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壓迫的母親

因此，從19世紀以來，民族主義、醫學化、異性戀霸權、父權制和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正在攜手合作，以繼續維持這樣的性別勞動分工。因為「女人即母親」是個重要的制度，沒了這個，整個體系可能會分崩離析。支持者一次又一次地強調，這樣的分工從定義上來看是很自然的，所以必須延續下去。為了保證事態不會改變，支持者也承諾這樣的劃分不僅會讓世界更美好，對女人和孩子也更有益。

當女人和母親身份被綁在一起時，另一件事也同樣被捆綁上去了——對「怎樣當一個媽媽」的各種嚴格規定。儘管母親們並非都以相同的方式、相同的條件來培育和照顧孩子，這樣的規定與期待也完全沒有必要。

好媽媽、壞媽媽

當媽媽可不是一項私人事業，它始終被無止境而徹底地視為公共事務。

這個社會每天都告訴女人，她們因為本能天性而擁有這樣的母親天職。但同時，這個社會又決定了她們該以怎樣的方式來和孩子建立關係，以成為人們和衛道士口中的「好女人」和「好媽媽」。

因此，那些鑲嵌在西方社會的公眾想像力中的模板所呈現出來的，就是育兒幾乎完全是母親的工作。這種普遍的模板宣告了為人母者應該以孩子為中心、耗費時間培育孩子，而母親被描述為發自天性地犧牲自我、不斷地完善自我、擁有無止境的耐心並致力於以各種方式照顧他人，幾乎是要求她忘記自己的人格與需求。而孩子們成長為一個和母親有所區隔的個體時，過程中或多或少會遭遇困難，同時母親的身份也在改變。她們一開始是扶著孩子頭的母親，然後是推著嬰兒車的母親，之後變成揮著手的母親，接著是伸手等待被握住的母親，但她們總是母親。她們的發展是縱向的，而孩子則是遠離她們的「橫向」發展。

但這並不表示母親們實際上都能做到這個地步。母親們之間存在著顯著差異——從個體差異到社會差異（如婚姻狀況、種族、階級、精神和身體障礙）——但許多西方社會致力於這樣高要求的母親形象，即使這些形象仍有些分歧，母親的崇高身份仍然是標誌性的。

此外，社會曾一度要求「好媽媽」要像聖母一樣，象徵著神聖、純潔、無性的人格。而自20世紀80年代後，社會要求這個母親人格（特別是年輕、白種、中產階級的母親們）要作為性感和被欲求的對象，就如同以下這些詞：「我想上的媽媽」「可口的媽媽」「性感辣媽們」。這些關於母親的新表述並不代表社會真的認為她們的肉體很迷人，而是說她們作為性幻想對象變得越來越有魅力，同時說明了社會正在賦予母親形象「應該擁有一切」這種額外的神話幻想。在今天看來，這似乎已經是必然的趨勢。一個女人不該「只是」母親，如果想獲得認同，還該有個職業，在少得可憐的休閒時間裡去幼兒園或學校；儘管累得要死還是要展現性感。「我是個婊子，也是個好情人；我是個孩子，也是個好媽媽；我是個罪人，也是個聖人。」創作歌手梅雷迪思·布魯克斯 （Meredith Brooks）的歌詞扼要地說明了這些矛盾之處。

在這種情況下，現今嚴苛的標準是：女性的身體——懷孕時、剛剛生產完，以及在之後的多年中——必須在美貌與性態上符合同樣的異性戀標準。她們的身體沒有一刻是自由的，從保養美容到表現出某種程度的性感，而這種性感與她們自身對於「性感女人」的定義可能是不同的。也就是說，母親被如此要求是因為這些對他人有益，而不是為了她們自己，儘管母親本身可能也有性慾望及性需求。

社會不只規範女性的外貌和言行舉止，還規範她們的情感。也就是說，有一套「對這個社會環境來說什麼樣的感受是恰當的，什麼是不恰當的」情感規則，社會會給予「好女人」和「好媽媽」以獎勵，諸如榮譽、敬重和接納。

