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琳欣：十分渾厚恰聰明——薛寶釵「博學」特質探微

電視劇《紅樓夢》中薛寶釵劇照

第三十七回起海棠社，限時限韻詠白海棠，寶釵的作品被推為第一，李紈評道「若論含蓄渾厚，終讓蘅稿」。詩中的「珍重芳姿晝掩門」、「淡極始知花更艷」[5]數句，洗盡鉛華，言為心聲，故己卯本夾批說「全是自寫身份」，「只以品行為先，才技為末」。

第三十八回，菊花詩分詠十二題，黛玉的身世氣質顯然在眾人中與菊花最為契合，寶釵的幾首難免次之。不過，她很快就在接下來持螯賞桂題詩時驚艷眾人，以小題寓大意，被贊為「食螃蟹絕唱」[6]。且看「眼前道路無經緯，皮裡春秋空黑黃」[7]一句，諷刺世人何等辛辣！到第七十回再起社填柳絮詞時，寶釵的一首《臨江仙》又不落俗套，一反頹喪的主流寫法，「韶華休笑本無根，好風頻借力，送我上青雲」[8]，個性盡顯，令眾人拍案叫絕。

寶釵在擅長詩詞創作之外，還具有很高的藝術欣賞和審美水準。即便對於戲曲這種當時被視為不登大雅之堂的藝術形式也頗有心得。

第二十二回中，寶釵在生日宴上點了《魯智深醉鬧五台山》這齣戲，寶玉卻覺得太熱鬧。寶釵便說他不知這齣戲的好處，「排場又好，詞藻更妙。」[9]庚辰本夾批贊曰：「寶釵可謂博學矣，不似黛玉只一《牡丹亭》便心身不自主矣。真有學問如此，寶釵是也。」

剪紙薛寶釵

由寶釵對這齣戲的細緻點評來看，她點此戲並非完全迎合賈母的老年人喜好，也兼顧了自己的個人品味。接下來她給寶玉念了戲中的一支《寄生草》，其中「沒緣法轉眼分離乍」，「赤條條來去無牽掛」[10]數語，便又引出之後寶玉悟禪等事。

此外，第三十七回寶釵和湘雲夜擬菊花題時，還曾較為系統地流露過她對於詩歌創作理論的理解，將創作上升到理論的層次：「詩題也不要過於新巧了。你看古人詩中那些刁鑽古怪的題目和那極險的韻了，若題過於新巧，韻過於險，再不得有好詩，終是小家氣。詩固然怕說熟話，更不可過於求生，只要頭一件立意清新，自然措詞就不俗了。」[11]

第六十四回評點黛玉的《五美吟》時，則提出作詩要「善翻古人之意」，「各出己見，不襲前人」[12]。而這一點，在她後文創作的柳絮詞中已得到了鮮明的體現。理論和實踐的結合，是她高於其他姐妹之處。

其實，寶釵不僅在文字藝術上有造詣，還對繪畫有著精深的了解。寶釵本是「不幹己事不張口」[13]的人，卻罕見地在第四十二回中為繪畫接連進行了大段的議論。

這段文字可謂是寶釵的個人高光時刻，想來是因為其他姐妹於此都遠不及她專業，除了調笑兩句之外插不上口所致。由於惜春奉賈母之命畫大觀園圖，寶釵便給予了許多指導，真真是條分縷析，足可見是一位頗有實踐經驗的畫家。她首先從布局和結構開始，要求畫者胸有成竹。

第一，對園內事物要有所選擇，增刪藏露，分主分賓，打好草稿。

第二，要對不同的區域劃定界限，免於凌亂無序。

第三，插入人物，要疏密有致，尤其需注重人物細節。

郵票《惜春作畫》

接下來就要擇定繪畫工具。她先是譏諷寶玉不懂紙張的選擇，因為不能用雪浪紙而應該用重絹，又提出問匠人把大觀園修建時的圖樣要來。

寶釵說到畫器後，讀者才發現，原來一直以為善畫的惜春有的只是少量尋常紙筆，寶釵才是真正專業的畫家——她說：「這些東西我卻還有，只是你也用不著，給你也白放著。如今我且替你收著，等你用著這個時候我送你些，也只可留著畫扇子，若畫這大幅的也就可惜了的。今兒替你開個單子，照著單子和老太太要去。你們也未必知道的全，我說著，寶兄弟寫。」[14]

