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田瑣記》

梁氏不僅將作為子部支流的小說與鄉村裡彈唱故事的小說明確地加以區分，指出它們是兩種不同類型的小說，而且引用郎瑛之說以加強自身論點的說服力，並同意將通俗小說的起源追溯到宋人的「說話」。

翟灝則總結說：「古凡雜說短記，不本經典者，概比小道，謂之小說，乃諸子雜家之流，非若今之穢誕言也。」[5]這裡雖然含有對通俗小說鄙薄之意，其思想是保守的，但是，崔氏的確準確地抓住了漢人尤其是以《漢志》為代表的小說觀念的本質特點，並將其與通俗小說區分開來。

到了晚清，這種區分兩種小說的意識更加自覺和明晰，筆者已撰《中國小說觀念在近代的演變》一文加以論述，這裡不再重複。

《中國古代文學觀念發生史》

第二，在對通俗小說的認識中，明清學者有了更為深刻的理論概括，誕生了具有理論概括力的獨立的通俗小說定義。

南宋羅燁《醉翁談錄·小說引子》關於小說的定義，是中國古代通俗小說最早的定義，由於受《漢志》諸子略分類的影響，羅氏在「九流」的框架內定義小說，也就難免受到一些限制，他在對通俗小說定義時未能完全站在民間文學的本位立場，來獨立地表達對通俗小說的認識，而是借用了正統文化的分類表達方式，使得其對通俗小說觀念的表達不夠純粹和清晰。

而明代胡應麟對「九流」和通俗小說的認識就比羅燁純粹得多，也清晰得多。他在《少室山房筆叢·九流緒論》中說：

劉向《七略》敘諸子凡十家，班氏取其有補世道者九，而詘其一小說家，九流之名所自昉也。統曰諸子，所以別於六經，亦以六經所述古先哲王大道，歷世咸備，學業源流揆諸一孔，非一偏之見，一曲之書。周室既衰，橫議塞路，春秋、戰國諸子各負雋才，過絕於人，而弗獲自試，於是紛紛著書，人以其言顯暴於世，而九流之術興焉。

其言雖歧趣殊尚，推原本始，各有所承，意皆將舉其術措之家國天下，故班氏謂使遇明王，折衷輔弼，悉股肱之材。非如後世文人藝士，茍依託空談，亡裨實用者也。[6]

胡氏對「九流」的理解，依據的是《七略》（即《漢志》），而又考慮到漢以後諸子的發展以及它們在明代的實際狀況，於是「更定九流：一曰儒，二曰雜，三曰兵，四曰農，五曰術，六曰藝，七曰說，八曰道，九曰釋」，並進一步指出：「說出稗官，其言淫詭而失實，至時用以洽見聞，有足采也。」[7]

《少室山房筆叢》

胡氏的「九流」理論是在遵循傳統思想的同時尋求突破，因此，他在《九流緒論》中「更定九流」時有沿襲更有調整。

其論述「九流」小說時則只及史志子部小說，不涉通俗小說，而是將通俗小說放在《莊岳委譚》中加以論述，完全作為另外一類來看待。如云：

武林舊事》所記社會甚伙，以雜劇為緋綠社、唱賺為遏雲社、耍詞為同文社、清樂為清音社、小說為雄辯社、影戲為繪革社、撮弄為雲機社、吟叫為律華社，右八種皆駢集一處者。然當時唱賺之外又有吟叫，耍詞之外又有小說，不知何以別之？撮弄，葢元人院本所從出也。今自戲文外，惟小說、影戲社會尚有之。[8]

這裡論述的小說，便是作為「說話」伎藝之一的通俗小說，是一種獨立的小說形式，並不在其「更定」的「九流」之內。

文學古籍刊行社1955年版《古今小說》

對於通俗小說究竟有何特點，如何定義，明清學者確有比宋人更為深入的思考。例如，馮夢龍在《〈古今小說〉敘》中說：

大抵唐人選言，入於文心；宋人通俗，諧於里耳。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則小說之資於選言者少，而資於通俗者多。試令說話人當場描寫，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決脰，再欲捐金；怯者勇，淫者貞，薄者敦，頑鈍者汗下。雖小誦《孝經》、《論語》，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噎，不通俗而能之乎？[9]

