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胡文輝在《現代學林點將錄》中這樣評述胡適：「無論思想啟蒙或學術革新，胡都可謂現代一人。在思想啟蒙方面，白話文、新詩、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無不帶有胡氏印記。在學術革新方面，《中國哲學史大綱》、《白話文學史》皆為樹立新範式的創世紀之作；其他論《詩經》、《楚辭》，辨《墨子》、《老子》，疑古史，考音韻，推揚戴震哲學，表彰崔述史學，雖多零篇散論，但轉移風氣，澤被學林，亦非淺鮮。不過，論胡氏成就最精深的方面，當數古典小說及禪宗考證，二者分別是其文學史、哲學史研究的延伸與深化。其中《紅樓夢考證》為『新紅學』開山，近百年來的紅學史皆在其籠罩之下；又如《醒世姻緣傳考證》，結論雖有爭議，在寫作上卻堪稱『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典範，羅爾綱甚至說他考證太平天國史的方法，即由此文領會得來。」[1]
《現代學林點將錄》
《現代學林點將錄》是一部中國傳統寫法的別出心裁的學術史著述。該書擬稱胡適為現代學術史上的「廣大教化主」，位居現代學林之首，由此顯見胡適的巨大的影響力。
《胡適口述自傳》譯註者唐德剛毫不諱言自己所受的胡適的影響：「生為胡適時代的大學生，我學會了『大膽假設』和『小心求證』。但是我也犯了胡適的毛病，不知道如何把求證的結果，根據新興的社會科學的學理來加以『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為『求證』而『求證』來研究《紅樓夢》，那就只能步胡適的後塵去搞點紅樓『版本學』和『自傳論』了。」[2]
顯而易見，唐德剛對「步胡適的後塵」是心有不甘的，因為胡適的《紅樓夢》「版本學」和「自傳論」並不具備西方新興社會科學「概念化」的學理。
胡文輝又在《人物百一錄》一書中說：「近幾十年來，胡適在大陸已成顯學，論胡的新舊著作俯拾皆是，但最重要、最值得優先閱讀者，我以為要數海外唐德剛、余英時兩家。唐氏50年代親炙胡適的身教，其《胡適雜憶》文字生猛，議論跳脫，刻畫胡適的精神風貌最為生動；余氏則辨析綿密，知人論世，尤以學術思想上的識力取勝。由胡適看現代中國，是切入現代中國史的捷徑；而由余英時看胡適，又是深入胡適思想的方便法門。」[3]
唐德剛、余英時兩家評論胡適的著作備受胡文輝推崇，其顯而易見的個人偏好並不影響人們從這兩家的評論中發現認知胡適的「捷徑」與「方便法門」。
《胡適雜憶》
唐德剛在《胡適雜憶》一書中對於胡適的評述可謂勝義紛呈，筆者僅錄兩則以略識胡適的精神風貌和獨特影響：
「胡適是『傳統』中國向『現代中國』發展過程中，繼往開來的啟蒙大師。他在我國近代的學術思想界裡（這兒筆者著重的是『學術』二字），可以說是初無二人。正因為他既『開來』又『繼往』，在思想流於偏激的國人看來，他的一言一行就不夠刺激；有人甚至把他看成折衷派也不如的『反動學者』。同時在思想傾於過度保守的人士底眼光里，胡適卻又變成了背聖絕賢，為異端鋪路的罪魁禍首。因而胡氏多彩多姿的一生，便在他自己常說的『左右為難』中度過。這一結果也是他先天稟賦和後天學養，合二為一所鑄造成了的。實際上，這可能正是他有生之年的時代需要；也可能是他名重一時的主因。」[4]
「人類歷史上任何宗教和文化的巨人，其思想體系都是朦朧難辨的。他一旦捐館，弟子信徒和新仇舊怨，就各是其是，各非其非。因此儒分為八，墨別為三；佛有十宗，回有兩派，耶穌有百種，馬有千家了。胡適這位中國近代思想史上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也跳不出此一通例，因此當他在逐漸向歷史海洋下沉的今日，他的思想體系、學術貢獻、影響大小、功過何在，也早就人人言殊了。而今而後，批胡者固早有百家之先例；而研胡繼胡者，各覓師承，也尋之不盡了。」[5]
年輕時期的胡適
以上兩段評述主要談了兩層意思：（1）胡適是時代需要的繼往開來的啟蒙大師；（2）胡適是中國近代思想史上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以上評述中關於「批胡者」和「研胡繼胡者」的透徹認知，則充分顯示出唐德剛的學術清明意識。
筆者以為，以上兩段評述對於客觀地評價胡適在現代紅學史上的地位以及切實地了解人們對待胡適的不同態度具有顯而易見的啟示意義。
余英時在《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一書中對於胡適的評述同樣勝義紛呈，謹摘錄兩則如下：
「胡適的貢獻在於建立庫恩（Thomas S.Kuhn）所說的新『典範』（paradigm）。而且這個『典範』約略具有庫恩所說廣狹兩義：廣義地說，它涉及了全套的信仰、價值和技術（entire constellation of beliefs, values and techniques）的改變；狹義方面，他的具體研究成果（如《中國哲學史大綱》）則起了『示範』（shared examples）的作用，即一方面開啟了新的治學門徑，而另一方面，又留下了許多待解決的問題。」[6]
「事實上，從後來大陸出版的幾百萬字的《胡適思想批判》（共八輯）來看，其範圍甚至超過了預定的項目。這一事實充分地說明了胡適思想的全面性——它幾乎觸及了廣義的人文學科的每一方面。但是者並不等於說，胡適在這許多專門學術上都有高度的造詣。以他個人的研究業績而言，我們可以說，他在中國思想史和文學史（特別是小說史）方面都起到了劃時代的作用。這種開新紀元的成就主要來自他所提倡的方法、觀點和態度。這就是上文所說的『新典範』的問題。」[7]
《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
以上評述指出了胡適的主要貢獻在於建立「新典範」，不僅在思想史方面，而且在古代小說研究方面均起到了「示範」作用。尤其指出「新典範」或「新的治學門徑」留下了許多待解決的問題這一點尤為緊要，這對客觀切實地評價胡適新紅學的貢獻和局限具有顯而易見的參考價值。
一、胡適新紅學「前所未有」的新貢獻
陳平原說：「沒人懷疑胡適是開風氣的人物，爭論在於胡適到底有多大學問，做出多大貢獻。」[8]陳平原既說出了現代學術上的一個常識，又道出了胡適研究之所以爭議不休的關鍵點。
《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適之為中心》
眾所周知，胡適的貢獻是多方面的。那麼，他在《紅樓夢》研究方面究竟做出過多大的貢獻呢？且看胡適自己如何評估：「在許多方面，我對《紅樓夢》的研究都是前所未有的。」[9]胡適所謂「前所未有」的研究大體可以歸納如下：
1、撰述《紅樓夢》考證文章即《紅樓夢考證（初稿）》（1921年3月27日），此後完成《紅樓夢考證（改定稿）》（1921年11月12日），這是前所未有的。
《紅樓夢考證（初稿）》說：「《紅樓夢》的考證是不容易做的，一來因為材料太少，二來因為向來研究這部書的人都走錯了道路。他們怎樣走錯了道路呢？他們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紅樓夢》的著者、時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卻去收羅許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來附會《紅樓夢》里的情節。他們並不曾做《紅樓夢》的考證，其實只做了許多《紅樓夢》的附會！」[10]
自從胡適考證《紅樓夢》以後，這種「附會」的「紅學」的影響日漸被「考證」的「紅學」所取代。唐德剛說：「把小說當成一項『學術主題』來研究，在中國實始於胡適！今日左右中三界知識分子，都視此為當然。然適之先生啟蒙之功，就可以在歷史上一筆抹掉嗎？」[11]
值得一提的是，《紅樓夢》考證對象問題的提出並不始於胡適，王國維在1904年發表的《紅樓夢評論》一文中即指出「作者之姓名」「著書之年月」乃「唯一考證之題目」，不過，王國維所重視的是對《紅樓夢》的精神價值、美學價值、倫理學價值等的觀照。
