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潘濤
何為有教養的人？
沒讀過《戰爭與和平》的人不算是，但不懂熱力學第二定律的人同樣不算。此為斯諾非常反感的一種不對稱狀況。
劍橋大學英國文學、思想史教授史蒂芬·科里尼在《兩種文化》英文版（1998年）再版「導言」里認為，斯諾為了說清所謂的「文化分裂」（cultural divide），「荒謬地」舉了這個「臭名遠揚」的例子，這後來甚至被寫進了喜劇歌詞（《兩種文化》，陳克艱等譯，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3年）。
要不是這個有點極端的例子，作為物理學家、教育家、作家的 C. P. 斯諾恐怕不會那麼容易被人們銘記至今，「兩種文化」與「權力走廊」變成斯諾的代稱。「圍繞著『兩種文化』的思想（他的名聲主要源於此）展開的討論和爭論，幾乎成為一個小小的產業。」
一
《兩種文化》乃是斯諾1956年10月6日發表的一篇文章，指出傳統文化（主要是人文文化）與科學文化（魔仆與泥人，是其兩種意象），這「兩種文化」之間的裂隙正在愈益加深，它們之間的溝通愈益減少。此時反響寥寥。
時隔3年的1959年5月7日，斯諾發表的里德演講《兩種文化與科學革命》，因其再次尖銳提出「文化分裂」現象及其危害而聞名遐邇：「這種對科學的不理解，比我們體會到的要普遍得多，它存在於傳統文化之中，並且給整個『傳統的』文化增添了非科學的味道，這種味道經常轉變成為反科學的情緒，而且比我們所承認的要多得多。」
3年後的1962年，F. R. 利維斯（1895—1978）「對斯諾及其講演的惡毒攻擊，引起了轟動」。
2013年，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了跟斯諾對陣的利維斯的名篇《兩種文化？——C. P. 斯諾的意義》，仍然由史蒂芬·科里尼撰寫了長篇「導言」（足足51頁，恰好跟《兩種文化》英文單行本的篇幅相同）。
斯諾覺得自己陷於「巫師的徒弟」的境地，不得不對洶湧而至的「文章、評論、信件、讚揚和譴責」作出答覆。他在《再談兩種文化》（1963年）里表示深信能夠緩解兩極分化的文化之間交流困難的「第三文化」必將來臨。
果不其然，《第三種文化》於1995年出版，布羅克曼在其「導言」中指出，哈勃、馮·諾依曼、維納、愛因斯坦、玻爾、海森伯、愛丁頓、金斯等被人文知識分子排除在外，原因似乎是科學在那個時代不是主流媒體的寵兒；科學如今已然成為「大眾文化」，（諾貝爾獎之類的）科學大話題頻繁占據媒體，宣稱「第三種文化」正在浮現，「第三種文化的思想家就是新興的大眾知識分子」，「第三種文化的力量恰恰在於它能容忍異己」（《第三種文化》，布羅克曼編著，呂芳譯，中信出版社，2012年）。
20世紀50年代文人自稱的「知識分子」，是不含科學家的。
理察·道金斯（第三種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對此大為不滿，他甚至認為，文人劫持了文化媒體，他們所說的「理論」，沒科學什麼事，仿佛「愛因斯坦沒有理論，達爾文沒有理論」。
時隔 40 年，在兩種文化之爭發祥地的英國，第二種文化的境遇是否有所改善？
拉薩姆的看法是：「如今，難得有幾個文學家或其他非科學家會因為對科學知之甚少而感到羞愧。事實上，許多人似乎反倒以他們的無知（不把科學當文化，卻視科學為反文化）而荒謬地自得。」
斯諾演講50年後，其分析難免有點過時了，如今的自然科學家「為自己的研究所招來大筆大筆的金錢」，而社會科學家、人文學者拿到的資助則少得可憐。
先前那種不對稱，似乎反過來了，「創造了身份上的差別，侵蝕著分權原則」。
談及「意識」「恐懼」和「記憶」，三個知識分子共同體（三種文化，三個語言共同體）的意思截然不同（《三種文化——21世紀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傑羅姆·凱根著，王加豐等譯，格致出版社，2014年）。