馮氏這裡所說的「通俗」，應該包括語言的淺顯，內容的淺近，審美的淺俗。而這正是通俗小說的基本要素。馮氏所強調的這些通俗小說的要素，實際上是從宋人「說話」藝術中概括出來的。這種概括，具有鮮明的理論色彩。尤其是將這種特點與傳統文化加以比較，就更凸顯其別具一格。

清人羅浮居士（姓名不詳）《〈蜃樓志〉〉序》對通俗小說進行了更為全面的理論概括，可以作為通俗小說的經典定義，其有云：

小說者何？別乎大言言之也。一言乎小，則凡天經地義，治國化民，與夫漢儒之羽翼經傳，宋儒之正心誠意，概勿講焉。一言乎說，則凡遷、固之瑰瑋博麗，子云、相如之異曲同工，與夫艷富、辨裁、清婉之殊科，宗經、原道、辨騷之異制，概勿道焉。其事為家人父子日用飲食往來酬酢之細故，是以謂之小；其辭為一方一隅男女瑣碎之閒談，是以謂之說。然則，最淺易、最明白者，乃小說正宗也。10

清刊本《蜃樓志》

羅浮居士所說的「小說」，其實就是通俗小說。他主要強調了通俗小說的三個特點：

一是在類別上，它與正統文化中的經、史、子、集不同，原則上不屬於正統文化範疇，因而不能歸入其中的任何類別，它實際屬於獨立的民間文化的一部分；

二是在內容上，它與正統文化愛講「治國化民」和「正心誠意」的大事、正事也不同，只講「家人父子日用飲食往來酬酢之細故」，關注的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寫的是小事、瑣事，更貼近普通民眾的實際感受；

三是在語言上，它與正統文化受「宗經、原道、辨騷」約束、尋求「瑰瑋博麗」更不同，所使用的是「最淺易、最明白」的語言，「其辭為一方一隅男女瑣碎之閒談」，即人們日常生活中所說的「白話」。

如果對以上認識加以概括，大體可以說，通俗小說屬於不能被納入正統文化的民間文化，它主要描寫和表現社會日常生活，使用普通民眾都能理解的通俗語言，具有民間性、故事性、趣味性、審美性、娛樂性及口語化等特點。

《中國通俗小說史》

這樣定義通俗小說，應該說抓住了通俗小說的主要特點。而這種通俗小說，其淵源雖是宋元「說話」，而其標本則是明清話本小說和章回小說，因為它們在當時已經成為通俗小說的主體。

第三，明清時期產生了許多關於通俗小說的理論，包括本體論、功用論、創作論、藝術論，並誕生了小說評點這一頗具特色的小說批評形式，促進著通俗小說的繁榮發展。

通俗小說本體論是關於通俗小說本體的認識，與通俗小說觀念直接相關，但更傾向於對其體式的認知。明清學者的通俗小說本體論非常豐富，這裡只舉幾例，以概其餘。

例如，明即空觀主人（凌濛初）說：「宋、元時有小說家一種，多采閭巷新事為宮闈應承談資，語多俚近，意存勸諷。雖非博雅之派，要亦小道可觀。」[10]這是對宋、元話本文體的整體描述。

雉衡山人（楊爾曾）說：「一代肇興，必有一代之史，而有信史，有野史。好事者聚取而演之，以通俗諭人，名曰演義，蓋自羅貫中《水滸傳》、《三國傳》始也。」[11]這是對演義文體的清晰定義。

清煙水散人（徐震）《〈珍珠舶〉自序》說：「客有遠方來者，其舶中所載，凡珊瑚玳瑁夜光木難之珍，璀璨陸離，靡不畢備。故以寶之多者為上客。至於小說家搜羅閭巷異聞，一切可驚可愕可欣可怖之事，罔不曲描細敘，點綴成帙，俾觀者娛目，聞者快心，則與遠客販寶何異？……殊不知天下有正史，亦必有野史。正史者，紀千古政治之得失；野史者，述一時民風之盛衰。譬之如《詩》，正史為《雅》、《頌》，而野史則《國風》也。」[12]這是對通俗小說本體的文化定位。