《王國維紅樓夢評論箋說》
其實，若從學理上根本不同於「附會」的「紅學」的意義上說，王國維的確是新的紅學範式的開拓者，即在紅學批評方面建立起了橋頭堡。宋淇曾說：「最可惜的是王國維在文學批評方面建立了橋頭堡，後起無人，沒有人做更深入的研究。」[12]
從百年紅學史上看，之所以「後起無人」，主要因為胡適「新紅學」一直占據著紅學的主導地位的緣故。不過，考證的紅學和文學批評的紅學的確是並行發展著，尤其文學批評的紅學的前途顯然更加廣闊。
2、提出「程甲本」「程乙本」概念並研討「程本」的版本問題，這是前所未有的。
胡適在《「東觀閣原本」<紅樓夢>題記》一文中說：「《紅樓夢》的版本之學可算是我提倡出來的。我先得程乙本，始知尚有程甲本。」[13]
《紅樓夢考證》手稿
胡適在《紅樓夢考證（改定稿）》一文中又說：「這個程本有兩種本子：一種是乾隆五十七年壬子（一七九二）的第一次活字排本，可叫做『程甲本』。一種也是乾隆五十七年壬子程家排本，是用『程甲本』來校改修正的，這個本子可叫做『程乙本』。『程甲本』我的朋友馬幼魚教授藏有一部，『程乙本』我自己藏有一部。乙本遠勝甲本，但我有仔細審察，不能不承認『程甲本』為外間各種《紅樓夢》的底本。各本的錯誤矛盾都是根據於『程甲本』。這是《紅樓夢》版本史上一件最不幸的事。」[14]
《紅樓夢考證（初稿）》則以「程本」「程排本」「程刻本」為名，並認為這兩種程本就是一切百二十回本《紅樓夢》的老祖宗，也是《紅樓夢》的最早印本。胡適關於「乙本遠勝甲本」的推斷可以看出其對「程乙本」的推重，這一紅學觀念的影響尤為深遠，不僅影響《紅樓夢》的讀者閱讀，而且影響《紅樓夢》的學者研究，這一影響至今不衰。總之，胡適這一紅學觀念一直影響著《紅樓夢》的傳播和接受的效果。
3、撰文介紹抄本《石頭記》即《脂硯齋重評石頭記》並初步研討「脂本」的版本問題，這是前所未有的。
胡適在《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1928年2月12日-16日）一文中說：「我們現在可以承認脂本是《紅樓夢》的最古本，是一部最近於原稿的本子了。在文字上，脂本有無數地方遠勝於一切本子。」[15]
1961年4月7日，胡適與胡頌平談道：「《紅樓夢》是經過不少人的修改而成的，最後四十回如果沒有高鶚的續成，不曉得給別人會寫成什麼樣子？當初有了刻本之後，大家都不注意抄本了；到了大家研究怎樣修改的經過，於是才來注意抄本了。我的《甲戌本脂硯齋重評本石頭記》的可貴，就在於此。」[16]
1962年2月12日，胡適又在《影印<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的緣起》一文中說：「自從《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發表之後，研究《紅樓夢》的人才知道搜求《紅樓夢》的舊抄本的重要。」[17]
《跋紅樓夢考證》
喬福錦認為：「1927年《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戌本在上海之發現，乃是《石頭記》版本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事件。作為現代新紅學的奠基人，胡適之先生的《紅樓夢》版本體系，即以此為基點得以確立。」[18]
可見，《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戌本的發現和推介使《紅樓夢》版本研究日趨完整，脂本與程本共同構成了《紅樓夢》版本研究的整體，胡適的《紅樓夢》版本體系也由此建立且深遠影響。
喬福錦在《石頭記版本考辨》一書指出了胡適的《紅樓夢》版本研究的具體貢獻：「《紅樓夢考證》對於版本的研究，成績主要表現在兩方面。其一，明確了芹書前八十回本子與後四十回高鶚續書的區別。如《紅樓夢考證》所云：『以上所說，只是要證明《紅樓夢》的後四十回確然不是曹雪芹做的。』其二，在與『戚本』比較的基礎上，明確了『刊本』與『抄本』之別。前八十回與後四十回版本真偽問題的解決，不僅為紅學研究堅實的文獻基礎，也是胡適之先生所開創的現代『新紅學』的重大學術貢獻。1922年，俞平伯先生完成了《紅樓夢辨》，民國十二年（1923）四月，由上海亞東圖書館鉛印。如果說《紅樓夢考證》兼顧了作者與版本兩大課題，《紅樓夢辨》則主要在前八十回與後四十回的辨偽。現代『新紅學』關於版本的研究，在某種意義上講，是胡適之先生與其高足俞平伯、顧頡剛等共同創立的。俞先生以版本校勘為依據寫的《紅樓夢辨》，跟隨胡先生一路開拓，為『新紅學』事業的開拓創立下汗馬功勞。」[19]
《胡適論紅樓夢》，宋廣波編校，商務印書館2021年1月版。
喬福錦提出了胡適創辟的「新紅學」版本研究的「共同創立」說，既客觀且中肯。在喬福錦看來，「胡適之先生的《紅樓夢》版本研究無疑具有奠基作用。大半個世紀以來，在胡適之先生版本研究體系引導之下，《石頭記》版本研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不僅大量早期抄本相繼被發現，幾乎所有的版本都有學人做過專門研究與整理，不同版本之關係梳理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績。」[20]
可以認為，胡適對甲戌本的特別推重尤其「脂本在文字上遠勝於一切本子」的版本觀念，直接影響了此後《紅樓夢》校本的版本選擇和取捨。
4、系統地考辨作者、家世，這是前所未有的。
《紅樓夢考證（初稿）》總結出六條結論，明確了曹雪芹的著者身份以及家世背景，同時提出「《紅樓夢》是一部隱去真事的自敘」的推斷。
《紅樓夢考證（改定稿）》則將初稿的結論中曹雪芹是曹寅的「兒子」修訂為「孫子」，確定為曹頫的「兒子」。胡適總結的六條結論中尤其「自敘」的推斷影響至為深遠。陳平原如此評價：「今人開口說『紅樓』，多少總是將其與曹雪芹的生平聯繫在一起，這一『共識』其實源於胡適的大膽假設。『自傳說』遠不只是為《紅樓夢》考訂作者，更重要的是提供一種閱讀趣味與研究思路。」[21]
胡適《紅樓夢考證》
從「閱讀趣味」和「研究思路」方面考量「自傳說」，兼顧了大眾傳播和治學路徑兩方面的影響。
由於「自傳說」的影響深遠，以致於人們談及胡適的《紅樓夢》研究竟首先想到其「自傳說」，甚至將「新紅學」與「自傳說」等量齊觀。
「自傳說」之所以影響深遠，顯然與新紅學派的主要人物胡適、俞平伯和周汝昌在紅學方面的巨大影響力息息相關。不過，俞平伯並不像胡適、周汝昌那樣徹底地堅守「自傳說」，而是對「自傳說」有所修正。
陳維昭曾做過合情合理的解釋：「在俞平伯一生的全部《紅樓夢》研究中，每當他面對《紅樓夢》的意義闡述的時候，他就會被胡適的『自敘傳』說弄得暈頭轉向，直至臨終，仍然清楚地意識到他在紅學研究方面還沒有清楚過來。他之所以始終覺得『越研究越糊塗』，根本的原因在於他始終沒有認識到，胡適的『自敘傳』說即是傳統史學的『實錄』觀念；他也始終沒有認識到，『實錄』觀念與他身上強烈的藝術感性（這一點正是他與胡適最大的不同點之一）發生著尖銳的、不可調和的矛盾。只要不擺脫『實錄』觀念，他就不可能跳出胡適設下的這個『紅樓夢魘』。」[22]
《紅學通史》
5、用科學方法研究《紅樓夢》，這是前所未有的。
《紅樓夢考證（初稿）》寫道：「我希望我這一點小貢獻，能引起大家研究《紅樓夢》的興趣，能把將來的《紅樓夢》研究引上正當的軌道去：打破從前種種穿鑿附會的『紅學』，創造科學方法的《紅樓夢》研究！」[23]
胡適又在《廬山遊記》「補記」中說：「我為什麼要考證《紅樓夢》？在消極方面，我要教人懷疑王夢阮、徐柳泉、蔡孑民一班人的謬說。在積極的方面，我要教人一個思想學問的方法。我要教人疑而後信，考而後信，有充分證據而後信。」[24]
《紅樓夢考證（初稿）》得到了日本漢學家青木正兒的好評，他在1921年6月1日致胡適信中盛讚《紅樓夢考證》：「你的《考證》我略看一看了；我也曾看蔡、錢二位先生們的考證。他們的還不免牽強之譏，使我慊焉；你的卻不是，用科學的方法，論調公正，研究精細，真正有價值的一篇考證了。我想在《支那學》第十一期志上介紹這一篇。見你早已自從那章氏的《丙辰札記》里，找出曹寅的資料來，嘆伏你的機敏。」[25]
