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耀基：中國現代化的障礙

嘗謂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斷乎不可合者，莫大於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勝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亂、一盛一衰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追無疆，既盛不可復衰，既治不可復亂為學術政治之極則。

從上面這些敘述中，我們不難了解中國現代化的工作是必然會遭到阻力的，因為現代化工作在基本上需要一種創新改革、「未來時間取向」的心態與行為，而這些正是中國民族崇古心理之反面。著名的心理學者麥克蘭德（D. C. McClelland）曾說現代化意含一種變遷，亦即與傳統的宗教、社會習俗、政治制度的分道揚鑣。他在對土耳其與伊朗兩國現代化的研究中指出，要快速的經濟發展與現代化，必須有一種「他人導向」的心態，此則適為「傳統導向」的心態之對。中國人難以走出傳統，那麼，中國的現代化是不能計日成功的。

二

知識分子不健全的心態

中國的現代化害於兩種心理。一種是民族的「優越意結」與「中國中心的困局」所造成的自衛反抗；另一種是「自卑意結」與「盲目的崇新主義」所造成的虛無感。前者表現出來的是對西方文化有意識與潛意識的抗斥；後者表現出來的是對中國文化有意識與潛意識的排拒。茲事體大，特為申述。

1. 中國知識分子的優越意結

中國之現代化，如前面所說，是被迫出來的，因此，一開始，中國知識分子心理上就不很正常，中國之現代化完全是為了避免亡國滅種之禍，而欲「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師夷之長技」是中國現代化的手段，「以制夷」才是中國現代化的目的。

中國知識分子在內心的深處有一種「不得不」的痛苦，他們最初接觸的西方文化只是洋槍與船艦，從而，他們很自然地把「洋槍與船艦」看作了西方文化。所以，對西方文化（指洋槍與船艦）始終是認為「必須學」但「不值得學」的。「必須學」是為了保種全族，「不值得學」是因為它的價值是低於中國文化的。中國人一直沒有認清楚，中國之「中」的世界觀以及「天朝」的文化觀完全是由於特殊的地理條件與歷史條件所形成的。前面我已指出，二千多年來，中國有「萬國衣冠拜冕琉」的盛況，享受了「天朝的榮光」，由於環繞於「天朝」的都是蠻、夷、戎、狄，他們都仰賴於中國文化的滋潤，從而，很自然地也極有理由地，中國知識分子產生了一種「優越意結」及中國中心的文化主義.並且不知不覺地凝結了一種如賴伐生（J. R. Levenson）所指出的「我的，所以必是真的」（Mine and True）的思想模態。但是，這種思想模態在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中就變成了障礙，因為，有了這種心理與觀念就不能正面地去理解西方文化，也就因此而不能吸收西方的文化。我們都知道懷抱「白種人的責任」的思想是阻止西方了解東方的絆腳石。而這就是一種白種人的「優越意結」與「西方中心的文化主義」的表現。可是，我們卻很少了解中國人的「優越意結」與「中國中心的文化主義」也同樣的會造成對中國現代化的障礙。

這種「優越意結」與「中國中心的文化主義」，當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接觸後，就變成了一種「中國中心的困局」：面對著洶湧而入的西方文化，總帶著半分輕蔑與半分欽佩，任何西方的新思想、新學說都不免遭到「欲迎還拒」的待遇。這是中國知識分子自覺與不自覺的一種「自衛機構」的反抗：明明是無價值的東西，雖然心裡不一定喜歡，但因為它是中國的，總要找出可能的理由加以擁抱；明明是有價值的東西，雖然心理上很喜歡，但因為它是外國的，總要找出可能的理由加以拒斥。我們特別應指出的是，不管是前者的擁抱與後者的拒斥，都不必是有意識的行為，也不必是絕對性的行為，同時更不必是任何個人的偏失，而是中國文化特殊條件下所塑造的心態。

我們今天常抨擊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觀念，但是，我們必須了解，張之洞當時能公開承認西學在「用」方面有其價值，實在是很了不得的了，至少他已經相當程度地擺脫了「中國中心的困局」，要知道當時的大臣陋儒還有「一聞修造鐵路電報，痛心疾首，群起阻難，至有以見洋機器為公憤者」（郭嵩燾語）。張之洞之可憾在於認知之不足，在於對「文化」之不得真解，但這在當時實是無可奈何之事。可是，自張之洞以後，一百年來，中國許多知識分子，非但在「認知」方面沒有突破張之洞的「中體西用」觀，而且在心態方面越發走上褊狹之路。也即是「中國中心的困局」越來越濃，其中有一些人看到或風聞西方文化本身暴露了弱點，即欣欣於色，以為這便是中國文化的希望，這種心理實是鴉片戰爭以還對西方「欲迎還拒」心理的反射，完全是一種情緒反應，而非理性的思考。還有一種人，至今仍是不知今世為何世，今日為何日，他們看問題不從世界結構來觀察中國，而從中國結構來觀察世界，因此，他們只在一「自設」的天地里過活，而不知不覺地回到「傳統的孤立」中去，形成了中國反現代化運動的主流。