接下來足足羅列了四十四樣畫具，連同使用上的細節也全都考慮在內，令人驚嘆之餘不得不佩服寶釵的內行和專業。

（二）宗教與哲學：諸子百家 博觀約取

文學藝術之外，寶釵在哲學思想上也有著廣泛的涉獵，甚至達到了宗教的高度。

在第五十六回中，她協助探春進行大觀園內的改革，二人談到朱熹的《不自棄文》。探春以為「那不過是勉人自勵，虛比浮詞」[15]，並非真實。

戴敦邦繪寶釵

寶釵忍不住反駁道：「朱子都有虛比浮詞？那句句都是有的。你才辦了兩天時事，就利慾薰心，把朱子都看虛浮了。你再出去見了那些利弊大事，越發把孔子也看虛了！」[16]可見寶釵對於程朱理學等儒家思想，不僅熟稔，而且高度認同。

又道「學問中便是正事。此刻於小事上用學問一提，那小事越發作高一層了。不拿學問提著，便都流入市俗去了。」[17]這同樣反映出，相對於黛玉的感性，寶釵是一個相對理性的人，喜歡用學問「提著」日常小事，以系統化的理論指導生活，正如運用儒家思想管理家務一樣。

第二十二回中寶玉參禪，寫一偈子並續《寄生草》，以為自己覺悟，不想一下被釵黛二人問倒，不能答其機鋒。黛玉深化續寫了他的偈子，寶釵更是直接比出《語錄》中南宗五祖六祖的問答故事來，妥當至極，而「此皆素不見他們能者」[18]。

可見寶釵對佛教禪宗思想也有了解且有自己的感悟。難怪庚辰本夾批云：「總寫寶卿博學宏覽，勝諸才人；顰兒卻聰慧靈智，非學力所致——皆絕世絕倫之人也。寶玉寧不愧殺！」

不止於此，第五十回眾人於蘆雪庵聯句時，寶釵的一句「鰲愁坤軸陷」[19]雖不起眼，卻運用了《淮南子·覽冥訓》中的典故；第七十三回中眾人想替懦弱的迎春討公道時，迎春卻只顧和寶釵閱《太上感應篇》，被黛玉笑為「虎狼屯於階陛，尚談因果」[20]。這部道家著作的出現也很值得玩味。

總之，寶釵對於儒釋道三家的思想均有涉獵，但由於她認為「道書禪機最能移性」[21]，故於主觀上最為崇尚儒家理學。

鄒寶林制粉彩寶釵戲蝶瓷板

（三）醫學與商學：知命知身 識理識性[22]

除了精神層面的學問豐富，寶釵在生活中也是百科全書般的通人，書中尤其突出了她在醫學和商業兩方面的學識。

早在第八回,她的醫學常識就開始顯露。在寶玉想要喝冷酒時，她及時制止道：「寶兄弟，虧你每日家雜學旁收的，難道就不知道酒性最熱，若熱吃下去，發散的就快，若冷吃下去，便凝結在內，以五臟去暖他，豈不受害？從此還不快不要吃那冷的呢。」[23]這一番頗合中醫原理的話讓寶玉不得不心悅誠服。

第二十八回，王夫人想不起一種藥的名字，寶玉連猜幾個都不中，寶釵卻立刻知道是「天王補心丹」[24]。

第四十五回，寶釵去探黛玉的病，還對她的藥方進行了適當的修改和指點，不僅熟悉中醫藥材名稱，還頗通藥理：「昨兒我看你那藥方上，人參肉桂覺得太多了。雖說益氣補神，也不宜太熱。依我說，先以平肝健胃為要，肝火一平，不能克土，胃氣無病，飲食就可以養人了。每日早起拿上等燕窩一兩，冰糖五錢，用銀銚子熬出粥來，若吃慣了，比藥還強，最是滋陰補氣的。」[25]

