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驚艷於中國藝術之美，畫家常書鴻從法國巴黎來到大漠戈壁，白手起家開始了敦煌研究院的創業史。敦煌莫高窟的壁畫吸引著五湖四海的遊客，也吸引著有志於來此研究壁畫的美術學者。已在敦煌堅持工作40餘年的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樊錦詩獲頒「文物保護傑出貢獻者」國家榮譽稱號，讓更多世人把目光投向敦煌。
敦煌研究院著名的九層樓
日前，北京青年報記者來到敦煌研究院，採訪在此工作的年輕人，揭秘他們的工作，探尋他們身上的敦煌傳承基因。
明慧：在敦煌邂逅藝術與愛情
明慧臨摹壁畫
現年35歲的蒙古族青年明慧出生於內蒙古科爾沁左翼後旗。就在他上小學時，參與製作了一本帶有敦煌壁畫的拼貼本，由此，也種下了學習敦煌壁畫藝術的種子。
從內蒙古大學藝術學院雕塑專業畢業後，明慧先後在日本東京大學攻讀文化創造（造型藝術）和文物保護（日本畫保存修復）兩個專業的碩士學位。超過八年的國外求學路，可以說在異國他鄉已經很適應了，那為何回國後又置身大漠，克服種種生活上的不便呢？原來，在日本大學就讀時，課程包含了莫高窟的歷史淵源、藝術成就等內容，敦煌壁畫的魅力深深吸引了他，讓他也看到了祖國的文物保護事業的未來發展前景。為此，2016年，他以雙料碩士身份被人才引進至敦煌研究院。
明慧剛到敦煌的時候，正好趕上了美術所老師在臨摹254窟的《捨身飼虎》部分壁畫。他去觀摩現場時，看到了窟里精美絕倫的菩薩塑像，在慈祥的眉宇間，用琉璃製作的眼睛顯得特別的傳神，仿佛像是真身凝視凡間。精湛的藝術遺珍感動得他潸然淚下。
明慧在家裡練習
此後，他常常在石窟里對著壁畫觀察、臨摹，一坐就是一個下午。對他來說，這種方式就是一種修行。整理和復原已經斑駁的壁畫是耗費精力和體力的，但更多是樂趣，是不斷地拓寬思維認知、發現其中奧秘。明慧說，繪畫本身就是肯定和否定的重複過程，敦煌給了他這樣的環境，讓他平靜地面對一切。他相信在藝術研究和創作的路上，這些都是向上的點點滴滴。
在敦煌，明慧還邂逅了愛情——一位1992年出生的大連女孩、中央美術學院壁畫系畢業的鄒雨芹。她也是在敦煌研究院美術研究所工作的一位畫家，他們曾在一起考察洞窟，在397號窟里臨摹壁畫《乘象入胎》和《夜半逾城》。兩人以敦煌研究院前輩工作者為題材創作的作品《心燈》入選全國壁畫大展，參與創作的壁畫作品《絲路文明》入選全國美展。
鄒雨芹：用岩彩畫繪製壁畫《錦繡絲路》
鄒雨芹做塑像彩繪
對於鄒雨芹來說，從水土濕潤的海濱城市大連來到四周是沙漠、氣候很乾燥的敦煌，一開始很不適應，但一片淒涼的黃沙之中的洞窟居然隱藏著五彩斑斕的世界，這種強烈的視覺反差深深地吸引了學藝術而比較感性的她。
她所在的部門主要負責壁畫臨摹和岩彩畫創作。來莫高窟第一年，她就參與到第285號石窟整理臨摹工作，當時她負責西壁南側禪窟繪製。很慶幸，因為禪窟是弧形的，沒有辦法列印圖片，所以可以到洞窟里對臨。這種手法感覺像是隔著時空，跟古人在對話，頗有意思。
收穫愛情的同時，鄒雨芹也收穫了驕人的成績：她參與繪製了敦煌文博會的其中一組壁畫《錦繡絲路》，這是她和團隊成員對整個亞歐絲綢之路進行學習考察後進行整理創作的，運用了在莫高窟學習的岩彩畫繪製技法。就在今年，鄒雨芹還參加了全國美展，入圍了壁畫展。
楊小菊：摸透風沙運動軌跡為壁畫防塵
楊小菊在做大氣顆粒物樣品稱量
明慧想游泳，但在這沙漠戈壁灘的城市裡找不到硬體設施較好的游泳館。同樣，楊小菊，這個1987年出生的甘肅臨洮女孩，從小在洮河邊長大，習慣了青山綠水，對於敦煌戈壁灘的乾燥氣候，她也適應了好長時間。