2. 中國知識分子的自卑意結

由於中國對外的節節失敗，步步淪陷，幾乎使中國的政治思想、經濟組織、社會結構無一不發生徹底的形變。在中國文化全面的失落的形勢之下，孔廟已盡失昔日的光輝，中國人一面倒地匍匐在「西方之神」的腳下。從而，民族的「思想模態」如賴伐生所說，由「我的，所以必是真的」，變成了「西方的，所以必是真的」（West and True）。這是一個一百八十度的轉變，這是整個「價值取向」的徹底改變，所謂「外國月亮比中國圓」的觀念就是在這種價值取向轉變下產生的。社會學者薛爾斯（E. Shils）在研究一般「非西方」國家的知識分子時指出，那些知識分子都希望模仿西方的型模，對自己的文化都感到無趣，從而一般地都缺少「心智上的自信」和「心智上的自尊」, 這一現象在中國尤其明顯。半個多世紀以來，一些知識分子在西方的船炮的威脅下失魂落魄，而看到現實政治社會的腐敗黑暗，遂產生一種偏激與情緒的反應，以為中國的政治絕對專制，中國的社會絕對黑暗，中國的文化一無價值。這一心態最後終於演變而走向「反聖像主義」、反傳統主義、反民族化的道路。亦即開始對中國的歷史全盤地否認。只要是舊的、中國的，則不問是合理的，或不合理的，一概加以「反對」，一概加以「打倒」。反之，對西方文化則想全盤地加以擁抱。亦即只要是西方的，則不問是合理的或不合理的，一概加以接受，一概加以歌頌。1920年英國的大哲學家羅素到中國北京講學，他在中國待了一年的光景，1922年寫了一本《中國之問題》（The Problem of China）的書。在書中他曾批評中國文化的一些壞傳統（如孝的觀念的過分強調、缺少公眾精神等），但他也毫不保留地讚揚中國文化（如中國的和平性格等），他甚至說，倘若有人說中國沒有文化，那麼足以暴露他對文化為何物之無識，而他對於中國一些知識分子不加選擇地反對傳統頗不以為然。至於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方所持的奴態，他尤表遺憾。的確，這一百年來，有一部分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心態，已由傳統的「優越意結」轉變為「自卑意結」。在一種「自卑意結」的心態下所構成的全面反逆傳統的行為雖不必一定是反中國現代化工作的，但至少是無助於中國的現代化的。中國的現代化，基本上是中國傳統的新陳代謝，是中國傳統在合理的保守下的更新。中國的現代化工作決不能建立在虛無上，而必須建立在一個被批判過的傳統上，現代與傳統之間根本無一楚河漢界，傳統與現代實是一「連續體」，是不應、也不能完全剷除傳統的。德貝吾（J. C. DeBeus）說：「自然，反逆傳統並非全是壞事。有時，反逆舊日的事物，往往是生命健康的記號，而且，要產生藝術上新的派別或形式，反逆傳統是不能避免的事。可是，我們不能因此說，反逆傳統即是真理。現代有許多人以為，否認一切傳統，不承認任何事物，即等於創造新事物。這類想法是錯誤的，大家這樣想，就會走上虛無主義之路」。一向對傳統抱持批判態度的殷海光先生對這個問題也有極深刻的見解，他說：「近半個世紀以來，中國有許多『新青年』厭惡舊的。有條件的厭舊是可以的，無條件的厭舊則不可，對於舊的事物保持一個合理的保守的態度，可以構成進步求新的動力」, 「批評舊的價值和道德倫范是可以的，但是，批評這些東西，並不必等於一概不要。一概不要則歸於無何有，完全無何有則生命飄蕩，而啟導性的批評可能導致價值世界的進新。」中國的現代化之所以沒有理想的成績，與中國知識分子基於「優越意結」的擁抱傳統及基於「自卑意結的」反逆傳統的不健全的心態是有重要關係的。

