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的立國意義，在於為後世中國提供了一個立國的樣板。通過歷史的實踐，將結構、疆域、文化固化成了觀念。可以說，後代的中國都是延續著秦漢帝國的餘風、余脈在前行；同時，這也將中國歷史帶入了兩千年的死結循環當中。我們如果要重新審視歷史的境遇，就要回答歷史的倫理問題。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首先要了解，政治上的成功與道德上的合乎倫理，真的能夠統一嗎？我們似乎看到，秦漢之際，項羽更像一個英雄，而劉邦獲得了政治上的成功。家與國、公與私、家庭倫理和政治倫理之間真的能統一嗎？現實的失敗與將來可能的青史留名相比，後者又真能彌補前者嗎？
說，「千秋萬代名，寂寞身後事」。南宋的遺民謝枋得在他《與李養吾書》裡面就提到，大丈夫行事，要講究是非，不論利害；論順逆，不論成敗(就是論你的行為是否合乎道義，不論是否取得成功)；論萬世，不論一生(要講求千秋萬代的名聲，而不論你一己的成敗得失)。謝枋得說，「志之所在，氣亦隨之；氣之所在，天地鬼神亦隨之」。人活著就像有一個超脫於現實之外、永恆的氣息在那裡，天地鬼神都能隨之而在一樣。
人的一生是短暫的，可是人如何在歷史的長河當中獲得永恆，這是我們在思考歷史的時候，不得不回溯的倫理問題。千秋萬代名與英雄的寂寞身後事，真的可以達到歷史天平的平衡嗎？
我這裡有一個小故事想和大家分享，這一個小故事和五首詩有關係，這五首詩都是講的同一件事情，就是項羽作為秦漢之際的一個重要的關鍵人物，在烏江渡口最終選擇了為他自己的軍隊殉難，而沒有逃離戰爭的現場，回到他的老家——會稽江東，捲土重來。《史記·項羽本紀》裡面這樣說：「天之亡我，我何渡為!」老天要滅我了，我還過江幹嗎呢？「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儘管江東的父老子弟們不說我，我內心難道不會慚愧嗎？所以項羽選擇了自殺。可是圍繞項羽該不該死、項羽死得值得不值得，中國歷史上有反覆的討論。
唐朝大詩人杜牧，路過烏江亭——項羽自刎的地方，他寫下《題烏江亭》：「勝敗兵家事不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捲土重來未可知。」勝敗是兵家常事，能夠忍辱負重才是真男兒。江東還有很多的英雄才俊，誰能預料將來是否能捲土重來呢？所以杜牧對於項羽選擇自殺給予質疑。
又過了不到200年，宋朝的大詩人王安石用《疊題烏江亭》唱了一首反彈琵琶的曲子。王安石說：「百戰疲勞壯士哀，中原一敗勢難回。江東子弟今雖在，肯與君王卷土來？」王安石說，項羽的敗是必然的，因為從戰國到秦崩，中原地區的百姓已經厭惡了戰爭的災難，項羽之敗肯定是勢難再起。江東子弟今天都在，但哪個還願意為項羽捲土重來呢？
如果說杜牧唱了第一首「反彈琵琶」，王安石又在杜牧的基礎上第二遍「反彈琵琶」，清朝的學者姜宸英——他是康熙年間的探花，著名的詩人——又對王安石唱了第三首「反彈琵琶」。姜宸英說：「虞歌曲盡怨天亡，潮落沙平舊戰場。千里江東羞不渡，六朝曾此作金湯。」項羽因為虞姬唱了一首歌，就感慨是老天要滅亡他，等到歷史遠去，我們重新回顧這一舊戰場，那千里大江，項羽當年不願渡過的地方，東吳、東晉、宋、齊、梁、陳都曾在這裡運作起了小朝廷，過著安樂、穩固的生活。所以姜宸英是對王安石又唱了一個反調，他認為項羽沒有選擇回江東是戰略上的失誤。