《繆荃孫全集》

清人江東老蟫（繆荃孫）說：「『詩話』二字，初以為評話。而日本流傳平話，均作詩話。因悟各小說無不從『詩曰』起，詩在前，話在後，謂之詩話。誰謂不然？」[13]這是對「詩話」、「平話」文體的領悟。

俞樾則說：「《永樂大典》有『平話』一門，所收至伙，皆優人以前代軼事敷衍而口說之。見《四庫全書提要》雜史類附註。按《七修類稿》云：『小說起宋仁宗朝，國家閒暇，日欲進一奇怪之事以娛之，故小說得勝頭回之後，即雲「話說趙宋某年」云云，此即平話也。』《永樂大典》所收必多此等書。」[14]這是對「平話」文體的歷史溯源。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通俗小說功用論是關於通俗小說社會作用的認識，也是通俗小說觀念的重要內容，明清學者同樣有深刻的論述。

例如，明可一居士（馮夢龍）《〈醒世恆言〉敘》說：「六經國史而外，凡著述皆小說也。而尚理或病於艱深，修詞或傷於藻繪，則不足以觸俚耳而振恆心。此《醒世恆言》四十種所以繼《明言》、《通言》而刻也。明者，取其可以導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適俗也；恆則習之而不厭，傳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義一耳。」[15]

金閶葉敬池刊本《醒世恆言》

闡明通俗小說的功用是「觸俚耳而振恆心」，可以「導愚」，可以「適俗」，可以「傳久」。

吉衣主人（袁於令）《〈隋史遺文〉序》說：

史以遺名者何？所以補正史也。正史以紀事，紀事者何？傳信也。遺史以搜逸，搜逸者何？傳奇也。傳信者貴真：為子死孝，為臣死忠，摹聖賢心事，如道子寫生，面面逼肖。傳奇者貴幻：忽焉怒發，忽焉嘻笑，英雄本色，如陽羨書生，恍惚不可方物。

苟有正史而無逸史，則勛名事業，彪炳天壤者，固屬不磨；而奇情俠氣，逸韻英風，史不勝書者，卒多湮沒無聞。縱大忠義而與昭代忤者略已，掛一漏萬，罕睹其全。悲夫！[16]

逸史演義可以補充正史之不足，如果沒有逸史演義，我們對歷史的認知就是殘缺不全的，通俗小說有歷史認知作用，這是作者著重強調的。

陳繼儒更說：「往自前後漢、魏、吳、蜀、唐、宋咸有正史，其事文載之不啻詳矣，後世則有演義。演義，以通俗為義也者。故今流俗節目不掛司馬、班、陳一字，然皆能道赤帝，詫銅馬，悲伏龍，憑曹瞞者，則演義為之耳。演義固喻俗書哉，義意遠矣！」[17]

演義作為通俗讀物，確實影響了普通讀者的歷史認知，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上面所談主要是對話本小說和歷史演義的社會作用的認識。

其他類型通俗小說也都有它們的特殊作用，限於篇幅，這裡就不一一列舉了。需要特別提出的是，明清通俗小說家認為通俗小說的社會作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讀者，如東吳弄珠客說：「讀《金瓶梅》而生憐憫心者，菩薩也；生畏懼心者，君子也；生歡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禽獸也。」[18]

《金瓶梅詞話》第一回

這裡實際上提出了讀者可能重塑作品並定義作品價值的問題，可以促進對作者-作品-讀者三者關係的探討，其理論意義也是應該肯定的。

通俗小說創作論是對如何創作通俗小說的論說，明清通俗小說家們也有許多很好的意見。儘管通俗小說家在明清時期的社會地位不高，但確有一些作家將通俗小說創作作為一種事業來追求，如清初鍾離濬水（杜濬）說：「道人嘗語余曰：『吾於詩文非不究心，而得志愉快，終不敢以稗史為末技。』詩文之名誠美矣。顧今之為詩文者，豈詩文哉！是曾不若吹篪蹴鞠，而可以傲入神之藝乎！吾謂與其以詩文造業，何如以小說造福；與其以詩文貽笑，何如以小說名家。」[19]