青木正兒之所以盛讚《紅樓夢考證》，主要因為「用科學的方法」而使該文成為「真正有價值的一篇考證」。
使用科學方法研究《紅樓夢》是「新紅學」成立的基礎，顧頡剛在為俞平伯《紅樓夢辨》一書所作序言中說：「我希望大家看著這舊紅學的打倒，新紅學的成立，從此悟得一個研究學問的方法，知道從前人做學問，所謂方法實不成為方法，所以根基不堅，為之百年而不足考，毀之一旦而有餘。現在既有正確的科學方法可以應用了，比了古人真不知便宜了多少；我們正應善保這一點便宜，趕緊把舊方法丟了，用新方法去駕馭實際的材料，使得噓氣結成的仙山樓閣換做了磚石砌成的奇偉建築。」[26]
《青木正兒家藏中國近代名人尺牘》
顧頡剛不僅揭示了「新紅學」的「新質素」，同時預知了「新紅學」的輝煌未來。正如顧頡剛所預見，「新紅學」的確在一百年的發展歷程中構築了「奇偉建築」，其中最「奇偉」的「建築」莫過於周汝昌奠基於《紅樓夢新證》的「周氏紅學」[27]。
陳維昭在《新紅學百年祭》一文中對「新紅學」做了如下評述：「新紅學由兩方面的內容構成，一是文獻研究( 作者和版本考證) ，二是索隱研究( 自傳說) 。新紅學不僅為古典小說研究提供了現代學術範式，即運用現代學術理念對《紅樓夢》的作者和版本問題進行考證，而且，它把實錄研究的焦點從順、康時期的帝王、名相、士大夫身上轉到了曹寅家族，把索隱紅學從『他傳說』真正地扭轉到『自傳說』的軌道上來。胡適總是以現代學術精神去挖掘傳統文化中他認為是有價值的東西，他以『科學精神』演述乾嘉學術方法，以『自然主義』『自傳說』去演述傳統的史學實錄觀念。這兩方面的創新合在一起，才是新紅學的嶄新之處。」[28]
陳維昭的評述代表了當代學人對「新紅學」的整體觀照，其學術史清明認識尤為鮮明。
值得一提的是，「科學方法的《紅樓夢》研究」並不能徹底打破附會的「紅學」，這一事實的確令胡適十分失望。
胡適在《答臧啟芳書》（1951年9月7日）中道：「潘君的論點還是『索隱』式的看法，他的『方法』，還是我在三十年前稱為『猜笨謎』的方法。明明是『吃胭脂』，潘君偏要解作『玉璽印上朱泥』；明明是『襲人』，偏要拆字作『龍衣人』；明明是『寶釵』，偏要說是『釵於文為又金』！這種方法全是穿鑿附會，專尋一些瑣碎枝節來湊合一個人心裡的成見。凡不合於這個成見的，都撇開不問！……我自愧費了多年考證工夫，原來還是白費了心血，原來還沒有打倒這種牽強附會的猜笨謎的『紅學』！」[29]
胡適全集
胡適談及的「潘君」即「索隱」名家潘重規，他以「紅樓夢血淚史」之說承繼了蔡元培的「反清復明」本旨說。
筆者以為，胡適的「自愧」不僅源於他對「索隱」在《紅樓夢》閱讀和研究方面根深蒂固的切實影響的低估，同時源於他對「科學方法的《紅樓夢》研究」的影響的高估。
俞平伯曾在《漫談紅學》一文中說：「一自胡證出籠，脂評傳世，六十年來紅學似已成考證派（自傳說）的天下，其實仍與索隱派平分秋色。蔡先生晚年亦未嘗以胡適為然也。海外有新索隱派興起不亦宜乎，其得失自當別論。……《紅樓夢》一開始，即已形成索隱派、自傳說兩者之對立，其是非得失，九原不作，安得而辨之，爭論不已，此紅學資料之所以汗牛充棟也。」[30]
俞平伯清楚地看到了「考證派紅學」與「索隱派紅學」之「平分秋色」的形勢，所以並不像胡適那樣一味斥「索隱」為牽強附會地「猜笨謎」，由此正可見他的審慎態度。
這一態度乃基於以下認知：「索隱、自傳殊途。其視本書為歷史資料則相同，只蔡視同政治的野史，胡看作一姓家乘耳。既關乎史跡，探之索之考辨之也宜，即稱之為『學』亦無忝焉。所謂中含實義者也。兩派門庭迥別，論證牴牾，而出發之點初無二致，且有同一之誤會焉。」[31]
《俞平伯全集》
俞平伯在《索隱與自傳說閒評》一文中對「索隱」與「自傳」旨趣如此清晰的評析，無疑最有益於人們認清「考證派紅學」與「索隱派紅學」之真面貌，當然也有益於人們對「考證派紅學」與「索隱派紅學」作客觀的學術史評價。
以上所述五個方面「前所未有」的紅學貢獻之外，胡適在《紅樓夢》後四十回的研究方面同樣頗為用心。
宋廣波認為：「胡適對《紅樓夢》續書的研究，實開《紅樓夢》『探佚學』之先河。」[32]這一「先河」說是否確論尚有待於形成共識，不過，梁歸智《紅樓夢探佚》一書「附錄」中「探佚論文、專著篇目輯要」部分則將胡適《紅樓夢考證》和《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列入首選。[33]
梁歸智著《石頭記探佚》一書可謂「探佚學」第一部專書，「探佚學」正因這部專書而成「專學」。此後，周汝昌提出紅學「四學說」即曹學、版本學、脂學和探佚學，探佚學於是成為學界皆知的一門專學。
陳平原在談及胡適的貢獻時說：「《<紅樓夢>考證》乃『新紅學』的開山之作，也是胡適最為成功的學術論文之一。胡適此文的改定，得益於他的學生顧頡剛和俞平伯。顧氏曾用兩句話概括胡適此文在學術史上的意義：『適之先生第一個從曹家的事實上斷定這書是作者的自述，使人把秘密的觀念變成了平凡；又從版本上考定這書是未完之作而經後人補綴的，使人把向來看作一貫的東西忽地打成了兩橛。我讀完之後，又深切地領受研究歷史的方法。』這兩點既是胡適研究《紅樓夢》的主要貢獻，也是『新紅學』的基本命題。此後的許多著述，都是沿襲這一思路，只不過考得更細論得更精。……不管是胡適本人還是論友論敵，都將『自傳說』作為《紅樓夢》研究中這一新典範的核心。後世學者將胡、蔡之爭作為『真正的紅學』的開端，正是看中代表這一新典範的，只能是胡適的《<紅樓夢>考證》，而不是俞平伯的《紅樓夢辨》——後者對《紅樓夢》本文的辨識以及高鶚續書的研究，明顯比胡適精細。」[34]
胡適在查閱資料
陳平原對顧頡剛的「兩句話」的引述表明：人們對胡適「新紅學」的貢獻的認知至今都沿襲著顧頡剛的這一思路，只不過談得更充分且更學理一些而已。
簡而言之，胡適「前所未有」的貢獻最集中地體現在建立紅學「新典範」方面，「新典範」的核心即「自傳說」。
二、胡適新紅學存在的問題和局限性
值得關注的是，胡適「新典範」建立之初，顧頡剛就曾一方面肯定胡適的貢獻並指出了不足之處，另一方面則褒揚俞平伯的貢獻並給予了熱情的激勵。
1922年4月7日，顧頡剛致俞平伯信中說：「你的《紅樓夢》比適之先生熟，做的文章又比他勇敢，既有興致做，萬不可錯過機會。這種文字，看似專家的考證，其實很可給一班人以歷史觀念，使得看小說的都得到一點學問氣息。適之先生《紅樓夢考證》一文，只是從外表說，而未詳細考他內部的實質，遠不是完滿的工作。必須有了你這一篇，然後可無遺憾。此文為對於高鶚續作之徹底論辨，篇幅當然極多。你去年所作一文，只占得一部分。所以要趕緊做，才可在出國前做完。因為適之先生所考，只是《紅樓夢》外的曹家，不過使看《紅樓》的人對於這部書得一個新觀念，而兄所考的乃是《紅樓夢》內部的牴牾，可以使得看《紅樓》的人對於書中的人也得換一番新感情，新想像，從高鶚的意思回到曹雪芹的意思。你真是《紅樓夢》的功臣了！」[35]
《顧頡剛書信集》
在顧頡剛看來，胡適從《紅樓夢》外部的曹家考證結果使人「得一個新觀念」即「歷史的觀念」；俞平伯從「《紅樓夢》內部的牴牾」考證的結果則使人「換一番新感情，新想像」。儘管胡適的考證和俞平伯的考證歸根結底都是「從高鶚的意思回到曹雪芹的意思」，不過，俞平伯的這種「內部的」考證卻要比胡適「外部的」考證無論立意方面或是境界方面均有著顯著的不同，即這種「內部的」考證能夠更直接更充分地「從高鶚的意思回到曹雪芹的意思」。
顯而易見，顧頡剛所謂「新紅學」應包括「外部的考證」和「內部的考證」兩方面，由此說來，他在胡適開創「新紅學」之時便已經看到了「外部的考證」固有的局限性。以下略述三方面存在的問題，以顯見胡適「新紅學」的困境：
1、《紅樓夢》版本研究存在的問題
劉夢溪在《紅樓夢與百年中國》一書中歸納了九大紅學公案，其中公案之六即「《紅樓夢》版本系統」：「可以說，在《紅樓夢》版本系統問題上，迄今為止，還是言人人殊，無以定論。往往一說即出，很快就遭到反駁，而反駁者自己，也不一定堅信己說。特別是版本演變和《紅樓夢》成書過程的關係，現在還未能找到大家都基本認可的說法。更不要說不同版本中的脂批比較和研究，仍有待於做出進一步的努力。至於這些版本的時間順序，簡直是個謎。……總之，《紅樓夢》的版本系統，即使在紅學專家面前，也還是個謎，因此只能成為聚訟不已的公案，誘發人們繼續研究下去。」[36]
