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鄭永年
亞洲人提出的亞洲價值觀可以說是對西方的回應，是東方專制主義的反論題。
這個論題的提出是20 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事情，也就是說是近來的事情。亞洲提出這個論題的背景就是當時東亞文化圈經濟上的成功，即日本和亞洲「四小龍」（新加坡、韓國、中國台灣和中國香港），並且包括中國在內的另外一些亞洲國家也開始改革，經濟發展加速。儘管近代西方價值擴展到亞洲之後，在學術界也不時出現一些有關亞洲價值的討論，
但這些僅只是知識界少數學者被動的並且往往是無效的抵制，並沒有形成一種可以稱之為政治力量的東西。
在中國，「五四運動」之後也不乏有學者出來竭力為自己的文明和文化辯護。中國歷史上曾經輝煌過，但現在失敗了。在這種情況下，無論一些學者如何努力，不僅對西方人沒有說服力，而且對自己的人民也難以有說服力。正如西方的「東方專制主義」的傳播和西方成功的故事聯繫在一起一樣，亞洲在沒有成功之前很難有真正的資格和能力來正面提出亞洲價值觀。一些學者所討論的亞洲價值（例如體現在諸如「中國文化」或者「印度文化」那樣的概念中）儘管具有學術意義，但對西方並沒有產生具有實質性的影響力。 前面已經說過，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是東亞地區第一個實現現代化的國家，也是亞洲第一個用戰爭打敗了一個西方大國即俄國的國家。
當時的國際關係就是「戰場上論英雄」，戰爭的輸贏決定了一個國家是否是強國。當日本打敗俄國的時候，亞洲國家（或者說很多非西方國家）為之雀躍。不過，日本的國家制度建設的成功被視為是學習和仿效西方制度的結果。日本在國家建設成功之後，也很快仿效西方帝國主義，在亞洲實行帝國主義路線，發動了稱霸戰爭，即第二次世界大戰，亞洲國家尤其是東北亞國家深受其害。日本的帝國主義模式最終以失敗告終。儘管人們看不到亞洲價值觀和日本帝國主義之間有任何關聯，但日本的侵略行徑對亞洲價值觀是有影響的。二戰期間，日本侵略其他亞洲國家的一個理由就是建立「大東亞共榮圈」，來抵抗歐美國家對亞洲的侵入。此前，儘管東北亞形成了儒家文化圈，但並沒有亞洲的概念。日本不僅把「亞洲」放在和「西方」的對立面來論述，而且也擴大了亞洲的概念，即把東北亞和東南亞連接在一起，其「大東亞共榮圈」差不多是一個「泛亞」概念。再者，正是因為日本的侵略行為，人們經常傾向於把「亞洲價值觀」視為是一種特別的意識形態，即為政治服務的意識形態，而非一種客觀的存在。1促成亞洲價值觀誕生的是後來被稱為東亞「經濟奇蹟」的日本及「四小龍」的崛起。
東亞地區經濟的快速發展始於二戰後的日本，「四小龍」（新加坡、韓國、中國台灣和中國香港）緊隨其後，這是近代經濟史上少見的經濟現象。這五個經濟體都面臨土地稀缺和自然資源匱乏的問題，但是各自通過發展人力資源、促進技能升級、秉持勤勞節儉和自製克服了這些制約條件。同樣的高經濟增長故事也很快擴展到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很多亞洲國家。日本經濟學者曾用「雁行理論」描述區域內的經濟發展模式。在20 世紀50 年代至70 年代，日本領導了戰後第一輪的高速經濟增長，成為歐美之後第一個非西方的工業化國家；在20 世紀60 年代至80 年代，亞洲「四小龍」經濟體（新加坡、韓國、中國台灣和中國香港）領導了第二輪的高速經濟增長，一些東協國家如馬來西亞、泰國和菲律賓也加入了這一行列。20 世紀80 年代以後，中國開始領導第三輪的高速經濟增長。
在三十多年接近兩位數的年均經濟增長之後，中國已經成為中等收入國家，並且進入了中速增長階段。中國經濟增長持續時間之長，對區域和世界經濟影響之大，都超過了前兩輪的經濟增長。「雁行理論」解釋了東亞經濟發展在不同國家間的擴展效應，但並沒有對東亞經濟體內部的經濟成長給出有效的解釋。那麼如何解釋東亞社會經濟上的成功？西方主流經濟學家儘管驚訝於東亞的經濟成功，但對東亞成功背後的理論意義不以為然。
