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1月28日晚，吳宓在四川大學演講《紅樓夢》。他在日記中寫道：「饒孟侃教授（子離，南昌）被命介紹宓時，謂宓之道德勝於宓之學問。又謂平生所見之人中，惟宓最真且正。真而能正，斯為不易得云云。此言實能道出宓一生志事。」
《吳宓日記》
視道德重於學問這一點，在吳宓對待《紅樓夢》研究的態度上體現得尤其明顯。由於當代紅學中的顯學以考據取勝，而吳宓首推義理兼及詞章，所以他拒絕接受「紅學家」和「《紅樓夢》專家」的頭銜。
關於《紅樓夢》到底該怎樣閱讀和研究，我們上邊曾經引用過的兩段話極好地反映了吳宓的觀念，值得重溫一遍：
吾素主為學當文哲史並治，古今中西兼通而一貫，須成為淵雅之士，尤須先勉為篤行知恥，不頹墮，不苟且之人。按文哲史之學，首貴博通，勿取專家。《石頭記》為文學人生集大成之書，尤須以各人之真情常識讀之驗之。……吾人對於精確謹嚴之考證工作，固極敬佩，然尤望國中人士治中西文哲史學者，能博通淵雅，綜合一貫，立其大者，而底於至善。夫考據、義理、詞章三者應合一而不可分離，此在中國新舊之文哲史學皆然。吾人研究《紅樓夢》，與吾人對一切學問之態度，固完全相同也。
《吳宓的精神世界》，周軼群著，商務印書館2023年6月版。
將《紅樓夢》作為與人生有著密切關係的文學來閱讀，作為優秀世界文學的一部分來研究：吳宓自己就是這樣做的。
通過《紅樓夢》，吳宓不但為他自己找到了表達人生觀的手段、排解苦悶的渠道和對抗失敗的方式，而且他通過教學和演講在校園內外傳播他對這部文學名著與人生世事關係的理解。
吳宓在抗戰期間開始面向大眾演講《紅樓夢》這一選擇，以及他所得到的熱烈反應，是他文學救世信念和努力的最佳見證。現代的紅學家中，不管是索隱派、考證派還是文學批評派，沒有其他人對他們的研究對象的自救和救世功能持有同樣深刻的信念或者付出過同樣紮實的努力。
《紅樓夢新談：吳宓紅學論集》
吳宓對《紅樓夢》任何層面的闡釋，從藝術技巧到人物形象和主題思想，都很少離開比較文學的視野。總體上，他有兩個傾向。
第一，他始終堅持，比較文學研究證實了《紅樓夢》從各方面來說都可躋身於世界名著之林。
這種看法在吳宓同輩的批評家中是少見的。稍後的李辰冬（1907—1983）才以寫作技巧為重點，大力證明曹雪芹可與但丁、莎士比亞、塞萬提斯、歌德、巴爾扎克、托爾斯泰並駕齊驅。
第二，吳宓將自己融合四大宗傳的努力應用於對《紅樓夢》的解讀，注重各大傳統的共同點和普遍性，並且特別著力指出，儒家思想的底蘊正是《紅樓夢》之所以偉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吳宓塑像
吳宓對賈寶玉性格的分析是最好的例證。採取比較角度的其他批評家往往傾向於強調賈寶玉對儒家主流社會價值的叛逆，從他身上看到「現代性」的萌芽，通過他來對中國傳統進行批判，而吳宓卻同時使用柏拉圖學說和孟子的「赤子之心」以及孔子的「忠恕之德」來解釋賈寶玉性格中最主要的一些方面，其用意無非是要證明，真正的儒家傳統不但與某些重要的現代價值不相違背，而且代表著這些價值最經典和最完美的體現。
吳宓對《紅樓夢》悲劇性質的理解也是一個例子。當其他具比較視野的批評家在這個問題上著重對中國文學傳統的「樂天」和「大團圓」精神進行批判性分析時，吳宓所採取的悲劇觀卻允許他將《紅樓夢》和《論語》《孟子》這樣的儒家經典相提並論，證明四大宗傳皆崇尚樂觀積極的精神（指在痛苦和絕望中奮發向上）。
吳宓這些做法背後的一些重大考慮在今天的比較文學研究中仍然是根本問題。應該更看重傳統之間的相似還是差異？不管是側重相似還是差異，比較的目的是什麼，將如何影響我們對自己的古典傳統的看法以及我們對中國在當今世界的位置的期待？
《吳宓自編年譜》
要理解吳宓圍繞《紅樓夢》進行的關於文學與人生、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的思考和實踐，我們決不能忽視他對文學與宗教關係的看法。
正是因為吳宓將宗教視作人生歸宿，而文學是抵達這一歸宿的最佳途徑之一，所以他的文學研究才會最重視道德人生的角度，才會以完善人生、提高人的精神境界為核心目標。
比較的視野，從柏拉圖的「一多」（真幻）兩世界，到但丁的信仰之旅和烏那牟那「絕望成就偉績」的悲劇理論，為吳宓的文學與宗教觀提供了關鍵的資源。沒有這些資源，就不會有吳宓特色鮮明的對文學本質和功能的理解。宗教維度對吳宓文學和人生觀的重要性可以濃縮為「藉幻顯真」「由幻識真」和「離幻趨真」這幾個概念。
吳宓的關懷就是如何通過打造和欣賞藝術幻境（詞章），實現超離虛幻人生和上達宗教真境的目標（義理）。在現代批評家中，吳宓是第一個高度重視並且反覆申說以下這個問題的：《紅樓夢》的作者對其作品的虛構性質具有強烈的自我意識，而這種意識的表現之一就是其對真幻二境之間的複雜關係所進行的種種藝術操縱。
《吳宓詩話》
