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良永：文畬堂本《新增批評繡像紅樓夢》考辨

文畬堂本《新增批評繡像紅樓夢》，扉頁題「嘉慶辛未重鐫/東觀閣梓，文畬堂藏板/新增批評繡像紅樓夢」，扉頁背面有「東觀主人識」相關內容。 首程偉元序，末署「小泉程偉先識」（「元」誤作「先」）； 次高鶚序，末署「鐵嶺高鶚敘並書時乾隆辛亥冬至後五日」； 次目錄； 次繡像二十四葉，前圖後贊[3]。 正文頁十行，行二十二字，有圈點和側批。

文畬堂曾被孫殿起著錄：「《羊城古鈔》八卷，首一卷，順德仇池石撰，嘉慶十一年文畬堂刊。」[4]文革紅先生則明確指出文畬堂是順德書坊。[5]順德今屬佛山，舊屬廣州，故林子雄先生又將文畬堂徑稱為「清嘉道年間廣州著名書坊」[6]。

日本早稻田大學所藏《羊城古鈔》則在扉頁題「嘉慶十一年鐫……聽松閣藏板」。聽松閣是溫汝能的書齋。溫汝能（1747-1811），字希禹，一字熙堂，晚號謙山，順德龍山人，乾隆五十三年舉人，後授內閣中書（後高鶚亦授內閣中書，故兩人曾同朝為官。另，溫汝能也是張問陶的好友），嘉慶四年冬告歸，卜居於蓮溪，藏書數萬卷[7]。

聽松閣藏板《羊城古鈔》

聽松閣刻書不少（參下表），故《羊城古鈔》應是溫汝能代其幕僚仇池石刊行的家刻本。究竟是坊刻本，還是家刻本？這，不外乎兩種可能：一是聽松閣原刻，文畬堂翻刻；二是溫汝能委託文畬堂刊行，且雙方各配扉頁。

筆者傾向於後者。文畬堂為降低刊刻成本，常將兩塊細長木條拼接，再截斷後製作書版，以物盡其用，在這樣的情況下，初印本就可能有斷板現象。這部《羊城古鈔》或亦如此，細察聽松閣本的斷版情況，應非「書板吸墨膨脹，墨干收縮，反覆刷印，遂至開裂」，而是因為將兩塊木板拼接製作書板，遂自帶裂縫。

至廣州大齎堂據此書板再刷，斷版處又有磨損，遂致「意」「意」「存」「畢」「乎」「居」諸字殘缺不全，這才是反覆刷印的結果。

左聽松閣本書影，右大齎堂本書影

古時書坊為擴充稿源，常與當地文人合作，如書業德和當地士人葉氏的合作即其中一例[8]。溫汝能編刻書籍的時間，也和文畬堂有所交錯，如下表所示：

書名

編撰者

出版者和出版時間

依樣葫蘆

徐昴發撰

嘉慶九年文畬堂刊

謙山詩鈔、謙山文鈔

溫汝能撰

嘉慶九年或十年聽松閣刊

陳岩野先生全集

陳邦彥撰

嘉慶十年聽松閣刊

孝經約解

溫汝能編

嘉慶十年聽松閣刊

孝經古文宋本

溫汝能編

嘉慶十年聽松閣刊

孝經古文

溫汝能編

嘉慶十年聽松閣刊

孝解刊誤本

溫汝能編

嘉慶十年聽松閣刊

孝經題辭

溫汝能編

嘉慶十年聽松閣刊

孝經古今文

溫汝能編

嘉慶十年聽松閣刊

孝經古今文考

溫汝能編

嘉慶十年聽松閣刊

龍山鄉志

溫汝能編

嘉慶十年，刊者不詳

陶詩匯評

溫汝能

嘉慶十一年，刊者不詳

東坡和陶合箋

溫汝能

嘉慶十一年聽松閣刊

羊城古鈔

仇池石撰，溫汝能序

嘉慶十一年文畬堂、聽松閣刊

情史

嘉慶十一年文畬堂刊

古文析義合編

林雲銘評註

嘉慶十一年文畬堂刊

方輿類纂

顧祖禹撰，溫汝能編

嘉慶十三年文畬堂刊

學庸說文

李凱編

嘉慶十五年文畬堂刊

丹方彙編

錢峻輯

嘉慶十五年文畬堂刊

粵東詩海

溫汝能輯

嘉慶十八年文畬堂刊

後紅樓夢

文畬堂刊，刊年俟考

繡象第八才子箋注

文畬堂刊，刊年俟考

粵東筆記

李調元輯

文畬堂刊，刊年俟考

從上表可知，嘉慶十一年是一個分水嶺——雖然此後溫汝能仍編撰了《方輿類纂》《粵東詩海》，卻再無聽松閣刻本,而是交由文畬堂刊行。合理的解釋是，溫汝能著述頗多，遂被文畬堂認定為優質而穩定的稿源，而溫汝能編書既多，也需藉助外力來緩解經濟壓力，於是雙方一拍即合，溫汝能開始委託文畬堂刊行。這樣的合刻本，交給溫汝能的書題「聽松閣藏板」，由文畬堂自銷的書題「文畬堂刊」，各得其所。

