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爾蘭導演費納根的《生態箱》，寫一對小情侶到售樓處看房，被一個長得像機器人的中介忽悠到某小區，帶家具的雙層小獨棟看起來很中產，下一代都夠用的格局也很合胃口，但中介突然失蹤，小情侶再也走不出滿眼原諒綠的新家園。
他們的後半生從此被困在毫無生氣的房子裡，每天吃著沒味道的草莓，養育著紙箱送來的長得像中介的男嬰，直到有一天孩子埋葬了小夫妻，成為下一代中介，在售樓處里等候著另一對滿懷憧憬的年輕人。
電影幾乎沒什麼情節，只有一個寓言式的內核，視覺語言傳達了所有概念，但卻是迄今對代際衝突最點睛的詮釋。
後浪對前浪奮鬥終生的《生態箱》早已失去興趣。
知乎曾有釣魚式發問，「為什麼當代年輕人那麼喪」？後浪蜂擁而至，而且審題功夫到家，抓住了「喪」字的真味。
「說白了就是你要按他們的遊戲規則來，你要追求買房，買車，買鑽戒，買包包，辦豪華婚禮，生孩子，買學區房，出國旅遊，坐頭等艙，住五星級酒店，這樣你才算一個好男人，呵呵，去你的吧。」
「喪」的另一面是佛系，日本叫低慾望社會，韓國叫七不世代（不要戀愛、婚姻、孩子、工作、房子、人際關係和未來規劃），都是一回事。
「喪」和「佛」不是丟掉了感知快樂的能力，而是對快樂的定義變了，年輕人反感的只是「從你身上賺不到錢，就說你喪，說你屌絲，說你沒追求」。
這不是兩代人沒有共情，也不是對放空人生，花式划水有什麼誤解，大家擔心的只是對社會經濟的消極影響。
從司馬遼太郎的《坂上之雲》到鐮田慧的《當代日本社會面面觀》，再到大前研一的系列著作，你能清晰感受到日本人精神狀態的變化。
所謂明治養士，大正養國，昭和養鬼，平成養豚，令和划水，日本的老齡化嚴重，人口負增長，全民積累的金融財富是GDP的3倍，年輕人退出社會，宅在家中，人際關係停留在不願再進一步的安全狀態，放下期待，卸掉不確定，成為相對舒服的活法，反倒是老年人一直在外打拚。
日本統計局的《全國消費實態調查》表明，29歲以下年輕人的可支配收入和儲蓄相對穩定，消費卻在持續衰減，特別是傳統的車、酒和旅行三駕馬車。
對這種現象最擔心的不是學者而是企業家。
創造了「低慾望社會」這個詞的大前研一開出三個藥方，一是想辦法讓沉澱的金融資產流動起來，二是從海外歸化勞動力，三是展開憧憬教育。
比大前研一更厲害的是任正非，他直接向「無欲則剛」開炮。
我們老祖宗的無欲不是無所作為，而是以強大內心世界對抗外部的紛擾侵蝕，從孟子的「養浩然之氣」到林則徐的「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一脈相承。
2017年華為優化35歲以上老員工事件後，任正非有感而發，說了很多，「年輕人光想躺著數錢，不努力，華為是沒有錢的」，但這是對內而言。
對外他憂慮年輕人的「無欲則剛」。
在他看來，無欲違背人性，無欲不可能做到剛，所以「無欲則剛」是反邏輯的，不管企業還是個人，喪和佛就意味著失敗，愛拼才會贏。
他把時代進化的動力概括為五種層次的慾望：物質的飢餓感，安全感，成長的願望與野心，成就感和使命主義，其實核心是兩層含義。
任正非把自己和喬布斯看成最高級的「超意識使命主義者」，通過建功立業實現自我價值，財富沒多大意義，但其他人還是應該滿足物質飢餓感。
這個觀點是凱恩斯「節約悖論」的延伸。
就是說消費與國民收入同方向變動，儲蓄與國民收入是反向變動，簡而言之，越節儉越窮，散財方能生財，這道理《聊齋志異》有個故事說透了。
劉某嗜酒，家有積蓄，不以為累，後有僧人前來，說體內有酒蟲，施法將蟲驅出，此後劉視酒如仇，體漸瘦，家日貧，飲食亦不能給。
在蒲松齡看來，口腹大欲，人之天性，抽離這些基本慾望和生活樂趣，並不會讓人過的更好，反而失去了生活的目標。
過去中國經濟是靠投資拉動，未來是消費驅動，這一點大多數人都認同。
泡沫時代的日本人偏愛滑雪、高爾夫球等享樂性消費，1987年的電影《雪嶺之旅》是郭敬明《小時代》的鼻祖，所有場景都漂亮舒服，三觀極正的主角在高樓大夏和迷人雪景中到處散發著荷爾蒙。
