轟轟烈烈的明初山西移民，怎麼變成了「洪洞移民」？山西主要向華北三省移民，怎麼變成了「11省移民」？明初山西輸出移民100萬多，就算洪洞全縣近9萬人口全都遷出，也只占了十分之一——但，這是不可能實現的。然而，但在各地山西和非山西移民家譜中，多把洪洞大槐樹作為故里。洪洞大槐樹，其實是山西甚至整個明初大移民的濃縮。那裡的某個片段，被簡化為一個精神家園——而當地士紳和官方的大力宣傳，再次影響了移民和非移民地區。

關於洪洞讀音：按照山西方言，讀tong二聲音，《辭海》採用這一說法；而《現代漢語詞典》《新華字典》堅持標註dong四聲音。

大移民歷史中：洪洞大槐樹是一個深入人心的段子

中華民族數千年歷史長河中，遷徙幾乎從未停息。或避亂、或某生、或支邊，大江南北幾乎每個省區都分布著不同程度的移民。

波瀾壯闊的移民史中，古有晉衣冠南渡、唐宋客家南遷、明初山西大移民、清代湖廣填四川，近代有走西口、闖關東、下南洋。其中，明初「山西大移民」是古代移民史上影響極深的一次，衍生的傳說和段子傳播甚廣。

那場持續40餘年的大遷徙，讓最大的光環聚焦于山西洪洞大槐樹。當地同一地點，不同時期參天大槐樹，成為中國最著名的「尋根問祖」地之一。

在華夏大地，尤其是北方地區流傳著許多關於洪洞大槐樹的歌謠，最著名的莫過於：

「問我祖先來何處，山西洪洞大槐樹。祖先故居叫什麼，大槐樹下老鴰窩」 。

與此相關的傳說還有「解手」「腳趾分叉」。大槐樹和它所在的洪洞，被很多人堅定不移地視為祖先發源地。

元末明初，中原戰亂，國家初定之後又發生了靖難之役。而山西因為山河堅固，身戰亂後方，受到侵擾較少。明初，北方發生過以山西未遷出地的人口大遷徙，這是毋庸置疑的事實。作為當時晉南經濟、文化重鎮的洪洞，也是重要的移民輸出地之一。

然而，歷次大移民，尤其明初國家政策驅動下的運動，規模大、時間長、範圍廣，遠非一段傳說、數段民謠能夠概括。當下流傳的諸多傳說和所謂「記載」影響非常深刻，加上部分媒體的推波助瀾，久而久之，被公眾當做歷史事實。

「大槐樹」及相關傳說影響越深、傳播越久，其背後更多史實被掩蓋得就越甚。筆者想通過提出這樣幾個問題，來力圖還原「大槐樹」背後，複雜而真實的狀況。

洪洞在山西移民輸出中，究竟居於何種地位？洪洞，是如何脫穎而出成為主角的？大槐樹尋根問祖，是如何傳播開的？

移民前夜：華北人口銳減，並非僅由明初戰爭導致

中國北方，尤其華北平原，自宋金時期開始，便始終處於動盪之中。

金人進入中原後，尤其後期，將大片耕地劃撥給屯田軍戶，一段時間後，不善耕種的女真人經營下，土地由肥沃變得瘠薄，並漸漸荒蕪。金人於是又去掠奪其他耕地。農業生產的萎縮，導致了人口大量流失。

記述金代史事的紀傳體史籍《大金國志》稱，這一帶儘是「草莽彌望，狐兔出沒」的景象。後來蒙古貴族則又大量掠奪人口，作為工匠、奴隸使用，讓這些地區失去了大量農業人口。

北方諸多州縣被分封給諸王、功臣或國戚，轄區人口則為其私有財產，不得隨意遷徙。

到13世紀中葉，耶律楚材力諫停止農田變牧場政策，使華北農業生產有所恢復。但是，隨後而來的瘟疫，又讓華北地區陷入浩劫。在歐洲、阿拉伯地區的記載中，14世紀中葉，中國北方地區流行著一場始於黑土地的鼠疫。

