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准：「我就是不服！」

<潘序倫和顧准>

潘序倫果然沒看走眼，顧準的才氣是驚人的。沒多久，他就編寫出《高級商業簿記習題詳解》，17歲時，與潘序倫合著《政府會計》。19歲時，他跑遍上海所有銀行，看帳本、借單，寫出專著《銀行會計》，後成為中國第一本銀行會計學大學通用教材。

這個初中未畢業的19歲少年，當時是上海灘高級白領，在聖約翰大學、之江大學等幾所高校兼任會計講師和教授。版稅、授課費、工資加起來，足足有300大洋。

放到今天，一個人在短時間裡掙到這麼高的薪酬，接下來，恐怕會不斷地被慾望驅使，賺更多錢，講更大的排場。然而，20歲的顧准，卻選擇放棄一切，去過「革命生活」。

接觸了馬克思主義後，這個充滿理想的年輕人意識到：「國力孱弱，一個人的富足遠遠不夠，當務之急，是建造一個更美好的社會，一個更強大的國家。」

對他的革命熱情，潘序倫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任其在地下組織和事務所之間遊走。很快，事態就脫離了掌控。1940年，汪偽政權成立，愛徒提交辭呈，一心要去革命根據地。

潘序倫聽了，如遭五雷轟頂，心中萬分痛苦。在他的計劃里，顧準是事務所的接班人。現在他才明白，一間會計事務所，早已裝不下顧准胸中的激盪。

02

在顧准身上，與才氣相伴的，是傲氣。

顧准聰明，聰明到令人嫉妒乃至嫉恨。當會計時，他能一邊跟人聊天，一邊兩隻手在兩隻算盤上同時計算。當局長，能一邊主持會議，一邊寫年度總結，一邊摘記發言。

見過他的人都驚嘆：「顧准有三個大腦！」無論是講課、做會計還是革命工作，他的能力都遠超常人。

與此同時，他也就有些不服管，乃至恃才傲物。在會計事務所時，他常常跟潘序倫拍桌子，潘愛惜他的才華，從來不予厲色。地下黨時期，胡喬木曾是顧準的上級，看人眼光頗為老辣。

1936年，徐雪寒被派與顧準直接聯繫，胡喬木便提醒：「你同顧准語言時要小心，這個同道很有能力，但也有些自負。他會權衡你的斤兩。要是你沒有程度，他會看不起你的。」

1949年，中共接管上海，急需懂經濟、懂城市管理的高級專業人才任職。不久後，滬上出了三個名聲最響的幹部：第一是市長陳毅，第二是公安局長楊帆，第三就是有「布告局長」之稱的財政局兼稅務局局長，顧准。

當時的上海，1萬2千家工廠，事務極其龐雜，顧准需要迅速穩定各類財稅制度。他幹勁沖天，精力過人，每天四處調研，聽人家做一場報告，一邊聽，能一邊寫出68張報告。

調研結束，還要發布各種公文，不停地解釋財稅政策，因此成了上海發布公告最多的局長。隨著一張張公告發布，很快，顧准就穩定了上海的局勢。

當時，上海的公交公司、自來水公司、輪渡公司、煤氣公司，四大公司全部虧本。為了提高管理，顧准提出「經濟核算」。然而到了年底，中央要求「民主評議」，那是解放區的老辦法，讓行業來評定稅收數目。

顧準的辦法，則是讓專業稽查人員進行查帳計征，他便從會計事務所找來會計師，做特約查帳員。在顧准看來，所謂「民主評議」，本質就是攤派，而在上級看來，資產階級的帳目不可信。由此產生了衝突。

隨後，中央一再申斥顧准，要他恢復「民評」。不服用的他卻一再堅持自己的方法，還在辯論中以極為激烈的方式回擊。

我的確抵制了。

我認為我抵製得對，絕對沒有什麼錯誤。

——顧准自述（文革時期）

顧準是驕傲的，是不懂「變通」的，是不肯輕易投降的。幸好，在陳毅的支持下，他的政策得以繼續執行。1952年3月稅收統計，上海入庫稅收比1950年增長了10倍，是中央的三分之一。時至今日，中國稅務還在他建立的大框架下。

