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琪：《小道可觀：中國文人篆刻》

第三節 詩痕與印跡

——袁枚與沈鳳暨其他清代印人的交遊

第四節 趙之琛肖形圖像印藝術略論

第五節 由新見陳寶成遺印再談陳鴻壽的家世考證問題

第三章 晚清民國篆刻研究

第一節 徐三庚篆刻研究探微

——以文化內涵、形式取法與美學特質為中心

第二節 扞格與攻訐

——以陳瀏《說印》中的吳昌碩為中心看海上篆刻在近代印壇的影響和接受

第三節 晚清金石學視域下吳昌碩、黃士陵篆刻創作的審美分歧

——以磚文、陶文、封泥等金石文字取法的趨避為例

第四節 近現代嶺南篆刻風格譜系的形成與嬗變

——以黃士陵印風傳承為中心

第五節 鄧之誠的篆刻藝術與印學貢獻

第四章 印史與文化

第一節 龍鳳祥《麝香山印存》與清代文字獄

——兼議明清私家輯拓印譜

第二節 《續封泥考略》版本辨析與校讀札記

第三節 從文獻到實物

——明清篆刻史研究的材料與方法

附錄 晚清民國以來篆刻潤例彙輯

參考文獻

人名索引

後記

序

孫慰祖

中國印學的概念，現在逐漸清晰起來。它的研究對象以印章為中心，這是無異議的。但在中國，「印章」與西方的「seal」的義項並不完全重合，它既包含與世界其他地區性質相同的部分，又包含作為藝術樣式的篆刻，然而後者在西方語境中並不存在可對應的部分。這就是目前「中國印章」概念的特殊性。

《中國印章：歷史與藝術》

所以，「印章」可以作為世界文化中的共同話題，但「篆刻」卻是一個國別文化現象。在中國的一般社會認知，以及學術研究範疇內，「印章」同時包容了這兩部分的概念。但實際上，兩者之間的文化性質已然不同。

美國大都會博物館屈志仁在介紹《中國印章——歷史與藝術》一書時就坦言：「篆刻是最後一個至今未受西方足夠關注的中國主要的藝術形式。」在他長期所處的文化與學術環境中，對於這一點，認識當然比我們深刻。

同樣由於這樣的特殊性，我們長期以來對一般意義的印章與作為藝術樣式的篆刻之間的界線，認識也是模糊的。只有將中國印章的全部演化歷史置於世界印章歷史發展進程中作共性與個性的比較與審視，我們才會得出比較準確的結論：

一、中國印章存在普適意義的歷史和性質；二、從形成之初直至今天，中國印章在社會政治、經濟生活中的功能沒有消失，使用及形態體系沒有中斷；三、從憑信功能的印章中又衍化出篆刻藝術的發展方向。這些，就是中國印章體系與中國印章歷史的特殊性。

對應這樣的特殊性，傳統的印學研究又形成古璽印研究與篆刻藝術研究的分工。古璽印基本對應普適意義的印章；篆刻藝術則是與前者存在聯繫又相對獨立的體系。兩者的研究任務和所關注的方向當然也很不相同。目前中國印學研究的格局仍基本如此。

《中國璽印篆刻通史》

我在三十年前的一篇文章中曾經指出：「現代階段上對於印學的研究，儘管一直有人在陸續地做，但相當時期內始終是一個很不景氣的領域。無論相對於書學還是畫學而言，都顯出明顯的失衡。」

除了眾所周知的社會因素之外，研究資料的稀見與匱乏足以導致在這一學科中每深入一步都十分艱難，沉浸淒清冷寂中苦苦尋覓也未必能期在必得。更深層的因素則在於宋元以來璽印篆刻之所以被認可，根本乃是基於一種賞玩的意義，而作為學術、學科的意識則缺乏深厚的傳統。

然而混沌的認識不僅使璽印文物與篆刻作品的真實價值受到貶損，也會造成史料的錯位和藝術史敘述的模糊與誤判。新時期學術復興之初，涉足印學領域的研究者大多對此有著深切的感受。

三十年過去，局面有了很大的改變。無論古璽印研究還是篆刻藝術研究，這些年加速融入當代學術理念和相關學科的成果，由舊學脫胎為一門具有明確研究對象、研究任務和科學研究方法的現代新學。