歷史學家米歇爾·多斯考證認為，這場起源於中國北方的鼠疫，先是傳到中亞，通過地中海傳到了歐洲，引發了中世紀最大的鼠疫，即所謂的中世紀黑死病大瘟疫。

《元史·五行志》提到了1313、1354、1358，發生的3次京師大瘟疫。僅1358年，山東、河南等地在京的流民就死了20萬。期間，元朝三位皇帝泰定帝、明宗、文宗死於上都。元代皇帝多短命而亡，史書並未披露原因。皇帝們的遭遇很可能於瘟疫有關。

同時期，一位埃及作家記述：

「他告訴我們在疾病傳到埃及之前，已在大汗的土地上肆虐。三個月中，16個皇子也失去了，大汗蒙古的戰士也大量市區，知道皇帝本身和他的兒子們也始於疾病。在傳染病的侵襲下中國人口大量減少。」——轉引自葛劍雄主編《中國移民史 第五卷》

元末農民起義此起彼伏，隨著朱元璋軍隊北上，本已人口稀少的華北雪上加霜。《明史》卷七記述:「淮以北鞠為茂草。」淮河以北，即華北平原一帶，曾經的農田長滿了野草。

隨著明初政權穩定，作為重要農業區的華北各省，大片土地無人耕種，移民行動勢在必行，這就有了洪武時期的政府組織移民。永樂時期，從山西到北方各省的移民繼續推進。

很多自媒體文章不加辨別，把山西移民的原因重點歸結為元末戰爭和明初「靖難之役」。其實，元末戰爭在華北地區主要以過境為主，並未過多盤桓。山東、河北、河南一帶土地荒蕪和人口稀少，主要還是金元時期的遺留問題。

朱元璋與張士誠、陳友諒等交戰的江南地區，戰後依然是重要的人口輸出地；「靖難之役」影響的也主要是山東西部、河北地區，但那裡人口稀少，仍是金元時期長期累積所致。

山西移民主要遷往華北平原，「洪洞大槐樹」只見於家譜方誌

明初華北平原，河北的燕山以南、山東的泰山以西，河南、安徽、江蘇的淮北地區，人煙稀少，政府組織大量移民用以充實州郡、恢復農業生產，這是不爭的事實。

學者也基本達成共識，大的移民分為洪武、永樂兩個時期，山西是重要的移民輸出地。

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朱元璋在劉九皋建議下，著手遷山西之民往今河北省中南部、河南省北部及山東省的西部平原，當時的人口輸出地是晉東南。

「於是遷山西澤、潞二州之民無田者，往彰德、真定、臨清、歸德、太康諸閒曠之地，令自便置屯耕種，免其賦役三年，仍戶給鈔二十錠，以備農具。」（《明史·食貨志》）

這是明初山西大規模向外移民的序幕。

這場以從山西向河北大規模遷徙人口的運動，從1388持續到1395年，遷出地為晉東南的澤、潞二州，大致今晉城、長治地區。

台灣歷史學者徐泓經過詳細考證指出，此次移民記載中的彰德（今安陽）、衛輝、廣平、大名、東昌、開封、懷慶七府移民總數為100034戶。如果加上此前真定（今石家莊地區）、歸德（今商丘地區）、順德（今邢台地區）等地，洪武年間遷出山西往河北等地的墾荒移民約有70萬人以上。

注意！這次規模浩大的遷出地並沒有涉及赫赫有名的大槐樹所在的洪洞縣。

明朝第二代皇帝建文帝時期，燕王朱棣通過「靖難之役」奪得帝位，朱元璋時期移民基本解決了的北方人口分布不均問題，又受到了兵災影響。於是，未解決戰爭影響最深的河北等地人口稀疏問題，移民輸出地依然是「地狹人眾」的山西。

從1403年九月開始，又一場從山西向河北移民的大規模移民開始了：這次人口輸出地依然有晉東南地區，包括澤、潞、遼、沁、汾州，同時又增加了太原、平陽（今臨汾地區）二府。這次移民，輸出地擴大到今晉中、晉東南及臨汾地區。

幾乎同時，還有澤、潞二州移民往河南裕州（今方城）方向。

永樂二年至三年間（1404-1405），朝廷遷太原等地移民往北京方向（包括今河北地區），數量為1萬戶，按一戶5口算，約有5萬人。此次移民輸出地涉及2府、5州，涉及今晉中、臨汾、晉東南和呂梁地區。

