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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全國開展第二次文物普查，星子縣發現了一本從墓葬中出土的古籍，名為《邵堯夫先生詩全集》。情況上報道九江地區文教處，當時負責文博工作的吳聖林邀我一道去看看究竟。
書本特徵
該書用硬紙做封皮，外敷絹類絲織物。全書共一百零三頁，黃麻紙，蝴蝶裝，墨色深潤，每頁二十四行，行二十字，四周單欄。在各卷目錄的上端有黑魚尾。版高十九厘米，寬十四厘米，封皮後的第一頁首行即為「邵堯夫先生詩全集目錄」字樣，底頁印有「德祥」印章兩處（未見版權頁，是原刻未有，還是後被撕毀，原因不明），字占二格，每字為1.5厘米×1厘米；接下就是各卷篇名，字占一格，一般為1厘米×0.8厘米，（但「邵堯夫先生詩卷七」八個字同目錄字體大小又相同）。字體有的雄偉樸厚，有的勁瘦略長。
作者簡介
邵堯夫名雍，諡康節，其先范陽人，幼隨父遷共城（今河南輝縣），隱居蘇門山百源之上，自號安樂先生，是北宋中葉頗負盛名的理學大師之一。他治易學，好預言，隱居不仕，但頗關心時事，臧否人物，與理學開山祖師周敦頤齊名，並與當時名聲很大的史學家、政治活動家司馬光和韓維、呂公著、富弼等過從甚密。邵堯夫可以說是無書不讀，雖寒暑亦不息。他的詩因「源出白居易，晚年又絕意世事，意所欲言，自抒胸臆，脫然於詩法之外，」因此受到很多人的推崇和摹仿。當時就流傳有「送我一壺陶靖節，還他二首邵堯夫」，可見其影響之深。人們常說的諺語「一年之計在於春，一天之計在於晨，一生之計在於勤」就是出自邵堯夫。
文學價值
詩集共分九卷，收詩三百十八首；其中：卷一，七十二首；卷二，三十三首；卷三之四（實際上只有一卷，但目錄和正文都是如此寫法，不知何故。），三十二首；卷五，三十五首；卷六，三十三首；卷七，三十二首；卷八，四十二首；卷九，三十九首。第六十頁首行則有「重刊邵堯夫擊壤集目錄」字樣。目錄共七卷，格式同《詩全集》，字體與正文相似。接下便為《擊壤集》正文，卷之一，五首；卷之二，三十首；卷之三，三十三首；卷之四，三十一首；卷之五，三十七首；卷之六，三十九首；卷之七，三十八首，計七卷二百一十三首。
邵堯夫的文學著作，見於著錄的只有《擊壤集》或《伊川擊壤集》，未見有《詩全集》星子縣出土的這本《詩全集》實際上是由「詩全集」和「擊壤集」二部分組成。它們之間明顯區別在於「擊壤集」以「吟」為題，有三言、五言、七言不等。為何同一本書會有兩書種名，《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有如下記載：「佛語衍為寒山詩，儒語衍為擊壤集，此聖人平易近人，覺世喚醒之妙用」。實際上，「擊壤集」中的作品也屬於詩的體裁，大約是後來編印者見於此，把二集合在一起，按寫作時間順序重新編排，以「擊壤集」為書名，致使我們今天看到的僅有《擊壤集》而無「詩全集」之故吧。
《擊壤集》現流傳的有：北京圖書館藏元刻本《伊川擊壤集十八卷》明初刻本二十卷外詩一卷；明成化畢亨刻本；明末毛氏汲古閣刊本；四部叢刊影印明成化乙未畢亨刊本。此外，因邵堯夫道教思想出於華山道士陳博，所以在「道教太元部賤字禮字二號」中，也收入了「擊壤集」。上述各本內容都大約相同，但與《詩全集》的篇幅和內容都有較大的差異。下面僅以「四部叢刊本」為例，加以比較。
首先《詩全集》目錄雖著有十六卷，實際上只有十五卷，這與文獻記載的「治平三年刊邵子擊壤集十五卷」基本一致。所不同是比初刻內容有增加（有治平三年以後的內容），所以冠以「重編」字樣，也是符合事實的，詩句基本上是按照「詩」與「擊壤集」分類編排的。而《伊川擊壤集》共二十卷，首尾一卷，共一千三百零七首，基本上是按寫作時間順序編排，其中尚有他人之作，象司馬光、富弼等人的詩句也被收入。
其次《詩全集》共五百三十二首，其中有一百二十五首未見於《伊川擊壤集》。有的雖篇名相同，但內容又完全不一，如兩處都有「聞少華崩」《詩全集》的首句是：「熙寧壬子歲，少華忽然崩」，而《伊川擊壤集》的首句則是：「變化無蹤倏忽間；力回天地不為難」。有的雖隻字之差，但意思又截然不同，如《詩全集》「生子篇」中「當日吾年四十五，始方生汝為人父，養育教訓誠在我，壽夭賢愚計於汝。吾今耆年時七十，爾正方剛二十五，吾教願汝成大賢，未知天意肯從否」。而《伊川擊壤集》「生男吟」（篇名不同——筆者）則為：「我本行年四十五，生男方始為人父，鞠育教誨誠在我，壽夭賢愚繫於汝。我若壽命七十歲，眼前見汝二十五，我欲願汝成大賢，未知天意肯從否」。