《紅樓夢與百年中國》
值得特別一提的是，喬福錦在《石頭記版本考辨》一書中既看到了胡適在《紅樓夢》版本研究方面的主要貢獻，同時又指出了存在的主要問題，尤其對問題的辨析可謂別具特識。喬福錦認為：「胡適先生的版本源流說，實際建立在《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石頭記》《紅樓夢》三階段分期的基礎上。在胡適之先生的版本體系中，『重評』《石頭記》在先，之後是《石頭記》，最後才是《紅樓夢》。這樣的錯誤結論，不僅給《石頭記》文獻定性與版本定位帶來混亂，也為此後的版本研究帶來糾纏不清的矛盾及不良影響。」[37]
在喬福錦看來，胡適1961年5月18日所撰《跋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影印本》一文勾勒出了從甲戌本至程乙本的版本演變「簡史」，建構了胡適的版本研究體系，並影響了此後的《紅樓夢》版本研究。儘管在這一版本研究體系引導下取得令人矚目的成績，但同時造成了難以消除的不良影響。
喬福錦嘗試著解決胡適的版本研究存在的問題，並試圖引導此後的《紅樓夢》版本研究消除胡適舊說造成的不良影響，這在《紅樓夢》版本研究史上實屬難得了。
筆者在《紅學世界的整體觀照——喬福錦著「紅學四書」》一文中說：「《石頭記版本考辨》一書的新見在於提出獨具『一家之言』的版本演變「三階段」說即《石頭記》《紅樓夢》《脂硯齋重評評石頭記》三階段版本演變順序，是對胡適既定的《脂硯齋重評評石頭記》《石頭記》《紅樓夢》版本體系的根本上的解構，這一解構極具啟示性。」[38]
《昨夜的星辰—紅學書評初集》，高淮生著，北京 智慧財產權出版社 2020年10月版。
喬福錦提出了解決問題的新見識：如果依照《石頭記》《紅樓夢》《脂硯齋重評石頭記》「三階段」版本演變說，「這一基本推斷不僅解決了胡適先生版本演變舊說所造成的根本性矛盾，理順了各階段版本之間的關係，也完成了現存《紅樓夢》三大類原始文獻的版本定性與定位。」[39]
當然，喬福錦的《紅樓夢》版本研究新說能否取得廣泛共識，尚有待於進一步觀察，但無疑提供了可資借鑑的新思路和新啟示。這一新思路和新啟示的形成實乃基於對《紅樓夢》版本文獻的全面而系統的梳理和辨析，同時基於相關研究文獻的比類借鑑和對比觀照。
筆者認為：《石頭記版本考辨》一書「因考辨之全、系統性之明晰、創見性之可觀、啟示性之鮮明使其在《石頭記》版本研究方面的博觀圓照明顯地超出了此前的同類著述，譬如魏紹昌的《紅樓夢版本小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鄭慶山的《紅樓夢的版本及其校勘》（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年）以及鄭慶山的《紅樓夢的版本及其校勘續篇》（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年）、楊傳鏞的《紅樓夢版本辨源》（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年）、林冠夫的《紅樓夢版本論》（文化藝術出版社2007年版）、劉世德的《紅樓夢版本探微》（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等等。」[40]
毋庸置疑，喬福錦的《紅樓夢》版本演變說是在胡適的版本源流說基礎上重新建構的，他堅信己說可以為《紅樓夢》版本研究提供方法論意義上的新思路和新啟示。
胡適紀念館
2、「自傳說」存在的問題
《紅樓夢》絕不是一部簡單的自傳，《紅樓夢》是創作，不是自敘傳，這是至今為止最為廣泛的一種共識。
張愛玲的《紅樓夢魘》是紅學史上第一部集中探討成書過程的專著，其中「三詳紅樓夢——是創作不是自傳」一章的版本考辨針對的就是「自傳說」。
郭玉雯說：「總而言之，她的主要目標就是證明《紅樓夢》是創作而非自傳，是小說而不是曹家族譜或歷史。張愛玲雖不贊成新紅學的『自傳說』，但她常常參酌他們的考證意見而作更進一步的發揮。其實她並不否認《紅樓夢》有作者不少的生活經驗在其中，但創作或自傳的判別準則相當清晰，那就是要看一書中最精彩而重要的情節或人物，是無中生有呢？還是有歷史事實作為依據？至於細節套用實事，主角性格有作者的滲入，這幾乎是不可避免的。」[41]
胡適「自傳」說是歷史研究而非文學研究，其史學眼光取代了審美眼光，這無疑局限了他對《紅樓夢》思想藝術方面的整體評價。
胡適曾直言不諱地說：「我寫了幾萬字的考證，差不多沒有說一句讚頌《紅樓夢》的文學價值的話……我向來感覺，在見解上，《紅樓夢》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學技術上，《紅樓夢》比不上《海上花列傳》，也比不上《老殘遊記》。」[42]
《胡適批紅集》
胡適肯定《紅樓夢》是一部自然主義的傑作，在他看來，「其實這一句話已是過分讚美《紅樓夢》了。」[43]胡適的「自白」總使人質疑他在《紅樓夢》評論上的態度，甚至質疑他的文學審美或鑑賞水平。
陳平原說：「胡適重『史』輕『詩』，對小說的藝術表現興趣不大；即便論及，也都不甚精彩。以史學眼光讀『詩』說『詩』，有其偏頗，也有其深刻之處。重要的是引進了『歷史演進』這一觀念，打破了此前詩品、文論、小說評點中常見的隨意鑑賞和直覺評論，找到了理解文類發展和作品形成奧秘的關鍵。至於由此造成的另一種缺失，只能由下一代學者來彌補。……」[44]
陳平原的這番評價頗具代表性，即胡適是從「歷史方面」而非從「藝術表現」方面研究《紅樓夢》，並「由此造成的另一種缺失」，對於胡適在《紅樓夢》藝術表現方面的「不甚精彩」評論，其實不必做更多的苛求。
陳平原的「了解之同情」可從《胡適口述自傳》中尋得依據，胡適說：「我建議我們推崇這些名著的方式，就是對它們做一種合乎科學方法的批判與研究[也就是寓推崇於研究之中]。我們要對這些名著做嚴格的版本校勘和批判性的歷史探討——也就是搜尋它們不同的版本，以便於校訂出最好的本子來。如果可能的話，我們更要找出這些名著作者的歷史背景和傳記資料來。這種工作是給予這些小說名著現代學術榮譽的方式；認定它們也是一項學術研究的主題，與傳統的經學、史學平起平坐。」[45]
《胡適口述自傳》
以上這番話清楚地道出了胡適研究《紅樓夢》的旨趣，「由此造成的另一種缺失」顯然是不可避免的。
其實，對胡適「自傳說」的批評很早就開始了。1925年《學衡》第三十八期發表了署名黃乃秋的《評胡適紅樓夢考證》一文，作者從「與立論之根本相牴觸」「其立論證據之不充」「大背於小說之原理」三方面分析胡適《紅樓夢》研究之「謬妄」，直言其仍未能超出「謎學」範圍。[46]由「謎學」與「迷宮」的揭示可見，黃乃秋早已看出胡適「自傳說」與舊索隱「猜笨謎」之間的某種聯繫。
再如1928年《南開雙周》第二卷第三期發表了署名怡墅的《名家關於紅樓夢之解釋的比較和批評》一文，作者說：「研究小說最重要的有兩種方法：（1）考證法；（2）藝術研究法。以上我們已經證明，《紅樓夢》的考證，雖然很多，但是沒有一說使我們深信不疑，至少我自己是不敢贊成那四種說法的任何一種；……至於藝術研究法，我以欣賞文學作品是最要緊的事情，而應用藝術上的原理——學理上的——去研究小說，那也屬末技，我們徹底的說一句，藝術除『欣賞』以外，沒有什麼再重要的原理！我看過各家關於《紅樓夢》的解釋以後，我得了以下的幾種意見：（1）小說非歷史……（2）歷史小說亦非歷史……（3）小說除掉『聞見悉所親歷』以外，須加以藝術上的鍛鍊……（4）小說在『聞見悉所親歷』以外，更須有想像力……（5）《紅樓夢》經不起考證。胡適之先生在他的《紅樓夢考證》里謂蔡說（蔡孑民先生的《石頭記索隱》）為附會的紅學；謂之為『走錯了道路』；謂之為『大笨伯』；『笨謎』；謂之為『很牽強的附會』；我看胡先生也不免是『五十步笑百步』！因為不『牽強附會』，那裡能考證出一部非『歷史小說』的小說呢？」[47]
《紅樓夢研究稀見資料彙編》（增訂本）