共用書板，各制扉頁，是小書坊的慣用手段。也有空出堂號，等合作書坊自行加蓋木戳的。文畬堂就是這樣一間常與其他書坊合刻且各制扉頁的小書坊。這個判斷，為我們判斷文畬堂本《新增批評繡像紅樓夢》和嘉慶十六年本《新增批評繡像紅樓夢》的同版刷印的版本關係，提供了依據。

《東觀閣梓行文畬堂藏板本新增批評繡像紅樓夢》，學苑出版社2019年2月影印出版。

二、同版刷印的文畬堂本和嘉慶十六年本

文畬堂本和嘉慶十六年本的版式和筆跡高度一致，這是一眼可見的，然覆刻本、影刻本也能做到版式和筆跡高度一致，因此，要證明兩本是同版刷印的，仍需從兩本相同的斷版現象著手。

事實上，這兩本相同的斷版現象是大量存在的。以十三葉總目為例，兩本皆在第5、6、7、8、9、10、11、12、13葉的同一位置斷版（這裡應該是以「兩塊細長木條拼接」，再截斷為9塊書板），斷版的比例不可謂不高。正文的斷版情況也不遑多讓，暫舉以下幾例略加說明。

例一，第22回第2葉，兩本皆在每行第9字和第10字之間斷版，且「辦」「遍」「黛」「內」四字皆被截斷。再，第1行的「才」簡寫為「 」 ，第3行的「做生日」誤刻為「故王日」，第12行的「婆婆」誤刻為「波婆」，第17行的「戲文」誤刻為「戲支」，第5行的「霉爛」、第11行的「算」、第15行的「定省」、第18行的「過夜」、第20行的「內院」也被誤刻，兩本並無二致。

第22回第2葉書影，上為嘉慶十六年本，下為文畬堂本

例二，第56回第1葉，兩本皆在每行第11字和第12字之間斷版，第4行的「丫」「壼」誤刻為「了」「 」，第10行的「剛 」誤刻為「剛終」，第14行的「自然」誤刻為「日然」，第16行的「拿著」「找我」誤刻為「拿者」「我人」，第18行的「找人」誤刻為「我人」，兩本亦無二致。

第56回第1葉書影，上為嘉慶十六年本，下為文畬堂本

例三，第62回首葉，兩本皆在每行第12字和第13字之間斷版，第4、19行的「鼓」誤刻為「鼓」，第10行的「空子」誤刻為「空於」，第11行的「擔」誤刻為「儋」，第14行的「菜」誤刻為「萊」，第15行的「全」多刻了一點，第19行的「垂頭」誤刻為「重頭」，第6行側批「即時撤委」第三字誤刻，兩本亦相當一致。

第62回第2葉書影，上為嘉慶十六年本，下為文畬堂本

例四，有必要說明的是，文畬堂本該葉書影模糊，或因掃描技術，或因刷印過程中紙張略有移動，不代表它是後刷本，查汪顯清先生所藏文畬堂本，該葉字跡清楚，遠勝筆者用來截圖的電子版。

綜上，文畬堂本和嘉慶十六年本確係同版刷印。至於同版刷印而各配扉頁，則有以下幾種可能：

一，書板轉讓，轉讓後抽換扉頁；

二，因文畬堂規模小，有鋪無坊，遂將刻印業務外包，承刊者有自己的銷售渠道，遂逐利加印，並抽換扉頁以刪去文畬堂標誌[9]；

三，文畬堂和某書坊合刻且各配扉頁[10]，某書坊因某種原因未題寫堂號；

四，另一家書坊借版刷印或代理經銷時抽換扉頁以刪去文畬堂標誌，如書業德和文蘭閣揀選嘉慶十九年本《繡像紅樓夢》發售時即撕去扉頁，以掩藏出版信息，可見經銷商有其考量，不希望顧客看到原出版商的信息。究竟是哪一種情況，俟集諸本比較其先後刷之差異後再作判斷。

三、文畬堂本的拼配

文畬堂本的正文雖源自文新堂評點本，其繡像則繞開文新堂系統本直接脫胎於程印本，故程印本、善因樓本和文畬堂本是曲角版框，自成一系；東觀閣白文本和文新堂評點本則是直角版框，另成一系。

繡像內容也頗有差異。如第13幅秦氏像，程印本、善因樓本和文畬堂本版心題「秦氏」，牆上有「海棠春睡圖」「嫩寒鎖夢因春冷」字樣（間有訛字）；東觀閣白文本和文新堂評點本版心題「秦可卿」，牆上無「海棠春睡圖」「嫩寒鎖夢因春冷」字樣。