以上三者都是古人，最後兩首則是來自一個近現代的名人，這個人物叫章士釗，他在《柳文指要》裡面又對杜牧的《題烏江亭》再次提出了新評價。章士釗是贊同杜牧的。章士釗說：「公孫落魄叟迴腸，破廟題篇事可商。一入有心人眼底，化作天地大文章。」杜牧在烏江亭感慨項羽是「王孫落魄」「叟迴腸」，我老頭章士釗也很感慨這件事情，在破廟裡題寫一篇詩，讓大家來討論。杜牧詩中有四個字，入了有心人的眼底，變成了天地之間的大文章。章士釗說的這四個字，就是杜牧所說的「包羞忍恥」。人能夠在這一生當中忍住恥辱，負住重擔，這才是真正的英雄。
在第二首詩當中，章士釗再次提出「包羞忍恥」四個字的重要性。章士釗說：「柳州箕廟杜烏江，志大男兒總不降。兩字疊山牢記取，人爭隱忍定興邦。」章士釗說，柳宗元的《箕子廟》和杜牧的《題烏江亭》，這兩篇文章都寫到，材質強大的男兒、英雄都不願意投降，這和李清照講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是一樣的。可是章士釗接著說，「兩字疊山牢記取」，就是謝枋得說的，論是非，不論利害；論順逆，不論成敗；論萬世，不論一生。哪兩個字應該記取呢？一個人要想獲得現世的勝利，「隱忍」兩個字非常重要。
我剛才講的這一系列的故事，包括杜牧、王安石、姜宸英、章士釗、謝枋得，我把它叫作「烏江四疊」，就是用五首詩重新、反覆審視項羽該不該過江這一件事。讀者朋友們，講完這個，我其實是滿腹感慨。換作我，我也不知道是該忍恥包羞地活下來，還是應該為了那一口氣，成全了自我，了斷了自我。當我們站在今人的立場，去回溯歷史的時候，我們個個都是「事後諸葛亮」。我們不知道歷史會怎麼樣，但是這向我們闡釋了一個新的問題，那就是中國歷史是有其內在的歷史倫理的。
然而在秦漢時代，我們也看到中國歷史的反向倫理，這是中國歷史當中非常有趣的一個現象。西漢末年，有一個諸侯王叫東平王劉宇。他聽說司馬遷的《史記》寫得非常好，就上疏向國家要求抄一套《太史公書》，即抄一套《史記》和諸子書。
漢成帝就問執政的大將軍王鳳：「東平王劉宇來要諸子書和《太史公書》了，能不能給他？」大將軍王鳳這樣回答，他說：「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怪物；《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阸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王鳳對漢成帝講，《太史公書》裡面啊，有些戰國的縱橫家的陰謀詭計，以及漢朝建國時候的謀臣奇策，還有天官、陰陽、災異等社會現象，以及國家的山川扼塞，這些都屬於國家應當保守的秘密，不能夠給諸侯王。
然後，大將軍王鳳又說：「陛下不要直接回絕東平王劉宇，陛下就說，五經是聖人制定的，什麼事情都載在儒家經典裡面，你如果真的喜歡大道，你的太傅和丞相都是儒生，讓他們把五經拿過來，給你早晨、晚上講一講，你就可以用來立身、陶冶情操，小的這些計謀，能夠破碎道義，小的這些路，無法到達遠方。你越想走得遠，結果反而會陷溺其中。所以，諸子書和《太史公書》不足以留矣。」
這個小故事講完之後，我想說這樣幾個感慨：第一個，歷史是一面鏡子，明了歷史的人會變得聰明，而想讓別人變得不夠聰明，那就讓他不了解歷史，或者告訴他被扭曲的歷史。可是，儘管要愚化他，讓他不了解歷史，還要編一套說辭來給予回應。這就是漢代政治中的這種政治倫理。