這裡所說「道人」是指清初著名通俗文學家李漁，他創作通俗小說的確是自覺而用心的，因而能以小說名家。通俗小說應該寫什麼，也是明清小說家們常常討論的話題。

《中國歷代小說序跋集》

在他們看來，小說乃是為寫心而作，不然就不能動人。明臨海逸叟（姓名不詳）說：「人心一天地。春夏秋冬，天地之時也則首春，非春不足以宰發育收藏之妙；喜怒哀樂，人心之情則鼎喜，非喜無以胚悲憤歡暢之根。天地和調，則萬物昭蘇；人心悅愷，則四肢晬盎。風光艷麗，不獨千古同情，天地人心所不可死之性理也。夫小道可規，職此故耳。」[20]

而真正做到寫心，最好是融入自身的經歷和情感，這樣的小說會更有內涵，也更能動人。如馬從善談文康創作《兒女英雄傳》說：「先生少席家世餘蔭，門第之盛，無有倫比。晚年諸子不肖，家道中落，先時遺物，斥賣略盡。先生塊處一室，筆墨之外無長物，故著此書以自遣。其書雖托於稗官家言，而國家典故，先世舊聞，往往而在。且先生一生親歷乎盛衰升降之際，故於世運之變遷，人情之反覆，三致意焉。先生殆悔其已往之過，而抒其未遂之志歟？」[21]

至於將發憤著書觀念引入通俗小說創作，注重小說作品的社會教育和引導作用，也是明清小說家們經常談論的話題，不勝枚舉，此不具論。

而如何在小說中成功塑造人物形象，李卓吾、金聖嘆、毛宗崗、張竹坡、脂硯齋等都有論述，大家耳熟能詳，這裡也不贅，僅舉清西泠散人（姓名不詳）之說為例以概其餘。

他說：

嗚呼，小說豈易言哉？其為文也俚，一話也必如其人初脫諸口，摹繪以得其神；其為事也瑣，一境也必如吾身親歷其中，曲折以達其見。夫天下之人不同也，則天下之事不同也。以一人之筆寫一人之事易，以一人之筆寫眾人之事難；以一人之筆寫一人之事之不同者易，以一人之筆寫眾人之事之不同者難。況乎以事之不同者而從同寫之，以人之本可同者而不同寫之，則是書之為難能而可貴也。……

吾益知著書之難，非胸羅數百輩之人譜，身曆數十年之世故，則嬉笑怒罵，一事有一事之情形；貞淫正邪，一人有一人之體段，安能薈萃於一人之書一人之筆而唯妙唯肖邪！[22]

《中國古代小說序跋研究》，王平、王軍明、史欣著，齊魯書社2020年6月版。

這裡實際上涉及通俗小說源於生活而又高於生活以及如何塑造典型人物的話題，其內涵是深刻的。明清通俗小說家們還自覺追求小說創作要形成特有的風格，這也是創作論的重要內容，同樣值得重視。

如清華約漁《〈儒林外史〉題記》說：「世傳小說，無有過於《水滸傳》、《紅樓夢》者，余嘗比之畫家，《水滸》是倪、黃派，《紅樓》則仇十洲大青綠山水也。此書於畫家之外，別出機緒，其中描寫人情世態，真乃筆筆生動，字字活現，蓋似龍瞑山人白描手段也。」[23]這種將畫家的風格流派來比擬通俗小說風格流派，確實能夠給人以啟發。

通俗小說藝術論則是對通俗小說藝術特徵的理解與追求，不僅體現在明清通俗小說中，也體現在閱讀者對通俗小說藝術的理解上。

明刊本《五雜俎》

如對「真」、「假」、「虛」、「實」、「奇」、「幻」的理解，明清小說家便有過許多討論。明謝肇浙說：「小說野俚諸書，稗官所不載者，雖極幻妄無當，然亦有至理存焉。如《水滸傳》無論已，《西遊記》曼衍虛誕，而其縱橫變化，以猿為心之神，以豬為意之馳，其始之放縱，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歸於緊箍一咒，能使心猿馴伏，至死彌他，蓋亦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凡為小說及雜劇戲文，須是虛實相半，方為遊戲三昧之筆，亦要情景造極而止，不必問其有無也。」[24]