第14幅薛寶釵像，善因樓本和文畬堂本有「絳芸軒」匾額，其中一隻仙鶴低頭；東觀閣白文本和文新堂評點本無「絳芸軒」匾額，兩隻仙鶴皆未低頭。

左為文新堂本書影，右為文畬堂本書影

第23幅女樂像，程印本、善因樓本和文畬堂本版心題「二十三」，右上角窗格無同心圓，右側人像的頭髮高於桌面，中間地板格數較多；東觀閣白文本和文新堂評點本版心題「廿三」，右上角窗格有同心圓，右側人像的頭髮低於桌面，中間地板格數較少。

要之，雖然諸本繡像皆源自程印本，但東觀閣白文本和文新堂評點本因改動較大而自成一系，善因樓本和文畬堂本因改動較小而另成一系。

不僅如此，文畬堂本的扉頁亦繞開文新堂系統本脫胎於東觀閣白文本。文畬堂本扉頁背面題：

《紅樓夢》一書，向來只有抄本，僅八十卷。近因程氏搜輯刊印，始成全璧。但原刻系用活字擺成，勘對較難；書中顛倒錯落，幾不成文。且所印不多，則所行不廣。爰細加厘定，訂訛正舛，壽諸梨棗，庶幾公諸海內，且無魯魚亥豕之誤，亦閱者之快事也。東觀主人識。

該題識和東觀閣白文本全同。文新堂本《蕭閒山房評點繡像紅樓夢》的扉頁題「己未仲春新鐫/蕭閒山房評點/繡像紅樓夢/文新堂梓行」,扉頁背面則題：

文新堂刊本《紅樓夢》

《紅樓夢》一書，向來只有抄本，僅八十卷。近因程氏搜輯，始成全璧。但系用活字，勘對匪易，書中錯落顛倒。復又王東觀氏刊刻印刷，頗雲成書。然其中絕無一字之評。茲本坊又將東觀刊本細加釐正，批點文義，校訂訛舛，壽諸梨棗，公行海內，閱者珍之。己未暮春文新主人識。

知文畬堂本的題識和東觀閣白文本同而異於文新堂本。

至於扉頁正面，翻刻本一般有兩種處理辦法：一是一仍其舊，徹底盜版；二是更新信息，予以改刻。

予以改刻又分四種情況：

一是既註明翻刻者，也註明原刻者（如文畬堂本）；

二是只註明翻刻者，不註明原刻者（如善因樓本《批評新奇繡像紅樓夢》《批評新大奇書紅樓夢》）；

三是不註明翻刻者，只註明原刻者（如嘉慶十六年本）；

四是既不註明原刻者，也不註明原刻者（如嘉慶十九年本《繡像紅樓夢》）。

文畬堂本的扉頁脫胎於東觀閣白文本而有所改刻，主要體現在兩方面：

首先，為體現評點本的版本性質，將書名從「新鐫全部繡像紅樓夢」改為「新增批評繡像紅樓夢」；其次，將「東觀閣梓行」五字從左側下方移往右側上方，並在右側下方註明「文畬堂藏板」五字，以區別原刻者和翻刻者。

綜上，知文畬堂本的扉頁、繡像和正文分別來自不同底本，確屬拼配本，且其拼配是發生在刊刻過程中，不是發生在售藏過程中。

三讓堂藏板《繡像批點紅樓夢》

事實上，因「翻刻必究」等原因，翻刻本常使用移花接木、數本拼配的障眼法。如三讓堂本《繡像批點紅樓夢》的15幅繡像脫胎於藤花榭本《繡像紅樓夢》，正文源自文新堂系統本，就是這種情況。

文畬堂本的正文脫胎於文新堂評點本，扉頁繞開文新堂系統本脫胎於東觀閣白文本，繡像繞開文新堂系統本直接脫胎於程印本，也是這種既省時省力又能在一定程度上規避「翻刻必究」風險的障眼法。

文畬堂本的扉頁脫胎於東觀閣白文本又有所改刻，明乎此，就可以討論東觀閣白文本在左欄下方題「東觀閣梓行」和文畬堂本在右欄上方題「東觀閣梓行」的區別了。

試以商務印書館摹印藤花榭本《說文解字》為例，藤花榭原本扉頁題「仿北宋小字本說文解字/嘉慶丁卯年開雕，藤花榭藏板」，「藤花榭藏板」五字在扉頁下方；商務印書館據此摹印時乃將「藤花榭藏板」移往扉頁上方，題作「仿北宋小字本說文解字/藤花榭藏板，商務印書館摹印」（圖七）[11]，相當於註明了原刻者和翻印者。

