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帛書和文書都是古文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是書寫於絹帛、紙類以及其他材料的文獻材料，出土數量多，涉及面廣，內容豐富，對研究古代社會歷史有重要價值。
一般所稱出土文書，主要是指出土的紙類文書。19世紀末20世紀初，一些國家的探險家在中國新疆和甘肅等地，對中國的古代文書經卷及其他文物進行大肆盜挖和掠奪，使中國文化遺產遭受到無法彌補的巨大破壞和損失。自20世紀30年代始，特別是50年代以來，中國專家學者在新疆、甘肅等地進行的科學發掘中，發現了大量的出土文書。對出土文書的整理研究和出版，也取得了重大成績。
一、出土帛書
帛書是書寫於絹帛上的文獻資料，主要有戰國和漢代帛書。其起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時期，現存實物以子彈庫楚墓中出土的帛書為最早。
帛書一般自右端開始，從右向左，直行書寫。字體大致有篆書、隸書和草篆（秦隸）3種。帛書體例不一，有的書有行首標記，有的則無；有些書不分章節，通篇連抄；有的分章則用墨點做記號，有的則提行另起章節。大部分書無標題，或標題書於文章末尾。
考古人員曾在馬王堆漢墓（3號墓）出土一批帛書，稱為馬王堆漢墓帛書，質地為生絲織成的細絹。帛的整幅高度為48厘米，半幅高度為24厘米。馬王堆漢墓帛書內容豐富，經整理研究，有古籍《周易》、《老子》、《戰國縱橫家書》、《相馬經》、《五十二病方》等20多種，約12萬字。帛書中的《導引圖》，復原後長約100厘米，高約50厘米，彩繪有各種運動姿態的人物44人，有些人物旁標有文字說明。帛書整理成果《馬王堆漢墓帛書》已出版。
二、出土文書
出土文書種類較多，有書寫於玉石質地的，有書寫紙類質地的，前者如侯馬盟書，後者如吐魯番文書。
（一）盟書
盟書亦稱載書，是記載誓辭的文書。出土的盟書主要有侯馬盟書和溫縣盟書。
1.侯馬盟書，出土于山西侯馬。1965年發掘侯馬晉國晚期都城新田遺址時發現。在盟誓遺址內，共發現瘞埋犧牲和盟書的坑400多個，出土盟書共計5000餘件，其中可以認讀的有600餘件。盟書用毛筆書寫在玉石片上，字跡大都為硃紅色，少數為黑色。玉石片一般都呈圭形，大小不一；小的長18厘米，寬近2厘米；最大的長32厘米，寬近4厘米。這是第一次經科學發掘出土的古代盟誓文書，時代為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為晉國卿大夫舉行盟誓時記載誓辭的文書。
侯馬盟書的內容十分豐富，完整而有系統，可分為宗盟類、委質類、納室類、詛咒類、卜筮類及其他類，是研究古代盟誓制度、古文字和晉國歷史的重要資料，具有重要歷史價值。盟書資料經系統整理研究，其成果《侯馬盟書》已出版。
2.溫縣盟書，出土於河南溫縣。1980年開始，對位於武德鎮西張計村盟誓遺址進行科學發掘，出土石圭、石簡、石璋1萬餘件。編號1號坑出土盟書4588片，其形狀大小不盡相同。最大的長27.1厘米，底殘寬3.2厘米；最小的長9.6厘米，底寬3.7厘米。內容主要是晉國卿大夫之間盟誓時的誓辭，如要「忠心事主」，決不「與賊為徒」，否則將受到先公在天之靈的嚴懲。
（二）吐魯番文書
吐魯番文書出土於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市，為紙質文獻資料，時間跨度很大，自晉至元，即自高昌郡（東晉），歷高昌國（北朝）、西州（唐）和高昌回鶻（宋元）。
吐魯番古文書的出土，是從近代外國探險家的掠奪開始的。他們對吐魯番一些古城址、古遺址和古墓葬肆意挖掘，掠奪走大批古文書及其他文物。
中國考古學家黃文弼1930年對交河故城和哈拉和卓墓葬進行發掘，獲得一些出土文書。1959-1975年，新疆文物考古專家對阿斯塔那與哈拉和卓古墓葬群進行了13次科學發掘，清理髮掘晉至唐代墓葬460多座，出土大量文書和其他文物。此後，又清理了部分古墓，也出土一些文書。
吐魯番出土文書，是吐魯番古代文物中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保存完好的文書有衣物疏、功德錄、地券、告身、《孝經》等，均為直接殉葬品。此外，還有殘缺的各類官私文書，大都是從棺、紙質俑、靴鞋、冠帶、枕衾上揭拆下來的。其中，有古代少數民族和外族文字的文書，有漢文文書。漢文文書時代最早為西晉「元康六年（296）三月十八日寫已」的《諸佛要集經》；最晚的為元至正十七年（1280）《善斌賣身契》。
官私文書種類繁多，有詔令、奏表、符牒、訴訟辭狀、藉帳、契券、商旅書牘和失傳古籍，以及族譜、醫方等等，內容十分豐富。它們是研究中國中古時期高昌、西域和中原王朝歷史極為重要的實物文獻資料，有很高的價值。
1975年，國家文物局成立吐魯番出土文書整理小組，唐長孺任組長，對上述發掘出土的數萬件（片）漢文文書進行整理研究，其成果為專收釋文的《吐魯番出土文書》（全10冊）和圖文對照本《吐魯番出土文書》（全4冊），已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為進一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科學資料。
圖片來源於網絡、故宮博物院等；文章內容參考自網絡、書籍；若有侵權，請告知，我們將儘快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