因此，雖然母親們被孩子激發出的情緒並不相同，她們的感受也會因為孩子的表現、時間、空間及可獲得的援助而推移改變，但社會對她們的期待是——如果母親們希望被視為「好媽媽」，她們的感受必須是始終如一的。社會要求「好媽媽」要無條件且毫無保留地愛著孩子（否則就是不道德的）；社會要求女性要如同聖母瑪利亞一般，如果不能在孩子出生後就馬上成為聖母，至少幾年後也要到達這樣的境界；如果為母之路並非繁花似錦，那母親就要扛起這些痛苦，享受這些煎熬，把這些苦難視為生命中必要且不可避免的過程。

Josef Herman | Mother and Child (1961-2)

以下是一個男人寫給一個後悔當媽媽的女人的內容，充分說明了這個社會怎樣要求母親應該有怎樣的感受：

別再抱怨了，最好別再像個孩子一樣抱怨個不停，試著對你的母親身份抱持感激並去享受它，這很難嗎？去請個保姆或是找個老太太幫你，你永遠不知道這對你會多有用。享受你的生活，別讓你的小王子控制你的生活，否則你會一直抱怨下去，然後搞砸孩子的生活，他會長成一個跟你一樣被寵壞的孩子。還有，你可以等著瞧你接下來會有多麼快樂，而當你像其他人一樣忘記這有多艱難時，就是你想生第二個孩子的時候了。

別再抱怨了，最好別再像個孩子一樣抱怨個不停，試著對你的母親身份抱持感激並去享受它，這很難嗎？去請個保姆或是找個老太太幫你，你永遠不知道這對你會多有用。享受你的生活，別讓你的小王子控制你的生活，否則你會一直抱怨下去，然後搞砸孩子的生活，他會長成一個跟你一樣被寵壞的孩子。還有，你可以等著瞧你接下來會有多麼快樂，而當你像其他人一樣忘記這有多艱難時，就是你想生第二個孩子的時候了。

或者就如另一個對後悔當母親的女人的回應：

嗯，至少她們勇敢地成為母親了，在這點上她們是值得尊敬的。當個媽媽當然會有疲憊和沮喪的時候——因為這並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這些都會過去的，日後她們回顧自己的人生時，會感到自豪。我們這一代幾乎不再懂得如何讓自己度過低潮並且忍受它，然後從中得到別人所沒有的快樂與滿足感。

嗯，至少她們勇敢地成為母親了，在這點上她們是值得尊敬的。當個媽媽當然會有疲憊和沮喪的時候——因為這並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這些都會過去的，日後她們回顧自己的人生時，會感到自豪。我們這一代幾乎不再懂得如何讓自己度過低潮並且忍受它，然後從中得到別人所沒有的快樂與滿足感。

在這層意義上，母親們的情緒都應該按著社會文化的時間表和歷程來，社會決定了這些母親應該要有怎樣的感受，也規定她們必須記住和忘卻的事情：以上兩段話都在安撫這些母親，如果她們能夠拋開這一刻的感受，隨著時間的推移，在未來定能獲得喜悅。但事實上這些聽起來像是社會為了維持生殖後代的傳統，需要確保廣大的女性，特別是所謂的「好媽媽」，將痛苦的時刻從目前的生活和記憶中抹去，以便讓她們「繼續努力」。也就是說，生更多的孩子，並以「正確的方式」養育更多的孩子，都是為了維持某種「產業和平」 （industrial peace）。因此，只有讓受苦的母親保持沉默、不「小題大作」才能維持這樣的和平假象，讓這一切看起來如此美好。

這些關於母親情緒感受的規範，並不只是來自外部，來自那些坐著閒聊、順便扔出幾句帶著責備意味的建議的群眾。這種嚴苛的母性模板還被女性內化為自己的一部分。我們可以從這些仿如「母親應該有什麼感受」和「母親應該怎麼表現她們的情緒」的證詞中，了解到這種內化的程度：

