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遠達：刮骨療毒的誕生—古典醫學視野下的《三國志演義》時空設置與人物功能

在古典醫學的思維繫統里，「骨」和「髓」分別處於這套秩序的最裡層，例如《黃帝內經·素問·刺要論》就提出了「病有浮沉，刺有淺深」，認為「病有在毫毛腠理者，有在皮膚者，有在肌肉者，有在脈者，有在筋者，有在骨者，有在髓者。」[3]將骨髓視為疾病所能侵犯的最深處。在日常生活中，我們也常說「病入骨髓」。

這樣一套疾病傳導秩序最著名的例證是「扁鵲見蔡桓公」，出自《韓非子·喻老》：扁鵲將疾病的發展分為「在腠理」「在肌膚」「在腸胃」和「在骨髓」四個階段[4]。雖然順序和具體名稱與《黃帝內經》不盡相同，但基本思路是一致的。

此外，我們還應搞清關羽所中何「毒」。西晉陳壽的《三國志》和元代的《三國志平話》中，都未言明關羽手臂所中毒箭為何毒。直到《三國志演義》方才說明關羽所中是「烏頭藥毒」[5]。按小說邏輯，「烏頭藥毒」可以「直透入骨」，對關羽最大威脅是「此臂則無用矣」。

然而，古典醫學典籍中的烏頭中毒卻兇險得多。隋代巢元方《諸病源候論》明確記載了中烏頭毒箭的症狀：「入人皮脈，令人短氣，須臾命絕。」[6]症狀之兇險，絕非小說中關羽的「血流不息，右臂青腫，不能動止」這般輕微。

《諸病源候論》

如果按照醫書描寫，關羽中了烏頭毒箭後必是「口噤唇乾，血為斷絕，腹滿不言，其人如醉」。這不僅有損關羽形象，也使小說情節無法展開。試想他如何能與馬良對弈，與華佗談笑呢？

既然烏頭藥箭如此厲害，古代醫書必然提出急救手段，只不過並非「刮骨療毒」，場面還很容易引起不適：「人若中之，便即食糞，或飲糞汁，並塗瘡即愈。不爾，須臾不可復救。」這是《諸病源候論》提出的烏頭箭毒急救方法，認為只有吃屎或者喝糞汁才可能救治致命的烏頭毒。

以今天的醫學認識看，這顯然是不科學的，但古典醫書確實如此記錄。對於醫治，書中還強調「小緩，毒入內，則不可救」[7]。難以想像，如果按照古代真實外科急救知識來結撰小說情節，那麼《三國志演義》中將出現的場景是：關羽端起一碗糞汁，面不改色，一飲而盡，談笑風生。

如果真是這樣，關羽還會是人們心中的戰神嗎？敘述者之所以沒有選擇更為貼合當時醫學認識水平的「飲糞汁」，而是選擇了純屬虛構的「刮骨療毒」，便是因為糞便在身體秩序中處於最末端，進入小說頗不雅馴。

同時，《諸病源候論》也提供了一些小說「刮骨療毒」場景的外科知識來源。該書卷三十六《箭鏃金刃入肉及骨不出候》條曰：「箭鏃、金刃中骨，骨破碎者，須令箭鏃出，仍應除碎骨盡，乃傅藥。不爾，瘡永不合。縱合，常疼痛。若更犯觸損傷，便驚血沸潰，有死者。」[8]

材料中規定了箭傷治療的基本原則，也是《三國志演義》「刮骨療毒」場景賴以存在的重要知識來源。我們對讀史書《三國志·關羽傳》與小說《三國志演義》，看到「羽嘗為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後創雖愈，每至陰雨，骨常疼痛」[9]和「拔箭，血流不息，右臂青腫，不能動止」[10]的敘述，應該了解它們的古典醫學知識來源在醫典中有明確記載。

白伯驊繪《刮骨療毒》

另外，《諸病源候論》中提到的「除碎骨盡」究竟如何除，這在古典醫學的範疇中為外科手術提供了生存與延續的空間。除了《三國志》中所記載的華佗外科神技，醫典和史書里也記載了許多採取外科手術治療骨折的方法與實例。

醫典方面，東晉《小品方》記載了切開治療骨傷法：「若有聚血在折上，以刀破去之」[11]。宋代的洪邁和元代的危亦林都曾在醫書中記載過「鑿出敗骨數寸」[12]的外科手術。闡述了「切開復位」治療骨傷的可能性與必要性。

史書方面，《魏書》卷二十五載長孫子彥「少嘗墜馬折臂，肘上骨起寸餘，乃命開肉鋸骨，流血數升，言戲自若。時以為逾於關羽。」[13]長孫子彥出身將門，小時曾手臂開放性骨折，治療採用了「開肉鋸骨」的手術。他的壯烈行為被認為「逾於關羽」，一方面說明關羽療傷的故事在南北朝時期便已很有知名度，另一方面也證明「刮骨療毒」的知識依據很大程度上可能與古典醫學史上不絕如縷的開放性骨折「切開復位法」有關。