可是樹大招風，他得罪了太多的人。

從少年天才到傳奇局長，他太傲氣。

目中無人、狂妄自大，太不服管教…

不久後，顧準的人生，迎來了巨變。

03

沒有任何徵兆，1952年2月29日晚，顧准被列為「三反」鬥爭中的「大老虎」，當即撤職。

隨後，《解放日報》在頭版公布了顧准撤職的緣由：「一貫存在嚴重的個人英雄主義，自以為是，目無組織，違反黨的政策方針，在思想上、組織上與黨對抗，雖歷經教育仍毫無改進，決定予以撤職處分，並令其深刻反省。」

這對顧準的刺激是非常大的。他閉門在家寫檢查，那些天，他心緒煩亂，意志消沉，夜裡常常失眠，聽著外面馬路上車聲歸於沉寂又逐漸起來，慢慢地天又亮了。具體的撤職原因，沒人告訴他，檢查都不知從何寫起，他本想寫「民評」的事，卻有人上門對他說：「你不要寫這個。」

他的內心，得到的只有悲挫與激憤。

這之前，他的確做過不少組織上看來「過分」的事。1951年，中財部有意調他進京任預算司長，陳毅曾問他意見，他表示願意留在上海工作下去，同事們就此打趣他何時「入閣」，他回答說：「入了閣，就成為盆景，長不成喬木。」這話傳出去，別人都覺得他太狂妄了。

更早的時候，在中共東路特委當宣傳部長，最高負責人譚震林在《東進報》上發文，論國際形勢。顧准拿起來一看，文章把帝國主義國家的戰時經濟因資源枯竭造成的經濟恐慌，跟和平時期因生產過剩造成的經濟恐慌混為一談。沒經過譚的同意，他就把文章刪改了。

事後，才上任兩個月的他被撤職，東路特委還針對他開了鬥爭會。作為一個典型的才子型知識分子幹部，顧准城府不深，自尊心極強，與人打交道，情商低，認死理，又耿又倔，爭辯時也容易言語尖刻。加上木秀於林，風必摧之。「三反」時期，上海指標有上千人，不打你打誰？

不聽話，不服管教，有獨立見解？那怎麼行？

顧准到底還是不服，他要求複查，結果被駁回，答覆只有短短六個字：此事已經解決。

04

被撤職後，顧准開始讀書了。

他覺得在階級鬥爭和政治動向之外，該別有天地。他試圖沉浸在與人世無關的理性里，便找來幾何，代數，微積分…開始學習數學，3年業餘時間都花在自學上。他受過西方經濟學的訓練，人又極其聰明，很快就從數理邏輯中得到喜悅，以至於沉醉其中，患上急性肺炎。

顧准又開始研究西方史和中國史，當時正是中央黨校學術上的黃金時期，書少，但足夠引發顧準的思考。從此，他養成了習慣，這種習慣的好處就是：樣樣東西，都要自己學著去判斷。

這讓他比同時代人，走得更深更遠。

而在內心深處，顧准還是覺得委屈和痛苦。在日記中，他一度反思過自己的不足，為未來感到深深的憂慮，甚至覺得自己不該再做什麼堅持。

這5年，簡直是在檢討中過日子，一次接上一次。工作毛病之多，認識簡單幼稚之外，主要是亂說亂動，一觸即跳。

慚愧之外，也很覺得缺乏信心。看來此後還是安居北京的好，再也不敢逞什麼英雄了。

——顧准日記

那時，中國計劃經濟已經全面推行4年。顧准看出其中弊端，覺得這套經濟理論實際上是站不住腳的。在一次黨校會議上，顧准忍不住把自己的想法拿出來說了兩句，在場領導馬上抬手道：「這個題目，就不必討論了吧。」

