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僧取經的故事,經過唐、宋、元三個朝代演化,從紀實轉為神異,尤其到元代《西遊記平話》,已經有了統一的故事線索,為吳承恩創作《西遊記》奠定了基礎。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明之神魔小說》中說:「似取經故事,自唐末以至宋元,乃漸漸演成神異,且能有條貫,小說家因亦得取為記傳也。」他認為,從唐代末年到宋元,取經故事漸漸從真實的歷史事實,演變成民眾喜聞樂見的神異故事,有了統一連貫的線索,小說家可以根據這些素材寫成一部完整的《西遊記》了。
《西遊記》是天才作家的全新創造
吳承恩寫作《西遊記》的主要依據應是《西遊記平話》。但《西遊記》不是《西遊記平話》的擴大、改寫,而像魯迅先生所說,「翻案挪移則用唐人傳奇」「諷刺揶揄則取當時世態」「鋪張描寫,幾乎改觀」,是天才作家的全新再創造。
魯迅先生的三段話說明了《西遊記》寫作上的三個特點:
一是「翻案挪移則用唐人傳奇」。《西遊記》把歷史人物玄奘的案翻過來,採用唐傳奇等前人作品的描寫。比如,唐僧取經離開長安和回到長安時的「摩頂松」,不知名的傳授《心經》的疥癩老僧變成風神飄逸的烏巢法師,而且小說里還反覆渲染《心經》對唐僧和孫悟空起到的作用。
二是「諷刺揶揄則取當時世態」。《西遊記》雖然是寫唐代的故事,但又具有鮮明的明代特點,晚明思想解放的濃厚色彩在小說里有所體現。《西遊記》中的一些官職名稱,有著明顯的明代特點,比如,錦衣衛是明太祖設立的,兵馬司、司禮監都不是唐代官職,也不是宋代和元代的官職。皇帝想長生不老,信用道士,道士從而做大官,都是明中葉以後的事情,到明武宗、明思宗時成為比較普遍的現象。
三是「鋪張描寫,幾乎改觀」。《西遊記》中的唐僧和歷史人物迥然不同,孫悟空也有了更完美、更積極、更多樣的性格,諸天神佛都不同程度地喪失了莊嚴的威儀。吳承恩在古老的宗教故事中,注入了反宗教精神,增加了對禁欲主義、佛教教義的調侃,而且帶有對封建社會政治批判的因素。
吳承恩「復善諧劇」,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且含有玩世不恭之意,使《西遊記》成為一部特別有趣、特別好玩的奇書。
魯迅先生所說的「翻案挪移則用唐人傳奇」「諷刺揶揄則取當時世態」「鋪張描寫,幾乎改觀」,基本上把從唐三藏取經的素材演變為《西遊記》的過程說清楚了。
魯迅先生提到《西遊記》將唐傳奇翻案,其實吳承恩翻的案不只唐傳奇,他是把所有取經故事包括雜劇全部打碎,然後按照自己的構思需要重新書寫。經典小說跟原來的詩話、平話、雜劇完全不同,構思嚴密,人物豐滿,藝術描寫細緻獨特,成為中國古代神魔小說不可逾越的藝術高峰。
但吳承恩作為《西遊記》的作者,卻經過兩個朝代、幾百年爭論,直到20世紀20年代胡適與魯迅書信往來,進行學術文化交流,然後魯迅寫成《中國小說史略》,才確定下來。
紀昀戳穿丘處機「作者」漏洞
這是怎麼回事?我們簡單回顧一下。
相當長時間內,《西遊記》的作者都被認為是元代初年的道士丘處機。
明代最早印刷出版的三種《西遊記》,最有代表性的是世德堂本,全稱《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遊記》,二十卷一百回,金陵唐氏世德堂刊本,題有「華陽洞天主人校」,有校者,沒作者。「華陽洞天主人」是誰?具體人名考證出好幾個,漸漸占據上風的,是元代全真教「北七真」之一、創立全真教龍門學派的丘處機,並且認定他就是一百回《西遊記》的作者。