永樂五年（1407年），朝廷又遷徙今山西臨汾、晉東南，山東登州、萊州的人口往山東西部，人口數量，兩省輸出人口大致各占一半。

以上是官方組織的移民，除此之外還有部分民間主動外遷。

明成祖朱棣時期，山西多地遭遇災害，於是有了大規模的民間自發外遷。《山西移民史》主編安介生先生推斷，永樂年間山西向外遷徙人口在10萬人以上。

綜觀涉及上述人口遷徙的記載：

• 明初大移民分為洪武、永樂兩個時期，墾荒移民主要遷入河北、山東、河南三省
• 洪武年間人口遷徙沒有涉及洪洞所在地區，永樂時期也只是提到其上級平陽府

而網絡及民間傳播甚廣的「洪洞大槐樹移民」，清代官修正史《明史》沒有提到，明代官修編年體史書《明實錄》也沒有提到。其主要依據的是地方志和各地家譜。

史書、方誌、家譜構成了我國的史料體系，但三者的可信度、權威性，以史書為最，方誌為次，家譜最低。

對於此事，曾在民國時期任山西省政府主席的趙戴文就說過，洪洞大槐樹之說「不見諸史，惟詳於譜諜」。譜諜，即族譜。

現代有學者考證，來自「洪洞大槐樹」的移民分布在11個省（區、市），分布在227個縣份，其主要根據就是方誌、家譜和民間傳說。

山西移民這種大事件，國史一般不會有所隱晦。而方誌、家譜等為地方和家族所修，常常存在考證不嚴、誇大附會等問題。另外須知，這些記載洪洞大槐樹移民的資料，多數時間較晚，有的甚至為當代所修。網上所提到的《溫縣誌》、《寶豐縣誌》、《寧陽縣誌》、《商南縣誌》、《山陽縣誌》的相關記載，是近代以來所編撰。

從權威性和真實性來說，史書遠遠高於方誌、家譜；從誕生年代來說，史書資料明代就有，家譜和方誌則是後世編撰，史書距離歷史現場更近。

常識也告訴我們：洪洞不可能擁有如此多的移民。

按照民間家譜數據相加，源自山西洪洞一地的明代移民總量竟然超過百萬！那麼，當時山西洪洞縣總人口是多少呢？明代《山西通志》提供的數據是：1397年，戶數11999，人口92872；1412年，戶數11592，人口87775。

明永樂時期，洪洞所在地才有大規模移民遷出，當時全縣人口遷走，也不過八九萬人而已。

按史書記載：明初山西洪武、永樂時期加起來，總數達100萬人遷出，遷出地涉及山西多個州府，遷出地主要為河北、山東、河南3省，遷入地範圍主要集中在華北平原。而按照當代學者考證和民間傳說，光洪洞一縣就有百萬人遷出，遷入地竟然涉及十幾個省，是在是誇張太多。

儘管可信缺乏史料依據，但洪洞大槐樹移民說在當代深入人心。對照史書記載和民間流傳，我們發現：輸出方，山西多個州府移民被濃縮為洪洞移民；輸入方，河北、山東、河南等華北平原移民，被擴大為「11省227縣移民」。

這次移民的主要原因和目的就是為了充實華北平原，迅速恢復農業生產。有一種說法說「山西漢族純正」，朱元璋父子大規模移民是為保持漢族血統云云，實在是無稽之談。

山西多地移民出省：洪洞地處交通樞紐，可能是重要集散地

洪洞移民說儘管有誇大之嫌，但這並不影響我們對其重要性進行客觀分析。能夠成為多地人心目中的「祖地」，洪洞自有其獨特之處。

山西有那麼多地區，為何單單洪洞一縣成了人們「尋根」之地呢？

洪洞縣明代屬平陽府。明初移民時期，平陽在山西各府、州中人口總量最大，其次是潞州、太原府。官府組織移民，一般會按各地人口比例抽調。正常來說，洪洞所在的平陽府是人口遷出最多的地方。

洪洞的前身叫楊。《史記·貨殖列傳》就提到，楊、平陽之地的人善於經商，楊即洪洞。洪洞設縣始於於隋朝，宋金時期發展成為晉南的經濟文化重鎮。《金史·食貨志》稱：「平陽一路，地狹人稠」（陽路轄山西南部諸州縣，洪洞為其中之一)）平。