電視劇《紅樓夢》中林黛玉、薛寶釵劇照

第五十七回，黛玉和湘雲因不認識當票，被眾人笑「呆子」、「真真是侯門千金」[26]，這件連寶玉也未必認識的物品，卻是寶釵再熟悉不過的東西。顯然，她的生活經驗比尋常公侯小姐要豐富得多。

第七十七回，王夫人為給鳳姐配藥，因家裡的人參都已朽爛，準備到外頭去買。寶釵因在坐乃笑道：「姨娘且住。如今外頭賣的人參都沒好的。雖有一枝全的，他們也必截做兩三段，鑲嵌上蘆泡須枝，摻勻了好賣，看不得粗細。我們鋪子裡常和參行交易，如今我去和媽說了，叫哥哥去托個夥計過去和參行商議說明，叫他把未作的原枝好參兌二兩來。」[27]這真是了解藥材市場行情的商人才能說出的話。

論文學藝術才華，大約只有黛玉能在詩詞創作上和寶釵比肩，且二人只是風格不同；論思想和生活經驗，她擁有比儕輩更開闊的眼界；論德行，她行為豁達，隨分從時，穩重和平，最得人心。和其他姐妹相比，寶釵被塑造成一個近乎完美，無可挑剔的女孩。

二、一個多面手的養成——寶釵何以博學？

如此完美的人設，難免招來對其存在的真實性的質疑。 這樣的姑娘是如何一步步成長為一個博學通才的呢？ 且看作者在書中如何交代。 雖然曹雪芹對此十分吝嗇，著墨不多，但終究有幾分蛛絲馬跡可循。

在第四回薛寶釵進賈府前，曹雪芹先寫了薛家的背景——薛家本是「書香繼世之家」[28]，「且家中有百萬之富」[29]。「當日有他父親在日，酷愛此女，令其讀書識字，較之乃兄竟高過十倍。自父親死後，見哥哥不能體貼母懷，他便不以書字為事，只留心針黹家計等事，好為母親分憂解勞。近因今上崇詩尚禮，征采才能，降不世出之隆恩，除聘選妃嬪外，凡世宦名家之女，皆親名達部，以備選擇為公主、郡主入學陪侍，充為才人、贊善之職。」[30]

電視劇《紅樓夢》中薛家劇照

這一小段文字說明了幾個問題。

第一，薛寶釵從小具備學習的良好主客觀條件。客觀上，她家境殷實，有優越的物質條件支撐；既然家庭有書香繼世的傳統，必有豐富的家庭文化資源；更有一對開明的父母允許她和男子受一樣的教育，這樣的家庭為孩子提供的教育質量必然也是上乘的。主觀上，她冰雪聰明，同樣讀書識字，卻能勝哥哥十倍。這一切都為她的學習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第二，這段話暗暗交代了皇商家庭對薛寶釵的培養方向。當時的統治者治下的時代氛圍是「崇詩尚禮，征采才能」，而寶釵很可能是從小被作為未來可能進宮備選的世家之女培養的。同時，薛家作為江南貴族世家，培養一位飽讀詩書的女兒，也是世族積累文化交往資本，進行地方文化控制的重要途徑。

此外，明清時期對於受教育女性出現的一種新的歷史趨勢不容忽視——公眾領域開始部分承認和贊同女性的才華。對出身詩禮世家的博學女子，社會有兩種相悖的期待，一種是班昭式道德完美無缺的學者，二是謝道韞式優雅早慧的神童才女。[31]「停機德」與「詠絮才」[32]這兩種理想形象的結合就是人們想像中的完美伴侶，下一代的完美母親。