幔亭過客（袁於令）說：「文不幻不文，幻不極不幻。是知天下極幻之事，乃極真之事；極幻之理，乃極真之理。故言真不如言幻，言佛不如言魔。魔非他，即我也。我化為佛，未佛皆魔。魔與佛力齊而位逼，絲髮之微，關頭匪細。摧挫之極，心性不驚。此《西遊》之所以作也。」[25]

睡鄉居士（姓名不詳）《〈二刻拍案驚奇〉序》說：「演義一家，幻易而真難，固不可相衡而論矣。即如《西遊》一記，怪誕不經，讀者皆知其謬；然據其所載，師弟四人各一性情，各一動止，試摘取其一言一事，遂使暗中摹索，亦知其出自何人，則正以幻中有真，乃為傳神阿堵，而已有不如《水滸》之譏。豈非真不真之關，固奇不奇之大較也哉！」[26]

清李漁說：「嘗聞吳郡馮子猶賞稱宇內四大奇書，曰《三國》、《水滸》、《西遊》及《金瓶梅》四種。余亦喜其賞稱為近是。……至於《三國》一書，因陳壽一志，擴而為傳，仿佛左氏之傳麟經……而演此傳者，又與前後列國、七國、十六國、南北朝、東西魏、前後梁各傳之手筆大相逕庭。傳中模寫人物，神彩陸離，瞭若指掌，且行文如九曲黃河，一瀉直下，起結雖有不齊，而章法居然井秩，幾若《史記》之列本紀、世家、列傳，各成段落者不侔，是所謂奇才奇文也。」[27]

《李漁全集》

金豐更說：「從來創說者，不宜盡出於虛，而亦不必盡出於實。苟事事皆虛，則過於誕妄，而無以服考古之心；事事皆實，則失於平庸，而無以動一時之聽。」[28]

所有這些認識，都是對當時通俗小說創作經驗的總結，有利於小說藝術理論的發展。而明清時期通俗小說藝術論中最值得重視的是其對小說塑造典型人物的認識，這方面的論述極為豐富，前人做過許多討論，這裡只舉兩例以窺一斑。

明謝肇浙《金瓶梅跋》云：「書凡數百萬言，為卷二十，始末不過數年事耳。其中朝野之政務，官私之晉接，閨闥之媟語，市裡之猥談，與夫勢交利合之態，心輸背笑之局，桑中濮上之期，尊罍枕席之語，駔𩦱之機械意智，粉黛之自媚爭妍，狎客之從臾逢迎，奴佁之嵇唇淬語，窮極境象，駥意快心。譬之范工摶泥，妍媸老少，人鬼萬殊，不獨肖其貌，且並其神傳之。信稗官之上乘，爐錘之妙手也。」[29]

通俗小說描寫社會生活，最終還是要寫人，而寫人「不獨肖其貌，且並其神傳之」才是寫作妙手。

《金聖嘆全集》修訂版

金聖嘆說：「《水滸》所敘，敘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氣質，人有其形狀，人有其聲口。」[30]「別一部書，看過一遍即休；獨有《水滸傳》，只是看不厭，無非為他把一百八人性格都寫出來。」[31]

這樣就把通俗小說要塑造人物，而人物塑造得是否形象生動和獨具特色就是成功與否的標準，解說得清清楚楚。當然，通俗小說藝術理論是多方面的，這裡不可能詳述，僅此也能看出明清通俗小說藝術理論的成就是值得重視的。

至於以評點為形式的明清通俗小說批評，更是成就卓著，特色鮮明。著名的有李卓吾對《忠義水滸傳》的評點，金聖嘆對《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的評點，毛宗崗對《三國志通俗演義》的評點，張竹坡對《金瓶梅》的評點，以及脂硯齋對《石頭記》的評點等等，涉及小說主題、結構、人物、語言、描寫技巧、敘事方法等方方面面，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中國特色小說批評範式。