左為藤花榭本《說文解字》扉頁，右為商務本《說文解字》扉頁。

商務印書館據將「藤花榭藏板」五字從扉頁下方移往扉頁上方，恰和文畬堂將「東觀閣梓行」五字從扉頁下方移往扉頁上方的情況一致。

基於此，東觀閣白文本在扉頁左欄下方題「東觀閣梓行」，代表著新刻者；文畬堂本在扉頁右欄上方題「東觀閣梓行」，代表著原刻者。同樣五個字，因落款位置不同導致其指向不同，其區別在此。

既然如此，文畬堂本所題「嘉慶辛未重鐫」之「重鐫」二字如何解釋呢？早前的解釋，是東觀閣先刊行了白文本，此後又重刊了這個評點本，故「重鐫」二字是針對同一家書坊而言。

其實，明清刻本所題「重鐫」「重校」「重訂」，十有八九是指後人在前人所鐫、所校、所訂的基礎上重鐫、重校、重訂，故此處「重鐫」也是指文畬堂在舊本基礎上的重新刊刻——因為沒有得到舊本的書板，所以只能重鐫新的書板。

四、文畬堂本的形近而訛

文畬堂本的形近而訛之例不勝枚舉，前文已舉數例，下面再藉助張青松先生惠賜的文新堂本書影作進一步考察。如下表所示（22V1A2L表示第22回第1葉A面第2行，依次類推）：

綜上，文畬堂本的形近而訛確實是大量存在的，且有的形近而訛之例恰可揭示其版本源流。如善因樓本《批評新大奇書紅樓夢》第5回總目「玉」字之一點勾連上下兩橫，致「玉」字頗似「五」字，文畬堂本遂形近而訛誤刻為「五」；善因樓本《批評新奇繡像紅樓夢》第56回首頁第10行「剛」 二字，文畬堂本形近而訛刻作「剛終」。

左善因樓本《批評新大奇書紅樓夢》總目書影，第6回總目「玉」字之一點未勾連上下兩橫，文畬堂本遂不誤。右汪顯清先生所藏文元堂本扉頁。

以上兩例，說明文畬堂本源自善因樓系列本[12]。查諸本繡像，善因樓本和文畬堂本自成一系，東觀閣白文本和文新堂評點本另成一系，也充分說明文畬堂本和善因樓本的親近關係。

文畬堂本和善因樓本的親近關係，還可從總目的共同異文得到佐證：

異文位置

東觀閣白文本

善因樓本

文畬堂本

嘉慶十九年本

30V總目

借扇機帶雙敲

借腑王帶雙敲

借腑王帶雙敲

借扇機帶雙敲

69V總目

殺人……自逝

殺……目逝

殺……目逝

殺人……自逝

90V總目

叵測

回測

回測

叵測

第30回總目，善因樓本《批評新大奇書紅樓夢》將「扇機」誤刻為「腑王」；第69回總目，善因樓本闕「人」字，將「自逝」誤刻為「目逝」；第90回總目，善因樓本將「叵測」誤刻為「回測」。以上訛誤文畬堂本全同，也足以說明它們的親近關係。然文畬堂本或非直接源自善因樓本，請看以下兩個例證：

批語位置

文新堂本

善因樓新奇本

文畬堂本

22V3A

齒太伶俐

齒太皮酉

齒太伶俐

22V4B5A

鳳姐偶然語，竟挑起許多是非

鳳姐偶然語，意執起牛是非

鳳姐偶然語，竟挑起許多是非

善因樓本將「伶俐」誤刻為「皮酉」，將「竟挑起許多」誤刻為「意執起牛」，文畬堂本皆不誤，故文畬堂本應非直接源自善因樓本。

且文畬堂本的形近而訛，應與順德馬岡刻工有關。據金武祥《粟香隨筆》記載，清代「書板之多，以江西、廣東兩省為最。江西刻工在金溪縣之許灣，廣東刻工在順德縣之馬岡」。

《粟香隨筆》

郭汝誠修《順德縣誌》則記載：「今馬岡鏤板幾遍藝林，婦孺皆能為之。男子但依墨跡刻畫界線，余並女工，故價廉而行遠。近日蘇州書賈往往攜書入粵，售於書肆，得值則就馬岡刻所欲刻之書板，刻成，未下墨刷印，即攜手旋江南，以江紙印裝，分售海內，見者以為蘇板矣。」

汪宗衍所撰《清代女子刻書》也說：「粵中刻書若《皇清經解》《廣雅叢書》《粵雅堂叢書》等大部頭以至零星小種，無不為馬江女子所刻者。即江浙之版本學者如黃丕烈之《士禮居叢書》，亦有一二種稱為刻於藥州，當出馬江女子之手。蓋廣州刻工雖稍遜於江浙，而刻字費較廉也。」