《三國志》

對比《魏書》與《三國志》相關段落描寫，我們可以發現，雖然病因不同，但《魏書》「開肉鋸骨，流血數升，言戲自若」的描述，與《三國志》「臂血流離，盈於盤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何其相似乃爾。

另一個需要指出的知識源頭是「刮骨」之「刮」。前述醫學文獻清楚地告訴我們，「刮骨」對於療毒並沒有作用，然而小說中的「用尖利之器割開皮肉，直至於骨，颳去藥毒」的想像必有其依據。其中既有《三國志·關羽傳》「破臂作創，刮骨去毒」的影響，也有醫學典籍的影響。

東晉葛洪《肘後備急方》有《治癰疽妒乳諸毒腫方》一則，雖然描摹的病症是癰疽等各類「毒腫」，但外科手術的治療方法，尤其是引流膿液的方法與史傳及小說中的「刮骨療毒」十分相似：「忽得熛疽著手足肩，累累如米豆，刮汁出，急療之。」[14]

「刮骨療毒」，其要義在於「刮」這種外科手術的方法。此種方法，正與治療癰疽等「毒腫」的「刮汁」手術神似。「療毒」之「毒」與「毒腫」之「毒」雖然在中醫的概念里完全不同，但是其手術方式卻十分相似。同時，「刮骨」所產生的「臂血流離」，與「刮汁」所產生的「膿血」，在畫面感上也十分近似。

故而，筆者認為「刮汁」的手術方法，可能啟發了小說中「刮骨療毒」的寫作。上述幾個方面的外科知識，極有可能是「刮骨療毒」的知識來源。

毋庸置疑，「刮骨療毒」的神奇性不僅與小說家的敘事筆力與藝術巧思有關，也與那個時代的醫學知識背景有關。以我們今天的醫學知識反推當時的，會質疑手術的一系列環節是否科學合理，而浸淫於小說寫定的明代的外科知識背景中，當時的讀者也許會更驚異於外科手術本身。《三國志演義》中華佗的外科手術神跡，以當時的中醫外科知識背景論，會顯得更加匪夷所思。

戴敦邦繪《刮骨療毒圖》

據研究，宋代以後古典醫學的外科知識出現了「內科化」[15]的趨勢。「內科化」趨勢集中表現在骨科方面：「外科學在宋代就受到保守的療法所支配，前期外科手術技術得不到發展。……正骨以手法為主，開放創口治療以沖洗及藥物療法為主，對骨疽的死骨以藥物追蝕為主的中國骨科治療學的形成」[16]

在魏晉及唐代的中醫外科典籍中有主張合理使用手術的觀點。例如唐代藺道人的《理傷續斷方》對於骨科手術的態度很積極，甚至有針對閉鎖性骨折進行切開治療的：「凡傷損重者，大概要拔伸捺正，或取開捺正。」[17]這種骨折處理方式即使今天看來也頗為大膽。

而同樣是骨折外傷，到了明代薛己的《正體類要》，處理方法就要保守許多：「如手足筋骱斷去者，無妨。骨斷筋連，不急剪去。若侵及好肉則不治。若預為調補脾氣，則無此患。」[18]由此推知，一位明代的骨折患者即便是「骨斷筋連」，嚴重骨折，醫生的治療很可能是為你「調補脾氣」。古典醫學的外科知識「內科化」在《三國志演義》文本生成的明代已經成為一種趨勢。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一

外科「內科化」的趨勢使得宋代及其以後的醫書，在敘述中也表達了對於刮骨一類手術的嚴重排斥。宋代唐慎微的《證類本草》直言：「至於刳腸、剖臆、刮骨、續筋之法，乃別術所得，非神農家事。」[19]書中將「刳腸」「刮骨」等外科手術視為旁門左道，根本不承認其在古典醫學中的正統地位。

有此醫學知識背景，我們可以想見明清讀者初見「刮骨療毒」描寫之時的驚奇之感。這在毛批《三國演義》中有明證，如第七十八回「治風疾神醫身死」毛批總評曰：「鑿其頭，則是欲殺之也。臂則刮，未聞頭可鑿。如鑿其頭而能活，必如左慈之幻術則可，若以言醫，則無是理也。無是理，則其欲殺之無疑也。」[20]

毛綸、毛宗崗父子是明清之際《三國演義》最著名的讀者，在他們的醫學知識里，「刮骨」尚可理解，「鑿頭」之類的外科手術已是「幻術」，超越了他們想像的邊界，因而被認定是華佗謀殺曹操的計謀。可見不同時代的醫學知識與背景不僅影響著小說的藝術構思，同樣左右著讀者對於小說的理解角度。