郵票《寶釵撲蝶》

悖論在於，家庭主婦的角色和藝術才華並不相容，女子也並無科舉入仕的可能，世族人家為何需要讓女兒接受教育？人們不斷在為這個問題尋找解釋。[33]曹雪芹對此利用架空的朝代崇詩尚禮的背景，給出了薛寶釵可能要進宮備選這一解釋，從而讓她身上的博學特質合情合理。

然而，依然有論者對此表示懷疑，認為作者並沒有令人信服地為我們展示出這位十幾歲的寶姑娘成為「通人」的全過程。從作品為我們所展現的人物性格發展史的全部情節來看，薛寶釵不可能具有如此廣博的知識面。甚至還通過數學計算得出寶釵受教育的時間充其量不過四年，因此這些知識都是作者外加上去的。[34]

想來得出這樣結論的人定是受到了曹雪芹創作手法的誤導。

首先，眾所周知《紅樓夢》中的敘述時間和人物年齡存在問題，若以精確的數學計算深究，大量情節從常理上根本無法成立。

必須意識到在幾位主人公進賈府前後，存在一個被作者隱去不表的時間蟲洞，讓他們在短時間內成長為更成熟的少男少女。只有認識到本書在時間上的「藝術假定性」，才能理解薛寶釵何以在看似不可能的年紀掌握了大量的知識。而「不以書字為事」，則是她在此基礎上面對現實做出的個人選擇。

其次，曹雪芹在對寶釵的人物描寫手法上和寶黛二人有所區別。作者不惜筆墨地為讀者展示寶黛二人在性格、心理、情感和價值觀上的發展過程，卻唯獨對寶釵吝惜筆墨。

電視劇《紅樓夢》中賈寶玉、薛寶釵劇照

自從寶釵進賈府起，她的性格就一直是穩定的——博學多才，大方懂事，閱歷豐富，洞悉人情。正因為寶釵理性克制，作者很少寫她流露感情，缺失年齡增長帶來的流動感，才會讓讀者時常覺得寶釵的博學和她的實際年齡不相符合。

隨之而來的另一個疑惑是，受教育的世家之女書中比比皆是，為何不是每個都像寶釵這般博學？

且看作者如何寫同樣才華橫溢的黛玉的家庭背景：「原來這林如海之祖，曾襲過列侯，今到如海，業經五世。起初時，只封襲三世，因當今隆恩盛德，遠邁前代，額外加恩，至如海之父，又襲了一代；至如海，便從科第出身。雖系鐘鼎之家，卻亦是書香之族。」[35]「夫妻無子，故愛女如珍，且又見他聰明清秀，便也欲使他讀書識得幾個字，不過假充養子之意，聊解膝下荒涼之嘆。」[36]

黛玉這般才學在作者筆下也只是輕輕帶過，不過是「讀書識得幾個字」罷了。如此看來，對寶釵讀書識字「高出十倍」的評價已算是著力了。怪道甲戌本眉批曰「如此敘法，方是至情至理之妙文。最可笑者，近小說中滿紙班昭蔡琰、文君道韞。」

吳少雲繪《黛玉撫琴》

由此可見，黛玉和寶釵從小和教育主客觀環境頗為相似，區別就在於黛玉來自傳統鐘鼎書香門第，寶釵則生於皇商之家。家庭環境的不同是導致二人知識結構差異的重要原因。第二十二回脂批贊寶釵於戲曲上博學時，曾對比道「黛玉只一《牡丹亭》便心身不自主」。實際上「林黛玉素習不大喜看戲文」[37]，而到第二十三回時庚辰本側批才說了句公道話：「非不及釵，系不曾於雜學上用意也。」

由此又產生了進一步的問題，出身商人之家的寶釵為何有機會接觸到那麼多「雜學」？從當時的時代背景來看，商人是四民中士以下教育水平最高的社會階層。不但明清以來「棄儒就賈」的普遍趨勢造成大批士人沉滯在商人階層，更重要的是商業本身就要求一定程度的知識水平。商業經營的規模愈大，知識水平的要求也愈高。