這裡所說的馬江即馬岡，因粵語發音而誤寫也。

要之，馬岡男性刻工只刻界線，刻字工作多由女性負責，然女性多不識字，刻字時只能依樣畫葫蘆，故底本寫錯了，她們也跟著刻錯；底本沒寫錯，她們也可能形近而訛。文畬堂本將「剛」誤刻為「剛終」，將「寶玉」誤刻為「寶五」，即屬此例。

徐珂《清稗類鈔·工藝類·婦孺刻書板》所言「廣東順德縣之手民，率系十餘歲稚女，價廉工速，而魯魚亥豕之訛誤，則尤甚於湖南」[13]或有以偏蓋全之嫌，於文畬堂本而言則並無誇張，筆者雖來自順德，亦啞口無以自辨。

《清稗類鈔》

基於此，善因樓本將「伶俐」誤刻為「皮酉」，將「竟挑起許多」誤刻為「意執起牛」，文畬堂本不誤，應非源自善因樓本而有所校正。

換言之，即善因樓本和文畬堂本是同源關係，而非上下游本的關係，如果不考慮其拼配情況，單就正文及批語而言，其版本源流圖應是：

五、馬禮遜和文畬堂本

嘉慶十二年（1807），羅伯特·馬禮遜（1782-1834）被倫敦傳教會派往廣州，成為第一位來華傳教的新教傳教士。

《馬禮遜回憶錄》

馬禮遜曾編撰第一部漢英雙語字典《華英字典》，將《聖經》譯成中文，近年來，他對《紅樓夢》的翻譯也頗受學界關注，如葛銳所撰《道阻且長：〈紅樓夢〉英譯史的幾點思考》（李晶譯），王雪嬌所撰《從馬禮遜〈華英字典〉看〈紅樓夢〉在英語世界的早期傳播》，趙長江所撰《〈紅樓夢〉英譯之嚆矢——馬禮遜〈紅樓夢〉英譯研究》，俞曉紅所撰《〈紅樓夢〉百年跨文化闡釋譾論》，王燕所撰《英國漢學家馬禮遜紅樓夢英譯手稿研究》，任顯楷所撰《馬禮遜、羅伯聃、艾約瑟紅樓夢譯文底本考辯》[14]，均對此有所論述。

後齊星所撰《馬禮遜藏書書目研究》[15]一文也進一步提供相關線索——道光三年（1823），馬禮遜回國述職，將近萬冊中文書籍帶回英國，其中就有文畬堂本。

茲從齊文中摘錄與本文相關者如下：

書目

出版年份

出版書坊

《情史類略》

嘉慶十一年1806

文畬堂藏版

《紅樓夢》一百二十回

嘉慶十六年1811

東觀閣刻本，文畬堂藏版

《紅樓夢》一百二十回

嘉慶二十三年1818

東觀閣刻本

這批藏書中還有《依樣葫蘆》《方輿類纂》《丹方彙編》《羊城古鈔》《粵東筆記》《粵東詩海》《粵東文海》等文畬堂刊本[16]，故馬禮遜和文畬堂頗有牽連，齊文將馬禮遜所購嘉慶十六年本著錄為「東觀閣刻本」實屬誤判，其實應毫不含糊地指出該嘉慶十六年本《紅樓夢》就是文畬堂刻本。

文畲堂藏板《新增批評繡像紅樓夢》

馬禮遜和文畬堂頗有牽連，一是因為馬禮遜來華初期常往返於廣州和澳門，順德位於廣州和澳門之間，便於採購，馬禮遜回廣州和文畬堂往廣州販書，也在同一個碼頭落腳，雙方有很多接觸機會；二是因為馬禮遜來華初期資金緊張，而文畬堂用拼板降低雕版成本，用馬岡刻工降低人工成本，恰恰符合馬禮遜既要採購大量書籍又要節省開支的需求；三是馬禮遜曾聘請梁發等刻工，且這些刻工曾被派往澳門刻書，以順德馬岡刻工之價廉工速，馬禮遜以文畬堂為中介結交馬岡刻工，亦不無可能（如後來大放異彩的梁發，就是鄰近順德的高明人）。

再，嘉慶十三年至二十二年間，馬禮遜聘請Ko Mow-Ho教他中文，該中文老師的名字，學界多回譯為葛茂和，葛茂和兼為馬禮遜訂閱書籍、修改譯文、校正原文，馬稱葛為 ，顯然是粵語發音，是「葛先生」之意，知葛系廣東人，他和文畬堂是否有鄉士情誼姑且不談，至少語言溝通是無障礙的。[17]

據葛銳所撰《道阻且長：〈紅樓夢〉英譯史的幾點思考》一文介紹：

1997年，香港一位年輕的博士生Amy ko，在準備關於馬禮遜的博士論文期間，在馬禮遜的一封信中發現了一段14頁的翻譯，是對《紅樓夢》第四回的節譯，內容是賈雨村和門子關於英蓮被拐一事的議論。此事令人驚異之處在於，這項翻譯發生在1812年。

