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明：「潯陽文史」系列發布九江文史專家的研究文章，以使他們的成果得以更廣泛傳播。除修訂個別標點，適當調整排版，補充圖片外，編者不對文章做更多修改。為尊重原作者，文章首發於「潯陽敘話」公眾號，再由編者的公眾號「馮曉暉」轉發。
本文 2021 年 1 月 24 日首發於《九江日報·長江周刊》，作者：施特林·懷特納，翻譯整理：陳暉。經陳暉女士授權，在本公眾號轉發。
準備全面撤退
當牯嶺美國學校在 1937 年 8 月底開學時，在很多次的撤離後，年長的學生只有我一個人留下。因而由我負責學生會事務，這包括編輯、印刷學生報紙——《牯嶺美國學校迴音》，以及所有學生事務，這讓我非常焦慮。那個秋季學期大概有70名學生。
凱樂先生是牯嶺童子軍團長，我被選為童子軍高年級隊長和凱樂先生的助理。作為凱樂先生的助理，他開始訓練我在撤離時安排童子軍的各項工作。哈持、吉姆·哈恩斯伯格兄弟倆和西德·安德森也是童子軍的負責人，他們是在日本人開始入侵廬山，在他們的炸彈聲漸近時加入的。
牯嶺美國學校 圖源：牯嶺美國學校協會
1937 年秋天，日本軍隊從廬山腳下的鄉村直接向 4000 英尺高的廬山行進。我們隨時待命準備撤離。12 月初，日軍飛機在我們頭頂上飛過，偶爾丟下幾個炸彈，但都是在廬山高一點的山谷中落下，對我們沒有傷害，很明顯他們在警告我們。我記得 1937 年 12 月初日本人製造了南京大屠殺，我們撤離的時間正是這個時間，所以不會記錯。
編者註：施特林·懷特納顯然記錯了日期。1937 年 8 月 13 日，淞滬會戰打響，8 月 15 日，日軍飛機首次轟炸南昌。在對南昌持續不停地轟炸中，順路在廬山丟幾個炸彈作為警告，也屬正常。然而日軍攻打廬山腳下的姑塘鎮，已是 1938 年 7 月，並非 1937 年秋天。
當我們得到消息，一個獲得日本政府授權的國際難民專列將於 1937 年 12 月中旬從上游的大城市武漢離開時，牯嶺美國學校校長羅伊·奧爾古德決定送我們和他的家人一起乘坐這個國際難民專列去香港。牯嶺美國學校課程結束、打包準備工作開始。我們得背著自己需要的東西從廬山的主山道「一千級階梯」（好漢坡）走下來。
我們把 60 人分成三組走下山至九江，然後乘船去武漢。當年我們從美國的巴特菲爾德和施懷雅乘坐「上海號」蒸汽船就是在九江下船，然後坐轎子爬上那個著名的「一千級階梯」（好漢坡）。這期間奧爾古德校長把廬山植物園圖書館裡珍貴的檔案和書籍帶到牯嶺美國學校藏起來，直到戰爭結束後再秘密把他們拿走。
告別晚會後撤離廬山
我們這些學生向學校申請在離開牯嶺美國學校之前舉辦告別晚會。得到學校同意後，一場盛大的通宵晚會開始了。晚會上有唱歌、跳舞、講故事等節目。大部分的教職工也參加了我們的通宵晚會，廚房裡的中國員工通過為我們做烤麵包和好吃的鬆餅等方式也參與進來。在這個 1922 年建成的石頭房子裡，我們 100 餘人的大家庭一起舉辦的孩子們的通宵晚會是牯嶺美國學校在廬山的最後時刻，牯嶺美國學校在第二天永遠地關閉了。永別了清涼夏季，我們曾經游過泳的三疊泉、黑龍潭，再見了我們曾經野餐過的廬山著名的三寶樹。
牯嶺美國學校的童子軍 圖源：牯嶺美國學校協會
下山的旅程安排得很緊湊，作為高年級童子軍負責人，我的任務是帶領最後的隊伍斷後，同時還要確保每組有三個童子軍照顧年紀小的孩子，他們中有的只有四、五歲。我記得哈持和吉姆·哈恩斯伯格兄弟倆負責第二組，另外他們還得抱著他們的表弟。牯嶺美國學校女童子軍也參與了撤退任務。童子軍在撤離中的表現後來得到教職工和其他人的讚揚和肯定。走下廬山「一千級階梯」（好漢坡）到達廬山山腳後，我們爬上卡車穿過25英里滿是灰塵的平原，然後在九江碼頭附近的旅館過了一夜。
第二天我們吃的是中式早餐，稀飯配鹹菜、煮雞蛋和黑豆。我們所有外國孩子都學會喜歡上中國食物。上船對我們來說更困難，因為似乎好幾百人都有票。牯嶺美國學校學生被帶至船上露天夾板上並被仔細地點名。臥室只安排給女生和教職工們。大部分男童子軍裹著提供給他們的毯子在飯廳的地板上睡覺。船沿著長江慢慢駛離中國人的村莊。第二天到達漢口，我們在岸邊集合，確保所有的包裹沒有丟失。幸虧有廬山的挑夫幫助我們，他們一直和我們沿著長江上行。
搭乘國際難民專列