無論在學科規範的確立、學者成分的遞變、研究空間的拓展、理論格調的提升，抑或資料缺環的填補、學術盲點的消解和新發現新結論的累積等方面，都大大刷新了傳統印學的面貌，實現了在當代學術中獨立地位的確立。

在藝術領域中來看，文人篆刻研究取得的進展更多地受到關注。在比較宏觀的篆刻史層面，如文人篆刻形成的物質與文化條件的提出，文人篆刻起點的討論，文人印系的存在及其與文人篆刻遞承關係的揭示，早期篆刻家群體身份與流派定位的解析，文人篆刻與文人精神生活關係的探討，藝術品市場與篆刻家生存狀況的考察，篆刻表義格局與功能轉變關係的論述等等，都表明研究視野的提升併到達一定的史學高度。

《蓬萊松風：黃易與乾嘉金石學（附武林訪碑錄）》，朱琪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3月版。

從相對微觀的層面來看，諸如篆刻家個案研究、早期印譜研究、印人流派風格及交遊、印人作品技法及創作背景等研究，在搜求文獻的深度與廣度上均有很大突破，注重相關人文學科新觀念、新方法與新材料的引入也是這一時期研究者普遍的自覺。篆刻審美和創作技法理論，則在當下研究論述中體現出現代色彩，部分地置換了長期因循的體驗式的表達形態，儘管這一方向的研究仍然為數不多。

因而，推動這一時期研究達到如此高度的不僅在於所形成的成果水平，還在於研究方法和研究目標的更新。我們已經擺脫了概念性、解說性的泛泛而論和陳陳相因，從這些年一部分學者的著述中，可以深切地感受到新學術的氣象，也使我感悟到，經歷三代學人篳路藍縷的開拓與探索而形成的當代印學研究格局，將一步步走向新的階段。

讀完朱琪的《小道可觀：中國文人篆刻》書稿，我的上述感受尤為強烈。

近十餘年來，我讀過不少朱琪發表的明清篆刻研究的文章，深刻的印象是他的論題多緊扣篆刻文化與藝術兩方面的屬性，有他獨到的視角與論證，還有形成結論的嚴謹和文字的古雅。

白謙慎先生題簽

十多年前我在台北「中研院」史語所講演時，提出印學的視野不僅要在「印之內」，還應該延伸到「印之外」，印學的價值才能更多地體現出來，這就要求學術觸角儘可能地廣泛。

朱琪把這本書冠以「小道可觀」之名，既言印章其小，而又洞悉其道之大，拓展其研究之大，充分表達了他對這一研究領域的深刻認識和堅定信念。這和我所說的印學研究「地塊很小，涯際也模糊得很」頗有相通之處。

本書圍繞著一般人看起來不過方寸的印章裡面的種種問題展開討論，但所作的研究背後，涉及考古學、古器物學、文獻學、書畫鑑定、美學、社會學、史學等多個學科，由此可見，斯道焉能言其小哉!

多年前，朱琪持續地投入清代早期浙派印人的個案研究。他做的這幾個專題，不僅在資料開掘方面窮搜冥索，大大突破了此前的研究，而且形成了將藝術家個體研究置於具體的人文、社會背景之中作立體考察與論述的新格局，我以為應當成為篆刻家個案研究的當代範例。

近年來，他仍然咬定青山，孜孜無倦。現在我手中的這本書稿，是他這些年完成的新課題，顯示出朱琪的研究視野延展到更大的範圍，他對於一些歷史細節的思考也站在更為宏觀的高度，某些論題顯得更為自由也更有學科跨度。儘管發現冷題和盲點一直是他的興趣，唯陳言之務去是他的寫作原則，但這種發現問題與解決問題的能力都需要敏銳的學術洞察力和長期的研究積澱。

在本書中我讀到的幾個論題，不僅如他所自信的「新」，而且也是令我感興趣並深受啟發的問題。在唐宋至民國文人篆刻發展這幾個歷史階段，他分別選取了一些重要而又需要更深入闡釋的或者篆刻史上少有涉及的議題作再思考。這些篇章善於運用新材料、新方法、新思路，也敏捷地汲納當下學術新成果，因而為這個冷寂學科做了不少填空的工作。舊題新論，是算得上是名實相副的。