《馬禮遜與中西文化交流》

按1812年即嘉慶十七年，正是文畬堂本刊行的次年。我們在已知馬禮遜擁有多部文畬堂刊本的情況下，理應初步判斷其選譯《紅樓夢》所用底本即文畬堂本[18]。事實上，馬禮遜從百二十回本中摘譯護官符一回情節，應與其人生經歷和人生感悟有關。可資參考者有二：

一是葛茂和自嘉慶十三年（1808）擔任馬禮遜的中文老師以來，就為他訂閱書籍，安排他系統地學習經文典籍及文學典籍，據馬禮遜1809年12月寫給倫敦傳教會董事的信，其時他已選譯了《大學》《中庸》《論語》，且自認對「中國的經典文學作品仍然是知之甚少的」[19]。

這封信還提到購買了1229冊書籍，包括「中國的經典作品、天文、地理、律例、歷史、宗教、解剖學和中醫學等，還有一部分小冊子」。

綜合考慮，馬禮遜要閱讀的書籍太多，故經部書籍被排在優先學習的位置[20]，等他邊讀邊譯《紅樓夢》，其時已是嘉慶十七年（1812）。

二是相對於複雜的中國人，馬禮遜實在太單純了，但他自嘉慶十四年（1809）擔任東印度公司翻譯以來，就不得不與更複雜的中國官員打交道，「頻繁地與中國官員開會」，「中國官員們極其傲慢、專橫和喧嚷，他們有時三四人同時講話，聲音之大，像是在罵大街」。

馬禮遜曾與中國官員交涉「一個中國人指稱被謀殺的案子」，馬禮遜的另一位家庭老師蔡興，則在刻印《使徒行傳》時中飽私囊，馬禮遜對此深感痛心，認為缺乏忠誠是中國人的「主要特徵，由此而產生互不信任、低級的狡詐和欺騙行為」。

《馬禮遜：在華傳教士的先驅》

一兩年後，馬禮遜開始讀《紅樓夢》，閱讀過程中，以護官符一回最切合他上述經歷，最引發他的共震、共鳴，筆者相信，馬禮遜讀「葫蘆僧判斷葫蘆案」時，一定會回想起「一個中國人指稱被謀殺」時的顛倒黑白，一定會從賈雨村對甄士隱的忘恩負義中想到中國人的不忠誠，於是他邊讀邊譯，藉此撥動其人生感悟之心弦。

對一個外國人而言，要了解中國人之所以為中國人，《紅樓夢》是比四書五經更好的載體，我想，馬禮遜讀《紅樓夢》，會發現四書五經里的仁義禮智信，和現實生活中的灰暗算計疑，是如此和諧地統一在同一個中國人身上。

馬禮遜慢慢學會從中國官員的場面話看出其潛藏意思，從「中國地方政府的文件就可看出其意義和提出意見、看法，就有著清楚和充足的理解；同時他也能夠發現中方文件經常出現的詭辯、表里不一甚至謊言」。

護官符一回之外，馬禮遜還選譯了《紅樓夢》第三十一回的對話，並收錄在《中文對話與單句》一書中。按該書雖刊行於嘉慶二十一年（1816），然馬禮遜的翻譯是類似於課堂作業式的即讀即譯，故這段翻譯也應發生在他初讀《紅樓夢》期間，和他翻譯護官符一回的時間不會間隔太久。

《馬禮遜對華傳播活動研究》

任顯楷所撰《馬禮遜、羅伯聃、艾約瑟紅樓夢譯文底本考辯》一文從中拈出「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例子」，即寶玉見襲人吐血，問人要山羊血黎洞丸，山羊血和黎洞丸連讀，是紅學界的主流觀點，馬禮遜則在山羊血和黎洞丸之間斷句，而文畬堂本恰於此處點斷。

總之，馬禮遜翻譯《紅樓夢》時所用底本是文畬堂本，其時在嘉慶十七年，恰可與文畬堂本刊於嘉慶十六年互相印證。

六、小結與展望

綜上所考，文畬堂本《新增批評繡像紅樓夢》和所謂的嘉慶十六年「東觀閣初評本」是同版刷印的，馬禮遜於嘉慶十七年選譯《紅樓夢》，其所用底本即文畬堂本。

文畬堂本的底本是拼配本，其正文雖源自文新堂評點本，其扉頁則繞開文新堂系統本脫胎於東觀閣白文本，其繡像則繞開文新堂系統本脫胎於程印本。東觀閣從未刊行評點本，諸《新增批評繡像紅樓夢》本將「東觀閣梓行」五字題在右欄上方，皆因其原始底本的扉頁脫胎於東觀閣白文本而有所改刻。