武漢的路德教之家成了我們的旅館，我不記得我們等待國際難民專列的消息有多少天？當國際難民專列快準備好的消息最終傳來時，大家都很興奮。歐洲國家的國旗都牢牢地綁在每節車廂的頂上，另外還有美國的、紅十字會的，甚至還有納粹的旗子。當我們準備上車時，場面非常混亂，因為沿路都是到不同站點的大批人群。牯嶺美國學校至少占據了三個車廂，因為孩子們整個家庭成員的加入讓隊伍規模增大。我們開始離開戰區直接往南去香港。
在武漢登上國際難民專列1938年1月（紐約時報）
在列車上，童子軍根據計劃指導安頓學生和家庭成員、分發餐車就餐說明、確保國旗在火車車頂上（以此避免被日本人的飛機空襲）、保證每個人知道如何使用中式廁所。哈持和吉姆·哈恩斯伯格兄弟倆負責應對挑夫裝載行李。安排妥當後我們又累又餓地在下午分手，每個人帶著一小袋糖和各自的晚餐。晚餐有幾種選擇，我們大部分人喜歡用醬油拌的中式炒飯。
那天晚上火車在岳州停下來加油，我們懷特納家的三個男孩看到自己的父母，但是被禁止離開火車，我們只能通過開著的窗戶揮揮手和我們的父母說話。從那時開始我們組織做遊戲，哈持和吉姆·哈恩斯伯格兄弟倆給大家講有關在我們頭頂上跟蹤我們火車的日本轟炸機的故事，為避免疲勞還安排一些安靜的休息時間。我們還有1000多英里到達香港。
因為前方有日軍轟炸機的危險和潛在的破壞，火車在隧道停了好幾個小時。我們被允許離開火車沿著鐵軌走走，但不能出隧道，這讓我們有機會釋放一下被壓制的能量。隧道里滿是煙，當煙散去後，我們很快離開隧道，又開始上路。
接著我們到達一個很大的鐵路橋停下來了，橋已被炸成了一個扭曲的廢墟 。一連串的小船被綁在一起在河上組成了簡易的浮橋。我們帶著各自的行李組成一個行李隊列，通過這個浮橋把從前面的火車上拿下行李往後面的火車上放。哈持和吉姆，這對哈恩斯伯格家兄弟非常有膽識，他們返回到先前乘坐的火車，爬上車頂把所有國家的國旗收集起來，看著我們這群小洋鬼子的所作所為，火車工作人員覺得非常有趣。幾個小時後，我們大部分人被塞進三等車廂，又開始了行程。我們的車廂更擁擠了但火車走得更快，經過兩個夜晚，我們終於到達香港。
輾轉上海直至畢業
在香港，有很多的英國教會聖公會信徒來接我們，他們帶著我們坐公交車到我們居住的教堂，我們睡在房間的簡易床上。哈持和吉姆兄弟倆睡在五星級半島賓館的大理石地板上，他們只記得晚餐吃美味的麵包和奶油。在香港期間，我們是活躍的香港遊客，我們租自行車騎車享受美麗的鄉村風情，我們乘坐輪渡再坐火車去香港海島的山峰遊覽。當義大利班輪「比安卡馬諾伯爵號」到達香港後，我們乘坐此趟班輪去日本占領的上海，船非常擁擠，男孩們被安排在船頭。在船上的四天，天氣非常糟糕，最糟糕的是晚上，因為船頭會隨著一個大浪升起，然後又撞向下一個大浪，很多的乘客生病了。
我們的船最終駛進渾濁的黃浦江，到達被日本占領的上海，途中我們看到很多國家的驅逐艦，其中也有日本的。來自上海美國學校和教會團隊專家指揮我們上岸，我們被公交車直接送到法國租界內的上海美國學校，住進學校特意為我們開放的宿舍。上海美國學校校長和幾個工作人員接待我們這些近50人的牯嶺美國學校學生和家庭成員，他們已經重新僱傭了廚師和食堂的工作人員。
哈持和吉姆·哈恩斯伯格於牯嶺 2004年
在上海美國學校我們度過了非常快樂的時光，我們內心充滿了感激。那年哈持和吉姆的母親，哈恩斯伯格夫人和我們一起住進了上海美國學校宿舍，幫助管理新的上海美國學校學生的食宿事宜。到校的第二天我們被分配到各自的班上，疲憊地到書店去拿我們的教科書。我作為高中生在上海只待了 6 個月，我有 11 位同學。那時很多人已經撤離上海。雖然上海美國學校比牯嶺美國學校的基礎教學更複雜些，但學校的基礎課程大多類似。我們很快地適應了，而且學得很好。
下面是1938年2月12日，我母親寫給美國教會董事會秘書的信：
「孩子們已進入這裡的學校，就我看來對他們來說沒有困難。唐納德是兩年前來這裡的，所以他已經有很多的朋友。施特林很善於交朋友。從今年開始美國學校不再是寄宿學校，家長們和難民占據了宿舍。我們支付房費管理我們自己的食堂，這樣使得家長對孩子負責，用這種方式我們也可以住這兒，我不介意這樣的生活。」
