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順「三任知縣」陳錫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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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剛

陳錫鬯（chàng，音同「暢」）是清末富順的著名知縣，同時也是富順歷史上罕見的三任知縣，曾分別於1878年、1889年、1902年先後任職。他鮮為人知的人生履歷曲折多變，豐富而又充滿傳奇。

出身望族

「新城二陳」後裔

1993年版《富順縣誌》載：陳錫鬯，字洛君，江西新城（今江西省黎川縣）人，位於江西省東南部，毗鄰福建省，因黎灘河貫穿全境故稱黎川。在新城西北部，有一大市鎮叫中田（又名鍾田、鍾賢），陳氏家族是這裡的世家望族。

清初，陳氏家族由新城縣城遷至中田。乾隆十三年（1748），遷居中田的第二代陳氏子弟就高中進士，從此家道興隆，一批陳氏後裔先後獲取功名，「乾嘉道年間，一門七進士、九鄉榜，為邑之冠，稱望族」。此後陳家代代有賢能，有的仕途騰達官居高位，有的詩文極佳名聞天下，時有「海內言桐城者，必並舉新城」的說法。

咸豐九年（1859），曾國藩在他的散文作品《歐陽生文集序》中，提及清代中晚期桐城派姚鼐的弟子時，中田陳氏第六代「陳學受藝叔、陳溥廣敷」赫然在列，並稱他們為江西建昌府（新城舊屬建昌府）的桐城學派，就連他好友歐陽兆熊的兒子歐陽生也拜「新城二陳」（即陳藝叔和陳廣敷）為師。由此可見，「新城二陳」屬當時占據文壇主導地位的桐城派的重要人物，引領著江西一帶的文風走向。而在富順大名鼎鼎的清末知縣陳錫鬯即身出以「新城二陳」為代表的「中田陳氏」，堪稱望族之後。

陳藝叔（又作懿叔），是清代經學家，曾與族弟陳廣敷同郭嵩燾、劉蓉、羅澤南等一大幫湖南名士多有交往。陳藝叔與劉蓉之間有學術分歧，但兩人同屬晚清桐城文派的重要代表而互有敬重，相互往來頻繁並結為好友，這為陳錫鬯後來成為湘軍名將劉蓉的女婿奠定了情感基礎。

結親名門

湘軍名將劉蓉的女婿

據費行簡著《近代名人小傳·劉蓉》載：「（劉蓉）好才愛士，贛人陳錫鬯，方貧困，一見許其賢，招入幕，且以女妻之。」郭嵩燾《陝西巡撫劉公墓志銘》也載：「（劉蓉）女四人，長適世襲一等義勇侯曾紀澤，次適四川候補知縣陳錫鬯，餘未字」等記述。由此可見，劉家與陳家不僅關係親密，而且劉家的女兒還嫁給了陳家的後生，可謂親上加親。而青年陳錫鬯通過這種姻親關係，與曾國藩的兒子、清代著名外交家曾紀澤遂成連襟，這在晚清是相當顯赫的社會關係。

但從小受過良好教育的陳錫鬯並不張揚，沒有留下多少能顯示其家世及社會關係的文章典籍。令人欣喜的是，在日本漢學家竹添進一郎的《棧雲峽雨日記》中，有一長段反映其身世的文字記載。那是光緒二年（1876），時任駐華外交官的竹添進一郎遊歷巴蜀，恰巧在成都與陳錫鬯相遇。從未謀面的兩人似有一見如故之感，瞬間「肝膽相投，事輒諮詢」，竹添進一郎稱陳錫鬯為「西道主人」，他在7月4日的日記中寫道：「（陳錫鬯）風采藹然，君子人也。其父光叔先生於書無所不窺，所著有《經義》若干卷。」陳錫鬯還給竹添進一郎講，他的父親在道光末年就「知天下且亂」，斷言「惟楚材足以靖之」，並指出「蓋楚材之尤著者，為曾文正公國藩及弟國荃、左宗棠、胡文忠公林翼、羅忠傑澤南、李忠武續賓、李勇毅續宜、江忠烈忠源諸公。江羅二李皆善用兵，常以寡破眾，胡曾左則有雄才大略，而曾學術尤優」。據黎川文史愛好者推測，日本人或為誤記，「光叔」應為「藝叔」，原因有二：一是行書體中「光」與「藝」容易誤認，二是晚清「陳藝叔」具有竹添進一郎所描述的文壇影響力，故陳錫鬯是陳藝叔的兒子。從劉蓉與陳藝叔的關係看，這個推測不無道理。當竹添進一郎離開成都時，厚道的陳錫鬯還一路陪送至重慶，分手時兩人「相揖而祝曰『一路平安』」，末了竹添進一郎還留下「別離已異域，音信若為通」的感嘆。

初任富順

下車伊始問志書

富順建縣至清光緒初年止，已千年有餘。一直以來，這裡鹽業興旺、經濟發達、文化興盛，被時任知縣段玉裁譽為「典午（即晉朝）以後，才俊蔚起，文物稱最盛。」遺憾的是，「民氣和樂」「山氣佳秀」的富順縣竟然「舊志苦無體例，且闕略不備，不足以論古證今」，於是段玉裁決定重修縣誌，竟「五閱月而書成」。該志體例嚴謹、資料翔實、文字優美，被著名學者梁啟超譽為「方誌中之表者」，成為全國「著名方誌」，史稱「段志」，其影響力堪比陝西的康海《武功縣誌》（「康志」）和韓邦靖《朝邑縣誌》（「韓志」）兩部明代名志，連宋育仁修《富順縣誌》（以下稱「宋志」）時，也明確提出「踵段志而作」。