文畬堂本和善因樓本有不少獨有異文，它們應屬同源關係；查諸本繡像，善因樓本和文畬堂本自成一系，東觀閣白文本和文新堂評點本另成一系，亦可佐證其同源關係。

事實上，《新增批評繡像紅樓夢》或不只文畬堂本一系。試以汪顯清先生所藏文元堂本《新增批評繡像紅樓夢》為例加以說明。

文元堂刊本《紅樓夢》

文元堂本《新增批評繡像紅樓夢》，二函二十冊，一百二十回，扉頁題「東觀閣梓行，文元堂藏板/新增批評繡像紅樓夢」（圖八）。首程偉元序，程序中縫有「三元堂板」字樣。次目錄，接繡像十五葉，前圖後贊。

正文每頁十一行，行二十七或二十八字，有圈點、重點、重圈及行間評。前三回首頁中縫有「三讓堂」字樣，第五回首頁首行下鐫「三元堂板」字樣，中縫下鐫「三讓堂」字樣，與一粟《紅樓夢書錄》所載文元堂刊《繡像批點紅樓夢》又有所不同。

經考察，發現前60回和後30回屬三讓堂《繡像批點紅樓夢》系列，第61-90回屬《新增批評繡像紅樓夢》系列。

因三元堂本、連元閣本和文元堂本一樣，都是第61-90回屬《新增批評繡像紅樓夢》系列，且汪先生藏有文元堂本和連元閣本，曹立波教授《紅樓夢東觀閣本研究》一書則附錄了三元堂本第62回首頁書影，故筆者得以將三本對比。

經比對，其版式、筆跡如出一轍，知三本同出一版，其拼配應非發生在售藏過程中，而是發生在刊印過程中，即書坊為節省成本而拼版，疑前60回和後30回所用《繡像批點紅樓夢》書板為三元堂新鐫，第61-90回所用《新增批評繡像紅樓夢》書板為文元堂舊有（為有所區別及方便指稱，本文暫將該第61-90回簡稱為三元堂+文元堂本）。

文元堂刊本《紅樓夢》

那這部三元堂+文元堂本，是否出自文畬堂本呢？答案是不確定，仍以第62回首頁為例，第2行的「裀」字，文畬堂本將「因」誤刻為「囚」，三元堂+文元堂本不誤；同行的「香」字，文畬堂本不誤，三元堂+文元堂本則將「禾」誤刻為「采」；第10行的「天」字，文畬堂本是撇長而捺短，三元堂+文元堂本則恰好相反；同行的「內」字，文畬堂本右偏而三元堂+文元堂本比較正常。

綜上，知兩本非出一版，其同一頁內存在彼正此誤和彼誤此正的不同異文，說明它們應該是橫向關係的兄弟本，而不是縱向關係的上下游本。

筆者曾指出東觀閣、文新堂和三讓堂應屬金溪書商，東觀閣在北京，文新堂在四川或江西，三讓堂在湖南，金溪書商曾打通湘粵一線，讓三讓堂本在兩省之間廣泛傳播[21]。

現在我們知道文畬堂本也是廣東刻本，可見湘粵兩省確實是從文新堂本至三讓堂本的重點傳播地區。

近查得四川、湖南、廣州和佛山等地皆有文元堂[22]，而文元堂曾翻刻三讓堂本《繡像批點紅樓夢》；江西、成都、長沙、益陽、新化、廣州、佛山、中山等地都有三元堂，而三元堂曾翻刻三讓堂本《繡像批點紅樓夢》；江右（筆者按：即江西）同文堂曾刊行《唐詩三百首註疏》，而同文堂也曾翻刻三讓堂本《繡像批點紅樓夢》；金溪書商在北京設有大文堂，溫汝能所編《龍山鄉志·順德縣地形指掌圖》則題「鳳城大良大文堂藏板」，鳳城是順德的代稱，大良即順德大良鎮；金溪有味經堂，廣州味經堂則刊有《爻山筆話》《金匱要略淺注》《池上草堂筆記近錄》諸書；金溪有五雲堂、文光堂，順德則有五雲樓、文光樓，因各地書坊常將堂、閣、樓、書局等混用，如金溪寶田齋在北京改稱寶田堂，金溪尚友堂在南昌改稱尚友軒，新化三味堂又題作三味書局、三味書室等，故該五雲堂和五雲樓、文光堂和文光樓或亦屬聯號經營。