以上二首詩句都是寫生子（或生男），據史料記載，邵堯夫生於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其長子邵伯溫生於仁宗至和三年（公元1056年），其間正好相隔四十五年。所不同的是《詩全集》「生子篇」明確告訴我們，作者當時年已七十，詩句中反映其思想活動，時間的交替也合乎情理，況且在「自詠」篇中也有「年將七十待所為」的詩句。而《伊川擊壤集》「生男」篇，則說明作者當時四十五歲，尤其是在「閒詠」中又出現了「予年四十七，已甫知命路，豈意天不絕，生男始為父」與上文自相矛盾。
上述分析表明，《詩全集》的內容及所涉及的時間比較合乎情理，令人信服。由此又提出了史學上曾爭議的另一個問題，即邵堯夫卒於何年？目前多數史料都認為邵堯夫卒於熙寧十年，終年六十七年。但宋史疑年錄記載邵堯夫終年七十六歲。從《詩全集》兩處七十歲的敘述來看，雖說不能確定「疑年錄」提法一定正確，至少可以說邵堯夫終年不止六十七歲。
版刻年代
該書封面上有手書墨跡，為墓主親屬所作，內容為追述死者生平業績與嗜好。除此之外，無序無跋、無牌記，也無刻工姓名，從表面上很難確定其版刻年代。經過仔細閱讀，發現文中可推其刊刻年代的根據有三，第一，在《擊壤集》卷一正文前有「敬室蔡弼 重編」字樣，然而查閱有關史料，均未見有蔡弼其人事跡記載，僅在一九六一年北京中國書店編的《版本知識》中有「建邑蔡子文東塾治平三年刻《邵子擊壤集十五卷》」。此文似可說明，該集既然是重編，當然應在治平三年（1066年）或這之後的事了。第二，文中詩句很多都是採用紀傳體描寫，有許多事涉及到具體的時間，如卷八「聞少華崩」詩中有「熙寧壬子歲，少華忽然崩」的詩句。熙寧壬子系北宋神宗在位之年，即公元一〇七二年，這就更明確地告訴我們，此書刊刻時間，最早也不會超過公元一〇七二年。
第三，《詩全集》是為作墓主的陪葬品（連同墓主的遺體一起從盛有液體防腐劑的棺木中出土），查墓主陶桂一的墓志銘，墓葬時間為南宋景定辛酉年（即公元1261年），由此推斷，該書在公元一二六一年之前就已刻成。然而，從一〇七二年至一二六一年，其間相距一百七十餘年，如果把刻書時代定在此期間，未免太籠統，最後筆者發現文中多處「桓」字缺筆。據史諱記載，北宋靖康皇帝是趙桓，此書桓字缺筆，大約為避靖康皇帝諱。這位北宋末代皇帝在位時間只有一年，據此，筆者認為，《詩全集》的刊刻時間，可能是北宋最後一年，即公元一一二六年。該書書品窄小，且校刊不嚴，或與靖康之難後的國勢有關。
就目前所知，《詩全集》是邵氏著作國內最早的刻本，可謂彌足珍貴。其刻印時間與作者生活時期較近，應該說比後來流傳的各種版本的內容更真實些。此書不僅對於了解宋代的刻書事業，研究邵堯夫的思想及當時宮廷制度，洛川形勢有參考價值，尤其是對考證邵堯夫的卒年，可補其它史料的不足。有極高的學術價值。作為宋版古籍屬國家一級文物。2008年，經國務院批准該書又入選《國家珍貴古籍目錄》。
「孤本」的感悟
1978年起，我有幸參加了為落實周恩來總理「要儘快把全國古籍善本書目編出來」的遺願而開展的「古籍善本編目」工作。開始學習古籍善本相關知識，除對本市公共圖書館古籍收藏情況有所了解外，還利用參加省際驗收交流機會看到各地的古籍善本，更結識了一批從事古籍工作的專家學者。故對《邵堯夫先生詩全集》的文學價值及版刻年代作了探討，並專程到國家圖書館彙報請教，得到了他們的肯定和認可。
行前一直忐忑的心終於平靜下來，隨之而來是一種興奮和激動，當時我幾乎是肯定地口氣說這書應該是「孤本」，此語一出，現場沉默了約二分鐘，引起國家圖書館古籍善本部主任李致中（著名古籍版本專家）一段忠告：「小熊啊！中國之大，世界之大，你怎麼能說是孤本？」聽他此言我頓時一陣臉紅，非常尷尬……還是國家圖書館的一位副館長及時以「九江能發現宋版古籍了不起」化解我的難堪。無獨有偶，廬山圖書館收藏的《四明先生資治通鑑》，國內僅此一套，被國務院列入「珍貴古籍名錄」。數年後，西班牙也發現了此書，書主人為此專程到廬山圖書館，經對照與廬山館的完全一樣。此事對我觸動很大，世界之大，知識之多，凡事都不能絕對。他使我感悟到無論是治學或工作都必須堅持客觀和嚴謹。
作者簡介：熊學明，1949年生，江西九江人。九江市圖書館原館長、研究館員，江西省勞動模範，曾任政協九江市文史委副主任，九江市非遺專家組成員，九江市歷史學會會長。退休後應聘編纂《九江市志（1990-2010）》（任總纂），《九江工業史》（任編纂室主任）。
讀後記：熊學明館長不止一次對我講述這段故事，重點是最後一段。世界之大，我們的見識總是有限的，治學必須嚴肅認真，更要小心謹慎，否則就會貽笑大方。在此特別感謝熊館長的教誨。
潯陽敘話：展示九江文化，講述潯城故事，品鑑風俗滋味，漫記百態眾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