金朝文人孔天鑒在《藏書記》中寫道：河東之列郡十二，而平陽為之帥。平陽之司縣十一，而洪洞為之劇……東接景霍，西臨長汾，南瞰大澗。邑居之繁庶，土野之沃衍，雄冠他邑。」

翻成白話就是：山西十二個州府，平陽為首，平陽管轄十一縣，洪洞為首，它東接霍山，西臨汾河，南望峽谷，堪稱風水寶地。那裡社會經濟繁榮，土地肥沃程度遠超其他縣。

官府移民是有組織的行為，百姓出境前，需要管理登記，這就需要一個集散地。我們知道，山西人口遷出三大地區是平陽、潞州、太原。從移民數量說，平陽府為最，位置也居於其他州府的中間地帶，這裡是節約時間和人力成本的集散地。據明成化《山西通志》，除了平陽府駐地臨汾，洪洞是人口最多的地方。

洪洞之所以繁榮，也因位於要道，交通運輸便利。官府組織人口集散時，選擇洪洞作為集散地，是非常有可能的。

民國時期《洪洞縣誌》《修復大槐樹古蹟記》等提到，洪洞及其古大槐樹，是山西移民的集散處，槐樹位於洪洞縣廣濟寺中。

《洪洞縣誌》記：

「明洪武永樂間屢移山西民於北平、山東、河南等出，樹下為集會之所。」

《修復大槐樹古蹟記》記：

「此乃先朝永樂間朝命移民實邊，此蓋薈萃出也。廣濟寺曾豎碣載其事甚詳，鄉里耆老猶及見之，迄今年湮久遠，飽歷風霜，古剎付諸汾流，遺碣鞠為茂草。」

大體意思是：洪洞縣廣濟寺為本省移民匯聚之地，廟裡曾有一塊石碑記載詳情，年老長輩還見過，後來歷經滄桑，石碑已經遺失，遺址也長滿了雜草。

即便記載為真，這裡並沒有強調突出洪洞本縣，而是說的「山西民」。

我們可知：山西各地移民以平陽府最多，平陽府洪洞縣是人口較多、交通便利，很可能成為移民的重要集散地。

這裡，洪洞大槐樹仍不像後來說的那樣離譜。

塑造「大槐樹」：並非真實祖地，是後人打造的精神聖地

那麼，洪洞大槐樹是何時名聲鵲起的？問祖尋根之地，又是如何傳播開來的？

關於明初山西移民的史料，大體分為兩類：一類是清初及以前的，以記載移民來源、遷入地和數量為主，並不強調洪洞縣的特殊性；一類是清代民國以來的地方志、家譜、筆記等，洪洞縣和大槐樹的事跡增多。

中國百姓，尤其農耕地區的人民，歷來安土重遷。移民數十萬，在任何時期都是大事。山西百姓不會輕易離開耕耘多年的故土，遠赴他鄉前，應該會舉行具有儀式感的活動。

洪洞縣，如果真的如有些地方史料所說，是移民集中並領取戶部所發勘合的地方，那裡一定會成為具有紀念意義的地方。百姓們很可能會在當地尋找一處具有紀念意義的地標，或作為最後對故土的記憶，或作為後世尋根的印記。

但是，畢竟行事匆忙，來不及專門建造紀念性建築。或許，當眾人辦理完先關手續，分頭踏上遷徙征程時，回頭就看到了一棵附近生長最繁茂的大樹。這種畫面未必真實，但類似的情結一定生長在山西移民們的心頭。山西這數十萬人雖來自諸多州縣，移民讓他們有了共同的標籤，它們需要一個象徵故鄉的精神標誌。

即便不是大槐樹，也有可能是大梨樹、大楊樹、大柳樹、大桃樹。即使不是洪洞縣，也一定會有其他縣站出來，成為這種象徵。

據此前公開資料，較早出現「大槐樹」「老鸛窩」的文本，是江蘇豐縣明萬曆十四年（1586年)《劉氏族譜》，但明代到清代，早期族譜中對大槐樹的記載，只是個別現象。

到了晚清民國，大槐樹說法突然增多。

洪洞大槐樹較早系統的文獻敘述來自1914年的《洪洞古大槐樹志》；民國六年，即1917年出版的的《洪洞縣誌》新增了大槐樹移民事跡，此前的明清縣誌均沒有相關記載。我們可以推斷，大槐樹事跡是一個似有似無的傳說，民國相關方誌將其寫入記載。