薛家既是皇商這個等級的採辦商人，需接觸的領域自然廣泛，對知識的需求就更大了。此外，明清時代出現了大批為商人的實際需要而編寫的「商業書」，類似於日用百科全書，為一般的商人提供必要的知識。「從天文、地理、朝代、職官、全國通商所經的里程道路、風俗、語言、物產、公文書信、契約、商業算術以至商業倫理等無所不包。」[38]

這類書的大量出版和一再刊刻，反映了商人對廣大外在世界的了解慾望和需求。這份職業要求他們對世界具有可靠的認識。寶釵失怙，體貼母懷，哥哥不中用，自己又有能力，必然留心家計多多幫襯。

雖是閨中小姐，接觸到外面世界的機會也遠比黛玉湘雲等人要多。因此，後文寶釵對各類雜學知識的熟悉，包括她性格中的理性因素，一方面得益於自己的積累功底深厚，另一方面也來源於商人家庭背景賦予她的生活經歷。

電視劇《紅樓夢》中薛寶釵劇照

三、寶釵為什麼必須博學？

寶釵博學這個特徵，既是歷史的真實，也是藝術的真實。舒蕪曾在《說夢錄》中寫道：「從藝術上來說，作者寫寶釵這些學識，……服從於人物形象塑造的篇要，寶釵這些學識都是她那『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的形象的組成部分。」

這「同《鏡花緣》里大寫才女們的才學完全不一樣，那是作者自己在炫學，而與人物形象的塑造毫無關係。」[39]這就聚焦到作者如此持續地勾畫「博學」這個特質的兩個可能目的。

首先，毫無疑問地，博學特質必然有助於人物形象的塑造，否則曹雪芹沒有必要在全書這麼多地方寫她的學識。

庚辰本第二十二回夾批有段話很值得玩味：「黛玉一生是聰明所誤，寶玉是多事所誤。……阿鳳是機心所誤，寶釵是博識所誤，湘雲是自愛所誤，襲人是好勝所誤，皆不能跳出莊叟言外，悲亦甚矣。」博識向來是為人艷羨的品質，脂批何出寶卿為博識所誤之言？

電視劇《紅樓夢》中林黛玉、薛寶釵劇照

如上文所言，隨著明清時期社會潮流的變化，女性似乎開始得以在家庭內外的界限間穿梭，其在家庭生活內部的功能也在發生變化。市場上出現甚至追捧專門刊載女性作品的叢書，江南地區的方誌里也開始為因文學才華而著名的女性單獨留出一席之地，她們被歸於「才女」而不再只是「賢媛」下的一類。[40]

社會不再以婦德的單一標準評判女性的些微鬆動十分明顯，但一個深刻的矛盾也隨之而來，正如在書中對女性才華存在兩種聲音一樣，如何平衡女性教育中德與才的比例一直是最具爭議的社會問題之一。

章學誠和袁枚可以說代表了典型的兩種態度，前者認為「內言不出於梱」[41]，女子不宜以詩人身份對外發言，後者則高唱讚歌，認為寫作是女性錦心繡口的體現。[42]若從男性視角看，女性教育固然有助於下一代的教養，但似乎也增加了女性不守規矩的潛在風險。

要解決德與才的表面矛盾，需要對母職的舊標準進行改寫，讓才與德、妻子、詩人和母親變成能夠和諧共存於女性身上的屬性。可以說這個時期對傳統儒家四德的顛覆和再闡釋[43]正在發生——婦容的邊界被拓展和延伸了。

然而讀者不難注意到，薛寶釵雖在各領域博學，但對待不同的學問卻已有先入為主的強烈的個人價值判斷。

第四十二回里寶釵借《西廂記》敲打黛玉，諄諄教誨，正是在這一回中釵黛解開了心結。寶釵坦承自己小時候也不懂事，偷偷背著大人看過「《西廂》《琵琶》以及『元人百種』」等書，後來大人知道了才丟開。在她眼中，「咱們女孩兒家不認得字的倒好。男人們讀書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讀書的好，何況你我。就連作詩寫字等事，原不是你我分內之事，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內之事。……你我只該做些針黹紡織的事才是，偏又認得了字，既認得了字，不過揀那正經的看也罷了，最怕見了些雜書，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44]