二、從史傳到小說的時空設置：「刮骨療毒」價值維度的規範化歷程

「刮骨療毒」場景的傳奇性，有賴於想像外科知識與醫學背景的映襯。同時，醫學知識參與敘事，還需要從史書到小說的價值維度的規範。「刮骨療毒」的想像有一個歷史原點是《三國志·關羽傳》[21]。我們發現其與小說《三國志演義》敘述有四處關鍵性差異：

首先是時間設置。按照傳記時間順序，關羽中箭並且「刮骨去毒」是在劉備取西川之後，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劉備進位漢中王之前，而小說中將這一時間後置，移到了劉備稱王之後，關羽北伐過程中。

范揚繪《關雲長刮骨療毒》

看似隨性的移動，實則寓意深遠：將關羽一次尋常的戰傷治療調整為關羽人生最後的輝煌時刻，「刮骨療毒」之後，便是敗走麥城。史家為了塑造關羽威猛形象的閒筆被小說家準確捕捉，提煉升華為關公「戰神」形象的不可或缺的關鍵一筆，可謂精心結撰。

其次是人物設置問題。歷史上關羽受傷，醫治者並非華佗。根據《三國志·華佗傳》記載，華佗早在曹衝去世（208年）前就已被曹操殺死，不可能再為關羽療傷，但小說卻把歷史上的無名醫官換成了三國時期最負盛名的「神醫」華佗。小說家為了解決服務於魏國的華佗何以來到敵營為關羽療傷的難題，還增設了「慕名而來」的場景，愈加凸顯關羽的英名遠揚。

再次，更值得玩味的是敘事動力——關羽傷情的設置。按照《關羽傳》描寫，關羽的戰傷是左臂被流箭射中所造成的貫穿傷。後來瘡口雖然癒合，但是留下了陰天下雨骨痛的後遺症。醫官認為是箭頭有毒，必須採取刮骨去毒的手術。其實，這種情況下，做出箭頭有毒的結論是較為草率的。前文我們已經討論過了，小說中增設的關羽中烏頭毒箭，從症狀到治療，都與古典醫學知識相悖。

《全相平話五種》關公刮骨描寫

按照《三國志》的記載，關羽在傷口癒合後仍然時常疼痛，有可能是箭傷所造成的骨骼碎片導致的骨髓炎，例如醫典中曾提到「應除碎骨盡，乃傅藥。……縱合，常疼痛」[22]，應指史傳中關羽的這種傷情。

一個歷史情境中可能無「毒」的「刮骨」場景，經過小說家巧妙點染，通過「佗下刀割開皮肉，直至於骨，骨上已青」和「用刀刮之有聲，帳上帳下見者皆掩面失色」兩個場景，反襯出關公「飲酒食肉，談笑奕棋」的軍神氣概。

最後，從史傳到小說，時空設置更為合理。史傳中簡潔洗鍊的敘述方法，在小說系統里，從元代的《三國志平話》，到明代的《三國志演義》與《水滸傳》「刮骨療毒」說書，文筆越發繁複，細節更為豐盈。

同時，一些細節的誇飾與改寫同樣值得注意，最著名的是手術過程，從短短八個字的「破臂作創，刮骨去毒」，發展到三百餘字的場景描寫，其中的藝術想像向縱深發展。僅舉一例說明，關羽手術過程中的流血，史傳中是「臂血流離，盈於盤器」，而小說中則使用了「須臾，血流盈盆」。從「盤器」到「盈盆」，誇飾的不僅是容器的體積，而且也有敘述的筆法與場景的審美意蘊。

從史書到小說，「刮骨療毒」場景除了具體敘述的增設外，其價值維度也趨向規範化。細讀《三國志·關羽傳》中的文字，第一次將周圍人的驚恐萬狀與關羽的「言笑自若」相對比，雖然無一字褒貶，但是突出了關羽異常的勇烈氣質。

黃羲繪《刮骨療毒圖》

正是在《關羽傳》所奠定的基調下，後世的史書中出現了一批描寫勇將「刮骨」的模擬之作。清代史家趙翼的《陔余叢考》中有《刮骨》一則，專論及此[23]。他一口氣列舉了關羽之後《吳志》《北史》（《魏書》）《宋史》《元史》等材料中的武將，大多因戰傷而經受了常人難以忍受的刮骨、割筋之痛。「言戲自若」「神色自若」「談笑如常」「神色自若」等等詞語，皆意在表現猛將的忍痛意志和英雄氣概。

這方面，與《關羽傳》的敘述目標近似，可以說《三國志》塑造出一套史傳中的猛將「刮骨」敘述程式，其核心意旨是用療傷的不尋常而血腥的手法來表現猛將的剛猛性格與堅強意志，服務於人物形象的塑造。