前人討論甚多，筆者也參與過討論，這裡就不重複了。

《晚清中國小說觀念移轉》

從以上的粗略描述中，可以得出結論，明清時期不僅是通俗小說創作的高峰，也是通俗小說理論發展的高峰，傳統通俗小說觀念也於這一時期臻於完善。到了近現代之交，這一理論才逐漸被現代小說理論所替代，通俗小說觀念也同時被現代小說觀念所替代。

注釋：

[1] 【明】笑花主人：《今古奇觀》卷首《〈今古奇觀〉序》，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頁。標點有所調整。

[2] 參見拙作《中國小說觀念在近代的演變》，《江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1期。

[3] 【明】天都外臣：《水滸傳敘》，丁錫根《中國歷代小說序跋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462頁。

[4] 【清】梁章鉅：《歸田瑣記》卷七《小說》，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32頁。

[5] 【清】翟灝：《通俗編》卷二，《叢書集成初編》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第24頁。

[6]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丙部卷二十七《九流緒論上》，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60頁。

[7]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丙部卷二十七《九流緒論上》，第261頁。

[8]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辛部卷四十一《莊岳委譚下》，第427頁。

[9] 【明】馮夢龍：《古今小說》卷首《敘》，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1頁。

[10] 【明】即空觀主人：《〈拍案驚奇〉自序》，丁錫根《中國歷代小說序跋集》，第1201頁。

[11] 【清】雉衡山人：《〈東西兩晉演義〉序》，丁錫根《中國歷代小說序跋集》，第939頁。

[12] 【清】煙水散人：《〈珍珠舶〉自序》，丁錫根《中國歷代小說序跋集》，第828-829頁。

[13] 【清】江東老蟫：《〈醉醒石〉跋》，丁錫根《中國歷代小說序跋集》，第799頁。標點有所調整。

[14] 【清】俞樾：《九九消夏錄》卷十二《平話》，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140—141頁。

[15] 【明】馮夢龍：《醒世恆言》卷首《〈醒世恆言〉敘》，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頁。

[16] 【清】吉衣主人：《〈隋史遺文〉序》，丁錫根《中國歷代小說序跋集》，第958頁。

[17] 【明】陳繼儒：《〈唐書演義〉序》，丁錫根《中國歷代小說序跋集》，第961頁。

[18] 【明】弄珠客：《金瓶梅序》，丁錫根《中國歷代小說序跋集》，第1079頁。

[19] 【清】鍾離濬水：《〈十二樓〉序》，丁錫根《中國歷代小說序跋集》，第825頁。

[20] 【清】臨海逸叟：《〈鼓掌絕塵〉〉敘》，丁錫根《中國歷代小說序跋集》，第803頁。

[21] 【清】馬慶善：《兒女英雄傳序》，丁錫根《中國歷代小說序跋集》，第1592頁。

[22] 【清】西泠散人：《〈熙朝快史〉序》，丁錫根《中國歷代小說序跋集》，第1665-1666頁。

[23] 【清】華約漁：《〈儒林外史〉題記》，丁錫根《中國歷代小說序跋集》，第1692頁。

[24] 【明】謝肇浙：《五雜俎》卷之十五《事部三》，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312-313頁。

[25] 【明】幔亭過客：《李卓吾評本西遊記提詞》，丁錫根《中國歷代小說序跋集》，第1358頁。

[26] 【明】睡鄉居士：《〈二刻拍案驚奇〉序》，丁錫根《中國歷代小說序跋集》，第788頁。

[27] 【清】李漁：《〈三國志演義〉序》，丁錫根《中國歷代小說序跋集》，第902-903頁。

[28] 【清】金豐：《〈說岳全傳〉序》，丁錫根《中國歷代小說序跋集》，第987頁。

[29] 【明】謝肇浙：《小草齋文集》卷二十四《〈金瓶梅〉跋》，丁錫根《中國歷代小說序跋集》，第1080-1081頁。

[30] 【明】金聖嘆：《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序三》，丁錫根《中國歷代小說序跋集》，第1484頁。

[31] 【明】金聖嘆：讀第五才子書法》，丁錫根《中國歷代小說序跋集》，第148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