顧准沒有再說，他很清楚，再研究下去，又要出問題。他常在日記中勸自己，想開一些，人嘛，難得糊塗，稀里糊塗過，圖個安穩不好嗎？

過過家庭生活，滿足於幾間房子，積幾個錢買個收音機，老來準備結庵黃山拉倒了吧。

——顧准日記

明哲保身，不是最好的選擇嗎？

在《近二十年文化熱點人物述評》中，駱玉明曾說：「幸虧有了顧准，才挽回了我們這個民族的思想界在那個年代的集體名譽。」

此言何意？在時代的洪流朝所有人席捲而來時，大部分都只能充當沙子，被波浪捲走，圖個安穩的日子去過活。顧准，當然也曾這樣想過，畢竟英雄不是一天站立起來的。但最終，他還是選擇越過那條紅線，選擇不被帶走。

1957年，顧准發表文章，題為《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當時，舉國上下加快推進計劃經濟體制。顧准卻在文中提出：「應以市場價格的自由漲落來調節生產和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此文一出，引起軒然大波：你顧准這是明目張胆和中央政策作對？

同年7月，為修建大壩，蘇聯專家前來黑龍江考察。中科院令顧准等人陪同，期間，顧准多次與蘇聯專家發生爭執。一位同行的黑龍江幹部十分不滿，一個報告打到北京。

上面的人一看：顧准你這是「反蘇」！

牆倒眾人推，各種檢舉材料交了上去…

但事實證明，顧準的思考是對的。當初被視為「毒草」的《試論》中的觀點，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在今天早已成為常識。在離世20年後，顧准也被譽為「中國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一人」。

但那時給顧準的，是一頂「右派」的帽子。

05

1958年4月，顧准被開除黨籍。在家「閉門思過」時，妻子汪璧對他不離不棄，起居生活精心照料。孩子們不知大人的憂愁，顧准卻對妻子說：「希望他們長大以後還能像魯迅說的那樣，敢想、敢說、敢怒、敢罵。」

他在日記中寫道：應該允許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普通人，不做「海燕」式的英雄和模範，但必須讓他們擁有做普通人應得的各種權利。

他胸中理想的火焰，從未熄滅。

火不滅，他的脾氣也不變。1958年，在河北石家莊贊皇縣農村勞改。下放幹部響應毛澤東號召，大搞「土法煉鋼」和「技術革命」，他站在一旁冷嘲熱諷：「什麼土法煉鋼鐵？一場蠻幹！」

他管不住自己的嘴，總忍不住拆穿真相。在他看來，這才是一個知識分子應做的事。

1959年深秋，他被下放到河南信陽商城勞動。在那裡，勞動隊三餐只吃紅薯葉子，為了飽腹，他開始偷東西吃。飢餓帶來的，不僅僅是身體上的摧殘，更大的是精神上的衝擊。

前晚昨晚均早睡，未能入寐，為食物慾念所苦，前幾天，曾出現過一些衰弱與卑微之感，卑微是從千方百計僅求一飯來的，我是否變得卑鄙了，我偷東西吃，我偷東西吃…

——顧准《商城日記》

顧準的身體和精神，當時飽受摧殘。但他並不將這份痛苦視為個人的痛苦，他覺得整個國家都在支付著沉重的代價。而自己所能做也必須去做的，是點亮一盞燈，照亮前方的道路。

06

1960年，顧准回京。一年後，「右派」帽子被摘掉。重回科學經濟院後，他如饑似渴地讀書，每天超過10個小時伏案工作，閱讀各種哲學、歷史、國際經濟方面的期刊和資料，還有當代西方學術最前沿的著作。

他想儘快找出答案。

然而，就在不久後，他又惹上了麻煩。因察覺出當時採用的蘇聯會計制度弊端重重，多地調查後，他寫成《社會主義會計中的幾個理論問題》一文。當時，財政部會計制度司副司長楊紀琬一見到他就警告說：「誰要是在根本上反對現行的會計制度，誰就得準備戴上右派的帽子。」

顧准聽了，說：「我不怕再戴一次帽子。」

1962年年底，經濟問題專家召開討論會。那場會議，因歷史問題，顧准本「沒資格」參加，偏偏那天他被請去了。會上，顧准和楊發生了激烈爭論。他明知道要付出代價，還是堅持說真話。

1964年，經濟所所長孫冶方被打成「中國最大的修正主義者」，並和特約研究員張聞天一道被康生羅織成「張孫反黨聯盟」。因平日裡與孫冶方相交甚深、常一起切磋學問的顧准，顧准被認為是孫反動思想的「啟蒙者」和「黑智囊」。