怡墅對於胡適的批評意見與黃乃秋的看法在立論的根基上是一致的，即《評胡適紅樓夢考證》所謂「夫《紅樓夢》者，小說也」，他們的旨趣都十分鮮明。可以認為，近百年來對於「自傳說」持否定態度的批評者大抵沒有超出他們的視角或思路。
值得一提的是，苗懷明在《風起紅樓》一書中認為，黃乃秋和怡墅兩篇批評文章「確實點出了新紅學的致命缺陷」「可謂合情合理」，「可惜這樣的聲音雖然可貴，但在當時並未引起學界的回應，到後來更是變得微弱。」[48]
筆者以為，黃乃秋和怡墅的批評文章在當時雖未引起學界的強烈回應，但是這種回應並未間斷，而且，越到後來則越是強烈了。
譬如1942年《萬象》第一卷第九期發表了署名徐文瀅的《紅樓夢考證的商榷》一文，作者這樣評價胡適的《紅樓夢考證》：「若拘泥地以為它是一本自傳，用來推測曹雪芹一生的遭際，是必釀成大錯的。因為小說到底不同於一本傳記。」[49]
徐文瀅的觀點與此前黃乃秋和怡墅的觀點可謂同聲相應，與之相呼應，張愛玲在《紅樓夢魘》中所明確的「是創作不是自傳」這一立場顯然可以看作對前者的強烈回應。
值得一提的是，張愛玲的這次回應經過了一番既「貼近」且「細密」的文學考辨，發揚了俞平伯《紅樓夢辨》的文學考證的學術傳統，其影響力更加深遠。
《紅樓夢魘》
至於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一書中的《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一文中則不僅指出了「自傳說」受到的三種挑戰（諸如「索隱派的復活」「封建社會的階級鬥爭論」「《紅樓夢》包涵『理想』的新認識」等），而且明確直言：「從紅學的全面發展來看，『自傳說』的『典範』已經陷入僵局，這個『典範』所能解決的問題遠比它所不能解決的問題為少。這就表示『自傳說』的效用已發揮得極邊盡限，可以說到了功成身退的時候了。」[50]「近幾年來，從文學批評或比較文學的觀點治紅學的人在海外逐漸多了起來。這自是研究《紅樓夢》的正途。」[51]
余英時對「自傳說」存在的問題的批評足夠強烈了，其影響力同樣更加深遠。他的批評並非師心自用，而是基於學術史的闡述。
胡文彬曾在《紅學世界》一書「代序言」中說:「余氏論紅著作的特點是見解獨到，分析入理，文風嚴謹，並有強烈的歷史感，因而他的文章在國際紅學研究者中頗得好評。」[52]
余英時本人也自信地認為《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一書「中心觀念似乎尚足以聊備一說。」[53]
當然，余英時的某些見解不免導致「誤解」，譬如把「自傳說」視為「考證紅學」，陳維昭在《紅學通史》第三編第三章已經做了清晰的辨析。此前，俞平伯在《索隱與自傳說閒評》一文中曾說過：「考證含義廣，作用多，並不限於自傳說，這只不過其中之一而已。即摒棄自傳之說，而考證之功故自若也。……考證之功，不掩自傳之累。」[54]
《紅樓夢的兩個世界》
3、科學方法的《紅樓夢》研究存在的問題
胡適早在《紅樓夢考證》一文中就明確提出科學方法的《紅樓夢》研究，這一「科學方法」在顧頡剛為俞平伯所著《紅樓夢辨》一書「顧序」中稱之為「研究學問的方法」，這一科學方法論影響了新紅學的百年歷程。當然，對於胡適「科學方法」的質疑一直存在。
余英時說：「胡適之先生提倡考據學，有『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名言，但是這個口號的上半句如果不加分析是很容易引人誤入歧途的。……『假設』無論怎樣大膽，多少總有某些學術發展的內在理路可尋，決不是研究者一時『心血來潮』便可以建立起來的。」[55]
余英時明確指出了「十字真言」（「科學方法」）存在的問題即「引人誤入歧途」的「流弊」，這也正是胡適「科學方法」至今仍然受到質疑之處。
余英時提出的「內在理路」說固然言之成理，不過，實際把握或運用則並非易事。即便切實地把握了「內在理路」，如果不能充分做到「小心求證」，同樣會存在「流弊」。
蕭公權則在克服「流弊」方面提出了可供參考的看法：「其實『假設』是『證據』逼出來的，不是我主觀的、隨意的構造。假設成立了，還要繼續『看書』，繼續『抉擇』。如果發現了與已得證據相反背，或不符合的新證據，我也會被迫而修改或放棄先前的假設，另外提出假設，這與先前一樣，證據是『前因』，假設是『後果』，並非事先修改舊假設或提出新假設，然後才去繼續求證。」[56]蕭公權並不以胡適的「十字真言」為然，他更強調「『放眼看書』輔以『小心抉擇』」[57]的可靠性。
《問學諫往錄》
在蕭公權看來，「這一步工作做得相當充分了，不必去大膽假設，假設自然會在胸中呈現，不必去小心求證，證據事先已在眼前羅列。」[58]蕭公權的看法或做法無疑具有示範意義，姑且可以看作一種有別於胡適「科學方法」的行之有效的方法。
三、胡適新紅學的「認同危機」
筆者認為，對於胡適新紅學的「認同危機」早在對「自傳說」的批評和商榷文章中就開始醞釀了，日漸發酵的結果即導致不容迴避的質疑和否定。
值得一提的「認同危機」可以從李希凡、藍翎在《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他》《評<紅樓夢研究>》《「新紅學」的功過在哪裡？》等文章中顯見。這一「認同危機」在此後的胡適批判運動中日益強烈，如戴知賢所說：「這次批評是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紅樓夢》的開始，它宣告了以胡適為代表的『新紅學派』的終結，成為『紅學』發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和轉折點。」[59]
戴知賢的「新紅學派終結說」並非一味的杜撰，如他在《文壇三公案》一書中所說：「1955年以後，胡適對《紅樓夢》的考證工作，長期被全盤否定。
直到1979年以後，才陸續出現一些文章，重新評價《紅樓夢考證》。這些文章大體上從五個方面指出胡適研究《紅樓夢》的主要成果：一、對舊『紅學』特別是『索隱派』進行了有力的批判；二、較為詳細地考證了作者、版本以及後四十回等問題；三、提出了『自敘傳』說；四、初步分析了《紅樓夢》的藝術特徵，認為它是一部『自然主義』的傑作；五、提倡一種新的研究方法。」[60]
《文壇三公案》
可以認為，重新認識和評價《紅樓夢考證》的學術價值和貢獻對於重新評估新紅學以及重寫紅學史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性。
不過，從1979年以後的「重評」來看，1954年以來發生的這一回「認同危機」因其鮮明的政治批判色彩以及濃厚的意識形態氛圍引起人們的自覺反思。
戴知賢的反思頗具代表性：「胡適的治學方法及其歷史考證招來了廣泛的尖銳的批判。……這些指責，同樣以正義性壓倒了科學性。」[61]儘管李希凡、藍翎的文章主要是從重新評估胡適新紅學的價值和影響方面立論的，但其中貫穿的「主義的崇拜」和「正義的批判」的紅線是十分鮮明的。
王汎森曾說：「近代中國思想界有一個極為重要的現象，我名之為『主義崇拜』，許多思想家稱頌『主義』的神妙作用，傅斯年甚至說有主義總比沒有主義好。……左派史學家對胡適、傅斯年所領導的以考據為主的『為學問而學問』的風氣非常不滿，攻擊、批判的文字非常之多。」[62]
《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譜系》
可以說，「主義崇拜」式的評論的確是那一時代風尚的鮮明體現，其中的政治批判色彩尤其鮮明，且影響深遠。當然，這一回的「認同危機」對於胡適新紅學的衝擊也十分強烈，同樣影響深遠，既有積極影響，也有消極影響。
再一次值得一提的「認同危機」是由余英時《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一文引起的，這一回的「認同危機」頗具學術影響力。
譬如陳維昭說：「余氏就紅學觀點發表之後引起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這種影響既有正面的，也有負面的。其意義與負面影響都表現在他對以下兩種紅學範式的衝擊上：一，『新紅學』；二，李、藍範式。」[63]1979年以後的考證紅學竟然再度輝煌，「可以說，曹雪芹生平研究和曹寅家世研究只有到了這一時期才真正成為『學』。……胡適意義上的『自傳說』是新時期《紅樓夢》文獻研究者的基本信念。」[64]