提爾紗（有兩個介於三十歲到四十歲之間的孩子，她已經當上祖母）

提爾紗：「我會做該做的事情。我會打電話，表達我的擔心，當然也表達我的挂念；我做出感興趣的樣子，我看望他們，邀請他們來度假，我做了所有該做的事情，像演戲一樣——但這真的、真的不是我想要的。我會去看望與我有血緣關係的孫子孫女們，但我其實對這一點興趣都沒有，那真的不是我想要的。當我盡義務時滿腦子想的是：『這一切什麼時候才會結束，讓我回去好好睡個覺或是讀一本書，看部好電影或是聽聽廣播節目啊？』我對這些事情更有興趣，這些更適合我。我喜歡在花園裡工作，在院子裡耙樹葉……這些更像我想做的事情，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斯凱（有三個孩子，兩個介於十五歲到二十歲之間，一個介於二十歲到二十五歲之間）

斯凱：「當我女兒想來找我時，她打電話給我並登門拜訪，而我一直都很熱烈地回應她：『哇！太棒了！我想死你了，等不及想見到你啦！』但事實上並不是這樣……這是某種形式的表演。我甚至沒辦法騙自己。」

娜奧米（有兩個介於四十歲到五十歲之間的孩子，她已經當上祖母）

娜奧米：「我做那些例行的公事——比方說，他們每周都會來我這兒，然後我煮晚餐；我為他們的生日準備禮物；每隔一段時間就看看他們。我為了合乎社會標準而做了這些合乎社會標準的事情，如果這是所有當祖母的人會做的事情，那我就會去做。我不覺得自己想要去做這些事情，對我來說，合乎社會規範這個理由比當個好祖母或好媽媽還要重要。」

提爾紗（有兩個介於三十歲到四十歲之間的孩子，她已經當上祖母）

提爾紗：「我會做該做的事情。我會打電話，表達我的擔心，當然也表達我的挂念；我做出感興趣的樣子，我看望他們，邀請他們來度假，我做了所有該做的事情，像演戲一樣——但這真的、真的不是我想要的。我會去看望與我有血緣關係的孫子孫女們，但我其實對這一點興趣都沒有，那真的不是我想要的。當我盡義務時滿腦子想的是：『這一切什麼時候才會結束，讓我回去好好睡個覺或是讀一本書，看部好電影或是聽聽廣播節目啊？』我對這些事情更有興趣，這些更適合我。我喜歡在花園裡工作，在院子裡耙樹葉……這些更像我想做的事情，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斯凱（有三個孩子，兩個介於十五歲到二十歲之間，一個介於二十歲到二十五歲之間）

斯凱：「當我女兒想來找我時，她打電話給我並登門拜訪，而我一直都很熱烈地回應她：『哇！太棒了！我想死你了，等不及想見到你啦！』但事實上並不是這樣……這是某種形式的表演。我甚至沒辦法騙自己。」

娜奧米（有兩個介於四十歲到五十歲之間的孩子，她已經當上祖母）

娜奧米：「我做那些例行的公事——比方說，他們每周都會來我這兒，然後我煮晚餐；我為他們的生日準備禮物；每隔一段時間就看看他們。我為了合乎社會標準而做了這些合乎社會標準的事情，如果這是所有當祖母的人會做的事情，那我就會去做。我不覺得自己想要去做這些事情，對我來說，合乎社會規範這個理由比當個好祖母或好媽媽還要重要。」

這些女性使用「演戲」「表演」「做出樣子」「騙」之類的字眼，可能意味著她們為了被視為「好媽媽」，從而表現出「一個母親該有的感受及情感行為」，表現得像是社會所期待的母親應該表現的樣貌（即她自己被期待能表現的樣貌）。她們出於責任感而表現出標準化的母性感受及行為模式，但她們的實際感受和社會期待的祖母及母親的形象，差了十萬八千里。