畢業是件大事。作為牯嶺美國學校唯一畢業班學生，16 歲的我是班上 12 個學生中年齡最小的學生，但我是以第三名成績畢業的。我一直認為自己是個中等生，第三名的成績對我的鼓勵很大。我還有其他的成就：我是上海美國學校畢業班劇本的主演、畢業班童子軍巡視組負責人、是樂隊和合唱隊成員，我還走西洋棋。我已經擺脫了害羞的男孩時期走向成熟。畢業後，我坐上了「亞洲皇后號」輪船回國上大學。從上海去北卡羅來納州是我的另一個記入史冊的旅行。
牯嶺美國學校的落幕
1937 年 12 月牯嶺美國學校的故事結束於上海美國學校敞開大門接收來自香港國際專列的我們這些戰爭難民。上海美國學校成為我們在中國最後一站。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在中國的戰爭爆發成世界性的戰爭之前，我們中的大部分人不久就回到美國。我們這些牯嶺美國學校的學生只有幾個人在 50 年後才返回廬山的家，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從沒有返回廬山。
施特林和芭芭拉·懷特納 2012年
我們經常想起我們在兒童時代曾經游泳過的黃龍潭、三疊泉，互相賽跑的那個「一千級階梯」（好漢坡），在三寶樹的家庭野餐，還有在鄱陽湖畔的遠足。廬山曾經是、現在仍然是我們無憂無慮夏季時光的夢，是永恆美麗的回憶。儘管我們是美國人，我們熱愛中國，熱愛廬山，中國是我們第一故鄉，中國一直是我們靈魂深處的一部分。廬山作為我們年少時無與倫比美麗的、精神的自然樂園永遠在我們的心中。
後記
施特林·懷特納先生是隨著大部隊坐上難民專列南下至香港，後又北上至上海，最後又從上海回到美國。一路過來有驚無險，算是幸運。牯嶺美國學校另一位老校友的回憶錄談及逃離牯嶺，最終能回到美國可以說是奇蹟。還有一位老校友回憶中提及他的父親在日本人占領廬山後不久在廬山去世，母親被日本人抓到菲律賓的集中營關了四年。這是我們能看到的故事，還有那些我們看不到的沒有記錄下來的故事，只有當事人知道在戰爭中流離顛沛是怎樣的感受。
這些在廬山度過童年和少年時光的老外們，他們內心的故鄉是廬山，這也就是為什麼會想著她、夢著她。他們的經歷甚至影響到了他們的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或許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賽珍珠的經歷可以說明他們的情懷。她曾深情地說過：「鑒於出生和祖先，我是美國人；鑒於選擇和信仰，我是基督徒；但是鑒於我多年的生活經歷，鑒於同情心和情感，我是中國人。」她的墓碑沒有一個英文字母，僅用篆體雕刻著「賽珍珠」三個中文字。不管美國部分政客如何翻雲覆雨，但在民間中美人民的友誼是真摯的、綿長的。
【作者簡介】施特林·懷特納博士 1921 年 6 月 27 日出生於廬山，父母是 1919 年來到中國的傳教士。他在廬山牯嶺美國學校學習長大，1938 年在上海美國學校高中畢業後回到美國。1942 年畢業於紐約的索爾茲伯里的卡托巴學院。1945 年畢業於耶魯大學神學院。1946 年他和妻子回到中國，在湖南省的岳陽教書，一直到 1951 年離開中國大陸赴香港。1967 年回到美國，並成為一名老年醫學專家。1987 年退休，2017 年 1 月 28 日去世，享年 95 歲。他因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豐富經歷，形成了勇敢而熱誠的性格。他把自己在中國的經歷寫進了 2013 年出版的《寶塔庇護之下》一書。
【譯者簡介】陳暉，女，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地質公園評估員，英語教師。
讀後記：牯嶺美國學校中的很多學生就生在廬山，廬山是他們成長的地方，也是他們認識中國、認識世界的地方，他們把廬山當成了自己的家鄉。中美關係正常化後，他們多次帶著兒孫回訪中國，為中美民間交流牽線搭橋。牯嶺美國學校的故事，就是中美人民友誼的故事。
潯陽敘話展示九江文化，講述潯城故事，品鑑風俗滋味，漫記百態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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