景大啟是一個關鍵人物。1915 年，這位曾在山東擔任縣令的山西洪洞人，最早對大槐樹之傳說並不在意，在山東任職期間聽說了民間關於大槐樹的故事。回到家鄉後，他策劃了一項重要活動，類似今天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申遺」。他根據口傳、記憶等，聯合當地一些鄉紳發起建造了一個大槐樹遷民遺址——這是物質遺產建構，同時編撰了《古大槐樹志》——這是精神遺產建構。

在他們倡導下，當地「創建碑亭，建立巨坊，新構茶室」。民國以來，洪洞鄉紳人士的大力「建構」，讓大槐樹更加深入人心。這一行動，將流傳已久的大槐樹傳說變成了有載體的遺址，資料的編撰則成為後世流的「史料依據」。

近代以前，中國並沒有民族、國家概念。當時的眾多移民到各地後，心中所凝結的家族學院紐帶，傳承這種記憶的重要方式用修族譜，早期族譜並沒有明確提到大槐樹，而當代新修家譜則不約而同地將大槐樹傳說寫入。

各地移民族譜，記載的是各自家族的傳承，很難有共同的「山西記憶」或「民族記憶」。到了民國中後期，民族國家理念開始深入人心，這種背景下，洪洞大槐樹移民說的承載內容，有了新的升華。

1931 年，時任縣長柳蓉在增修縣誌的序言中說：「現值大同世界，一本散為萬殊，四海皆是同胞，民族合群，共同奮鬥，異族罔敢侵略，同種日躋富強，遐邇交稱曰：古大槐樹關係種族，揚國爭光，晉乘生色，彼夫召伯甘棠，播仁聲而記遺愛。這個時候，縣長聯繫到當時的「民族」、「國家」思潮，民族凝聚力跟本縣的大槐樹遺址扯上了關係。

移民們遣散的大槐樹遺址，按照最早的說法，位於廣濟寺院附近。民國《洪洞縣誌》儘管提到了大槐樹，但也承認，大槐樹已經不知所蹤。「大槐樹，在城北廣濟寺左......因歷年久遠，槐樹無存，寺亦毀於兵燹。」

注意，這是廣濟寺，跟洪洞縣另一座寺廟廣勝寺，不在同一位置。

從民國時期重新打造大槐樹遺址到現在，樹木已經歷了數代，今天的大槐樹景區則位於洪洞縣城西北的汾河邊。

針對大槐樹的傳說，學者趙世瑜曾說過這麼一段話：

「這個看似虛構的傳說使我隱約感覺到族群關係與大槐樹傳說的關係。在南宋時期，中國北方被女真人占領，金被元所滅後，只有很少一部分人遷回東北黑山白水之間，大多數人留在了華北，定居下來；在元朝時期，蒙古人又進入中原，北方經歷一次比較長時間、大規模的民族融合。到明朝開始重塑漢族正統時，人們要想辦法證明自己的族源，實際上已經不能說得很清楚了，因此到這個時候人們就需要塑造一個祖先的來歷，甚至一個祖先來歷的征。」

歷代洪洞士紳們非常有遠見，他們看到了這一文化遺產的生命力：明初，他們追溯上古帝王的故事傳說；明末，對上古首領皋陶進行形象生化；晚清民國，他們將民族情懷與大槐樹遺址結合起來。經過數十年的經營，「洪洞大槐樹」這個品牌打造了出來。

隨著大槐樹形象越來越清晰，它深刻影響了後世人們對祖先來源的認知。「共同祖地」認知形成後，很多人並非屬於明初大移民的人，以及更晚的移民，也信誓旦旦地附會，說自己來自洪洞大槐樹。這種現象十分普遍。

