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去元知萬事空」，人死後不知道身後事，但因為心中牽掛，便會在生前對身後事做出安排，這是遺囑存在的重要意義。唐朝時，《唐律》就正式確立了遺囑繼承的法律效力，當時對絕戶的家庭，遺囑繼承效力是優先於法定繼承的。
說到法定繼承，這是我們最了解的一種繼承情況，法定繼承跟血緣之親是分不開的，比如根據現行《民法典》的規定，遺產繼承按法定繼承辦理，第一順序為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順序為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遺產留給親人是比較符合大眾傳統認知的常見情況。
不過有常見情況就會有特殊情況，這不武漢一名男子就立遺囑將價值500多萬的遺產全留給女友，沒給自己的父母留一點，父母認為這不合理，拒絕兌現，與兒子的女友對簿公堂，為何會出現這種異常，本案結果最終又如何呢？
男子高某大齡未婚，直到40歲去世一直保持著未婚的狀態。2020年，高某認識了一個叫王某的女子，兩人交往得愉快，感情和諧，問題在於高某身體不太好，患了不治之症，任誰在這個年紀就要跟世界告別，都會有一些心理情緒的問題，高某也一度為這事感到心灰意冷。
不幸中的萬幸是「患難見真情」，王某知道男友的身體情況後並沒有離他而去，一直在他身邊關心鼓勵、照顧他的起居，這讓高某十分感動，每次躺在病床上看著忙忙碌碌的女友，高某就會想到自己離開了她要怎麼辦，因為女友對他好，高某也想儘可能讓女友在自己離世後過得好。
知道自身時日不長，高某寫下一份遺囑，將擁有的財產全部贈予王某，這些財產的分量可不輕，包括了價值400萬元的房產、100萬存款，還有一輛車，王某和高某沒有領證登記，只是男女關係，不是夫妻關係，也不存在任何血緣之親，換句話說，王某不是男友的法定繼承人，這種遺囑是否有效呢？
遺囑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高某選擇的自書遺囑是法定的遺囑形式之一，除此之外還有代書遺囑、列印遺囑、錄音錄像遺囑、口頭遺囑、公證遺囑，無論選擇哪種遺囑形式，要保證有效的話應當滿足法律規定條件，比如遺囑人必須有民事行為能力，如果是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立的遺囑無效。
在有民事行為能力的前提下，有效遺囑還得滿足幾個條件，如遺囑不能存在欺詐、脅迫、偽造而立的情形，必須是遺囑人真實意思表示，如果遺囑中出現了篡改內容，被篡改的部分無效；遺囑不能違反一般社會公共利益和社會公德，因為《民法典》強調社會公序良俗，違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為，無效。
最後，《民法典》還確立了一個繼承「必留份」制度，雖然被繼承人可以用遺囑處分個人財產，但這種處分也有限制，那就是不能夠任意取消缺乏勞動能力又沒有生活來源的繼承人的繼承權，對這類繼承人，應該保留一定遺產份額。
再回到高某的遺囑問題，高某留的是一份自書遺囑，《民法典》第1134條規定：「自書遺囑由遺囑人親筆書寫，簽名，註明年、月、日」，高某的遺囑滿足了法定條件，高家老兩口對遺囑是兒子親手寫也表示了認可，但高某去世之後，他們和兒子的女友仍然鬧到了法庭上。
雙方衝突點集中在房產問題，王某提出讓高家老兩口將房產過戶給她，高家老兩口堅決不同意，因為兒子名下的房子耗了他們大半輩子的積蓄，他把500多萬的財產全留給外人，對父母的打擊本很大，無論如何也難以接受，再想到未來養老的問題，他們不願配合王某過戶。
兩邊交涉不出一個結果，王某便訴至法院，讓法院來判決，法院先是確定了高某那份自書遺囑的效力問題，確認遺囑合法，不存在欺詐脅迫篡改偽造的情況，接下來就是遺囑繼承和法定繼承誰優於誰的問題了，按照規定，繼承開始後不是默認進入法定繼承，遺囑繼承、遺贈辦理優先於法定繼承。
王某和高某的交往是符合社會道德，不違背公序良俗的，因此從法定條件看，按遺囑辦理要求兩位老人過戶，本身合理，但法院還考慮到了兩位老人養老的需要，審理這類案件，需要兼顧民事主體合法權益和社會一般道德，如果把高某父母出資買的房子依據遺囑判給王某所有，老人和社會公眾都難以接受。
與此同時，王某手裡拿的遺囑又的確是高某生前的遺願，高家老兩口也同意那份遺囑是兒子寫的，所以希望老人可以對兒子在世時的意願表示一定尊重，和王某進行一個資產的分配。
經過多次的協調後，最終原告、被告達成了調解協議，雖然高某的遺囑是將500萬家產給女友，法院仍主持了一個這樣的結果：房產歸高某的父母所有，另補償60萬給王，高某生前所有的100萬存款和車輛屬於個人財產，歸王某，等於說王某可以拿到車與160萬的款項。
一場糾紛到此結束了，判決在網上引起了不小的爭議，結果是兼顧了法益與人情的，王某和高某的父母都接受，只是高某為何會選擇將財產全部留給女友，而不是父母，這一點惹人疑惑，作為觀者無法了解家事的全部內情，通過這類案例了解一些遺產繼承的法律知識即可。
（《回顧 男子立遺囑將500萬家產給女友，父母拒絕兌現，武漢法院判了》一文圖片源自網絡，僅配合敘事。尊重原創，抄襲、轉載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