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開封女中在扶風的歲月

2019-05-23     扶風同城

抗戰時期開封女中在扶風的歲月

文/鄧高峰

(原開封市第二十五中學副校長)

這是近代開封教育史上的一篇佳話,是一段值得永遠銘記與感念的歲月。距開封千里之遙的陝西省扶風縣馮家村,一個鄉風淳樸、鄉親厚道的農家村落,成為抗戰後期開封女中400多名師生的最後落腳點。他們在這裡得到了一位馮家愛國軍人和鄉賢、鄉親的安頓與照顧,順利結束了一個學期的辦學,直到抗戰勝利後返回開封。

陝西扶風:開封女中在這裡辦學

西行的高鐵風馳電掣,興奮中還有幾分忐忑,因為我們的這次扶風之行,去得還是晚了一些。

多年前,從《開封市教育志》和開封女中校友回憶錄中就已得知,抗戰時期,在1938年6月開封淪陷之前,開封女中撤離開封,流亡到豫西南的淅川縣辦學。淅川縣一座古老的城隍廟裡,響起了開封女中學子抗戰救亡的吶喊聲和琅琅的讀書聲。然而日軍的垂死掙扎讓這個偏遠的小縣也容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在即將迎來抗戰勝利的1945年春,因日寇發動對豫西南、鄂西北的瘋狂進攻,淅川淪陷在即,開封女中師生不得不再次逃亡。

這一次,他們逃向哪裡?去陝西。當時開封女中學生,家在淅川本地的,最先被家人接走了,附近縣城的學生也紛紛捲起行李回了家,剩下的學生家鄉都在淪陷區,有家難歸。困境中的女中師生們,唯一較為安全可行的路線是從淅川奔向西北,逃難陝西。這年3月,在馬子奇校長和老師們的帶領下,女中師生告別了淅川的父老鄉親,背上乾糧和草鞋,在敵機的轟鳴和隆隆的炮聲中,開始了他們的「春季旅行」。他們跨過豫、鄂、陝三省交界的淅川縣荊紫關,跋山涉水、風餐露宿,經商南縣、商縣(今商洛市商州區),越秦嶺、過藍田,千里跋涉到了西安。

當時的西安雖無戰事,但因大批難民湧入,城裡一片混亂。在這裡的十多天裡,流離失所的女中師生仍然無處安身,大家來時的美好希望全都化為了泡影。多年之後,女中學生林瑤珠曾回憶說,長安一片月,遊子生鄉愁。夜闌人靜,長椅難眠。女中學生舉目翹望,真是「共看明月應垂淚,一夜鄉心五處同」啊……

流亡在西安的河南學生很多,東奔西跑總不是個辦法。教育部門決定,將他們疏散到隴海鐵路沿線的各縣鄉鎮,開封女中被安排到了扶風縣。就這樣,女中師生們坐上了悶罐子火車,從西安繼續西行,經咸陽到了武功。在武功下車後,他們又坐上馬車,向西北方向走了20多里,來到了扶風縣的馮家村。

扶風縣地處關中平原西部,西安與寶雞之間,西周、西漢時期均為京畿之地,因西漢設右扶風(官職和行政區名)管轄,取「扶助京師,以行風化」之意而得名扶風。因地處周朝腹地,雖已過去幾千年,周禮還在鄉間流傳,所以這裡百姓崇德尚禮、民風淳樸。馮家村馮氏先祖重視文教,宗族裡名人輩出。開封女中的師生們之所以來到這裡,是因為他們有幸遇到了一個好人,得到了該村馮華堂的收留和關照。

馮華堂(1887年~1962年),字雲亭,出生於貧苦之家,畢業於陝西武備學堂,投軍後加入中國同盟會,參加過北伐戰爭。1928年濟南慘案發生後,馮華堂率部反擊,狠狠打擊了日軍的囂張氣焰。馮華堂的軍旅生涯30餘年,曾任國民革命軍師長、軍長。因非蔣介石嫡系,馮華堂被明升暗降削去軍權,得了一個國民政府軍事參議院中將參議的閒職。七七事變爆發後,無法帶兵抗日的他,從南京返回故鄉,拿出自己和同僚募捐的300塊銀元作為基金,發起興辦親民小學以造福桑梓,後更名為親民職業學校,為家鄉培育農業技術人才。1942年,時國立西北農學院院長周伯敏先生曾為之題寫「馮雲亭先生新建親民職校紀念碑」以資表彰。馮華堂先生的辦學業績在《扶風縣教育志》中有記載。

千里逃難的開封女中來到馮家村後,就在馮華堂創辦的親民職校里開始了在抗戰時期的最後一段辦學歷程。

在西安下了火車,馮華堂先生的曾孫馮紀隆接到了我們。寒暄之後,他就跟我們談起了馮華堂的故事和馮家村老人對我們的盼望之情,開封女中的故事在這裡代代相傳。來到馮家村,在他和村黨支部書記的帶領下,我們欣喜地發現,70多年過去了,當年女中辦學的親民職校校園還在,校董馮華堂辦公和居住的「明德樓」還在,學校大門口的幾間教室和傳達室還在。這裡的一草一木仿佛都在向我們講述那一段感人的歲月。