此時，顧準的外甥宋德楠，因和清華、北大同學自發組織了一個研究馬列主義的學生社團，被定性為「大學生反黨集團」。

顧准又被認定為集團的幕後人物。

就這樣，一天夜裡，顧准被人從家中帶走。這次的罪名更加嚴重，極右。他因此成為中國唯一一個兩次被「劃右」的人。

9月，他的幼子在學校里，被摘掉了紅領巾。

07

再次劃右，對顧準的打擊是巨大的。

因為這一次，傷害波及到了他的家人。

丈夫被帶走後，家中留存著一大摞「探索市場經濟和民主社會主義」的文稿，妻子汪璧誤以為是見不得人的「黑材料」，將其漚爛後扔進抽水馬桶。解放前夕，為應付國民黨追查，汪璧也曾急中生智，將紅色宣傳品及時銷毀。汪璧如法炮製，毀掉的卻是顧准多年的心血與理論成果。

這時，汪璧精神上已瀕臨崩潰。早年丈夫被劃為右派，她心頭還存留希望，此時此刻，卻完全不知道明天會是何種境況。

1966年春節，顧准從下放勞改的農村返家過節時，妻子汪璧對他說：「我們離婚吧。」

想到1957年以來我欠下這個家庭這麼多債，此後不應該再害親人，忍受感情上的牽累，痛快地同意了。

——顧准日記

多年來，四面八方受敵，妻子是顧准唯一可以傾訴的人。他被撤職時，汪璧每周都給他準備一本小說，親自讀給他聽。他苦悶時，她就勸他讀書。被送到商城勞改時，顧准鬱鬱寡歡，接到妻子的一封信，話雖平淡，卻能令他大半夜哭出聲來。生活上最困難時，妻子還讓他用自己的錢拿去買書，用自己的工資來養活一家人…

離婚時，汪璧說：「一旦摘了帽子，還可以復婚，現在是為了保護兒女的安全。」

顧准痴痴地望著破鏡重圓之日。他每周給妻子寫信，汪璧每信必看，但從來不回。

但顧准實在是太想家人了。1967年，他偷偷跑回家，一進屋，看見妻子滿口牙脫落，嘴癟著，一臉病容，極度憔悴。汪璧一見他，厲聲大叫：「你害人害得還不夠，還要來害人？」

冬天，顧准寫信說要回家取衣服。一到家，發現衣物都放在門外。家門緊閉，敲門無人應聲。他只好把糧票從門下塞進去。

一個月後，家裡終於來了一封信，裡面裝著一紙聲明：與顧准斷絕父子關係！

約定「生不相見，死不相別」。聲明最後，是四個孩子的簽名。

從此以後，就連他們每月寄糧票來的字跡也看不見。我想念他們。

——顧准日記

1969年，顧准預感到妻子出事，向組織保證，她死了，瘋了，病重了，都一不影響改造，二不影響下放：「只求求你們告訴我。」

然後他才知道，妻子已經死了。

「死期、死況、遺言，一概不知」。

原來，當初幫顧准處理文稿時，資料太多了，以至於全樓的下水道都發生了堵塞。她最終被檢舉，落下罪名。重壓下，汪璧喝下消毒用的來蘇水自殺，死狀極慘。她的遺書里，只有一句話：幫反革命分子銷毀材料罪該萬死。

聽到死訊後，顧准在《息縣日記》中寫道：

我就去打飯來吃，吃了幾口飯，悲從中來，臉伏在飯盆上失聲大號…但我還是抑制住，努力要把飯吃完，我要活下去…

顧准曾說：「此生所有歡樂場面，都是她給的」。

據駱耕漠回憶：「那時，顧准手頭拮据，卻買了一盞有兩個綠玻璃燈罩的雙頭檯燈。江明問他，為什麼買兩個頭的燈？他只是沉默，不回答。後來我們才知道，他是為了紀念死去多年的汪璧，仿佛妻子仍舊坐在他的對面。」