三

普遍認知的不足

中國現代化工作之所以遭到曲折挫傷，與中國領導階級、特別是知識分子的「認知的不足」是有根本的關係的，關於這一層，主要可分為三點說明。

1. 中西文化本質的認知之不足

鴉片戰爭以還，中國在西方文化的挑戰之下，中國社會不知不覺間發生了「解組」的趨勢，中國文化不知不覺間發生了「失落」的現象，於是乎自然而然地引起了本土文化的自我檢討，以及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之爭的活動。這乃是社會文化中一很自然的現象，這一情形在漢代佛學輸入中國時也曾發生過。只是，當時佛學對儒學的衝擊的深度較淺，幅度較狹，而基本上則由於佛學與儒學的「文化取向」在差異性上較之西方文化與中國文化的差異為小，所以，當時知識界的辯論並不曾產生太大的波瀾。可是，這一次西方文化對中國文化的衝擊，由於「文化取向」基本上的差別，而在深度與幅度上都是驚天動地的，幾乎無人可以自外於這一運動所激起的波瀾。因此，中國的知識分子都自覺或不自覺地跳進了中西文化大辯論的旋渦中。不論是基於一種保種或衛護本土文化的心意，還是基於一種探索中西文化本質的心智要求，紛紛提出個人的見解，而主要的則環繞在中西文化的特質之差異、中西文化的優劣以及中國文化發展的方向等題目上做文章。在這裡，中國的知識分子充分地發揮了做「文章」的長才，可是，在學術的認知方面卻顯得十分貧瘠。中國的知識分子最普遍而有影響力的看法是，中國文化的特質是精神的，西方文化的特質是物質的，這一種看法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衍續，而二者又最易拍合，相互為用。一百年來，這種「體、用」、「精神、物質」的二分法的思想模態無形中支配了絕大多數中國的知識分子。而在這一二分法的思想模態的基礎上，又很自然地發展出種種廉價的折中主義、一相情願的調和主義與無所不可的和事佬主義。我們須知，把中西文化看做是「體、用」、「精神、物質」的對立固然是對文化特質的無識，而隨心所欲地把中西文化的優點揉捏為一「理想的文化」則更是文字的遊戲與觀念的魔術，這一派思想中，有的只是「做文章」，可以不論，但有的卻是有心智之真誠的，他們真正希望並且認為下面的算學公式是真的：

中國文化之長處+西方文化之優點=理想的文化

這一種想法是可欲的，但卻是不合經驗的。在根本上，抱持這一觀點的人，在性質上是情緒的，因此所發的言論常真誠感人；在認同的對象上，可能自覺地是理想文化或世界文化，但不自覺地卻是「烏托邦文化」。他們的最大錯誤在把文化的繁複性與有機性否定了，通過個人的形而上的思考，不自覺地將一切理想的文化質素都納入到一個自設的「公式」中去。他們從不去思考，他們的「公式」是不是可以運作的，或是不是可以產生功能的。他們的努力，雖不必是反現代化的，但至少是非現代化的。

2. 社會發展的階段的認知之不足

中國知識分子這幾十年來對於中西文化的論辯，十之八九是離譜的，其基本的原因之一，是沒有認識中國百年來的社會的變遷的本質。中國這一百年來社會之形變，在基調上是從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二千年來，中國的傳統社會是建立在農業上的，中國的經濟在根本上是一「自足的系統」，而相緣於此一「自足系統」的則是一非經濟性的文化，不論儒、道、釋的哲理以及依之型構的社會（家庭）制度、倫理道德與風俗習慣，都是與農業性不能分開的。不能否認：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系統在一個農業性的社會結構里是夠繁複，夠具廣含性，並且確是相當優越的，它不只可以成功地適應於中國的社會裡，還可以同樣成功地適應於中國當時的「天下」結構里，因為當時的中國的「天下」結構也是以農業為基調的。從這裡，我們就不會驚訝何以許多傳統的中國的價值，能為中國的「藩邦」所心悅誠服地接受，而顯出了它「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優越性。這一套價值包括了對自然的美藝的欣賞，對神祇的祈福，對貧窮的安足，多子多孫、大家庭、敬老孝親、崇古、保守……從一個農業社會的觀點來看，我們實在看不出它有什麼不好的，至少是沒有什麼大弊病的，而根本上，這一套價值系統在傳統的農業社會裡是可以運作的，可以產生預定的功能的。可是，自從西方文化進入中國社會以後，整個的情勢發生變化了。在這裡，我必須再強調，改變中國社會的基本力量並不是西方的槍炮兵船，而是西方的工業技能。侵入中國的西方文化（近代的與現代的）在基調上是工業的。這個工業性的西方文化逼使中國的社會結構、文化價值解組與崩潰。