耐人尋味的是，史傳中的猛將「刮骨」雖然敘述程式與《三國志》中關羽刮骨相近，但情感色彩卻還未定型：有的是正面歌頌傳主的剛烈英氣，有的則是反面烘托傳主的「剛暴難制」。這可能與中國文化對於「剛」的歧義性解讀有關。

《隋唐嘉話·朝野僉載》

最明顯的例子是唐劉餗《隋唐嘉話》記述的隋唐之際高開道「鈹面鑿骨」[24]的事跡。高開道面部中箭，醫治過程中「骨裂開寸余」「談笑如常」。這樣一位關羽式的硬漢，他的身份竟然是敘述者立場中作亂的反賊。

史傳中猛將「刮骨」的敘述程式，與高開道暴躁殘忍的性格特徵相疊加，在二者之間建立起嶄新的邏輯關係。《三國志》確立起的關羽「刮骨療毒」的價值維度在這裡不經意間被推翻了。

無獨有偶，《新五代史》中也敘述了一位猛將萇從簡，受傷後同樣採用了「刮骨」故套[25]。敘述者用醫工與周圍人的驚慌猶豫反襯出萇從簡的從容淡定，言笑自若，然而實際上「其為人剛暴難制」。原來，「剛暴難制」也可以是勇將「刮骨」程式的一種可能的價值維度。

經過觀察比對我們發現，經過魏晉南北朝時代頻繁的征戰，一些將領有意無意地自我塑造抑或由史傳塑造成關羽型的勇將，然而「刮骨」行為到底太過血腥，有違儒將的忠義色彩，故而在史傳中與一些反叛猛將的事跡相結合，使得「刮骨」壯舉脫離了關羽形象，在價值維度上發了些許偏移。

只有到了《三國志平話》以降的小說里，萌發於《三國志》的關羽「刮骨去毒」故事在價值層面才重新得以提煉與純化，史傳中道德傾向不明確的勇將「刮骨」程式重新回歸到已被神化的關羽身上，反過來被賦予了展現關公神勇的重大使命。可以說，從史傳的「刮骨」程式到小說的「刮骨療毒」敘事，在價值維度經歷了從不明確到規範化的變遷歷程。

不過，在《三國志演義》已廣為傳播的晚明時代，雖然「刮骨療毒」已成為關羽形象的構成要件，但在史料筆記中的幾則「刮骨」敘事，其敘述者的價值取向仍然是負面的。

民國粉彩「刮骨療傷」圖瓷板

晚明黃尊素的《說略》卷六記載山陰祁承煃「偶得足疾，其父母欲其速愈，信醫人刮骨法，縛而刮之，哀號至死。」[26]祁承煃的腳病，因為父母希望他早日康復，誤信了庸醫的「刮骨」法，結果使得這位青年竟然「哀號至死」。敘述之中不僅充滿了對「刮骨」手術的不信任，也飽含著對祁家父母的嘲諷與對少年之死的惋惜。

更有甚者，伍袁萃的《林居漫錄》竟然把「刮骨」行為當作壞人的報應來敘述：李進士干盡壞事，登第後忽然左太陽穴奇癢無比，醫生竟然用刀刮骨，結果頭破髓出，報應慘死，寄寓著敘述者的嘲諷[27]。

可見雖然「刮骨療毒」與關羽形象緊密關聯，但是脫離了武將戰傷醫治，進入日常生活敘述的「刮骨」手術，在明清一般的知識系統里，不僅跟勇將壯舉沒有分毫關係，甚至還可能成為大眾嘲弄的對象。由此反觀《三國志演義》「刮骨療毒」場景，才更覺得它是一場非日常手術想像與英雄性格塑造的文本奇蹟。

墨彩描金關羽刮骨療傷圖瓶

三、非日常手術想像：人物性格的必然選擇與文本層面的反諷意味

醫學場景的藝術想像有賴於醫學知識而生成，同時又必須對相關知識進行剪裁、拼接乃至重組變形。「刮骨療毒」將古典醫學外科知識中的若干思維、觀念進行藝術化處理，進而建構出的一套並不真實存在但具有感染力的一場想像的手術。

這套想像的根本目的是寫人，寫一對不尋常的患者與醫生。小說中藝術化的知識與技術都為這個中心服務。因此，敘述者必須捨棄醫書中治療烏頭中毒的「飲糞汁」，而採用繪聲繪色、鮮血淋漓的「刮骨」手術；同時，敘述者也絕不能使用歷史上由華佗發明的麻沸散進行麻醉[28]，因為這同樣有損於關羽的神勇形象。

不僅是神勇，傲慢也是患者關羽性格的重要側面。可以說「刮骨療毒」場景很大程度上就是為了呈現關羽晚年日益傲慢的性格特徵而設置的。

事實上，小說中關羽的傲慢從率軍攻打樊城時便開始集中表現。關羽北上，威震華夏，然而他卻先後兩次中箭，驕傲的性格彰顯無疑。前一次是因為與龐德交戰，不慎被射中，為關平救回。