後來，顧准看《茵夢湖》，寫一個人失去自己所愛的女人，孤獨終老。淚流滿面地看完後，他淡淡地講了四個字：「哀而不怨。」

他對妻子的哀思，從來未曾斷絕。後來下放幹校，他向張純音借布票，並在日記中寫道：

借張純音布票二尺，買維尼綸混紡布三十尺…用大量素白維尼綸混紡布，枕套被裡都是。這次整理起來的被服，大體可以用到我長辭人世之日。服喪從白，自古禮也…

他想悼念亡妻。可在那個政治環境下，穿不得孝服，戴不得黑紗，於是他想多買一些白布，做成白色被套、枕套，以此寄託哀思。

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天，他還對弟子吳敬璉說：「我這一輩子，只愛過她一個人。」

08

妻子的死，並沒有令顧准沉淪。

他開始了自己憂憤滿懷的十年計劃，把一切精力都傾注在了尋求社會發展道路的問題上。雖然家破人亡、孑然一身，身體也被病痛折磨，但始終沒有阻止顧准思想上的探索。

一如朱學勤所言：「黑暗如磐，一燈如豆，在思想的隧道中單兵掘進。」每天早上，他揣著兩個冷饅頭到北京圖書館讀書，看遍歷史、宗教、經濟、政治各類的參考書籍，追索人類文明的腳印，為的就是找出一條後人可以走的道路。

學者劉瑜分析恐懼如何對人性進行摧殘時說：「保全生命的本能、尋求個人發展的願望、尋找社會歸屬的渴望，使絕大多數人不得不選擇服從。最好的情況是沉默；最壞的情況，這種服從可以表現為對同類的積極迫害。」

「文革」後期，政治氣氛已經鬆弛下來，可許多知識分子忙著做家具、打沙發，以過小日子為人生寄託。經歷那樣一個時代後，很多人活下來，已屬不易，而顧准，還能在漫漫長夜中，保持思想的深度。

他寫下《希臘城邦制度》《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平反之後，這些文章逐漸重見天日，其中閃耀的思想之光，令所有學者都深深折服。大家對這個全靠自學而又通古博今的思考者，都投去了景仰的目光。

這目光不僅是學術上的，更大程度，是精神上的。在一個風雨如晦、萬馬齊喑的時代，旁人忙於保全自我，顧准卻還想著一個民族的未來。

所以，九十年代，余世存到舒蕪先生家聊天，舒蕪感嘆說：

文革革掉文化，大家都是人格矮化的政治難民，很少有人活出了自己，但有一個叫顧準的人了不起。他在最黑暗的年代能夠反思革命、理想主義，是一個聖徒。

後來，在一次國際學術會議上，一位外國學者問：「在六七十年代，你們有沒有稍微像樣一點的人物？」這個問題顯然存有挑釁意味，只見一位老學者起身作答：「有，有一位，那就是顧准！」

學者李慎之也感佩道：

初中國文教科書上選得有泰戈爾的一首詩，我至今還記得其中有一節說：如果你在黑暗中看不見腳下的路，就把肋骨拆下來，當作火把點燃，照著自己向前走吧！

這話曾使我幼稚的心靈震顫難已。六十年過去了，我看到了這樣的人，他就是顧准。

09

那時，顧准受到的折磨比常人更多。但顧准傲就傲在他不但有傲氣，還有一身傲骨。

「文革」初期，紅衛兵勒令他交代罪行。其他人小心翼翼把寫好的材料貼到布告欄上。唯獨顧准，在稿紙上寫了兩個大大的字：「讀史」。

貼完後，造反派將他痛打一頓，責問為何要這麼寫。他說：「因為最近什麼都沒幹，只讀了些史書。」事後他對母親講：「打、砸、搶、抄家，這些將來都得寫進歷史。我倒要看看中國會變成什麼樣，中國向何處去…」

我至今清楚地記得，在一次無端指摘他「偷奸耍猾」的「地頭批判會」上，他冒著雨點般襲來的拳頭高昂頭顱喊著：「我就是不服！」

——吳敬璉

樓肇明與顧准下過棋，曾指出過顧準的個性：「每到復盤的時候，他往往指指點點，說三道四，對我的漏著、昏著特別敏銳，我雖然贏了棋，卻終是給他不留情面地指斥訓誨一番。他明明白白下輸棋，卻像一位十足的贏家。」