李劍晨繪薛寶釵畫菊

一席話說得黛玉心下暗服。但這也證明，寶釵在更久遠的少女時代，也曾經被藝術深深吸引過。

第四十九回，面對香菱學詩的熱情，她卻說：「一個女孩兒家，只管拿著詩作正經事講起來，叫有學問的人聽了，反笑話說不守本分的。」[45]這也正是香菱不敢詢問寶釵卻去請教黛玉的真正原因。

寶釵對待雜學最明顯的態度流露還是在第六十四回：「自古道『女子無才便是德』，總以貞靜為主，女工還是第二件。其餘詩詞之類，不過是閨中遊戲，原可以會，可以不會。咱們這樣人家的姑娘，倒不要這些才華的名譽。」[46]

可見在寶釵的眼裡屬於正事的「學問」只有程朱理學為代表的的儒家思想。詩詞是閨中遊戲，戲曲和禪宗等則更屬於容易移人性情的雜書了。

這種以儒家倫理為生活指導思想的態度和她的博學並不矛盾，但令人加倍惋惜。作為受過良好教育的女性，她應該深刻地感受到了自己身上德與才兩方面的衝突和撕裂。受到儒釋道等多種學說思想影響的她，思維本應是最為活躍和開放的，但最終卻還是選擇了俗世中最主流的那一條路，帶著自覺拱衛儒家道德規範的激情，放棄自己在藝術等各方面的才情，主動去欲存理，克制自我。

電視劇《紅樓夢》中薛姨媽、薛寶釵、林黛玉劇照

通過將自己轉化為大眾所能理解的一個人，她讓自己身上的矛盾達到了和諧，這究竟是因為她過早地接觸和看清了這個世界的現實、複雜和幽晦，還是她在商人性格反覆衡量下作出的選擇？有人認為她來到賈府就是為了那寶二奶奶的位置，以為她竊權弄術，善於逢迎。但若細細品讀，就很難不為她「珍重芳姿晝掩門」[47]的選擇感到悲哀。

在最美好的年華里，她主動將青春的心封閉起來，從不正視自己的真情，也失去了為自己創作的理由。即使她現在再聽到《牡丹亭》，也不會像初次聽到的黛玉那樣心動神搖，以一顆青春純粹的心赤誠地面對藝術，如醉如痴了。

身處當代的讀者或許會反感她所受荼毒之深，質疑她為何沿襲男性慣用的話語。但若不以今苛古，就會意識到在當時的社會體系下，其實她們並沒有選擇。

再者，就創作目的而言，作者曹雪芹在思想內涵上最接近阮籍與莊子，其思想有反傳統、反禮法的傾向，尤其傾慕竹林七賢那樣任情不羈的風流。他在理論上持老莊自然與周孔名教相對抗，在實踐中則表現為任情而廢禮。[48]正因如此，他很可能有意將寶釵塑造成一個完美的悲劇人物，她越是近於清代才女典範，那麼讀者所感受到的悲哀也就越強烈。

第二，關於作者曹雪芹究竟有沒有借寶釵之口炫學，學界向來有爭論。顯然，《紅樓夢》與清代其他乏善可陳的才學小說不同，作者並非主要意在通過小說來炫示自己的博學，或傳播和普及知識。實際上這一類才學小說的藝術特質也往往會因此被部分消解。

李寶鳳剪紙《寶釵撲蝶》

曹公既如此重視每個人物的不同個性，必不會有意為炫耀學問而讓人物做出有悖性格的舉動。而在寶釵身上，他不僅可以運用自己的學識，也不必擔心與人物形象不符，所以難免會有個別情不自禁流露之處。