正如余英時所說：「『考證派』紅學實質上已蛻變為曹學了」[65]，曹學占據了紅學的中心地位，這種情形引起人們對紅學前途的更多擔憂。
如陳維昭所說：「由此形成的紅學景觀則是曹學的花枝招展與《紅樓夢》文本意義闡釋的落落寡歡之間的強烈對比。紅學的畸形格局令人擔憂，人們紛紛抬出余英時的『紅學革命』論和俞平伯的臨終反省，卻無法阻擋曹學的勇往直前。」[66]
這裡談及的余英時的「紅學革命」論和俞平伯的臨終反省都是對胡適意義上的「自傳說」的深刻學術反思。余英時說：「胡適的『自傳說』的新『典範』支配了《紅樓夢》研究達半個世紀之久，而且餘波至今未息。這個新紅學的傳統至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證》（1953年）的出版而登峰造極。」[67]
余英時先生
余英時基於對紅學史整體考察所做的判斷至今已然成為常識，儘管時有爭議或質疑。他所說的「登峰造極」，實則「終結」之意無疑。余英時所作「自傳說」的「功成身退」已經成為定局的判斷並非虛話，因為「考證的『紅學』發展到今天已顯然面臨到重大危機。」[68]
譬如《紅樓夢》考證的「材料危機」，余英時說：「這種向外面找材料的傾向在『考證派』紅學中尤為突出。但新材料的發展是具有高度偶然性的，而且不可避免地有其極限。一旦新材料不復出現，則整個研究工作勢必陷於停頓。『考證派』紅學的危機——技術的崩潰，其一部分原因即在於是。我必須加一句，這個流弊並不限於紅學，而應該是近代中國考證學的通病。」[69]
僅從「材料危機」的意義上說，余英時對於新紅學「面臨到重大危機」的判斷顯然是基於學術史的清明認識，也是基於考證學通則的思考。
劉夢溪曾在《紅樓夢與百年中國》一書中談及紅學三大「死結」即「一是脂硯齋何人；二是芹系誰子；三為續書作者」[70]，迄今為止，沒有一個「死結」被真正解開，或者說沒有一個「死結」得到了圓滿的解釋。大抵是言人人殊，無以定論。往往一說即出，很快就遭到反駁，而反駁者自己，也不一定堅信己說。由此可見，如果沒有新材料的發現，這些「死結」今後也很難會有圓滿的解釋，更不要說定案了。
《紅學》
洪濤認為：「余英時提出來『材料危機』，是很有見地的。到了新千年，我們就看到一些『新論』明明於史無征，只好找些《紅樓夢》文字出來，搬弄拆字諧韻，希望普羅大眾會去相信那些所謂謎底。連原本的考證大師也無史料，只好走上『自製謎語自己猜』的路。」[71]
那麼，紅學新百年究竟該如何解決「材料危機」呢？筆者姑且認為，在新材料發掘走入困境的局面下，復墾舊文獻以及運用新方法以完善舊說或重建新說應該是《紅樓夢》實證研究的基本方向和主要途徑。「可以肯定地說，復墾舊文獻的過程中新方法、新視角的運用意義很大，不僅能夠解決老問題，更能發現新問題或提出新問題。」[72]
可以認為，對於新材料的「開掘」式實證研究，必將轉入「復墾」式實證研究。當然，對於新紅學的「認同危機」也不會形成對「復墾」式實證研究的消極影響。值得一提的是，余英時把「自傳說」等同於「考證紅學」的思考具有明顯的誤解和誤導成分，陳維昭已經在《紅學通史》中的「紅學反思」一章中明確指出，可以參看。
所謂俞平伯的「臨終反省」曾在韋柰《舊時月色：俞平伯身邊的人和事》一書中有形象描述：「在那最後的日子裡，他一會兒要『脂批本』，一回兒又要他自己的『八十回校本』，像中了魔，常常坐在書桌旁翻看《紅樓夢》。不久他用勉強還能寫字的手，模模糊糊地寫下：『胡適、俞平伯是腰斬紅樓夢的，有罪。程偉元、高鶚是保全紅樓夢的，有功。大是大非！』另一紙寫：『千秋功罪，難以辭達。』顯然，在他那已經近乎停頓的腦子裡，仍放不下他的研究和讓他吃盡苦頭的《紅樓夢》。」[73]
俞平伯先生
俞平伯的「臨終反省」曾引起一定程度的疑惑和爭議，儘管並未由此形成如李希凡和余英時的批評文章那樣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但畢竟是來自胡適新紅學陣營中主要代表人物的「認同危機」，必然對「紅學反思」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
當然，對於俞平伯的「臨終反省」也有不同的看法，如梁歸智認為：「對比俞平伯晚年『反思』所謂『程偉元、高鶚有功，胡適、俞平伯有罪』云云，宋淇的識度見解其實還遠高於俞平伯。」[74]
總之，如何看待俞平伯的「臨終反省」，或者說如何理解俞平伯的「認同危機」，至今人言人殊，各有說辭而已。
至於梁歸智所談及的宋淇的識度見解遠高於俞平伯的判斷，不過是一家之言而已。的確，如陳維昭在《紅學通史》中所言：海外紅學在意義闡釋方面出現了一批思想敏銳、學養深厚、學貫中西的研究者，如夏志清、余英時、宋淇等，他們共同為《紅樓夢》的意義闡釋開闢出一個新的天地。[75]
宋淇在《紅樓夢》的意義闡釋方面應該說是對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的接續，而在《紅樓夢》研究的路徑和方法方面，則直接承襲了俞平伯的「文學考證」範式。
《紅樓夢識要》
俞平伯晚年發表了一些「紅學反思」的意見，如在1980年5月26日寫成的《一九八0年五月二十六日上國際<紅樓夢>研討會書》談了三點意見：1、《紅樓夢》畢竟是小說，今後似應多從文哲兩方面加以探討；2、建議編一「入門」「概論」之類的書，將紅學中的「取同、存異、闕疑」三者皆編入，以便於讀者閱讀《紅樓夢》；3、《紅樓夢》雖是傑作，終未完篇。若推崇過高則離大眾愈遠，曲為比附則冥賞愈迷，良為無益。[76]
尤其第一點意見，既有對《紅樓夢》「自傳說」的深刻反思，且有對今後《紅樓夢》研究的方向的倡導，這一反思顯然回到了余英時、宋淇所倡導的《紅樓夢》意義闡釋的方向了。
毋庸置疑，這篇《上國際<紅樓夢>研討會書》與《評<好了歌>》《索隱與自傳說閒評》等文章的確堪稱俞平伯晚年紅學反思的深思熟慮的精品之作。韋柰在評述中說：「《閒評》細數了『索隱派』與『自傳說』在研究方法上的優劣與得失。眾所周知，他曾說『自傳說』的擁護者，但在這篇文章中，他對此說並不偏袒，且進行了自我反省與批評：『到五十年代《輯評》一書出版了，原只是為工作需要，卻也附帶起了對自傳說推波助瀾的作用，對此我感到很慚愧。』如同他的《評<好了歌>》，他不帶任何成見地客觀議論，把自己置身於『紅學』圈外。」[77]
韋柰對俞平伯晚年的紅學反思給予這樣的評價：「從不固執己見，勇於修正錯誤，是他一貫的治學態度。」[78]
由此可見，俞平伯的「臨終反省」並非像有些人推測的那樣因思維不清而說了糊塗話，如果聯繫他的晚年紅學反思來看，其中的因果關係是可以理清的。
《舊時月色：俞平伯身邊的人和事》
筆者認為，來自胡適新紅學陣營中的另一位主要代表人物即周汝昌的「紅學史回顧」同樣形成了頗具廣泛影響的「認同危機」。
周汝昌在《還「紅學」以學——近百年紅學史之回顧(重點摘要)》一文中直言不諱地說：「胡先生晚年自述平生，對『建立新紅學』很覺得意。但揆其實際，這只是一種『馬後課』。胡先生當時作考證，只是為了提倡『白話文學』，選出幾部小說名著，包括《鏡花緣》《醒世姻緣傳》，逐一為之『整理』，標榜『新式標點，分段排版』，然後給每部小說都作出一篇考證，冠於卷首，讓『亞東』印行。他用力甚勤，多屬開創工作，收穫豐富，但他正是『一視同仁』，初無任何特重《紅樓》一書之意。這種考證，作者，年代，版本……，乃屬於一般性的考證對象的共同內容項目。所以他從來也沒有要建立一個『紅學』專科學術的動機與觀念。他做了一般性的考訂工作，貢獻不小，但這兒並沒有什麼新的思想內涵與學術體系可言。因此，從嚴而論，我們稱之為『紅學』，原是有些張皇其詞了，胡先生自己也發生了錯覺，以為自己真曾建立了一種新的什麼『學』。其實並非如此。……胡氏之於《紅樓夢》研究，實未建立一個堪稱獨立的『學』。可知世之所謂『新紅學』，原是一種誇大了的名目和概念。」[79]
棠棣出版社版《紅樓夢新證》
周汝昌不僅直言胡適並未建立《紅樓夢》研究的「專學」，而且毫不客氣地認為胡適創辟的「新紅學」原是一種誇大了的名目和概念，這種認知和評價無疑可以視為對於胡適新紅學頗為嚴重的「認同危機」。