也正是在這種政治壓力下，東平王劉宇在很早的時候就選擇了逃離政治。東平王劉宇歷二十年，漢元帝駕崩，劉宇就對大臣們講：「漢大臣都說天子(漢成帝)太小，不能治天下，希望我去輔佐天子，因為我是漢成帝的叔叔、漢元帝的弟弟。我看到《尚書》說『晨夜極苦』，每天早晨做事，晚上也要做事，非常苦，讓我干，我干不來。現在正好是大喪期間，我知道怎麼擺脫這件事情了。」
等到詔書下來，東平王劉宇哭了三次之後，照樣喝酒吃肉，妻妾不離。在服喪期間，表現出一副玩世不恭的態度。正因為這種態度，新皇繼位，下詔書，削了他兩個縣。可是過了三年，又把這兩個縣還給了東平王劉宇。東平王劉宇採取的是一種政治上「自污」的方式，就是我故意犯錯，消除你的戒心，讓你覺著我在政治上是一個沒有危害的人。我們發現，這種伎倆在中國古代，尤其是在專制時代是很常見的。
秦代大將王翦去滅楚，他就不斷地向秦王要求財產和土地，以此來讓秦王對他放心；蕭何為了使得劉邦對他放心，就故意貪贓枉法，讓劉邦把他下獄，讓他有把柄握在劉邦的手裡；而東平王劉宇也是這樣，為了逃離政治，而採取這種反向的倫理方式來自污。 我們可以說，大一統的時代，政治上的專制和權力上的集中，給中國帶來了一種政治上的死循環。君主為了攏住自己的權力，就不斷地將手伸向民間、貴族和官僚集團。而這種伸手造成的危機，又加劇了他皇權的衰退。皇權的衰退又使得他不得不再次伸手。
所以大家會發現，秦漢時代的中國已經無法走出歷史循環的這種死結，無論何種倫理都解決不了。我們觀察中國古代的歷史會發現，中國古代瀰漫著很多國家不曾有的、一幕接一幕的改朝換代的情況，而這在秦漢時代尤為突出。秦朝經過五六百年的積累，統一了天下，卻轉瞬即逝；漢朝經過五年的辛苦鏖戰，取得了天下，延續了四百年。
秦漢的這種變遷，讓我們領略到興亡之間唾手可得。轉瞬之際，滄桑百變，中國歷史到底該以什麼樣的形式來演進呢？我常常把中國古代的朝代更迭歸結為兩種方式：一種方式叫作「結構性的崩潰」，就是整個機體已經到了無藥可醫、無法可治，沒有任何辦法進行和解、調試、改造的時候，整個結構就崩潰掉了。我們看到，其實秦的崩潰和東漢的崩潰，都是這種結構性的。
而我們在秦漢時代也看到了另外一種方式，那就是所謂的「抽芯一爛」，就是整個地方社會沒有出現大的危機、大的災難，而最高統治者，以及統治者的周圍發生了質變，甚至發生了「癌變」。比如西漢末年，為了追求更宏大的理想，王莽被推上歷史的舞台，而王莽改革的胡來，造成了新莽中央政權的「抽芯一爛」。無論是這種「抽芯爛」的結局，還是這種整個社會土崩瓦解的結構性崩潰，我們會發現它們在後世中國不斷地上演。而最讓我們感慨的是，這種王朝的更迭，似乎是無法走出的歷史循環的怪圈。 人們總相信，新時代會比舊時代好一些，可是很快又發現，沒好幾天，又走上原來的老路。每到這個時候，我就要說，我們是不是應該重新審視一下主宰時代命運的這個最高權力？它到底在時代的運行當中，有著什麼樣的力量、起到了什麼樣的作用？這個最高權力符不符合歷史的倫理？它會不會釀成更多的歷史的反向倫理和人間的悲劇呢？我總說，學歷史是找不到答案的，更多的是給人一種感悟。我們很難從秦漢的大變局當中得出歷史的結論，但是我們可以從中看到歷史展開的影子，看到歷史最初的那個原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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