總結下洪洞大槐樹的品牌塑造過程

個別族譜記述—形成民間傳說—洪洞鄉紳策劃發掘—進一步深入傳播

當下，已經有很多人將「全國大部分漢族來自洪洞大槐樹」「小腳趾分兩半」等經不住推敲的說法當作真實，更有許多媒體不加考證地進行大肆傳播。

實際上，歷代任何一次移民都非常複雜，除了大移民，各種小移民更是幾乎不間斷。但，後世清代、民國、當代的移民和二度遷徙，也受到主流傳說影響，將自家視為「洪洞移民」。

筆者所在的山東省為例，明初的確有大量山西移民進入，尤其是魯西北的東昌府及周邊地區。但是，除了山西移民，當時還有大量河北棗強移民進入，本省的東三府——萊州、登州、青州，也是重要的移民輸出地，山東半島地區人口稠密，所以向本省的中部遷徙。

山東當時進入了大量山西移民，這是事實，但也需要看到，本省原有居民仍占較大比例——山東師範大學地方史研究所所長朱亞非統計，山西移民人數約占當時山東人口的20%，這個比例跟《中國移民史》的統計基本一致。繁衍至今，移民後代所占比例至多也不會超過一半。但是，現實中，但凡提起祖源，十有八九說來自山西洪洞。

再舉一枚栗子：明初大移民時期，蘇北睢寧縣曾有山西移民遷入。葛劍雄主編《中國移民史》課題組人員曾到當地調查，幾乎人人自稱祖上來自山西，甚至很明顯來自其他地方的移民，也說是山西人之後。明朝開國功臣湯和兄長的後裔，也自稱是山西後裔，而正常史料就可以證明——湯和家族明明是濠州（今鳳陽）人。而考古發現的當地湯氏墓誌，也言明其祖來自濠州，更加證明了其此前其說法的荒謬。

除了洪洞大槐樹，我國各地還有原理相同的尋根地，如寧化石壁、蘇州閶門、山東棗臨莊、南京楊柳巷等等。它們早已超越實體地名或建築本身，成為某些群體的精神紐帶和文化圖騰。類似原理還可以應用到走西口、闖關東的命名上：老百姓們進入塞外開墾，未必人人都要經過殺虎口、山海關，但這種要塞關口是兩種地理的分野，因而成為許多人離開故土的最後界碑。

從本質上來說：民國當地文化鄉紳對洪洞大槐樹祖居地的策劃包裝，跟今天很多地方發掘打造各類文化品牌並無二致。對於這類行為，筆者並不反感，反而應該肯定其負載的正能量。

除了大槐樹，山西洪洞還有另外一個著名人物「蘇三」。蘇三本是小說家馮夢龍筆下虛構的女子，因京劇《玉堂春》而聲名遠播。裡邊有一句唱詞「洪洞縣裡無好人」，蘇三改價含冤的地方，背景即為洪洞縣。人物為虛構的，但當地依然打造了相關景區，並建造了「蘇三監獄」。

總結：讓民俗的歸民俗，歷史的歸歷史；段子的歸段子，常識的歸常識

近代以來，國家變為半殖民地，民族陷入危亡境地，民族、國家的概念也隨之成熟，大槐樹品牌的橫空出世，加上洪洞所在的晉南，一直是傳說中堯舜禹的活動之地，它為亂世中的中國民眾找到了一個精神地標。

但是，我們不能因肯定洪洞的精神意義，而將其視為真相，更不能因此而掩蓋更多歷史細節。目前，洪洞移民的誇大之詞已被很多人視為常識，而置更複雜、豐富的歷史真相於腦後，極不可取。

民間傳說、風俗、信仰等，是不可或缺的「非遺」，發掘、傳承、包裝、宣傳，演繹戲說，無可厚非；移民歷史、事實、報道、常識，遵從的是客觀、真實，不應該被前者湮沒。

切·格瓦拉有句名言，讓我們面對現實，讓我們忠於理想。那麼我們也要說：讓我們嚴謹地敘述移民歷史，讓我們寬容地聆聽「大槐樹」傳說。

讓民俗的歸民俗，讓常識的歸常識。

主要參考文獻：

葛劍雄主編，曹樹基著《中國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

安介生著 《山西移民史》，三晉出版社，2014年2月

喬新華《一株盡人皆知的大槐樹：真實的故鄉，想像的家園》，《光明日報》2011年7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