《文字的魅惑：朱琪篆刻作品選》

早期文人篆刻及相關「印跡學」研究，闡述的是文人篆刻的早期萌芽狀態，這是兩宋文人用印體系逐漸成熟的階段。作者在宋代官印的形式變革部分，注意到了以往篆刻史研究少為人論及的祝溫柔，較為系統地論述了他對文人篆刻的風格美學的影響，是十分富於洞見力的。

在《宋代印人、印事、印譜輯考》一文中，通過經典文獻的釋讀，結合宋代筆記與詩文別集中的記述，考證宋代篆刻在文人階層與民間社會的活躍狀態，並提出宋代除集古印譜外，已經出現個人篆刻印譜，揭示出印譜史上兩種最重要的印譜形式都在宋代華麗登場。這些結論，充實了我們對中國早期篆刻史、印譜史的認識。

此外，我認為朱琪在文人篆刻溯源研究中，十分重視對出土文物、傳世實物的價值開掘，這與圈內長期局限於文獻記載、疏於關注文物考古新資料的風氣形成迥異的學術個性。

《真水無香：蔣仁與清代浙派篆刻研究》

他對新中國成立後出土（含徵集）的大量明代文人印章作出全面梳理與考述，此前《新出土明代文人印章輯存與研究》一書就是第一次從考古學、文物學角度，全面審視明代印章、篆刻的基礎研究工作，他在這項工作中獲得了不少新的結論。如關於「印跡學」「前流派篆刻」等概念所引出的話題，深具建立在資料基礎上的學理依據，我相信將為學者的後續研究留下更深的啟發。

文人篆刻家的生存狀況是近十餘年來印史研究的一個新論題，朱琪以多年來積累的資料整理成《晚清民國以來篆刻潤例彙輯》，為這一論題提供了較全面、豐贍的近代印人的經濟生活信息，也是目前為止最為完整的「篆刻經濟」的微觀史料。藝術史研究從著眼作品到關注人文，是學術觀念的一大轉變，以他的學術性格，自然不會放棄其興趣所在。

坦率地說，無論從「印內」還是「印外」，無論是學科意義上的印學研究格局還是文人篆刻研究這一支系，都是一幅方興未艾的景象，充滿誘惑也充滿困頓。在研究隊伍、研究方法、研究立場、研究目標幾個方面，都還不能避免這門既老又新的學科的原生缺陷。

這樣一個需要藝術實踐體驗的研究領域，也使得一些跨學科的研究者難免困於對研究對象的藝術體認與美學揭示。與之相反，如果深諳於創作但學術理論能力儲備不足的藝術家真正介入研究領域，亦容易受限于思辨的格局和研究方法與路徑。這是毋庸諱言的現狀。

實現這一跨越需要橋樑。正因為以上原因，朱琪近十餘年來的成果特別引起印學界的關注與稱譽，當然他的勤奮與抱一精神也令許多人折服——這些年他不僅扎紮實實地拿出了幾部真學術的著作，而且屢屢獲得重要獎項。而我則更留意他研究範圍的拓展，對他的學術結構很感興趣。

《新出明代文人印章輯存與研究》

朱琪自幼喜愛書法、篆刻並且一直在勤勉地修煉、創作，研修文史的本科與研究生經歷，與他的愛好糅合成傳統文人的生活理想與自身氣質，也許一個偶然的契機激發起他進入文人藝術史研究的興趣，於是一發而不可收，轉而攻讀藝術學博士，接受更加嚴謹的專業訓練，也促使他的堅持心和探險心與日俱增。學藝並進，厚積薄發，鋪就他的學術與藝術的進境，而前者正是朱琪的學術歷練中體現出來的典型性。

人類的精神活動並不一定都有現實的功利，許多「鑽牛角尖」式的研究，意義僅僅在於證明「人的力量」，證明我們今天的認識能力攀升到的高度和涉及的寬度。書學、印學都不是讓「萬眾歡呼」的東西，學術的「冷攤」雖然空寂孤獨，但卻時有新鮮感。我相信，作者一定感受到了發現的快樂具有難以拒絕誘惑力，哪怕別人看來微不足道。一路走來的這段黃卷青燈歲月和由此拓展出來的學術、藝術願景，決定了他仍然會在這條「小道」上走下去。