馮家村裡:鄉賢鄉親的熱心照顧

在馮家村,我們走訪了幾位90歲上下的老人。編撰馮氏族譜的馮兆琳老人,因為身體原因,躺在床上向我們講述馮華堂與開封女中的故事。馮華堂親自到縣城把師生全部接到親民職校。他為女中師生安排好房子,把親民職校師生集合在一起,組織歡迎會。他站在明德台上向大家作介紹。儀式上,他帶頭高唱《義勇軍進行曲》《大刀進行曲》等抗戰歌曲,開封女中師生感動得熱淚盈眶。糧食緊張,他又租下40多戶山民的耕地出租,收回租子以解決辦學經費和女中師生的吃飯問題。在《豆會馮家馮氏族譜》中,我們看到了馮華堂及其鄉親對開封女中關愛的記載。

在馮關平老人家裡的一幕讓我們十分感動。當聽說我們從開封來時,這位90歲的老人一開口就說女中的馬校長來了。當年的他就在親民職校上學,所以經常見到馬校長。他回憶說,馬校長個頭一米七左右、戴眼鏡,會做飯。他還對我們說,他家與女中學生感情很好,自己的母親就認了女中的一個學生做乾女兒。多年後,這個女生還來到他家看望母親。

馮正武老人是馮家村的老村長。他告訴我們說,馮家村居住著很多女中學生,這是馮華堂的安排和鄉親們的關照。馮華堂對女中學生的安全保衛做得很到位,親民職校和開封女中同在一個校園,但學生不能來往,因為職校的孩子都是男娃。因害怕土匪威脅,女中學生聯歡活動時都不讓外人進校。日本投降後,學校舉行慶祝活動,最後一場才讓村民進校觀看,演出結束後立即讓村民離開。

在馮煥民家中,他回憶起父親馮公略與開封女中的深情。他說,馮公略是一位1928年入黨的共產黨員,在扶風從事教育工作20多年,以淵博的知識和高尚的情操培養了許多有成就的革命人才。當時馮公略任親民職校教務主任,他的母親對女中學生很好,朱玉梅就認了他母親為乾媽。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朱玉梅到了天津一中學任教,每月給老人寄來10元錢以表感恩之心,直到1958年。朱玉梅的照片一直掛在老母親的房子裡。矗立在馮家村的「馮公略老師德教碑」上有這樣一段清晰的文字:「日寇轟炸河南,開封女中校舍被毀,師生四百餘人流亡來扶風豆會馮家親民職校。時先生任職校教務主任,見之泫然,親身兼課,之隙四處奔走,謀籌校舍,並接納數名學生在家中食宿期年,使異鄉罹難學生如坐春風,其德其義被人深遠矣。」此刻讀著碑文,潸然淚下的該是我們了!

離開馮家村,我們又來到相鄰的史家村。村頭一座「史積誠先生德教碑」讓我們肅然起敬。史先生是當地大儒,當年馮華堂慕先生之名,登門聘請他為親民職校校長。關於他對開封女中的關照,先生之孫史保正給我們拿出的《扶風縣文史資料》這樣記載:「開封女中避難來陝,無處安身,師生饑寒交迫。他徵得校董會的同意,請進職校,提供住宿。課堂與本校學生實行二部輪換教學,直到1945年9月日寇投降,全體師生揮淚返回開封。對於先生急人患難之風,深表感恩戴德。」

我們又來到居住在寶雞市虢鎮的馮佩琳老人家中。當時的他是親民職校初二學生。他說,當時的學習、生活條件非常艱苦,因為教室不夠用,兩校學生只能輪流使用教室上課,實在騰不開時,就在樹林裡上大課。晚上,勤奮的女中學生點起洋蠟、煤油燈自習。因為宿舍不夠用,職校附近的學生就回家住宿,騰出部分房舍給女中學生。當空中傳來日寇飛機的轟鳴聲時,兩校學生就趕緊疏散,隱藏到附近的樹林、麥田裡。馮佩琳老人還告訴我們,當時已經高中畢業還沒有離校的女中學生,有的就被聘為職校老師,他的化學老師劉華婷就是女中學生。他還說,馬校長治校有方,對學生嚴格要求,女中學生很有禮貌,到百姓家裡借個東西,用轆轤絞水洗衣服,鄉親們都熱情幫助。馮高明的祖母認的兩個乾女兒李玉梅、白紅喜,直到上世紀60年代老祖母去世前仍有往來。馮高明還寫有不少回憶女中往事的文章……

因為有了馮華堂的安頓和鄉親們的關照,流亡在扶風的開封女中按照原來的教學計劃繼續開課了。在馬校長和20多名教師的鼓勵下,同學們都很爭氣,學習情緒很高。沒有課本,老師們就親自編寫講義,學校派人到寶雞買回筆墨、紙張,發給學生抄寫;沒有課桌,孩子們就摞起磚頭,再放上一條木板作為課桌,有時就找來一小塊木板,放在腿上寫字。奔波途中耽誤的功課,逐步補了回來。

1945年7月,開封女中初中、高中畢業班的同學都按期結業了。馮家村裡響起了女中學子攜手高唱的《畢業歌》聲:「我們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會棟樑……」

抗戰勝利了!「漫捲詩書喜欲狂」,開封女中的師生個個熱淚盈眶,流亡多年後他們終於可以回家了。這年9月,他們揮淚告別了馮家村的父老鄉親,離開了扶風,經西安、潼關、洛陽、鄭州,一路風塵僕僕回到了開封,回到了位於學院門街的開封女中校園,開始了新的教學和讀書生活。

在與馮紀隆和村黨支部書記的交談中,我們提出在親民職校原址,也就是當年女中學子讀書的地方,立一座「抗戰時期開封女中辦學舊址」碑。建議得到了他們的熱情回應。刻碑勒石,感荷馮華堂先生和馮家村鄉親的助教義舉,我們理當如此,義不容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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