關平屢次勸諫關羽：「父親守三十年之英風，不可因一言之辱而棄泰山之重，與頑石共爭高下也。」[29]關羽始終不聽，遭龐德冷箭傷及左臂。

後一次是關羽用水淹七軍之計擒于禁、斬龐德，乘勢攻打樊城，卻因「身上止披掩心甲，斜袒綠袍，旁若無人」，被守城的曹仁派弓箭手射中右臂，回營後才發現是藥箭。兩次中箭皆因「大意」，一方面為後文「大意失荊州」做鋪墊，另一方面也寄寓著敘述者對關羽晚年性格越發傲慢的暗諷。

連環畫《關羽之死》

敘述者在此借用關平的勸諫提醒讀者：此刻的關羽已到晚年，將軍老矣，不僅武力不復當年雄風，而且性格更加傲慢固執，甚至親身犯險，將北伐大事「等閒輕如鴻毛」。緊接著，關羽中箭之後，王甫等人勸關羽退兵回荊州，關羽卻說：「豈可因小瘡而誤大事」，堅決不肯撤退，然而終究臂痛，戰事陷入僵局。

敘述者此處沒有史實依據，為了將「刮骨療毒」故事置於樊城之戰後，走麥城前，而特地插入王甫等人勸阻的情節，既頌揚了關羽的忠義氣節，也在文本層面隱含的對關羽「剛愎自用」性格弱點的反諷。

小說敘述關羽正在為難之際，華佗主動前來為關公醫治。在寫華佗為關公診病之時，小說的敘述方式很值得玩味：華佗重複了兩遍「但恐君侯懼耳」。關羽則報以兩個「笑曰」。當華佗說出第一個「只恐君侯懼耳」時，關公「笑曰」：「吾視死如歸，有何懼怕！」

這句話是《三國志演義》中關羽標誌性的回答，並非隨口說出。關羽前此這樣回答是在《三國志演義》卷五的「張遼義說關雲長」[30]一則中。如果我們將這兩處「視死如歸」類比，會發現「屯土山約三事」「降漢不降曹」是關羽忠義精神的集中體現，而「刮骨療毒」則同時體現出關羽忠勇與驕傲兩方面的精神特質。

頤和園長廊刮骨療毒彩繪

同時，「刮骨療毒」場景中關羽的「視死如歸」，也有後文敗走麥城作為照應，有一語成讖的意味。當華佗終於說出治療方案之時，關羽繼續報以「笑曰」，這第二個「笑曰」之後，關羽說：「如此，容易！何用柱環？」等於否定了華佗所提出的治療方案，給讀者留下了一個懸念。

敘述者著力描摹的並非手術細節，而是此前患者與醫生的一番言語「較量」，其敘事意圖在寫人，已寄寓於對話之中了。

真正到了描寫手術，敘述者反而沒有對治療的詳細流程著墨過多，只是抓住幾個典型場景，將史傳中的「臂血流離，盈於盤器」發展成為「陀下刀割開皮肉，直至於骨，骨上已青。陀用刀刮之有聲，帳上帳下見者皆掩面失色。」突出了周圍人的緊張神情。運用側面渲染烘托的手法，敘述者越是描摹刮骨的聲音和水盆中淋漓的鮮血，越能凸顯患者關羽的勇毅本色和醫生華佗的高超醫術。

除了凸顯人物性格與文本層面的反諷之外，小說敘述的巧妙之處還在於「刮骨療毒」的診治過程完全與日常生活邏輯相反：作為醫生的華佗提出一套簡單的手術方案，被作為患者的關羽否決。然後患者拿出了一套更難，更考驗人類意志力的方案，請醫生執行。

這樣敘述之所以合乎邏輯，就在於敘述者與讀者都深切了解關羽的性格特徵。大義凜然與剛愎自用是關羽性格的一體二面。「如此容易，何用柱環」這樣非日常的要求在《三國志演義》中，除了關羽，也許張飛、許褚等其他猛將也能提出。但接下來「吾豈比世間之俗子耶」的反問，則恰如其分地表露出小說中只有關羽才能表現出的傲視群雄、睥睨天下的驕矜氣概。

年畫《刮骨療毒》

換言之，將自己與一切世間「俗子」相對立，恐怕也只有「武聖人」關羽才堪匹配。這既是他成功的根由，也是他敗亡的原因所在。更有說服力的是關羽的言行合一。手術過程中刮骨悉悉有聲、血流盈盆，而關羽卻「飲酒食肉，談笑奕棋」。很快，關羽「豈比世間之俗子」的言說被他的行為證明了，關羽和華佗也就此成為「戰神」與「醫神」。