陳錫鬯任職富順縣以前，曾任成都新繁縣知縣等職，對「段志」慕名已久。他這樣描述自己對「段志」的仰望———「需次來蜀十餘載，舊聞是志未獲一睹，及蒞此邦接見士紳輒加諮訪。」急不可耐的陳錫鬯剛一上任便遍尋「段志」，成為南宋朱熹赴任江西「下車伊始問志書」這一著名典故的又一翻版。可陳錫鬯運氣不佳，尋覓「段志」足足花了四年的工夫，終於在光緒八年（1882）「乃得窺其全書」，閱後大加讚賞，稱該志「出入班、馬之間，而擅三長者也」。也許是出於對段玉裁人格魅力的欽佩和對其治縣有方的景仰，加之尋找「段志」達四年之久方得一閱，陳錫鬯對志書倍加珍惜，「蔚為偉器」，決定重刻「以興此志，共相流播」，並親自為重刻本「段志」書寫跋文，並落款「時光緒八年壬午後令江右新城陳錫鬯跋」，史稱「光緒八年重刻本段志」。

如今，「乾隆四十二年原刻本段志」已蹤影全無，唯「光緒八年重刻本段志」得以傳世，不能不說陳錫鬯為富順文脈的永續傳承立下了不朽的功績。更為可貴的是，陳錫鬯通過對「段志」的閱讀、研究和使用，以志為鑑熟悉縣情並從中尋找治縣方略，他這種「治郡國者以志為鑑」的執政之風，在今天仍然有積極意義。

三任知縣

資助劉光第京城做官

「宋志」載：「（陳錫鬯）四年四月由犍為調任……十五年復任，創辦學田，裁減隨糧浮征約銀一萬兩有奇。二十八年署，二十九年升任瀘州。捐銀四千三百兩，置公積堂業，每歲約收租百石，以年盡賑貧民。」宋育仁用百餘字，言簡意賅地總結了陳錫鬯在富順縣的三個任期，文字雖短，但可看出陳錫鬯是一個一心一意謀發展的地方官。這裡，筆者想特別提及陳錫鬯在文化教育事業上做出的業績。

一是興辦書院。富順從宋朝的知監周延儁開始，歷任行政長官都崇文重教，宋、明兩朝共中進士約200名，享有「才子之鄉」的美譽。但明末清初的大動亂使全縣人口銳減，文化教育遭受重創，直到清中期開始出現轉機。時縣境有縣城的江陽書院（又名學易書院）、自流井的炳文書院（又名東新書院）和趙化鎮的文昌書院等有名教育機構，以四書五經為教材，聘名儒為山長，有功名之學者為教習。在此期間，陳錫鬯不僅關心重視地方教育，還以知縣身份兼任教習，親自到書院講課，為全縣培育了大量士子。

據「宋志」記載，光緒七年（1881）陳錫鬯為江陽書院「撥前令吳鼎立發當商生息本利錢一千串，十年（1884）又自捐錢一千串，均生息為院生堂課膏火，又添購書籍」。光緒十八年（1892），陳錫鬯聘任在家守制的名儒盧慶家為炳文書院山長，先後有百餘人中秀才，十餘人中舉人、進士，培養出如謝奉琦、雷鐵崖、李宗吾、張光厚等一大批近現代名人。在劉光第鄉居守喪期間，陳錫鬯鼓勵劉光第為家鄉的文教事業作貢獻，特聘其出任剛開辦僅十年的趙化文昌書院山長。不難看出，陳錫鬯任職期間不僅身體力行躬身教育，還實施了一系列教育強縣的舉措，這既體現了一縣之長對教育和人才的重視，同時客觀上也促進了當時的城鄉教育均衡發展。

二是創辦新學。清末，隨著洋務運動的興起和甲午海戰的失利，發展新學培養新型人才成為最迫切的需要。在社會各界的推動和要求下，清廷從光緒二十九年（1903）開始，先後參照日本及歐美各國教育制度擬訂《欽定學堂章程》（壬寅學制）和《奏定學堂章程》（癸卯學制）。文風頗盛的富順縣毫不落後，也開啟了廢書院、辦新學的改革之路，縣內各書院分別改建為官立高等小學或初等小學堂。「宋志」云：「（富順縣）官立中學一堂，清光緒二十九年知縣陳錫鬯奉文，委紳陳慶文、郭昌翰等於城北三里十字嶺創修，三十年開辦，專設中學未准。三十二始升中學。」文中所述「官立中學一堂」，即今天的百年名校、四川省國家級示範性普通高中———富順二中。這是陳錫鬯在富順任知縣的最後一年為全縣教育辦的一件大事。

三是慧眼識光第。光緒四年（1878），19歲的劉光第首次參加富順縣試，正巧遇上新知縣陳錫鬯主持縣試。由於光第考試成績優異，引起同場考生的嫉妒，於是他們集體聲言光第是「待詔」之子（舊時稱理髮師為「待詔」，光第父親早年曾以剃頭為業，時屬下賤職業，實際並未規定手藝人的子女不能考試），無考試資格。陳錫鬯愛惜光第才華，把鬧事考生訓責一番，以「律例無禁考明文」駁回，將光第「拔置案首」（縣試第一名），並勉勵他繼續努力以取更大功名。從此，劉光第視陳錫鬯為恩師，並在《送陳洛君先生序》中對恩師感激道：「先生縣試首拔士，謬蒙期推，以訓以養。」

後來，陳錫鬯也樂意把劉光第視作愛徒，一直資助劉光第讀書考試。當劉光第好不容易連捷成進士被授職刑部廣西司主事，卻因家中貧困難以赴任時，陳錫鬯不僅自己每年出資一百兩白銀，還積極聯繫自流井鹽商劉舉臣每年出資二百兩白銀，共同資助劉光第在京城當官，極力幫助他去實現「振刷」朝綱、變法圖強的夢想。

來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辦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