這些後悔成為母親的女性，其情感立場導致她們去模仿、引述、表現得像個「好媽媽」，但並不只有渴望自己沒有母親身份的女性會那樣做。許多記述之所以沒有提到這些表現「好媽媽」的策略，是因為大多數人認為母性是發自自然的，母親的身姿是女性天性的一部分。但事實證明，對當媽媽而言，光是生育子女是完全不夠的：她必須要表現出「正確的」媽媽的樣子，並盡力完成母職才行。

法國哲學家傅立葉說：「有壓迫的地方就有虛偽做作。」的確，這些參與研究的母親，其用詞顯示了她們試圖假造出「正確的」母性感受及情感行為，以便讓自己符合那些要求刻板的母性典範。就像巴莉所說的：

巴莉（有一個介於一歲到五歲之間的孩子）

巴莉：「人們問我『你有多喜歡當媽媽？』我只能對此強顏歡笑，不然我能怎麼回應？說我非常悽慘？還是說這很艱難？或者說我很想我媽媽？」

巴莉（有一個介於一歲到五歲之間的孩子）

巴莉：「人們問我『你有多喜歡當媽媽？』我只能對此強顏歡笑，不然我能怎麼回應？說我非常悽慘？還是說這很艱難？或者說我很想我媽媽？」

就個人層面來說，這樣的偽裝是一種自我防衛，以維持個人生活的穩定；而就社會層面來說，這種做法是個在政治上有用的幻象，可以讓人們維持「母親會有怎樣的感受和行為」的認知，認為這是個自然和精確的準則，母親們都應該按照這樣的準則表現出應有的樣子。

馬婭（有兩個孩子，一個介於一歲到五歲之間，一個介於五歲到十歲之間，受訪時懷有身孕）

馬婭：「我記得在我女兒出生以後，所有已經為人父母的親戚朋友都跟我談起我接下來要面臨的困難和挑戰，他們說：『但這真的很有樂趣，對吧？』我只能說：『呃……是的……這真不可思議……真奇妙……』（中略）沒人知道我真正的心思。也許我不算是個值得讚揚的母親，但我好好照顧了我的孩子，養育他們並疼愛他們，我不會讓我的孩子因為情感上的忽視而痛苦。所以，沒人能得知我真正的想法，而如果沒有人能夠察覺我真正的想法，那我們當然也沒辦法察覺其他人真正的想法了。」

馬婭（有兩個孩子，一個介於一歲到五歲之間，一個介於五歲到十歲之間，受訪時懷有身孕）

馬婭：「我記得在我女兒出生以後，所有已經為人父母的親戚朋友都跟我談起我接下來要面臨的困難和挑戰，他們說：『但這真的很有樂趣，對吧？』我只能說：『呃……是的……這真不可思議……真奇妙……』（中略）沒人知道我真正的心思。也許我不算是個值得讚揚的母親，但我好好照顧了我的孩子，養育他們並疼愛他們，我不會讓我的孩子因為情感上的忽視而痛苦。所以，沒人能得知我真正的想法，而如果沒有人能夠察覺我真正的想法，那我們當然也沒辦法察覺其他人真正的想法了。」

這些情感法則已經成為對母親們嚴苛要求的一部分，同時也忠實維護著「正確」的「好媽媽」形象。這樣的「好媽媽」形象迄今為止存在於大家的想像中，而人們不想冒使其他人感到震驚的風險。

在社會期待的「好媽媽」形象以外，社會也勾勒出「壞媽媽」的輪廓，以這樣的「好媽媽」「壞媽媽」的形象將女性分門別類。

當母親們並未根據這個模式所規定的道德準則走——不論是自願如此或是身不由己、處於生活環境的重壓之下。她們很快就會從內到外都被貼上標籤，她們被認為是能力有問題的「壞媽媽」、是道德和情感上有問題的叛逆者。當發生以下情況時，人們會認為母親們沒有「愛心」：當她們在生產後「太快」或是「太遲」重回職場，或者再也不回職場時；當她們不喂母乳或者喂的時間太長、哺乳時太「公開」時；當她們「在家教育」自己的孩子，或者有些母親（不論是否是單親家庭）需要長時間離家工作而被指責疏忽了對孩子的照顧時。此外，單親母親、仰賴社會救濟的母親、新移民母親、女同性戀母親（這些身份通常是重疊的）往往會被更加嚴格地檢視。就一定程度來說，醫療機構、教育機構、心理機構、法律論壇、媒體、廣告業和流行文化會檢視這些母親，尤其會聚焦在未婚且並未從事有償工作，而是仰賴公共援助來養育孩子的母親身上。

