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這首詩出自於我國唐朝著名的詩人賀知章，作者在創作這首詩的時候，已經是86歲的高齡。賀知章出生在越州永興（現在的杭州蕭山），而他在30多歲之後，常年在長安為官。賀知章在86歲的高齡時，還在朝堂為官，後因大病一場，他向朝廷請辭回鄉。而這首詩，便是他根據回鄉時的境遇所創作的，全詩的最後一句「笑問客從何處來」是點睛之筆，有人說錯把他鄉當故鄉，而這首詩中的兒童，錯把「故人」當做了「客人」。
而在「他鄉」和「故鄉」的定義之間，在「故人」和「客人」的身份衝突中，是中華文明中裹挾了幾千年的思鄉愁緒。歸鄉對於中國人而言是一種超越了生命的精神含義，所以每年春節的時候，會有浩瀚的「春運」，人們無論是藉助何種交通工具，無論是身處何種境遇，都會儘可能的，在那個時間回到故鄉，回到家人的身邊，簡單的吃一頓飯，聊幾句家常。
對於漂泊中的遊子而言，故鄉不僅僅是一種味道，不僅僅是一份寄託，不僅僅是一份挂念。更是一份回憶，是一座雋永在靈魂深處的精神寓所。當我們在他鄉漂泊到精疲力竭的時候，當我們在事業奮鬥中滾爬的遍體鱗傷的時候，當我們對生命即將逝去最後眷戀的時候，故鄉一定是我們最想回歸的地方，就如同當初我們羸弱的生命在那裡安詳的開始一樣，我們也同樣渴望著生命在那裡安詳地結束。故鄉在我們的靈魂深處，可以賦予我們能夠安詳著面對生死的力量。
在1986年的時候，著名的導演侯孝賢執導了一部半自傳體的電影《童年往事》，在這部影片中，侯孝賢用他標誌性的電影語言長鏡頭加抒情音樂，在大銀幕上用光影刻印出了一代人的童年記憶，而在這份童年的記憶里，又是另一代人回不去的故鄉，無法消解的鄉愁。雖然現代的通訊工具，交通工具隨著科技的進步都越發的發達了，但是故鄉卻更難回去了，有很多人將原因歸結為生活節奏越來越快，生活壓力越來越大，抑或是一些看似客觀的理性原因，然而最為困難的並不是肉體的回歸，而是在精神層面上的到達。
侯孝賢導演在他的這部《童年往事》里，一直在試圖用他裹挾著淡淡憂傷的光影勾畫的童年回憶，打通這條心靈故鄉的通道，關於他自己的，關於父輩的，關於奶奶的。影片中少年阿孝的經歷影射的便是侯孝賢導演自己，在影片中，導演用玻璃球、木陀螺、偷爸媽的零用錢等場景，找到了那一代人童年共同的印記，而侯孝賢最為偉大的地方在於，他將自己童年的回憶和一個時代、一座城市、一個家庭交融在一起，而最終在銀幕上匯成的，是一幅幅波瀾不驚，雋永詩意的畫面。
全片最為觸動人心的地方，是親人的三次死亡。而與之伴隨的，是影片中男主角阿孝由男孩到男人的成長。親人的離去和男孩的成長在影片中是相互呼應的，在阿孝的童年記憶中，父親是一個重要的形象，也是最早離他們而去的親人。影片中父親的語言很少，他的大多數鏡頭是在一個書桌前的藤椅上完成的，之所以一直用這一種充滿意象的鏡頭，周遊君認為，應該是因為父親離開的較早，導演在自己的回憶中，再難找到更為具體的影像細節。而關於父親的嚴肅和少語的特點，導演一方面是憑藉自己的記憶，一方面是根據後來母親對父親的敘述。
父親去世時的葬禮是按照中國傳統的葬禮舉行的，根據傳統習慣，子女們要為父親守靈，因為特殊的原因，父親再也沒有回到他出生的地方，他和自己的故鄉之間，隔著的是「一灣淺淺的海峽」。在父親生前和母親的對話中，銀幕前的觀眾們可以感受到父親對於家鄉的眷戀，他們對話的字裡行間中，時不時的是對自己青年時期和少年時期的記憶刻印。隨著影片中父親葬禮的推進，延伸出的是阿孝從少年到青年的成長。親人的故去，是一個人成長最好的催化劑，只有最貼切的感受生命的逝去，才能懂得時光的珍貴，以及對生命，對世界的敬畏。