當然，這種被指斥為「貶胡所以揚己」的做法同時也為周汝昌本人以及「周氏紅學」帶來了嚴重的「認同危機」，其直接的後果則是他所建立的紅學體系備受質疑，甚至質疑他的學術品格。
可以說，這些質疑既有「了解的同情」，又有「正誼的火氣」，尤其這「正誼的火氣」往往屏蔽了「真理之勇氣」。
譬如胡文輝在《現代學林點將錄》一書中評論道：「胡適在紅學史上的開山地位，舉世無異辭；周氏完全承其方法，成就實在於極力擴張材料。故周之於新紅學，可比基督教的聖保羅、禪宗的神會。但他晚年卻指胡『實未建立一個堪稱獨立的「學」』，貶胡所以揚己，實際暗示惟有他才堪當新紅學教主耳。」[80]
通觀周汝昌其人和「周氏紅學」，可以認為，胡文輝對周汝昌這種「貶胡所以揚己」的動機或目的的推斷是比較中肯的。此外，杜景華則以《驚人的紅學大掃蕩》（《求是學刊》1996年第1期）為題十分嚴厲地批評了周汝昌的「貶胡所以揚己」作風。
苗懷明則在《風起紅樓》一書中設專章梳理並分析了周汝昌對胡適的態度，並認為「他對胡適是懷有很深的成見」[81]。總之，周汝昌對胡適新紅學的「全盤否定」不僅危及了胡適，同時也危及了他自己。
《風起紅樓》增訂本，苗懷明著，鳳凰出版社2021年1月版。
值得一提的是，周汝昌在「自傳說」的道路上走得很遠，他的「曹家互證」的「新自傳說」勢所必然地為「終結」胡適新紅學做出無可替代的貢獻。
結 語
胡適創辟的新紅學已歷百年，其積極方面的影響和消極方面的影響至今都還在。可以說，對於新紅學的「認同危機」正在促使人們全面思考紅學新百年的發展前途，同時提供了紅學再出發的最好契機。
譬如《中國礦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6期刊發的《新紅學百年回顧與反思學術筆談》集中思考了紅學新百年的發展前景。
潘知常在筆談中以《回到王國維 超越王國維——從「舊紅學」「新紅學」「後紅學」》為題發表了看法：儘管新紅學的功績不容小覷，然而新紅學至今未能真正走出《紅樓夢》研究的困局；從「舊紅學」「新紅學」到「後紅學」，一個更加繁榮的《紅樓夢》研究的時代必將到來；「後紅學」應走向以文本為中心的審美研究的康莊大道，回到王國維，超過王國維；只有王國維，才是繼舊紅學、新紅學之後的《紅樓夢》研究的正確的道路的開創者。[82]潘知常所提出的「後紅學」新構想確是基於紅學史考量的理性思考，無疑為紅學新百年提供了一條可行的發展路徑，當然不是唯一的發展路徑。
《名家與紅樓夢研究》，高淮生著，智慧財產權出版社2019年版。
筆者則以《紅學光四海 文卷載痴心——紅學新百年的學術思考》為題發表了看法：紅學史建構、紅樓文獻學建構、紅學學科建設是新百年紅學的基礎工程；紅學體系和學派的建構和生成是新百年紅學的生命力所在；紅學的有效學術評價機制的建構是新百年紅學良性發展的學術保障。[83]以上看法試圖提供一種更完整的發展構想，這一構想應是紅學長期「活下去」的一條坦途。
注釋：
[1]胡文輝《現代學林點將錄》，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1-12頁。
[2]唐德剛《胡適雜憶（增訂本）》，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241頁。
[3]胡文輝《人物百一錄》，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310頁。
[4]唐德剛《胡適雜憶（增訂本）》，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3頁。
[5]唐德剛《胡適雜憶（增訂本）》，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279頁。
[6]余英時《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2年，第172頁。
[7]余英時《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2年，第179頁。
[8]陳平原《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適之為中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2版，第131頁。
[9]胡適口述，唐德剛譯註《胡適口述自傳》，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231頁。
[10]宋廣波編校《胡適論紅樓夢》，北京：商務印書館，2021年，第16頁。
[11]胡適口述，唐德剛譯註《胡適口述自傳》，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236頁。
[12]宋淇：《紅樓夢識要》，中國書店2000年版，第6頁。
[13]宋廣波編校《胡適論紅樓夢》，北京：商務印書館，2021年，第277頁。
[14]宋廣波編校《胡適論紅樓夢》，北京：商務印書館，2021年，第173頁。
[15]宋廣波編校《胡適論紅樓夢》，北京：商務印書館，2021年，第258頁。
[16]宋廣波編校《胡適論紅樓夢》，北京：商務印書館，2021年，第454頁。
[17]宋廣波編校《胡適論紅樓夢》，北京：商務印書館，2021年，第437頁。
[18]喬福錦《石頭記版本考辨》，北京：智慧財產權出版社，2021年，第84頁。
[19]喬福錦《石頭記版本考辨》，北京：智慧財產權出版社，2021年，第83-84頁。
[20]喬福錦《石頭記版本考辨》，北京：智慧財產權出版社，2021年，第88頁。
[21]陳平原《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適之為中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2版，第182頁。
[22]陳維昭《紅學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58頁。
[23]宋廣波編校《胡適論紅樓夢》，北京：商務印書館，2021年，第41頁。
[24]胡適《胡適文存三集》，北京：外文出版社，2013年，第273頁。
[25]宋廣波編校《胡適論紅樓夢》，北京：商務印書館，2021年，第101頁。
[26]俞平伯《紅樓夢辨》，長沙：嶽麓書社，2010年，第6-7頁。
[27]「周氏紅學」的專學概念出自筆者著《周汝昌紅學論稿》，該著由智慧財產權出版社於2017年出版。
[28]陳維昭《新紅學百年祭》，《紅樓夢學刊》2021年第1輯，第6-7頁。
[29]宋廣波編校《胡適論紅樓夢》，北京：商務印書館，2021年，第354-355頁。
[30]俞平伯《紅樓心解—讀〈紅樓夢〉隨筆》，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246-247頁。
[31]俞平伯《紅樓心解—讀〈紅樓夢〉隨筆》，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283-284頁。
[32]宋廣波編校《胡適論紅樓夢》，北京：商務印書館，2021年，第14頁。
[33]梁歸智《紅樓夢探佚》，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488頁。
[34]陳平原《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適之為中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2版，第183頁。
[35]顧頡剛《顧頡剛書信集卷二》，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73-74頁。
[36]劉夢溪《紅樓夢與百年中國》，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405-406頁。