因此，社會給這些女性貼上「壞媽媽」的標籤，並不只是因為她們做了什麼或沒做什麼，而是因為她們在什麼樣的條件下當上媽媽，也因為她們的身份。如果她們貧窮且（或）沒有受過教育且（或）非白種人且（或）不健康（不管是精神上或身體上），大眾會懷疑她們是否有能力生養子女，會批判她們的決定，認為那樣的決定對孩子和（特別是）整個社會都有著潛在的危害。這使得她們被置於嚴格的監視之下。

在許多國家，我們可以從嬰兒食品或尿布的廣告中看到，人們認為什麼樣的人是「好媽媽」，而在這些廣告中出現的「好媽媽」往往是白人女性。也就是說，這些廣告不只營銷產品，它們還把所謂的「好媽媽」具體化，告訴大家什麼樣的人有能力以「最符合健康需求」的方式養育子女。

社會建構起「壞媽媽」的形象，不只是規範母親的行為或身份，還延伸到母親的感情世界中。那些感覺痛苦、憤怒、失望和沮喪，並把這些感受表達出來的女性，被視為能力有問題的女人，沒辦法履行她們「真正的使命」。即使到了今天，我們已經看到更細緻入微的母親寫照，比起以往也有更多的母親能夠更常態地表達她們遭受的困難和痛苦，因此我們能夠更自由地研究並進行公開討論，但母親身份仍然被困在人們的集體想像當中。公眾仍將母親身份視為溫暖和溫柔照料的象徵，與人際衝突無關。

過去兩個世紀以來，社會對母親的期待越來越高，無數母親對自己的期望也越來越高，並深深陷入由感情、內疚、自我分析及矛盾心理交織成的陰影世界中。在這種矛盾下——儘管這樣的矛盾心理伴隨著我們所有的人際關係——社會似乎只能忍受母親們拋出一種答案：「我愛母親這個身份。」

René Magritte | The Spirit of Geometry (1937)

「有問題」的母親

儘管我相信對母親身份有著矛盾心理是十分正常的，儘管每次我寫的東西都會遭到否定，但仍然有股近乎痛苦的衝動讓我想發表下列免責聲明：「我當然愛我的孩子勝過一切。」這是我真實的心聲。

儘管我相信對母親身份有著矛盾心理是十分正常的，儘管每次我寫的東西都會遭到否定，但仍然有股近乎痛苦的衝動讓我想發表下列免責聲明：「我當然愛我的孩子勝過一切。」這是我真實的心聲。

從一個女人變成母親的那一刻起，就激起了她對全新的現實生活的反應。由於普遍性的「好媽媽的樣貌、表現及感受」的共同認知、由於她現在得對另一個人的人生負起責任的這個「簡單」事實、由於長期育兒的成果充滿不確定性，她的身體和生活可能轉變成充滿複雜情緒的人際衝突的中心。此外，這種動態的衝突經驗——隨著孩子不同時期的成長及每個孩子間的個體差異，有時母親的感受幾乎是時時刻刻都在波動——可能和被剝削的感覺有關。女性一方面活在「媽媽知道什麼對孩子最好」的規則下，另一方面又常常被指責為過度關心或過於疏遠：要麼過度主導和保護，要麼過於冷漠和疏離。這主要是因為，一般來說，她是唯一陪伴孩子童年的人，或者她是唯一一個會被指控缺席孩子童年的人。