《紅樓夢版本研究輯刊》第一輯，蘭良永主編，華僑出版社2022年6月版。

綜上，疑金溪書商和廣佛書坊頗有淵源，曾翻刻三讓堂本的文元堂、三元堂、同文堂、五雲樓或亦有屬金溪書商旗下者。

後記：

本文在寫作過程中，曾與曹震先生和任顯楷先生反覆討論，並蒙惠賜相關資料，專此致謝。

2019年12月初稿

2022年10月改稿

2023年6月改定

注釋：

[1] 蘭良永：《新見本衙藏板〈新鐫全部繡像紅樓夢〉考辨》，載《紅樓夢研究·肆》第134－152頁。

[2] 合刻本的先後刷，情況比較複雜，比如說兩個書坊用同一套書板刷印，今年分印了一批書，次年又分印了一批書，拿甲書坊今年分印本和乙書坊次年分印本比，當然是先刷本；拿甲書坊次年分印本和乙書坊今年分印本比，則是後刷本。故合刻本中某兩個具體本子的先後，有時候只是刷印的批次不同，不代表合刻書坊參與刊行的先後。

[3] 新出影印本闕「東觀主人識」，高序在前程序在後，繡像在前目錄在後，異於汪顯清先生藏本和嘉慶十六年本。

[4] 孫殿起：《販書偶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5] 文革紅：《清代廣州地區通俗小說刊刻考略》，載《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總第145期，第19頁。

[6] 林子雄：《明清廣東書坊述略》，見《圖書館論壇》第29卷第6期，第144頁。

[7] 許莉軍：《溫汝能陶詩匯評研究》，華東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8] 汪顯清、蘭良永：《新見〈書業德本繪像紅樓夢〉考辨》，載《2019年馬來西亞紅樓夢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183頁。

[9] 馬岡刻工確實經常承刊，故諸如「粵東馬岡馮繼善承刊」「順邑馬岡胡麟楷承刊」「順邑馬崗馮耀祥承刊」「天寶樓馬崗馮耀祥承刊」「順德馮為記承刊」之類牌記不時見於舊本，且當地書坊亦有讓馬岡刻工承刊者，如佛山同文堂本《詳訂古文評註全集》即註明「粵東順邑馬岡鄉馮繼善承刊」。

[10]廣佛書坊確實經常合刻，如佛山同文堂藏板、右文堂發兌或禪山右文堂藏板、同文堂發兌之書，就有《新增批點繡像紅樓夢》《新增幼學故事尋源》《外科秘錄》《尚書離句》《崇正辟謬永吉通書》《萬花樓楊包狄演義》《讀左補義》等，且國學大師網在著錄香港中文大學藏《讀左補義》時題「右文堂發兌同文堂藏板」，在著錄中國人民大學藏《讀左補義》時題「同文堂刻、右文堂印」，也充分反映業界同仁對兩家書坊「同版刷印」的分工合作的認識。

[11] 另一版的扉頁則一仍其舊，僅在扉頁背面題明「辛酉秋九月上海商務印書館精印」。

[12] 限於條件，本文暫未考察善因樓本《批評新奇繡像紅樓夢》和善因樓本《批評新大奇書紅樓夢》之間的區別，識者其諒之。

[13] 以上引文，皆轉引自黃國聲：《廣東馬岡女子刻書考索》，載《文獻》1998年第2期，第266-270頁。

[14] 葛文載《紅樓夢學刊》2012年第二輯，王雪嬌文載《紅樓夢學刊》2013年第四輯，趙文載《紅樓夢學刊》2016年第5輯，俞文載氏著《敦煌變文與明清文學論集》，王燕文為第一屆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研究工作坊世界文學經典與翻譯研究的會議論文，任文為國家博物館紅樓夢研討會參會論文。

[15] https://www.doc88.com/p-5701693102130.html。

[16] https://www.babelstone.co.uk/Morrison/Collection/MS80823.htm

[17] 苗欣：《馬禮遜的漢語習得觀研究及其對TCSL的啟示》，廣西大學碩士學位論文；羅文軍：《馬禮遜本〈養心神詩〉的印譯時間考敘》，載《成都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2期。

[18] 馬禮遜曾協助東印度公司創辦圖書館，又要教外國學生學習中文，故其所購文畬堂本應非止一部，今藏澳大利亞國家圖書館和德國柏林國立圖書館的文畬堂本《新增批評繡像紅樓夢》，也應來自或輾轉來自馬禮遜。

[19] 顧長聲譯：《馬禮遜回憶錄》，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58、59頁。以下引文分別摘自該書第65、66、188、189頁。

[20] 嘉慶十四年，馬禮遜致信紐約某記者稱自己在學習「孔夫子的四書」，見《馬禮遜回憶錄》第63頁。

[21] 蘭良永：《江西金溪書商和<紅樓夢>東觀閣系列本的翻刻傳播》，載《曹雪芹研究》2020年第2期，第102－120頁。

[22] 重慶北碚圖書館藏四川文元堂本《欽定四書文選》，首都圖書館藏湖南益陽文元堂本《紫金瓶》，《中國古籍書目》著錄廣州文元堂本《開平譚氏家譜》，湖南新化文元堂有《呂祖新降司命經懺》，廣東佛山文元堂有《三國志語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