吳宓對義理、考據、詞章三者關係的理解不但使他自外於當代紅學的主流，也解釋了他對《紅樓夢》文學批評派開創者王國維的一些批評。
就《紅樓夢評論》本身來說，吳宓遺憾的也許首先是王國維未能關注詞章部分（尤其是《紅樓夢》在真幻問題上有意識的藝術探索），另外可能就是王國維對《紅樓夢》悲劇精神的理解只看到其悲觀和消極的一面。
儘管《紅樓夢評論》有這樣一些「一偏」和「有所未盡」之處，總體上吳宓對該文以及王國維早年的其他著作是非常欽佩的，真正受到吳宓抨擊的「偏」和「狹」是王國維轉向中國古代經史之後的學問。
吳宓1928 年對王國維前後期學術的評價所反映的不僅是兩人之間對義理、考據、詞章關係理解的分歧，而且最終也許可以歸結到文學和宗教在兩人心目中不同的地位。幾十年後，吳宓對王國維的不斷追懷和他在王國維的詩文中找到的寄託，則再一次證實了對他來說文學與道德人生之間不可分割的關係。
《王國維紅樓夢評論箋說》
必須強調的是，吳宓並非反對考據，而是提倡考據應為詞章和義理服務，對做到了這一點的人，他不吝讚譽之詞和心悅誠服之表示。
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1953年2月10日吳宓在讀了俞平伯新出的《紅樓夢研究》之後在日記中寫下的長篇感想：
讀至深夜，畢，甚為欣佩。此書乃修改1921 所作而1922 出版之《紅樓夢辨》更加增改而成。要點為曹雪芹原書，約一百一十回。（每回較今略長。）前八十回即今本之1—80 回，為高鶚所續成81—120回，而1791程偉元鉛印行世者。原書之後三十回即81—110 回，曹雪芹業已撰成，但其稿已散佚（高、程迄未搜得）。今只能由有正書局《脂硯齋評本》之評註中，窺其大略。大體根據曹雪芹之實在生活，賈府以（一）抄家（二）內訌（賈環當權，趙姨娘報復）。（三）辦皇家事用費浩大，不能節儉之故，日趨衰敗。抄家極嚴厲，寶玉、熙鳳等皆入獄。巧姐被賣入娼寮，遇劉老老救出。抄家後，並無給還家產及復世職之事。黛玉先死，而後寶玉娶寶釵，釵、黛並非敵對。「悲金悼玉」證明釵、黛各有所長而寶玉實兼愛。寶玉始終本其個性，不再入塾，不習八股文，不應科舉，更無受封文妙真人及成仙得道之事。既遭窮困，無以為生，遣散婢妾，遂命襲人嫁蔣玉函，襲亦欣願。最後惟留麝月一人。湘雲嫁夫衛若蘭（金麒麟）而寡。諸人中惟李紈以子得享富貴，然賈蘭成名未久，李紈即死。他如香菱則死於夏金桂之手。如王熙鳳則為姑邢夫人、夫賈璉所休而回王家。（按此與宓所主張同。）總之，一切逼真而悲慘，決無調和剝復之事。寶玉出家，半由窮困，半由痛恨一般人情，非僅因失黛而厭世。凡此雪芹原定之寫法，固遠勝於《後夢》《續補》等書，亦高出於高鶚之續作也。高鶚之續作，力求合於曹雪芹之本意。遵照原定計劃，揣摩求合。惟以高鶚非特出之天才，見解庸俗，必求如是方得快意，故使寶玉出家而獲榮顯，賈府亦失勢而得重興，亦自然之勢也。按宓談《紅樓夢》多憑揣想，未考版本，且素不信高鶚續補之說。若俞君所言，實甚分明，而更合於「千紅一窟哭」「萬艷同杯（悲）」之本旨，使宓廢然矣。
《紅樓夢研究》
要承認自己相信了一輩子的觀點——《紅樓夢》一百二十回皆為同一人所做，且後四十回並不比前八十回低劣——是站不住腳的，這一定是極其痛苦的。所以吳宓在讀了俞平伯的書之後感覺「廢然」。
但他承認了自己的錯誤，因為他看到了，俞平伯的論證更符合《紅樓夢》第五回中昭示的「本旨」，俞平伯所做的是為義理和詞章服務的上等考據。也就是說，吳宓在這個聚訟紛紜的版本問題上可能錯了，但這並不需要他修正自己關於考據、詞章、義理三者關係的認識，或是放棄他對《紅樓夢》本旨的理解。
吳宓對《紅樓夢》研究最有啟發意義的那些貢獻，不管是在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的比較方面，還是在文學與宗教的關係方面，或是在文學與人生的關係方面，都不會因為已知的版本問題而發生任何大的改變。
對吳宓自己來說，毫無疑問不曾變化的一點就是，《紅樓夢》是他一生中最愛的文學作品，直到最後。
《吳宓日記續編》
讓我們以他1973 年日記中與《紅樓夢》的閱讀和背誦有關的一些記錄結束本章：
4 月6 日：夜1∶30a.m.醒一次。4：30 再醒，背誦《石頭記》末段回目。5 月26 日：晚，讀《石頭記》第一百二十回。8 月1日：宓10∶30 始入寐，而中夜12m. 即醒，1∶30a.m.再醒。風雨甚大，宓2 — 3 時，背誦《石頭記》120 回目完。8 月4日：8 時寢。又起而讀《石頭記》第一百十六、七回，9時再寢。8 月15日：上午8—10候錢國華來，教其英文而不至。（近午宓往詢，據稱：因往為家中購縫紉機一具，故缺課。）宓自讀《石頭記》第五、六回，第二十一、二回，第四十三、四回。8 月16 日：晡3 — 5 起，宓讀《石頭記》。11 月25 日：晚讀《石頭記》。（尤二姐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