[37]喬福錦《石頭記版本考辨》，北京：智慧財產權出版社，2021年，第88頁。
[38]高淮生《昨夜的星辰——紅學書評初集》，北京：智慧財產權出版社，2020年，第86頁。
[39]喬福錦《石頭記版本考辨》，北京：智慧財產權出版社，2021年，第2頁。
[40]高淮生《昨夜的星辰——紅學書評初集》，北京：智慧財產權出版社，2020年，第101-102頁。
[41]郭玉雯:《紅樓夢學：從脂硯齋到張愛玲》，台北：里仁書局，2004年版，第404頁。
[42]宋廣波編校《胡適論紅樓夢》，北京：商務印書館，2021年，第419-420頁。
[43]宋廣波編校《胡適論紅樓夢》，北京：商務印書館，2021年，第419頁。
[44]陳平原《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適之為中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2版第182頁。
[45]胡適口述，唐德剛譯註《胡適口述自傳》，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226頁。
[46]呂啟祥，林東海主編《紅樓夢研究稀見資料彙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第2版增訂本，第129-142頁。
[47]呂啟祥，林東海主編《紅樓夢研究稀見資料彙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第2版增訂本，第277-280頁。
[48]苗懷明《風起紅樓》，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68頁。
[49]呂啟祥，林東海主編《紅樓夢研究稀見資料彙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第2版增訂本，第770-772頁。
[50]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年，第10頁。
[51]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年，第33頁。
[52]胡文彬、周雷《紅學世界》，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年，第14頁。
[53]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年，第1頁。
[54]俞平伯《紅樓心解：讀<紅樓夢>隨筆》，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282頁。
[55]余英時《錢穆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年，第146-147頁。
[56]蕭公權《問學諫往錄》，長沙：嶽麓書社2017年，第214頁。
[57]蕭公權《問學諫往錄》，長沙：嶽麓書社2017年，第213頁。
[58]蕭公權《問學諫往錄》，長沙：嶽麓書社2017年，第213-214頁。
[59]戴知賢《文壇三公案》，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6頁。
[60]戴知賢《文壇三公案》，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89頁。
[61]戴知賢《文壇三公案》，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86頁。
[62]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譜系（增訂版）》，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8年，第504-505頁。
[63]陳維昭《紅學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96頁。
[64]陳維昭《紅學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52頁。
[65]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年，第10頁。
[66]陳維昭《紅學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53頁。
[67]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第10頁。
[68]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年，第33頁。
[69]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年，第19頁。
[70]劉夢溪《紅樓夢與百年中國》，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418頁。
[71]洪濤《紅樓夢與詮釋方法論》，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176頁。
[72]高淮生《紅樓夢叢論新稿》，徐州：中國礦業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156頁。
[73]韋柰《舊時月色：俞平伯身邊的人和事》，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12年，第85頁。
[74]梁歸智《誤解與知音——從余英時的「兩個世界」到「紅學探佚學」》，《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5期，第46頁。
[75]陳維昭：《紅學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47頁。
[76]俞平伯《紅樓心解——讀<紅樓夢>隨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76-277頁。
[77]韋柰《舊時月色：俞平伯身邊的人和事》，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12年，第76頁。
[78]韋柰《舊時月色：俞平伯身邊的人和事》，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12年，第78頁。
[79]周汝昌《還「紅學」以學——近百年紅學史之回顧(重點摘要)》，《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4期，第40-41頁。
[80]胡文輝《現代學林點將錄》，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46頁。
[81]苗懷明《風起紅樓》（增訂本），鳳凰出版社，2021年，第273頁。
[82]潘知常、苗懷明、趙建忠、喬福錦、高淮生《新紅學百年回顧與反思學術筆談》，《中國礦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6期，第2-7頁。
[83]潘知常、苗懷明、趙建忠、喬福錦、高淮生《新紅學百年回顧與反思學術筆談》，《中國礦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6期，第22-2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