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6月22日，一個偶然的機會，敦煌莫高窟第17窟經道士王園籙之手打開，數萬件寫本文獻及一批珍貴的文物被發現。這批以魏晉至宋初手寫本為主體的文獻數量之多、價值之高，使世界學術界為之震驚，並迅速形成了一門國際性的顯學—敦煌學。
由於種種原因，學界並沒有對敦煌寫本的風格、特點進行系統全面的研究，仍習慣於用刻本的特點去看待寫本，因而整理和研究不免有所隔閡和誤解。其實，寫本文獻與刻本文獻的區別很大。宋代之後，由於印刷術的廣泛應用，刻本文獻成為傳世文獻的主體，而寫本文獻逐漸淡出學術的視野。敦煌文獻作為古代寫本最為豐富的實物遺存，與刻本文獻內容、格式被定型化不同，大都出於一個個單獨的個體，千人千面，本無定式，即使是那些前人傳下來的古書，在傳抄過程中，抄寫者往往會根據當時抄書的慣例和抄手自己的理解加以處理，從而使寫本的形制、字體、內容、用詞、用字、抄寫格式等呈現出不同的面貌，都會帶有時代和抄寫者的獨特印記。這種情況給古代寫本文獻的釋讀、整理、研究帶來了許多困惑，也容易引起研究者之間的歧見。
張湧泉撰寫的《敦煌寫本文獻學》的出現適逢其時。作者以目前所見近七萬號敦煌寫本為主，雜以吐魯番出土寫本，對敦煌寫本的語言和抄寫體例進行了系統全面的歸納和總結，構建了敦煌寫本文獻學的完整理論體系，填補了這方面的空白，為敦煌寫本乃至吐魯番文書、黑水城文獻、宋元以來契約文書、明清檔案等手寫文獻的整理研究提供了系統的理論指導和可供具體操作的校讀範例，使敦煌文獻的整理校勘從各立規矩上升到有章可循的高度，堪稱古代寫本學的奠基之作。
該書的「緒論編」在對百年敦煌文獻整理的成績進行回顧的基礎上，充分肯定寫本文獻在中華文明傳承中的地位，指出構建寫本文獻學的重要性，並對敦煌文獻的寫本特徵作了簡要的梳理和歸納；「字詞編」則對敦煌文獻的字體、語言、文字、異文等語言文字現象作了全面的介紹，指出敦煌寫本篆隸楷行草並存，異體俗字盈紙滿目，異本異文豐富多彩，通俗文學作品、社會經濟文書、疑偽經等寫本有大量「字面普通而義別」的方俗語詞，它們既為語言研究提供了大量鮮活的第一手資料，也為敦煌文獻的整理設立了一道道障礙，掃除這些障礙是敦煌寫本整理研究最基礎的工作；在「抄例編」，作者對敦煌寫本本身的正誤方法、補脫方法、卜煞符、鉤乙符、重文符、省代符、標識符等符號系統及抄寫體例作了全面的歸納，並通過列舉大量實例，指出了解這些殊異於刻本的書寫特例，是敦煌寫本整理研究的重要一環；最後的「校理編」，從綴合、定名、斷代、辨偽、校勘五個基本環節入手，指出由於種種原因，以往的敦煌文獻整理，多是挖寶式的，缺少整體的關照和把握，現在隨著資料條件的改善，應該讓位於全方位的、系統的、全面的整理，努力推出一批高質量的集大成之作。
以例讀書，是乾嘉學派治學的一大法寶，其理與西方歷史語言學有異曲同工之妙。《敦煌寫本文獻學》正是通過敦煌寫本「義例」的鉤稽和歸納，試圖創建「敦煌寫本學」的完整理論體系。該書既有敦煌寫本語言和書寫特例的鉤稽和歸納，又有敦煌文獻整理實踐經驗的提煉和總結，涵蓋了敦煌寫本學的方方面面，而又條分縷析，精細入微，達到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的統一。書中所列舉的敦煌文獻語言文字現象，所揭載的敦煌寫本抄寫特例，所總結的敦煌文獻整理實踐經驗，不僅對敦煌文獻的校讀，而且對其他寫本文獻的校讀以及傳世刻本文獻的整理，都有舉一反三、金針度人的作用。作為作者30多年敦煌文獻整理實踐經驗的結晶，書中所列舉的大量實例，大都是作者從敦煌寫本及其整理著作中鉤稽所得，凡所論列，不僅明其然，而且力圖明其所以然，不僅充分總結了前人的研究成果，而且多發前人所未發，糾正了前人的大量校讀錯誤。為撰寫本書，作者調查研讀了絕大部分的敦煌寫本及相關整理著作，同時又與其他寫本及刻本文獻進行比較，明其異，窮其變，上串下聯，追源溯流，相關的研究資料網羅無遺，使全書論述建立在堅實的客觀材料的基礎之上。
正如作者在此書中所說，除敦煌寫本外，20世紀以來發現的吐魯番出土文書、黑水城文獻、宋元以來契約文書、明清檔案等，都是與刻本不同而與敦煌寫本文獻相近的手寫文本，如若拓而廣之，在充分掌握相關資料的基礎上，撰寫一部涵蓋所有手寫紙本文獻的「寫本文獻學」，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這樣，在中華文明的傳承序列中，繼金石學、簡帛學之後，刻本學之前，加入「寫本學」，可謂存亡接續，厘然有序。據我所知，除繼續敦煌吐魯番寫本文獻的深入研究外，張湧泉對其他手寫紙本文獻資料的搜集也正在進行，一部全面的、更長時段的中國寫本文獻學專著將會在不久的將來面世。跂予望之。
來源：光明網 ，作者：趙和平 為首都師範大學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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