中國社會自從清朝末年即開始進入一社會形變的過程中，亦即中國已一步步地從傳統社會走出，而趨向於一個以工業為基底的現代社會。這種變遷的動機與原因，有經濟性的，也有非經濟性的，可能是為了救亡圖存，雪恥圖強；也可能是為了增加人類生活的價值與國家的尊嚴。不管如何，中國現在的經濟結構已經不再全是一「自足的系統」了，都市化開始了，市場化形成了，農村逐漸崩解了，借用羅斯托（W.W. Rostow）的術語，中國已由一「傳統社會」，通過經濟「起飛的前期」而進入「起飛」階段，並向「推向成熟」時期前進。中國目前雖不能算是一工業化社會。但中國絕不再是農業社會了，並且永遠也不可能再回到農業社會中去了。這是一個大關鍵，中西文化的一切論辯必須把握住這一關鍵，否則都將不免於隔靴搔癢之譏。

我們知道，西方文化的價值系統（本文中所指的是指工業革命以後的西方文化）原是契合於工業社會的性格的，那是一套相關的意識、態度、行為系統、倫理道德、風俗習慣：如對自然的征服、對貧窮的反抗、競爭、崇新、世俗化、核心家庭……我們沒有充足的理由可以說這一套價值系統一定較之中國傳統的價值系統為優為高（反之亦然），但是，有一點卻是可以確定的，在任何一個工業性的社會結構里，所需要的、所能運作的或產生功能的則必不是傳統社會那一套價值系統。因此，今天我們如再齗齗於爭論中西文化的優劣高下，實在是不相干的。遺憾的是，許多人到今天還在為中西社會價值之孰高孰低而辯論，他們忘了這不是「好不好」的問題，而是「能不能」的問題。中國的現代化工作，必須從認知中國社會變遷的階段開始。

3. 「現代」與「現代化」的認知之不足

中國的現代化運動，在本質上是一理性運動，而理性的第一步即是對「現代」與「現代化」之理解。不幸的是，一直到今天為止，絕大多數的人（包括討論中國現代化問題者）還不知「現代」與「現代化」為何物。因此，這一理性運動在起步上就有了困難，我們實在很難想像一條遠航的船，如果目標朦朧，目的地沒有弄清，而能夠完成任務的。