顧有一本《聖經》，他看的時候，被軍宣隊參謀發現了，便訓斥他，「馬克思說過宗教是人民的鴉片，你怎麼能看這樣的書？」

過了幾天，顧准拿著一本書去問這位參謀：「列寧說修正主義者『為了一碗紅豆湯出賣了長子權』，是什麼意思啊？」

參謀答不上來。

顧准說：「這個典故出自《聖經》。你沒有讀過《聖經》，那就根本讀不懂列寧。」

軍宣隊的人從此有意識地避開顧准，即使看見他在看書，也繞著走，以免尷尬。

似乎被監管的對象不是顧，而是監管者自己。不認輸，不服輸，甚至倒輸為贏，顛倒被欺凌和被侮辱的處境。這就是顧准。

——樓肇明

顧準的這些傲，總讓他像個贏家。

此外，那時為了自我保全，很多人不得不出賣別人。但顧准後來遇到一位老友時，言語鏗鏘地說：「我手上沒有沾過別人的血！」

浩劫剛剛開始時，在河南明城，外調人員要他寫材料，說明某人過去和國民黨有瓜葛。顧准說：「從來不知道這件事。」

對方聽罷，打了他一個耳光。他乾脆把臉送過去。對方一連打了十幾個，終於打不下去了。

在顧准看來，除了對真理的真要固執，對做人的真，也要固執。為了捍衛人格上的真，他不畏強權，吃了不少苦頭，甚至以死抗爭。

這一身傲骨，敲起來是錚錚的響。

10

一身傲骨的顧准，在臨死之前，還是簽了「認罪書」，「承認」了自己的「罪行」。他之所以這麼做，是想離開人世前，看一眼自己的孩子。

1974年，顧准因肺癌晚期病危。臨終前，他迫切盼望能見到兒女們。

11月15日，顧准立下遺囑。

為完成顧準的心愿，弟弟陳敏之多方苦勸、做工作，卻無一人來病榻前看他。

11月16日，經濟所領導派人找顧准談話，對方拿出一張認錯書：「只要你在上面簽個字，就可以馬上完成『摘帽』手續。」

顧准說什麼都不肯簽字：「我本來就沒有錯。」

對方勸：「摘了帽，子女們就會來看你了。」

聽到這句話後，顧准伸出顫抖的手，在認錯書上籤了字，當場流下眼淚。

他對駱耕漠、吳敬璉說：「這是奇恥大辱。」

<孫建平油畫>

早在11月9日時，弟弟陳敏之曾寫下長信給顧準兒女，顧准在信中加了一句話說：如果我臨死的話，我還是希望見見你們。一是請你們原諒（媽媽說我害人，我實在害了你們），二是祝福你們。

11月15日的遺囑中，最後一句是：

祝福我的孩子們。

可最終，子女一個都沒有來。

彌留之際，顧准告訴吳敬璉：「待機守時，總有一天要變化，發生變化時要拿得出東西。」

12月3日，顧准離開人世，年僅59歲。

多年後，吳敬璉成為了當代中國傑出經濟學家，著名市場經濟學者，中國經濟學界的泰斗，被譽為「中國經濟學界的良心」。

至今，他還記得那天的情景：那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親眼目睹一個活生生的生命悄然而逝。

而消逝的，竟然是這樣一個疾惡如仇卻又充滿愛心、才華橫溢、光彩照人的生命，不能不使人黯然傷神…

我在回家的路上覺得那是一個冰冷的世界，顧准就像是一點點溫暖的光亮。

他走了，但他還是給我們留下了光亮。

<他拆掉肋骨，點燃了火把>

在顧去世十年後，兒女們才看到他的日記和通信。大女兒痛苦地寫道：「人生只有一個父親，我們對這樣一個父親做了些什麼呢？為什麼我們都有強烈的愛國心，都願意獻身於比個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標而卻長期視為殊途？」

陳敏之流著淚說：「這是兩代人的悲劇。」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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