據歷史記載,丘處機曾受到元太祖成吉思汗召請,率領十幾個門徒,歷時兩載,行萬里路,到達雪山。他給成吉思汗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議,成吉思汗尊他為「仙翁」。丘處機寫過《大丹直指》之類弘揚道教的書,他的門人李志常則寫了一部《長春真人西遊記》。因為明刊本《西遊記》沒有作者名字,《長春真人西遊記》就與一百回《西遊記》混為一談,其實兩者完全不是一回事。元代初年的丘處機,絕對不會寫出許多明代才有的官職、明代中後期才有的社會現象。
丘處機絕對不會是一百回《西遊記》的作者,這一點,在清代就被大學者紀昀用志怪小說給戳破了。《聊齋志異》雖然是中國古代最好的短篇小說集,但紀昀並沒有把這本書收進《四庫全書》,因為他不贊同蒲松齡的一些寫法。不過,如果看看紀昀自視甚高的《閱微草堂筆記》就會發現,紀大學士的寫法實際上和蒲秀才是基本相同的。《閱微草堂筆記》中有個故事寫道:吳雲岩在家裡扶乩,扶乩時會有人互相問答,裝神仙的人自稱《西遊記》作者丘處機,有客人問他:「如果《西遊記》真是你寫的,你是用來證明金丹之妙的嗎?」「丘處機」回答:「然。」客人又問:「先生,您的書寫在元代初年,可是書里有幾件事都是明代才有的,那是怎麼回事?」客人一一列舉哪幾件事是明代才有的,而元代初年的丘處機絕對不可能知道:唐僧經過祭賽國,這個國家有錦衣衛,而明代之前的中國從來沒有「錦衣衛」這個官職;唐僧到朱紫國,這個國家有司禮監,而明代之前的中國也從來沒有「司禮監」這個官職;唐僧到了滅法國,這個國家有東城兵馬司,也是明代才有的官職;還有,唐太宗手下有大學士、翰林院、中書科,這都是明代才設立的機構和官職。「你自稱寫了《西遊記》,可在你的書里明代機構和官職怎麼都有了呢?」客人問了這幾個問題後,乩忽然不動了,自稱《西遊記》作者的「丘處機」逃走了。
紀昀記錄的這個故事非常有趣、非常好玩,他寫完後,感慨道:「然則《西遊記》為明人依託無疑也。」紀昀認為,《西遊記》是明代人寫的,只不過假託元代初年丘處機的名義而已。
紀昀的這篇小說等於是一篇對《西遊記》作者充滿諧趣的考證文章,寫得真是漂亮!而且他確確實實地抓住了《西遊記》作者不可能是丘處機的要害。不過遺憾的是,紀昀沒有考證出寫作《西遊記》的明代人到底是誰。
魯迅先生一錘定音
就在乾隆年間(1736—1796),吳玉搢、阮葵生根據《淮安府志》記載,提出《西遊記》的作者是吳承恩。嘉慶年間(1796—1820)著名學者焦循在《劇說》里也肯定吳承恩是《西遊記》的作者。
1921年汪原放用新式標點刊印《西遊記》,胡適在寫作《〈西遊記〉序》時,說《西遊記》是一位明代無名小說家作的。
1922年魯迅在寫給胡適的信中指出:《西遊記》的作者是淮安人吳承恩。胡適在《中國章回小說考證》中說,我前年作《〈西遊記〉序》還不知道《西遊記》的作者是誰,只能說《西遊記》小說必作於明中葉之後,是「明朝中葉之後一位無名的小說家做的」,「現承周豫才先生把他搜得的許多材料抄給我,轉錄於下」。周豫才即周樹人,也就是魯迅先生。
對於胡適轉錄的材料,魯迅先生在1923年出版的《中國小說史略》中做了進一步的精鍊整理,得出最終結論:根據天啟年間(1621—1627)的《淮安府志》及吳玉搢、紀昀、阮葵生、丁晏等人的論見,吳承恩是《西遊記》的最後加工與寫定者。
《西遊記》的作者終於塵埃落定。後來還有一些不同意見與論戰,但大部分學者都認為《西遊記》的作者是吳承恩。那麼,《西遊記》的內容是不是都為吳承恩所寫?唐僧父親陳光蕊的故事又是不是出自吳承恩之手呢?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馬瑞芳品讀西遊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