張宜泉《傷芹溪居士》題記云：「其人素性放達好飲，又善詩畫。」對於自己擅長的詩畫領域，曹公有大量從實踐中抽象出的理論經驗都借寶釵之口傳達，同時這又合於她的身份。這些零碎的表達和李汝珍在《鏡花緣》中屢屢借眾才女之口來展示自己的音韻學知識，使小說成為「學術之匯流」，反而使情節枯澀，有著本質的區別。

四、結 語

寶釵的博學，是全方位多方面的。文學與藝術的深厚積累帶給她出眾的才華，對宗教與哲學的博觀約取讓她有與常人不同的眼界與思想，而醫學與商學上的知識則造就了她知命知身、識理識性的個性。總而言之，寶釵之博學，不僅合於歷史真實的情理，而且是人物塑造的要求，是藝術真實的需要。

注釋：

[1] 一粟編，《紅樓夢資料彙編（上冊）》，中華書局，1964年，第558頁。

[2] 《紅樓夢資料彙編（上冊）》，第497頁。

[3] （清）曹雪芹著，中國藝術研究所紅樓夢研究所校注，《紅樓夢》，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第253-254頁。後文所引《紅樓夢》內容皆出自此書，不再額外標註。

[4] 《紅樓夢》，第1090頁。

[5] 《紅樓夢》，第505頁。

[6] 《紅樓夢》，第535頁。

[7] 同上。

[8] 《紅樓夢》，第997頁。

[9] 《紅樓夢》，第303頁。

[10] 同上。

[11] 《紅樓夢》，第513-514頁。

[12] 《紅樓夢》，第916頁。

[13] 《紅樓夢》，第780頁。

[14] 《紅樓夢》，第586-589頁。

[15] 《紅樓夢》，第785頁。

[16] 同上。

[17] 同上。

[18] 《紅樓夢》，第310頁。

[19] 《紅樓夢》，第688頁。

[20] 《紅樓夢》，第1043頁。

[21] 《紅樓夢》，第308頁。

[22] 出自甲戌本第八回夾批。

[23] 《紅樓夢》，第127頁。

[24] 《紅樓夢》，第388頁。

[25] 《紅樓夢》，第624頁。

[26] 《紅樓夢》，第814頁。

[27] 《紅樓夢》，第1098頁。

[28] 《紅樓夢》，第64頁。

[29] 同上。

[30] 《紅樓夢》，第64-65頁。

[31] [美]曼素恩著，定宜莊、顏宜葳譯《綴珍錄：十八世紀及其前後的中國婦女》，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10頁。

[32] 《紅樓夢》，第76頁。

[33] 對大多數家庭而言，女性作為下一代的教養者，母教作為儒家倫理的信條是一種很大可能的解釋。也有人將女性的文學修養和德行聯繫起來，如《國朝閨秀正始集》的編纂者完顏惲珠，認為詩作是她們道德的體現，天才與美德在女性詩作中缺一不可，相得益彰。（《綴珍錄：十八世紀及其前後的中國婦女》，第125頁。）

[34] 張金煌《論薛寶釵的學識》，《唐都學刊》，第四期，1991年，第83-88頁。

[35] 《紅樓夢》，第23頁。

[36] 《紅樓夢》，第24頁。

[37] 《紅樓夢》，第327頁。

[38] [美]余英時著，《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68頁。

[39] 舒蕪著，《說夢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55頁。

[40] [美]高彥頤著，李志生譯《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32頁。

[41] 《十三經註疏》整理委員會整理，李學勤主編《十三經註疏·禮記正義》，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51頁。

[42] 《綴珍錄：十八世紀及其前後的中國婦女》，第125頁。

[43] 《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第170頁。

[44]《紅樓夢》，第583頁。

[45]《紅樓夢》，第675頁。

[46]《紅樓夢》，第913頁。

[47]《紅樓夢》，第493頁。

[48] [美]余英時著，《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年，第19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