正如小說評點者毛宗崗所說：「如此醫人是神醫，如此病人亦是神人。」[31]經過手術前的頡頏與默契，關羽和華佗成功地實施了這套高難度而且不可複製的手術，並使得兩人的合作成為絕唱，永遠令人追懷與敬仰。

按照小說敘述，此後關羽便大意失荊州，身死麥城。「刮骨療毒」敘述中的孤傲戰神使得這一最後的高光時刻在悲涼之中帶有了反諷意味；而離開荊州後的華佗，則在為曹操診治頭風之時誤提關羽，同樣招致殺身之禍。小說人物的悲劇結局，恰好反襯出「刮骨療毒」的悲劇意蘊和崇高風格，將瞬間的手術描摹定格為永恆的寫人典範。

連環畫《走麥城》

四、華佗的敘事功能：「刮骨療毒」與「醫治風疾」等場景的勾連與對照

《三國志演義》中「刮骨療毒」場景之所以重要，不僅是因為其成功塑造了主要人物關羽最後的光輝時刻，而且也在於它與前後的醫學場景相互勾連、對照，構成了一幅恢弘的戰爭醫學圖景。

從人物功能角度談，「神醫」華佗恰是串聯起以「刮骨療毒」為中心的一系列醫學場景的功能性人物。可以說，雖然華佗形象並非《三國志演義》首創，但卻在小說中被賦予了豐富的敘事功能。他不僅有利於塑造關羽軍神的形象，也激活了一系列場景，使得華佗成為了一面燭物照人的鏡像。

「刮骨療毒」作別關羽之後，華佗飄然而去，再次出現在文本中是小說卷十六的「曹操殺神醫華佗」。曹操晚年患頭風，華歆因此舉薦「神醫」華佗前來醫治。敘述者特地在華佗診病前補敘華佗的出身經歷、治病神跡等事。

為了勾連起前文本，敘述者借曹操之口問道：「莫非江東醫周泰者乎？」恰與關平問華佗者相合。可見華佗為周泰治傷是其成名之作，同時也華佗捲入是非之始。在曹操與華佗的交流之中，處處可見這段敘述與「刮骨療毒」乃至「醫治周泰」[32]等前文本的照應：

首先，診治流程近似，曹操與關羽一樣，先聞華佗之名，又經過醫生問診，並提出手術方法，患者否定這一大致流程。

所不同者，一方面是華佗慕名為關羽「刮骨療毒」，而為曹操治療「醫治風疾」卻是「差人星夜請華陀入內」[33]。前者是不請自來，後者是請而後來，醫生對患者的態度截然不同；另一方面，診療結果也有天壤之別。同樣是否定了醫生提出的手術方案，關羽經過「刮骨療毒」，得以繼續作戰，而曹操卻因為懷疑華佗欲殺自己而將其下獄殺害。透過華佗這面鏡鑒，關羽的忠勇仁厚，曹操的多疑詭詐都顯露無疑。

鄭慕康繪神醫華佗像

其次，華佗在與曹操的交談中不斷提及前文情節，使得一系列文本構成了互文關係。

正如毛批所說：「周泰事在曹操口中照應，關公事在華佗口中照應，只兩事勻作兩番寫，又以華佗口中一段閒文敘之。」[34]曹操提及周泰，而華佗提起的卻是關羽。二者一樣回顧前情，卻是兩番心態：曹操不提關羽，不是不知道「刮骨療毒」，而是心中有所忌諱，故意不提；而華佗絕口不提醫治東吳周泰，也並非謙遜，而是其對關羽的敬仰遠勝周泰。

同時，在敘事層面，華佗言說中的一取一舍，也顯示出華佗這樣的專業人才對於當時實際存在的曹魏、孫吳和蜀漢三個割據政權的人心向背。所以表面上看，華佗在曹操面前誤提關羽，導致曹操猜忌，因而招致殺身之禍。

實質上，華佗之死是必然。他的喪生是在不經意間表露出當時士人普遍的真實心理而招致了當權者的忌恨所導致的。小說中的曹操最大的性格缺陷是「多疑」，然而華佗卻將真相和盤托出：「今王上小可之疾，何多疑焉？」華佗的真話刺痛了曹操，加之關羽雖死，曹操對關羽的忌憚仍然存在。他果然疑心到華佗「利斧砍開腦袋」這個天方夜譚般的手術方案是在為關羽報仇，才迫不及待地必欲除之而後快。