「現代」與「現代化」有其特殊的意義與內涵。中國人人有意識地用「現代化」一詞是不太久前的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時候，知識分子所用的是「西化」而不是「現代化」。從「西化」一詞之揚棄到「現代化」一詞的採用，其間頗有深刻的文化意義。這主要的可以二點加以說明。第一，由於「西化」一詞本身含義之分歧與所指之不足，乃不得不加以揚棄，何以說呢？因為「西化」也者意指同化於西方文化之謂，可是，西方文化是一泛稱，到底是指所有的西方文化抑或是哪一支特殊的西方文化？同時，從時間的觀點看，也頗滋歧義，西方文化指古典的、中古的抑或近代以後的西方文化？再者，到底哪一些要素才算是西方文化的內涵？這些都是可以產生重大的爭論的，而另一更基本的問題是，西方文化本身仍在創新變易的過程中，也即在「現代化」的過程中；那麼，縱使「西化」這一詞不是沒有意義的，至少也是不足的。中國文化的未來決不是、也不應定於西方文化的某一形態，而應該、也必是一個以世界文化為鵠的無窮無息的創新。因此，我們所追求的是中國的現代化，而不是中國的西化。這一種自「西化」轉為「現代化」運動決不是字面的玩弄，而是具有嚴肅的實質意義的。現在少數清明的中國知識分子已有這樣的認識與努力，他們構成了中國現代化運動的主流。第二，還有一部分的知識分子，他們之揚棄「西化」而採用「現代化」，則並不像前一種人那樣的基於理性與認知的要求，而是基於一種情緒的心理反應。他們之反對「西化」，主要的有兩種原因：一種是歷史性的，另一種是種族性的。就歷史性的原因說，中國這一百年來，可說一直吃盡西方人的大虧，中國的「光榮的孤立」是被西方人用槍炮擊碎的，中國的「天朝的意象」是被西方人的兵艦打破的，中國這一個世紀誠如羅斯托所說是一「屈辱的世紀」。基於這一深久的歷史的背景，中國人從心底厭恨西方，而反對「西化」毋寧是一極自然的事。再就種族性的原因說，人類學者告訴我們，任何一個民族，都多多少少具有「種族中心主義」的色彩，這種色彩像日耳曼民族、大和民族、盎格魯撒克遜民族都非常濃厚，而中國民族也一樣不能全免，嚴格說來，「中國種族中心主義」的色彩還不及「中國文化中心主義」的色彩濃。許多新興的國家，近一二十年以來，基於種族中心主義所產生的「自衛機構」的反射，已開始公開反對、揚棄「西化」，而改採「現代化」，而中國近年來透過中國種族中心與文化中心主義所產生的自衛機構，下意識與潛意識地更是不能容忍「西化」，而如獲得救似地抓起了「現代化」這個招牌。當他們坐汽車、住洋樓的時候，再不為被譏於「西化」而不安，而可以理直氣壯地為「現代化」而自豪。我們似乎可以說：中國人基於歷史性的與種族性的原因而反對「西化」，贊成「現代化」，雖然是情緒的反應，但卻不是可詛咒的。其實這種情緒又豈是你我所能全免呢？問題是，這一類型的思想，卻自覺與不自覺地阻卻了中國現代化的前進，何以說呢？因為「現代化」是以工業化、都市化、世俗化、普遍參與等為內涵的，而這些卻又恰恰是近代與現代的西方文化的特質，「現代型模」固不等於「西方型模」，但二者是非常近似，而幾乎重合的（參前）。因此，反對「西化」，其實質意義，「幾乎」是反對「現代化」。我們一方面要想向「現代化」進軍，另一方面又反對「西化」，這就不啻要你所不要的，贊成你所反對的，其情形之尷尬是不難想像的，這就無怪乎中國像許多新興的國家一樣，因擁抱「現代化」所產生的「滿懷希望的革命」，而變為因反對「西化」所產生的「滿懷挫傷的革命」。這種因中國知識分子對「現代」與「現代化」認知之不足，所引起的反中國現代化的逆流，實在不是可恨，而是十分可悲的。

四

舊勢力的反抗

中國現代化運動，在基本上，是一批判傳統、改革現狀、創造新文化的運動。這樣的一種運動，幾乎註定就是要遭到舊勢力的反抗的。何以說呢？因為這樣的運動，撇開除了上述的民族崇古心理、知識分子不健全心態以及普遍認知之不足等原因不談外，它必然地會對舊的勢力構成一挑戰，更具體地說，它必然地會使某些權力、財富、聲威等階級價值的現有既得者遭到被否定、冷落、剝奪的命運。因此，他們基於本身利害的關係，一定會結合在某種虛偽的口號或權力人物之下，構成一或明或暗的反現代化的力量。康梁維新運動之所以流產，主要的便是由於舊黨的反撲。因為康梁的改革運動，如廢除八股，即會使成千成萬的儒生根本地遭到打擊，他們的「十年寒窗苦」將要白受，他們存在的價值將要大大打折扣，以此，他們乃自然地投奔到慈禧的腳下，而慈禧也必加以障護，因為慈禧與他們的利害關係是一致的。當享有流行的階級價值的晚清知識分子，獲得皇室權力的支援時，則現代化運動的推動者，所面臨的已不是一場思想的論戰，而是十足的實力的角力。那麼，失敗的命運（至少暫時的），幾乎是很難避免的。而最後終逼出孫中山先生的國民革命，得以掃蕩舊勢力，而使中國的現代化推進一大步。所以，中國現代化運動之所以未能順利展開，推究起來，也著著實實是由於一批社會上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既得權益者的把持與反抗。他們懼怕改革，因為他們怕失去所有；他們反對創新，因為他們擔心自己沒有在新時代生活的資本。有人口口聲聲維護傳統文化，實則不過是維護本身的權益。這種人你要他接受現代化的觀念，並非絕不可能，但你要他放棄現有的權益，則萬不可能。所以，有許多爭論中西文化問題的人，表面上是爭學術之是非，實際上是爭身家之利害，這樣的人物，他們自覺與不自覺地成為阻礙中國現代化腳步向前的絆腳石。這種人，說穿了是一種「匱乏心理」的作祟，在一個機會貧乏的社會裡，他們慣於把守既得權益。可是，他們沒有想到，在一個現代化的中國社會裡，最令人嚮往的便是機會有無窮擴充之希望與可能。

——金耀基.中國文明的現代轉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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