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相愷：走上中國古代小說研究之路

他也講永新的傳說。除上述二妃故事之外，他還講過：離九西不遠的地方，有座黃岩山。山上有妖，一到黃昏時，常常出來作怪，弄得行人驚慌莫名，但一聽到寺里的鐘聲，妖怪便影匿逃竄。於是，有人作詩曰：「黃岩山上暮煙橫，黃岩山下少人行。寄語行人莫惶恐，鐘聲能退老妖精。」

我們那個地方，有八月十五放「火燈」——孔明燈——的習俗。關於放孔明燈的習俗有各種各樣的傳說，父親卻講了個文天祥聯絡聚合鄉民抗元的故事。

他還講蕭樟老爺爺成名的傳奇：蕭樟老爺爺原本靠自己做裁縫為生，年近而立，決定讀書考功名。在讀書之前，預卜能否成功：決定將自己做裁縫用的烙鐵，拋入池塘中，若烙鐵不沉入池底，則能如願，否則相反。祈禱完畢，他背過身，將烙鐵從頭頂上拋了出去，烙鐵恰好落在為防人偷魚，特意放置在池中的柴堆上，因此不沉。

禾山寺（又名甘露寺）

於是蕭樟老爺爺下了決心，認真刻苦學習，終於考取進士，成了高官。做官以後，蕭樟老爺爺剿滅了禾山寺淫僧（現在想來，此故事似乎是由《律條公案》卷四「淫僧類」水雲寺、《醒世恆言》「王太尹火燒寶蓮寺」一類故事演化而成）。等等等等。

這一切，引發了我對小說的濃厚興趣。在禾麓小學四五年級時，我就迷上了古代小說，開始讀《說岳全傳》《北宋楊家將》，也讀《火燒紅蓮寺》《劍俠奇中奇》《峨眉劍俠傳》等武俠小說。

禾麓小學隔壁，原來是國民黨政府永新縣禾麓鄉的聯保所（相當於鄉政府），屋的面積，與禾麓小學差不多大。解放初它成了一棟空屋。下課，尤其是課外活動時，同學常在其中打鬧、戲嘻。我則常於其中看小說。

記得有一次我在學校的走廊上讀《楊家將》，到四郎探母部分，學校的一位老師好奇地拍著我的肩膀問：「什麼叫駙馬？」我回答：「皇帝的郎利（永新話，女婿的意思）。」老師投來了詫異、讚許的目光。

有益堂刊本《說岳全傳》

我讀《說岳全傳》是受父親所講岳母刺字的影響，是想探究一下這刺字前後究竟還發生了什麼。實際上，那時我看古小說，主要是沉迷於小說離奇的故事情節，所以看到鑲嵌於小說中的詩詞歌賦，沒有興趣，也完全不懂，總是跳過去不看。有不認識的字，只要不影響對故事情節的理解，也不管它，跳了過去；若有影響，則問問父親。

現在想來，那時永新中學最大的特點也是最大的長處，就是讓學生自由地、全面地發展。因此，我這種興趣也得以延續。永新中學圖書館成了我經常光顧的地方，教地理的留美、留日學生王永涵老師（他是羅隆基的表兄弟，因之受了牽連）成了我的好老師。郭沫若的《童年》；巴金的《家》《春》《秋》；茅盾的《子夜》《霜葉紅於二月花》，還有葉永蓁的《小小十年》以及《東周列國志》等等等等，就是那時讀的。在圖書館中，我也初識了托爾斯泰、屠格涅夫、蕭洛霍夫、馬克吐溫、司湯達……。

禾水東關潭浮橋的下游，有一個沙洲。沙洲中有一片李樹。每到陰曆二月，李樹花開，晶瑩潔白，煞是好看。念初中時，我們班曾在洲上李樹下的荒野中，召開學習經驗交流會，我介紹的便是《東周列國志》與學習春秋戰國史的關係。

《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

還記得有一次，學校搞了一個舊書展覽，我趁值班的機會，又看了不少中國古代小說。有一部《呂純陽三戲白牡丹》，我在編《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時，於各地訪書，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它，在一篇文章中，我還特別提到了此事。

中學時代，受著「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思想的影響，我準備考的是第一類（當時，高考分三類：數理為第一類；醫農為第二類；文史為第三類），並且想做個勘探隊員，為祖國尋找寶藏。可因為身體的原因，我連高考的資格也沒有，只好到我大哥工作的淮陰治病、養病，同時謀求生存——在淮陰的中學裡面，做一個代課教師，每月工資25元。因為存著進入高等學府的奢望，我一直沒有轉正，這樣直到文革結束，我也過了而立之年，才成了正式教師。

我先教的是初中數學。雖然教的是數學，為了排解情緒，卻常讀唐詩、宋詞。

《中國詩學大綱》

一部民國間出版的《詩學大綱》常抱在手中。不過我特別喜歡的還是婉約派的宋詞，《李璟李煜詞》《漱玉詞》成了我常常閱讀的著作。在豪放派的唐詩、宋詞中，我則特喜歡抒發愁緒的作品。比如李白的「將進酒」、蘇軾的「明月幾時有」……。然而，愁緒綿綿無盡期，除了備課、上課、和同學在一起的時侯，會暫時拋卻愁懷，我一直沉浸在愁海之中。