這些指責可能會加劇母親們的矛盾心理，也就是說，同時存在的情感，例如想依賴和想分離、恨與愛、在渴望親近的同時也渴望分離、和諧與衝突。美國作家艾德麗安·里奇 （Adrienne Rich）對此下了一個完美的腳註：「我的孩子帶給我人生中最強烈的痛苦，那是種愛恨交織的矛盾心理——激烈的痛苦、焦躁，與充滿喜悅的滿足和溫情交替出現。」

但是母親自身和她們周圍的人可能會懷疑這樣的自我認同，因為他們生活在一個無法想像這種雙重情感實際存在的世界中：「我很難相信母親們所謂的矛盾心理。即使我已經針對這個主題寫了一本書，但我還是常常懷疑矛盾心理是否真的存在。這是不是母親們因為憎恨她的孩子而編織的藉口？我是否正在給母親們的矛盾心理找理由，來提供空洞的寬慰？（中略）我們發現很難真正接受自己既愛著也恨著我們的孩子。所謂母親的矛盾心理並非是用來緩和她複雜心情的鎮靜劑，而是所有母親內心共有的複雜而矛盾的心理狀態：對孩子的愛與恨是並存的感受。然而大多數母親的內疚源自矛盾心理引發的痛苦感受，且我們生活的文化使我們不想承認矛盾心理確實存在。」

社會將母親困在無止境的理想化、不可能達到又相互矛盾的期待之中，那些沒辦法作為全能母親的人，或是沒辦法把做母親的經歷純粹視為「發生在自己身上最美妙的事情」的人，會被當作有問題的母親。她們踩了那條道德基線，而她們的矛盾心理與精神醫學領域的事聯繫了起來，被當作精神障礙，好像她們得了生理上的疾病一樣。在母親們私人博客的評論中，將她們當作有病的回應是少見的。在這些博客中，人們可以承認母親面臨的困難有多深、有多廣，因為很多人體貼地在評論里表示，看到別人和她們有相似的感受和想法，會感到寬慰。而八卦專欄或每日新聞時事的評論往往將事情扯到臨床醫學上。比如說，當一個女性名人被報道做了就為人母來說「不妥當」的事情，他們就會對此發表意見，將之視為複雜情感的證據，並認為她應該馬上接受治療。

精神分析理論可能也認同母親身份對許多女性來說具有衝突性，但有時它也會判定這些母親患有疾病。著名心理學家海倫·多伊奇 （Helen Deutsch）認為，矛盾心理是母親情感的一部分，但同時聲稱這些有矛盾心理的母親是「天生的女性受虐狂」 （natural female masochism）。

對不按照僵化的情緒規則腳本走的母親的百般挑剔，反映在對產後憂鬱症的輕視上。這些女性面臨這樣的處境並努力與之抗衡。幾十年來，女性無法在生產後說她們感受到的是其他情緒，而非社會希望她們擁有的情緒。而且她們害怕承認這件事，因為一旦承認的話，她們就會被貼上「壞媽媽」的標籤。

對我來說，要寫這篇文章真的很難，因為這是我對這個世界保留的最深刻也是最黑暗的秘密，但我已經說出口了，而且我打算再說一次：上星期，我在了解過一些其他人的診斷歷程後，確認了自己有產後憂鬱症。我選擇說出我的秘密，因為我希望其他女性也能因為我的故事而發現自己的狀況。（中略）我害怕其他人會認為我是個軟弱的人，或是認為我不配當媽媽。

對我來說，要寫這篇文章真的很難，因為這是我對這個世界保留的最深刻也是最黑暗的秘密，但我已經說出口了，而且我打算再說一次：上星期，我在了解過一些其他人的診斷歷程後，確認了自己有產後憂鬱症。我選擇說出我的秘密，因為我希望其他女性也能因為我的故事而發現自己的狀況。（中略）我害怕其他人會認為我是個軟弱的人，或是認為我不配當媽媽。

