更加感受到了父親之死的沉重。

舒乙的發展

舒乙很小的時候，老舍就已經在為他的未來做規劃。老舍沒有要求舒乙一定要和自己一樣走上文學創作的道路，而是認為如果舒乙不具備特別的天分的話，那麼最好就要學一門手藝，以後總可以找到事情來做。

在這樣的理念下，有著比較強動手能力的舒乙，在19歲那年就被送到了莫斯科學習木材水解合成材料這一個專業，專門研究如何用木材製取酒精和酵母。畢業後先後到了南京林業研究所和北京光華木材廠擔任工程師，從事用木漿造酒的工作。

老捨生前一直為他感到自豪，總是興奮地向身邊的同事介紹兒子的工作，並稱「我兒子在用木頭造酒」。

但在老捨去世之後，原本對文學不感興趣的舒乙，也開始一遍又一遍地讀父親的作品。每每想到父親臨死都不願也不敢留下遺言，他總是難過不已。

1978年，舒乙放棄了自己從事了20多年的工作，成為了一名老舍研究者。而在這個過程中，舒乙不是以「老舍的兒子」的身份來開展研究，而是一個普通研究者的身份去做走研究。

他認為，「夾著尾巴做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不主動顯露自己是老舍之子的身份，踏踏實實用自己能力做出一番成就的意思。

小結：

在後來的歲月里，舒乙做到了默默研究、默默寫作，也默默地培養學生。雖然沒能在文學上永遠不能超過老舍，但他到底沒有被老舍的光芒徹底掩蓋，反而以自己的能力在文壇上立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