1994年，《高級迷信——學術左派及其關於科學的爭論》（孫雍君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引燃所謂「科學大戰」。
1996年，物理學家索卡爾的「惡作劇」在《社會文本》發表，再次引起軒然大波。「科學的實踐者和科學的評論者是有可能找到共同語言的」（《一種文化？——關於科學的對話》，張增一等譯，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7年）。
二
60年後回眸，圍繞斯諾命題的「小小產業」，自然還包括專門研究斯諾及其時代氛圍的一系列出版物：博意廷克的《C. P. 斯諾：文獻導引》（1980年）；約翰·霍爾珀林的《C. P. 斯諾：口述傳記》（1983年）；戴維·舒斯特曼的《C. P. 斯諾》（1991年再版，1976年初版），約翰·德拉馬瑟的《C. P. 斯諾與現代性之爭》（1992年）；特倫斯·劉易斯的《C. P. 斯諾作為20世紀中葉歷史的〈陌生人與兄弟〉》（2009年），蓋伊·奧托蘭諾的《兩種文化之爭：戰後英國的科學、文學與文化政治》（2009年）；尼古拉·斯特里德爾的《C. P. 斯諾：希望動力學》（2012年）。
旨在溝通文學與科學，英國文學與科學學會（簡稱BSLS）於2005年成立。每年除了召開學術年會，還有為期一天的冬季研討會。
今年11月16日的會議主題是「滅絕與反叛」。2014—2018年的會議主題分別是「傳授文學與科學」「檔案中的科學」「文學與科學的政治」「文學與科學中的隱喻」「文學與科學的環境」。
BSLS圖書獎每年頒發。曾經主編《一種文化：「科學與文學」文集》的喬治·列文，因其著作《現實主義、倫理學與世俗主義》而獲得2008年BSLS圖書獎。
第17屆國際科學史大會於1985年8月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召開期間，創建了文學與科學學會，後易名為「文學、科學與藝術學會」（簡稱SLSA）。SLSA設立了多個獎項，包括旅行獎、論文獎、圖書獎、終身成就獎。
為表彰「那些能夠在科學世界與人文世界之間架設橋樑的罕見人士——他們的聲音和觀念告訴我們關於科學之美學、哲學維度，不僅僅提供新的信息，而是引發反思，乃至啟示」，美國洛克菲勒大學於1993年設立了一個國際性的科學寫作獎——劉易斯·托馬斯獎，以美國著名作家、教育家、醫學家、科學家劉易斯·托馬斯（1913—1993，著有《細胞生命的禮讚》《最年輕的科學》《水母與蝸牛》）的名字命名，首屆獲獎者就是劉易斯·托馬斯。
2015年3月，該獎項第一次頒給數學家——伊恩·斯圖爾特（著有《上帝擲骰子嗎？》《自然之數》《骰子擲上帝嗎？》）與斯蒂文·斯托蓋茲，獲獎作品《數學之樂、探求未知以及日常生活激發的其他論題》；2016年度獲獎者肖恩·卡羅爾（著有《造就適者》），獲獎作品《奇妙天才：跟莫諾和加繆一道探險》；2017年度獲獎者西爾維婭·厄爾（著有《藍色希望》，合著《世界是藍色的》），獲獎作品《可持續海洋：願景，現實》；2018年度獲獎者基普·S·索恩（著有《星際穿越》《黑洞與時間彎曲》，指導電影《星際穿越》拍攝，獲得2017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2019年度獲獎者悉達多·穆克吉（著有《基因傳》《醫學的真相》），獲獎作品《寫作、醫學與證詞：作為人文學者的科學家》。
斯諾命題60年，所催生的Ｎ種文化的產業，似乎頗有繁榮之勢。
「他們將感到慚愧，他們只知道利用科技奇蹟，並不理解，就像牛與植物學，牛隻知道快樂地吃植物。」斯諾描述的「兩種文化」問題，愛因斯坦只用一句話就解決了。
（作者系科學文化出版人）
《中國科學報》 (2019-11-01 第5版 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