彭友善繪華佗像

更進一步講，敘述者在敘述宏大軍事戰爭等歷史事件之中，不時設置並刻畫華佗這樣一個醫者形象，其價值本身就值得重新認識。

華佗在小說中一共出現了四次。他的出場在小說卷三「孫策大戰嚴白虎」，華佗因董襲、虞翻的引薦而成功救治了「命在須臾」的周泰。然而在卷六孫策遇刺之時，敘述者卻遇到了敘事難題：東吳之主孫策遇刺。這時如果安排華佗為孫策醫治停當，便違背了史實；如果安排醫治不效，則「神醫」性命很可能難保。因此敘述者安排華佗「往中原去」[35]，醫治孫策的是華佗的徒弟。

巧合的是華佗之徒所診斷的孫策之傷，與關羽別無二致：「此箭頭上有藥，毒已入骨。」只是徒弟的手術技能到底不如師父，不能「刮骨療毒」，因此囑咐「可將息一百日，勿得妄動。若怒氣衝激，其瘡難治」。敘述者這番安排華佗離場，既可以避免由華佗為孫策治傷失敗，有損於華佗「神醫」的聲名；又可以突出孫策「性如烈火」，「必死於小人之手」[36]的命運；還可以避免重複塑造「刮骨療毒」的場景，將華佗的絕技留給更重要的英雄人物關羽來施展。

另外，結合前文分析過的華佗的第三、四次出場，他的形象在《三國志演義》中的敘事意義在於表達戰亂的歷史時空中的那些小人物，哪怕是掌握絕技的專業人才，與歷史洪流遭際時的悲劇性與無力感。

電視劇《三國演義》劇照

縱覽小說里華佗的一生，他成名於孫吳，盛名於蜀漢，喪命於曹魏。一身串聯起小說中最重要的三股政治勢力。他的設置起到了功能性人物的作用：華佗以醫術名世，最終也以醫術喪身，敘述者對三國重要人物的敘述態度也隱含在華佗故事之中。

孫策的禮請稱揚了華佗的聲名，關羽的信任成就了華佗的「神醫」地位，而曹操的多疑，不僅使得醫患之間的互信蕩然無存，而且還導致了華佗的死於獄中。當然，曹操的多疑最終也殺死了自己。華佗成為了孫策、關羽和曹操三人性格、品行乃至個人魅力的重要砝碼。

最後，「神醫」華佗的悲劇結局在文本批評中也產生了歧義性解讀，深化了小說的敘事意圖。

嘉靖本《三國志演義》在敘述完華佗之死後有兩首詩：「神醫妙手最為良，傳得仙人海上方。愚婦焚燒真可恨，後人無復見《青囊》」和「奸臣曹操苦頭風，不信神醫有妙功。假使華陀將腦劈，尚存身在洛陽宮。」[37]分別涉及對華佗是否真心救治曹操和對吳押獄妻子焚燒《青囊書》的評價。在嘉靖本敘述者看來，華佗是被冤枉而死，而燒毀《青囊書》的「愚婦」是可恨的。

但到了毛批《三國演義》中，這一敘述立場卻發生了轉變。毛批第七十八回這兩首詩變為一首：「華佗仙術比長桑，神識如窺垣一方。惆悵人亡書亦絕，後人無復見《青囊》。」[38]結合毛批和晚明託名李贄、李漁等人的批評，可以發現，評點家眼中的燒書的吳氏不再是批判的對象，而成為了「妙人」，而華佗的行為也成了「非但為關公報仇，直將為天子討賊」。

《醉耕堂刊毛宗崗評本三國志演義》，羅貫中著，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22年5月版。

評點家眼中的華佗，不僅沒有真心為曹操治病，而且還懷有「討賊」之心的如吉平一樣的忠義之士。華佗「醫治風疾」敘事解讀的歧義性不僅說明了小說敘事意圖的多樣性，也可能隱含著明清之際評點家民族立場的幽微表達。

綜上所述，《三國志演義》的「刮骨療毒」場景，以古典醫學身體觀中的「骨」與「毒」為思維基礎和邏輯起點，剪裁、拼接了一系列醫典與史書的知識素材，將史傳中「猛將刮骨」敘述程式的價值向度規範化，採取了與日常生活邏輯相反的敘述方式，建構出一個經典醫學場景，塑造了一對「軍神」關羽與「醫神」華佗的知己關係。

同時，「刮骨療毒」巧妙地將故事時間、場景與人物移花接木，使之成為關羽最後的高光時刻，在崇高悲壯之中寄寓反諷，在藝術想像與審美風格上都具有濃烈的古典意味。「刮骨療毒」重組了業已失傳的外科知識與技術，並加以合理想像，符合藝術真實，是醫學知識參與小說《三國志演義》時空設置與人物功能的核心場景，也是古典小說最成功的醫學場景之一。

注釋：

[1]袁慧新、閆喜煥編著：《醫學史上的謊言和謬誤》，上海：上海中醫藥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42-143頁；又見王小陽、李友松：《華佗為關羽刮骨療毒之考證》，《中外醫療》2008年第1期，第42-43頁等。