到21世紀的這個10年，長的好看又有錢的皮囊仍然誘人，但已經失去精神魅惑力，這份雞湯的營養成分太過單一，大家都漾奶了，《小時代》的豆瓣低分是最好的墓志銘。
但物慾的經濟意義又是真實存在的，商務部的數據是2018年全國社消總額38.1萬億元，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是76.2%，去年全國社消總額是41.2萬億，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卻回落到57.8%，這並不是好消息。
知乎有個熱門話題「一個年輕人為什麼毫無慾望」，不是說年輕人不消費，而是他們消費的社會性和參與性大為降低。
日本新潟縣的越後湯澤因川端康成的《雪國》而出名，也確有一班從東京開來的雪國列車，全程75分鐘，曾經一票難求，但如今門可羅雀。
著名的哈雷摩托，曾經是年輕美國人的潮流象徵，1980年車主的平均年齡是25歲，現在是58歲，公司喊出吸引200萬新人的口號，迄今無濟於事。
技術進步讓抖音、快手式輕娛樂飛速疊代，我們不必像上輩人那樣親歷親為才能收穫快樂，連「玩物喪志」的過程都免了。
這對實體經濟是壞消息。
從心理溯源的角度來說，經濟高速發展，社會劇烈變化，造富神話層出不窮，普通個體失落感強烈，會導致嚴重的自我矛盾。
大部分人討厭一成不變的生活，又對未來的不確定性感到恐慌。
曹德旺一直不理解年輕人寧可送外賣也不進福耀，其實《美國工廠》那些讓別人不舒服的管理因素，中國年輕人同樣不喜歡。
如果中國製造的優勢就是把年輕人組織起來，從事簡單而沒有創造力的重複勞動，那這個優勢遲早會消失，以曹老闆的精明早應該想明白。
所以大佬經常給年輕人打氣，俞敏洪說「別怨世界太難，奮鬥是生命常態」，王石勸年輕人別急著買房，抓緊創業，董明珠說「年輕人要準備失敗，才能走向成功」，梁建章說，「年輕人都應該去大城市」，還鼓勵生二胎，「年輕人太少削弱中國競爭力。」
老羅當年「彪悍人生不需要解釋」的悲情不管用了，馬雲「夢想還是要有的，萬一實現了呢？」曾經很勵志，到「996福報論」也套路化了。
很多大佬希望年輕人為確定的目標努力，但他們所展示的未來就是另一種《生態箱》，只能起反作用。
各種外部因素對消費的抑制也越發明顯。
上海財經大學的宏觀項目組今年3-4月組織了一次對上海市民的調研。在1705份樣本中，小於20歲的受訪者占比0.06%，21歲到30歲是34.55%；31歲到40歲之間為42.17%；41-50歲之間是16.42%，51歲到60歲6.10%；61歲以上的僅為0.70%。
結果疫情期間收入下降最明顯的就是21-30歲這個群體，他們的消費意願、儲蓄水平和償債能力受到很大影響。
如何生活原本是一種很個人化的處世哲學，「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
《韓非子》有個故事，寫齊國隱士狂矞、華士二人相約「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
這是典型的應激反應，在時代劇變時把生活簡單化，以排除所有未知風險，跟有些年輕人對什麼都沒興趣，只喜歡在家狂飲肥宅快樂水差不多。
但這個活法有破壞性。
於個人而言，會造成社會感知的退化，出世很容易，再入世就痛苦了；對經濟而言，會抑制大宗消費，特別是房子、汽車，豐田普銳斯之父嵯峨宏英就說過，「年輕人不再把車作為夢想的話，整個行業都將難以為繼。」
《韓非子》中的狂矞、華士最後被姜子牙殺掉了，因為這種小國寡民的活法，讓任何社會治理策略都失效了。
今天「小隱隱於家」不會有生命危險了，每天活蹦亂跳或是放空自己，都是一種活法，你的選擇，你承擔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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