領導見我喜歡詩詞，也常和語文老師交流這方面的知識，以為我文學水平不錯，開始讓我教語文了。

自學數理化實在太難，故而改學文科，成了徐州師院中文科的函授生。南師大吳調公先生的《中國文學》、徐州師院廖序東先生的《現代漢語》等成了我的經常讀物。淮陰教育學院函授部的晏嗣平等成了我的好老師。

邊自學，邊思考一些問題，並且記錄了下來，集結成了一些文稿。這大約就是我「研究」的開始。

《古代漢語》

記得我寫過一篇小文，登在淮陰教研室辦的油印刊物上，對王力教授所作《古代漢語》中「其字只能作物主代詞」的說法，提出異議，指出中學課本中，有不少「其」字作人稱代詞的例子。教研室的某同志大加讚揚，要大家邊研究邊學習。

我還大膽妄為地對郭沫若先生的《李白與杜甫》提出異議，認為這樣揚李抑杜不合適。特別對由《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中「卷我屋上三重茅」一語，說杜甫的茅屋還蓋有「三重」茅，可見生活相當富裕的意見很不贊同。我還曾把這篇文章投給某刊物，大約因為不合格，沒有被採用。

在這段時間裡，在學問的大海中，我正如一葉漫無目標的孤舟，游移不定，飄蕩著行進。

好友歐陽健因為日記問題，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坐牢後釋放，需要平反。江蘇省委宣傳部派人到淮陰調查，找我了解情況。我如實彙報了我的看法，認為這是一個應該平反的冤案。

記得那次談話，我曾舉一個例子：歐陽日記認為「不是英雄（毛澤東）造時勢，而是時勢造英雄（毛澤東）」，由此認定他貶低毛主席，甚至反對毛主席，就顯然牽強。

《水滸傳鑑賞辭典》

歐陽平反後到淮陰一中找我。當時社會上正出現一股對評水滸運動反撥的熱潮。兩人閒談時，他提出，可以研究研究《水滸傳》。我很佩服歐陽，他確有見地。而這也勾起了我對父親當年講述傳奇故事的回憶，勾起了我上中小學時迷戀小說的回憶，明確了我今後努力的方向。我感謝歐陽兄，這份情義，我永遠銘記於心。

於是，我們根據魯迅先生《中國小說史略》所言：「三俠五義為市井細民寫心，乃似較有水滸餘韻，然亦僅其外貌，而非精神」一語提出，《水滸》確非傳統所說的描寫農民起義的作品，而是描寫俠義英雄的「為市井細民寫心」的一部小說。這就是後來人們總結《水滸傳》主題研究時所說的「為市井細民寫心說」。

後來歐陽通過考試，進入了江蘇社會科學院文學所；我因為此前曾經考研，由於外語不過關，沒有被錄取，不敢再考，還在淮陰青浦中學任副校長。

《水滸新議》

工作之餘，我仍然進行古小說研究。與歐陽一起，著成《水滸新議》一書，交給了重慶人民出版社（1983年正式出版）。

1982年4月間，在興化、大豐召開了「施耐庵文物史料考察座談會」。與會的有張志岳、朱一玄、范寧、劉操南、何滿子、劉冬、張嘯虎、袁世碩、李靈年、王俊年、盧興基、張惠仁、章培恆、王立興、馬蹄疾(以年齡為序)等，自然還有歐陽健先生。我是應興化縣政府之邀參會的唯一一個學術殿堂之外的人員。會議一共五天。

從他們身上，我學到了很多東西。他們看施耐庵墓碑時的仔細、看各種有關文物資料時的認真、研討時的謹嚴態度，無不深深地感染著我，時至今日，仍然歷歷在目。我這一輩子參加的各種研討、考察會很不少，可以說，這是迄今為止，我所參加過的一次最為認真嚴謹的會議。作為一個學術殿堂之外的小輩，會上我只是默默地聽著，一言未發。

施耐庵墓

同年8月間，淮安連雲港兩地，舉辦「首屆全國《西遊記》研討會」。我收到了會議主辦方的正式邀請。在大會上，我發表了《唯有源頭活水來——西遊記孫悟空形象探本》（後來公開發表在《貴州文史叢刊上》）一文，對胡適等先生的孫悟空形象「外來說」提出了異議。在這次會上，我又認識了陳新、蘇興、杜維沫、吳志達、鄭雲波、吳聖昔、胡小偉、王麗娜、李時人等先生。兩次會議我認識的許多學術界同仁，以後都成了我很好的師友。

由於歐陽健的推薦，並取得時任文學所負責人劉冬、劉洛先生的同意，1984年我被借調進江蘇社科院文學所（淮陰組織部不放，把我調到淮陰教育學院，只好借調）負責《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的編纂工作。

《中國古代小說考論編》

後來，劉洛所長又和歐陽帶著時任社科院黨委書記徐若通的親筆信 （當時的淮陰組織部長曾是他的下級）到淮陰組織部去協調我的調動工作，我終於被調進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走上了中國古代小說的研究道路，成了專職研究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