此外，有產後憂鬱症的母親可能會覺得自己是「壞媽媽」，因為她們害怕自己像其他「壞媽媽」那樣被貼標籤，而這樣的情緒規則已經全部內化為她們內心的一部分。

在過去的幾十年中，研究人員、作家和各種類型的治療師除了批評那些矛盾心理違反了社會既定的感受規則，還經常將其視為母親經驗中不可避免的一環，同時也是母子間各種複雜感受的一部分。這樣的衝突性情緒所涵蓋的範圍非常廣，同時區分了無法忍受、難以控制的母性矛盾，和可以忍受、可以控制的母性矛盾，這可能會促進情緒的發展變化。在這種情況下，母親的痛苦與她對孩子愛恨交織的情緒，都可能會推動她去尋求解決方案。

因此，這些孩子讓母親經歷的愛恨交織，可能會幫助她們去掌握知識和情緒上的技能，以了解孩子及孩子的需求。因為矛盾心態所帶來的痛苦可以促使她們思考，而有能力去思考嬰兒和孩子可以說是做母親最重要的能力。

這樣看來，當一位母親認識到最好放棄她和孩子的圓滿關係這一幻想時，她就有能力承受矛盾心態及矛盾心態帶來的痛苦。同樣地，一位母親若能夠找出方法來控制這樣的衝突，那麼她既可以感受到對孩子的愛、關懷、同情，也能感受到憤怒、失望、沮喪和無助——這樣的情感能力能夠使她在內心產生豐富而多樣的新面貌，因此也可能是母性發展的里程碑。研究人員宣稱，矛盾心態能夠幫助母親改變及恢復，對那些因為母親身份而產生情緒混亂、幻想和衝突的人來說是一種重要的情緒技能，也能潛在地促使母親的情緒變得更加柔韌而有活力。

Sir Eduardo Paolozzi | See Mom? A Baby’s Life is not all Sunshine (1972)

此外，對母親身份懷有矛盾心態的女性可能會發展出一個漸進式的故事歷程，這個故事通往一個正向的終點站，過程包括未來的發展和障礙的克服，藉以向自己保證總有一天一切都會好起來。

將這些衝突性的母親經驗重新整合，對女性來說可能有助於她們度過接下來的每一天。然而這可能也會導致社會去回顧母親們是否履行了承諾及實現了價值，並且以此判斷是否違反了社會規則。

通過仔細檢視這些母親的後悔，我們能夠了解母親們有時有著不同的故事。從這個不同的故事裡我們可以看到，社會將其對母親的不滿常態化，給女性貼上病態的標籤並希望她們順從社會期待。而我們沿著這些參與研究的女性的不同故事抽絲剝繭，她們不只是正在養育嬰幼兒的母親，有些人的孩子已經三十歲了。這些女性在描述她們的後悔時，拒絕成為那種女性形象，拒絕被代入那些「無可避免地成為母親」及「逐漸適應母親經驗」的故事當中。她們這麼說，「那不是我」「我一眼就看出那不是我想要的」，並表示「後悔成為母親」這個念頭讓她們感到平靜許多。她們明確地表達自己希望能走出那些被設定好的故事，遠離那個會導致她們痛苦的任務，因為維持現狀令她們持續感到痛苦。

因此，後悔體現了一種不同的女性身份認同。雖然這樣的認同違背現有文化對女性為人母的期待，但這樣的文化期待使得女性成為不情願的母親，並且掩飾自己的後悔。

選自《成為母親的選擇》， 明室Lucida |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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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娜‧多納特（Orna Donath），1976年出生，師從以色列著名社會學家漢娜·赫爾佐格。她目前任教於特拉維夫大學和本-古里安大學等幾所以色列高校，研究領域為女性所面對的社會期待。《成為母親的選擇》是她第一本國際出版作品。

|譯者簡介：林佑柔，任教中學多年，目前擔任翻譯兼家管。關心社會議題，愛好烘培與閱讀，想念著眼神兇惡的貓，夢想是組織布萊梅樂隊。

題圖： Keith Edmier 『Beverly Edmier, 1967』, 1998, Exhibition at Arken Museum of Art, Copenhagen, Denmark, 2017. (photo by Hanne Therkildsen)

策劃： Lulu | 排版：阿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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