楊小菊畢業於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生態學專業。就讀碩士期間，她主要從事極端乾旱區植物抗逆性研究。2014年她畢業後，就職於敦煌研究院保護研究所生物研究室，主要從事文化遺產生態環境保護方面的工作，每天忙著為野外大生態環境與洞窟內微生態環境作調查研究、儀器布設。
每年春、夏季頻發的沙塵暴進入洞窟，附著在壁畫或彩塑表面，如同面紗遮住了佛國世界的盛世美顏。對此，楊小菊和她的同事們一起在莫高窟重點保護區設置了氣象站等觀測設備，通過模型構建來預測風沙後期運動軌跡，並做好防護措施，最終減輕沙塵對洞窟的傷害。
王嬌：一份考古報告200多G資料做支撐
王嬌（右）與樊錦詩院長（中間）合影
和眾多外來戶不同，31歲的王嬌是土生土長的敦煌人，2014年廣州中山大學考古學碩士畢業，2015年進入敦煌莫高窟從事考古工作。
剛參加工作，王嬌就接到了《敦煌研究選集考古報告》（第二卷）的收集整理撰寫任務，主要負責259號洞窟的考古信息資料收集。這是敦煌石窟最早期出現的法華內容，釋迦、多寶二佛並坐，其中有一尊禪定佛像比較出名，被稱為「東方蒙娜麗莎」。
「259窟的中心柱貼在牆壁上，且只有一半。我們管它叫半中心柱。樊錦詩院長稱這就是中心柱的雛形，是中心柱還沒有發育完整的階段。」
每天，王嬌都到259窟里採集考古數據報告，晚上回家整理材料。如果發現有些信息缺失，她便會在第二天去補充資料，儘量客觀細緻地記錄考古報告，全面地搜集資料。
最能體現水平的還是小結部分。樊院長指示她來撰寫這個小結，對於半中心柱到底是塑出來的還是鑿出來的這個細節，大家討論了好久。樊院長對待工作精益求精，一個細節也不放過。最終大家經過考證，得出結論——半中心柱是鑿出來的。
眼下，王嬌的這份考古報告已完成了2/3，小結基本寫完了，明年3月份就可以完成初稿。在這過程中，王嬌電腦上200多G的硬碟也被裝滿了電子文件資料。而她所收穫的不只是這些考古知識內容，還有樊院長對她耐心細緻的指導，從她身上感受到了老一輩文物保護工作者的那份一絲不苟的工作態度和責任擔當意識。
趙燕林：「最老」實習生糾正學界錯誤
趙燕林在敦煌
和王嬌一樣，趙燕林也是敦煌研究院的一位80後考古工作者。西北師範大學美術史研究生畢業的他，曾在蘭州理工大學技術工程學院做了幾年的學生輔導員和美術史教師，2015年通過甘肅省事業單位考試來到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
剛到敦煌，趙燕林在接待部實習——他笑稱自己可能是有史以來最老的實習者。在帶遊客參觀洞窟的過程中，他慢慢察覺自己的不足，2016年11月回到考古所後，一面繪圖一面從事研究。
2017年，在勘查洞窟的過程中，趙燕林發現初唐第220窟帝王像頭戴六旒冕冠，不是初唐複製，可能沿用了北周或隋的複製——此前學界都認為該帝王頭戴十二冕旒，和閻立本《歷代帝王圖》畫的帝王像相同。他的發現糾正了此前學者的失誤。
今年，趙燕林著手在做《敦煌石窟中內容總錄修訂版》，跟著研究院資深研究員王惠民老師逐個洞窟核對，學到了很多方法，也發現了很多問題，這項工作可能會改變他以後對很多歷史問題尤其是美術理論方面的認識。
趙燕林的家人和孩子都在蘭州，父母親年齡大身體弱，他得隔三差五地坐飛機或火車回蘭州探親。往返於蘭州與敦煌之間，對他來說是最大的困難。但他痛苦並快樂著，敦煌石窟里每有一個考古新發現，他便會欣喜很久，覺得這樣的人生才更有意義。
文/北京青年報記者 張恩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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