很多學者用西方標準新古典經濟學理論來解釋東亞經濟的成長。例如，東亞高經濟增長一般被歸結於這些經濟體高水平的國內投資，而高水平的國內投資又與高水平的國內儲蓄相關。這些經濟體的出口競爭力很明顯和它們的高勞動生產率和低單位勞動成本高度相關。這些經濟體所採用的出口導向發展戰略是最重要的一個政策因素，它促使這些經濟體轉型，成為具有全球競爭力和效率水平的經濟體。不過，現存西方經濟學理論常常不能對很多經濟現象的根源提供令人滿意的解釋，特別是不能解釋導致這些經濟變化的根本性的制度和社會力量。例如，德國和日本都是戰後活躍的經濟體，但是為什麼只有日本成功地維持了長時間的經濟增長？應當如何解釋東亞經濟體的出口導向的發展戰略？為什麼這一戰略只在亞洲「四小龍」新興經濟體而不是在其他欠已開發國家獲得成功？為什麼許多東亞國家不管教育回報率的高低而對教育有著強烈的偏好？是什麼因素使得企業家精神得以在這些社會發揚光大？很顯然，除了那些可以通過在經濟學意義上量化檢驗的「硬」的投入要素，諸如資本、勞動力和技術以外，還有許多「軟」的要素，諸如人們的態度和動機、信仰體系、社會關係類型和宗教習俗等等。
所有這些「軟」因素都會對「硬」的要素的發揮產生很大的影響。因此，人們要探索和尋求更為根本的解釋。 20 世紀80 年代末和90 年代初，日本政府不滿於西方社會（主要是西方主導的世界銀行）批評日本政府的亞洲援助項目，資助世界銀行120 萬美金來研究東亞經濟的成功要素。因為日本是當時世界銀行的第二大股東，世界銀行便沒有理由來拒接這一研究項目。11993 年，世界銀行發表了這項研究結果，即題為《東亞奇蹟》的研究報告。2 世行的這份報告儘管承認了政府在東亞經濟成功背後的作用，但仍然認為政府的作用只是執行了市場原則。就是說，解釋東亞成功的仍然是西方新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 與西方主流經濟學不同，一些學者發現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很難對東亞經濟的成功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釋，並試圖尋找不同的解釋。3 一個明顯的事實是，這些經濟體都在東亞文化圈內。因此，很多人認為，它們之所以能夠成功是因為「亞洲價值觀」尤其是儒家價值觀和儒家社會的主流文化傳統包含有促進經濟增長的要素。一些學者開始沿著韋伯的方法來探討儒家精神和亞洲資本主義之間的關係。當然，他們的結論和韋伯的結論剛好相反。
正如前面所論述過的，韋伯認為儒家意識形態阻礙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而這些學者則認為，儒家精神是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的。1 在20 世紀80 年代，儒家價值觀和經濟發展的關係引起了很多討論甚至爭論。延續至20 世紀90 年代，人們對於亞洲價值觀的討論引起了更大的爭議。1997 年亞洲發生了金融危機。這場危機被認為是對亞洲價值觀的自我否定，西方的自由民主價值觀以及相關的政治經濟體制再一次被當作是亞洲的必經之路，具有普遍適用價值。然而，中國經濟在20 世紀最初十年迅速崛起，而且它的潛在經濟實力和對世界的影響力遠超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再者，2008 年始於美國並馬上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機被認為是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的必然結果。所有這些新的變化為再一次評價亞洲價值觀提供了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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