侯孝賢在銀幕上展現這些悲傷時，始終保持著克製冷靜的視角，即便是影片中的那個主角就是他自己的化身，他依然沒有讓影片泛起太多沒必要的波瀾，整部影片始終沉侵在一種淡淡憂傷的基調中，無論是畫面還是配樂，都使得影片保持在一個相對統一的氛圍中。如果說在影片中父親的離世促進了阿孝的成長，那麼母親的離世則促進了阿孝的成熟。
阿孝從小就是這個家庭對未來的寄託，無論是奶奶還是媽媽，他們都對阿孝給予厚望，也正是因為這種寵溺，使得阿孝從小便「無法無天」，叛逆、驕縱是阿孝身上鮮明的標籤。特別是在父親去世之後，上了高中的阿孝，開始更加的不學無術，欺負同學，調笑老師。他做著，他那個年齡認為最有趣，卻毫無意義的事情，他享受著長大的樂趣，也陷入了成長的迷惘。
阿孝對時間，對生命的肆意揮霍，是很多人青春的真實寫照，青春期的我們擁有了和成年人幾乎一樣的外貌特徵。而這個成長的過程，也是人們和故鄉剝離的過程，這時候的阿孝距離家人越來越遠，陷入社會卻越來越深，阿孝開始從少年成長為青年，開始從家庭走向社會。而這個過程中的阿孝，卻依然被親情這條風箏線牽絆在家庭和社會之間。在幾個場景中，家人對阿孝的成長起到了作用，母親告誡他不要賭博，姐姐去學校協調他轉班的事宜，在家人的幫助下，阿孝雖然遊走在正常成長軌跡的邊緣，但是他最終沒有脫離這條軌道。
不幸的是，母親患上了喉癌，坐在父親生前用過的書桌前，母親寫信告訴阿孝的姐姐自己診斷的結果，為了更好的治療，姐姐將母親接到了台北。這個過程中阿孝雖然要照顧兩個弟弟的生活，但是他依然整日的打架鬥毆，混跡在社會和學校之間。成長的過程，是個體脫離故鄉束縛的一個過程，阿孝在這個過程中，在和家庭以及當前生活環境的束縛牽絆的角力中，他的茫然、衝動為銀幕前的觀眾展現了成長的力量，同時也展現了故鄉和個體之間割裂的戲劇化衝突。
母親的去世再次升華了這種情感和力量，在成長的過程中，一方面我們渴望著遠離家鄉闖蕩天涯，一方面又不捨得遠離生養我們的故土，去遠方闖蕩的悸動，和對故土的眷戀情愫，是青春成長過程中需要平衡的，個體和故鄉之間的一對引力和斥力。母親的去世讓成長的阿孝變得成熟起來，他開始遠離那些沒有意義的打架鬥毆，他也開始找尋屬於自己的生命含義。他試著向暗戀的女生表白，在表白之後，在愛情力量的作用下，他放棄了保送軍校，試著用考大學實現自己的愛情夢想。
成長中的阿孝與故鄉更加的漸行漸遠，最後的割裂，是奶奶的去世。阿孝是奶奶最疼愛的孫子，然而最終他們沒有照顧好去世前的奶奶，但是無論怎樣，奶奶還是離開了，她最終也沒有完成回大陸的夙願。奶奶的去世，標誌著阿孝從此是一個再也沒有人寵愛的孩子，也象徵著一代沒有回到故土的人客死他鄉。
當一代人的故鄉成為了去不了的遠方，當下一代人把上一代人的他鄉成為了自己的故鄉，時代的更迭，生命的輪迴中，夾雜著的是華人永恆的思鄉愁緒。從孩童到成年的成長，促使著人們離開故鄉，奔向無限可能的遠方，而在漂泊一生之後，人們最渴望的，還是回到生命開始的地方，在擁有生命時安逸的氛圍中，去走完生命的最後一程，這恐怕是個體最好的故鄉情結了。然而賀知章的那句「笑問客從何處來」卻是對鄉愁和故里最現實的詮釋，就如同侯孝賢的《童年往事》一樣，到頭來鄉愁無法消解，故里難以回歸。這個中緣由，也許是肉體太過疲倦，也許是靈魂走的太遠，也許是時代已經變遷——悄然之間，變了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