2022年6月28日於滬上百不得一樓

後 記

一不小心，這些年在書法篆刻創作與研究領域的耕耘，也算小有收穫。這是我的第七本書，書的論題很小，內容卻可觀。它首先試圖分別兩個相近而不同的概念——「篆刻」與「文人篆刻」並非一回事情，古代如是，現代亦如此。「文人篆刻」更多強調的是篆刻家的學識層級與社會身份，或者說是篆刻的文化性。正如我們不能將畫史上的文人畫與民間畫、院體畫混為一談。

《朱琪篆刻心經印譜》

當然，有時這種界線很模糊，古代更加如此，因為彼時「文」「藝」多不分馳，用洪亮吉的話來說，是「文苑、儒林、藝術，恐君難以分身」。文人、學者、藝術家，這三重身份往往集中於一體，這也為篆刻史研究提供了多重的維度。

大量印史實例已然證明，唯有印人、作品、史實（或理論）三要素具備，才有篆刻史深入探討的可能，正如葉銘《廣印人傳》中大量未有作品傳世的印人，他們實際上對篆刻藝術與研究的意義甚微。

以篆刻學這樣一個冷門的學科而言，搭建研究殿堂的基礎構件還有很多缺失，這也造成在建築時的各種左支右絀與顧此失彼。今天篆刻史研究的主要層面依然是文人篆刻，學科的發展，需要做的還很多，其中至關重要的一是填坑填空，二是另闢蹊徑。

本書的用意無疑屬於前者，但在某些篇章的細節處，讀者應能窺見對後者的隱約指向。雖然作者腦海中已經存在了某種藍圖，但無疑需要更多有志有識之士的加入才能實現，我真誠地期待著。

女學者Dambisa Moyo在某本書的結束語中寫道：「種一棵樹最好的時間是十年前，其次是現在。」我將這句感性且富含哲理的話移用至此，是因為與我最近出版的幾本書一樣，本書寫作的原點也在十餘年前。

《王福庵篆刻賞析100例》

多年間學術興趣的游移，也造成本書內容具有相當大的研究跨度，好在寫作中所用到的一些材料、方法，以及得出的某些結論，今天看來還沒有完全過時。現在將它們整理總結出來，應當有其價值與意義。

本書寫作過程中，曾得到沈燮元、周曉陸、孫向群、劉友恆、張煒羽、顧工、李昊、鄺以明、李軍、劉釗、孟剛、張恆煙等師友的熱心幫助。上海書畫出版社王立翔社長對本書的出版關愛有加，不僅多次予以專業指導，並將其列入「朵雲文庫」叢書項目，在此一併致以謝忱。還有已經過世的鄧瑞先生，他系鄧之誠晢嗣，曾對有關鄧之誠的論述細心審閱並提出寶貴意見。

此外還要感謝可齋先生賜序及白謙慎先生題寫書名，為本書增加了許多學術上的引領。最後請允許我對尊敬的張策華先生表示由衷的謝意，因為沒有他的關心與支持，本書不會如此順利地出版。

2022年父親節前夕

於古賽虹橋畔，立冬後一日改定

作者簡介

作者工作照

朱琪，1980 年生。南京藝術學院藝術學博士，南京曉莊學院美術學院副教授，南京大學藝術學院兼職碩士研究生導師。西泠印社社員、中國書法家協會、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中國漢畫學會會員。長期致力於中國璽印篆刻與金石書畫研究。主持國家社科基金及省級項目多項，參與國家重大文化工程「中國歷代繪畫大系」、故宮博物院科研項目等學術工作。曾獲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江蘇優秀文藝成果獎勵。2021年獲第七屆中國書法蘭亭獎銅獎。著有《真水無香：蔣仁與清代浙派篆刻研究》《新出明代文人印章輯存與研究》《蓬萊松風：黃易與乾嘉金石學（附武林訪碑錄）》《王福庵篆刻賞析100例》《朱琪篆刻心經印譜》《文字的魅惑：朱琪篆刻作品選》等，以副主編、編委身份參加《故宮藏黃易尺牘研究·考釋》《中華印跡：中國印章功用與美學通史》《上海千年書法圖史·篆刻卷》等大型學術圖書編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