[2]張曉東：《「刮骨療毒」典故的傳播與演變》，《文教資料》2017年第32期。

[3]田代華整理：《黃帝內經·素問》，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5年，第99頁。

[4]（戰國）韓非著；陳奇猷校註：《韓非子新校注》卷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441頁。

[5][明]羅貫中撰：《三國志通俗演義》卷十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719頁。

[6][隋]巢元方撰、黃作陣點校：《諸病源候論》，瀋陽：遼寧科學技術出版社，1997年，第172頁。

[7][隋]巢元方撰、黃作陣點校：《諸病源候論》，瀋陽：遼寧科學技術出版社，1997年，第172頁。

[8][隋]巢元方撰、黃作陣點校：《諸病源候論》，瀋陽：遼寧科學技術出版社，1997年，第173頁。

[9][西晉]陳壽撰：《三國志》卷三十六，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941頁。

[10][明]羅貫中撰：《三國志通俗演義》卷十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719頁。

[11][晉]陳延之撰、高文柱輯校：《小品方輯校》，天津：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1983年，第127頁。

[12][宋]洪邁《夷堅志·癸志》載:「道人詹志永，信州人。初募為卒，隸鎮江馬軍,二十二歲因習驍騎墜馬，右脛折為三困，頓且絕軍師命歸營醫救，鑿出敗苦數寸，半年稍愈，扶杖緩行，骨空處皆再生。」洪邁撰、何卓點校：《夷堅志》第4冊，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1796頁。

[13][北齊]魏收撰：《魏書》卷二十五，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第435頁。

[14][東晉]葛洪撰：《肘後備急方》，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16年，第108頁。

[15]李建民：《華佗隱藏的手術——外科的中國醫學史》，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第108頁。

[16]韋以宗編著：《中國骨科技術史》，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83年，第232頁。

[17][唐]藺道人撰，王育學點校：《理傷續斷方》，瀋陽：遼寧科學技術出版社，1989年，第32頁。

[18][明]薛已等撰：《薛氏醫案》，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7年，第1224頁。

[19][宋]唐慎微撰；陸拯、鄭蘇、傅睿校註：《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卷一，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13年，第53頁。

[20]陳曦鍾、宋祥瑞、魯玉川輯校：《三國演義會評本》下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第920頁。

[21][西晉]陳壽撰：《三國志》卷三十六，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941頁。

[22][隋]巢元方撰：《諸病源候論》，瀋陽：遼寧科學技術出版社，1997年，第173頁。

[23][清]趙翼著：《陔余叢考》四十三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57年，第858-859頁。

[24][唐]劉餗撰：《隋唐嘉話》卷中，北京：中華書局，1957年，第15頁。

[25]《新五代史》卷七十四：「從簡嘗中流矢，鏃入髀骨，命工取之。工無良藥，欲鑿其骨，人皆以為不可。從簡遽使鑿之，工遲疑不忍下，從簡叱其亟鑿，左右視者，皆若不勝其毒，而從簡言笑自若。」[宋]歐陽修撰、[宋]徐無黨註：《新五代史》卷七十四，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520-521頁。

[26][明]黃尊素：《黃忠端公說略》卷六，《四庫禁毀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第185冊，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78頁下。

[27][明]伍袁萃著：《林居漫錄》前集卷四，《續修四庫全書》第117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37頁上。

[28]外科手術中麻藥的使用，從《三國志·華佗傳》中開始，一直到晚清，記載都很明確。例如清人趙廷海《救傷秘旨》曰:「箭鏃斷骨間，須用麻藥服之，使不知痛，庶可鉗出。」（[清]趙廷海輯：《救傷秘旨》，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58年，第36頁。）筆記小說中也有記載，如唐人段成式的《酉陽雜俎》卷五曰：「百姓張七政善治傷折，有軍人損脛，求張治之，張飲以藥酒，破肉去碎骨一片，大如兩指，塗膏封之，數日如舊。」（[唐]段成式撰：《酉陽雜俎》卷五，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44頁。）

[29][明]羅貫中撰：《三國志通俗演義》卷十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712頁。

[30][明]羅貫中撰：《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40頁。

[31]陳曦鍾、宋祥瑞、魯玉川輯校：《三國演義會評本》下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第920頁。

[32][明]羅貫中撰：《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52頁。

[33][明]羅貫中撰：《三國志通俗演義》卷十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750頁。

[34]陳曦鍾、宋祥瑞、魯玉川輯校：《三國演義會評本》第七十八回，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第954頁。

[35][明]羅貫中撰：《三國志通俗演義》卷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82頁。

[36][明]羅貫中撰：《三國志通俗演義》卷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83頁。

[37][明]羅貫中撰：《三國志通俗演義》卷十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751頁。

[38]陳曦鍾、宋祥瑞、魯玉川輯校：《三國演義會評本》第七十八回，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第95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