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澤寶：論事轉向與語言狂歡—論童葉庚《增補儒林外史眉評》的小說評點史價值

言下之意，童葉庚要全面評點《儒林外史》全書，力求不遺漏任何的精彩情節，至於是不是繼承齊本的評點風格則又另當別論。事實上，從目前發現的前二十三回半來看，童氏的評點密度、評語的繁複程度都要遠超齊本，當然也超過其他諸家的評本。

我們全面考察童評後，發現童評並非受齊本影響最深，童評與臥閒草堂評本（以下簡稱臥本）、張文虎的天目山樵評本（以下簡稱張本）有著更深的淵源與承繼關係。[6]

先看童評與齊本的關係。

首先，童評並不如凡例所說，完全避免了與齊本重複議論。

就現在童評的評點範圍來看，對《儒林外史》某一內容的評與不評似乎並不受齊本的限制。在不少齊本有評點的地方，童葉庚還繼續發表自已的意見，哪怕二者觀點完全相同。

童葉庚畫像

如胡三公子在西湖詩會上提到嚴貢生的立嗣官司結果，齊本評曰「帶結前文」[7]，童評則稍做引伸為「歸結趙氏立嗣之事，處分得還算公道」。兩者的觀點只有詳略之分，並無本質區別。齊本與童評的意見相重之處有二十餘處之多，這裡就不一一縷述。

更重要的是，對於同一處文字的評點，童評往往從不同角度闡發，發現文本的另一重意味，甚且有與齊本完全相反的評論。

如萬雪齋被牛玉圃揭出陰私後「氣的兩手冰冷，總是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齊本從牛玉圃的角度評道「老牛尚不覺得，何其笨也。」[8]童評完全在調侃萬雪齋的窘態「滿臉緋紅，兩手冰冷，一句話說不出來，一口氣幾乎塞煞。」

還有原書中寫到潘三周到地為匡超人謀劃房屋、娶妻等事，齊本從文法的角度評為「反照後文」[9]。童評則就事論事，大談潘三的慷慨仗義，側重於人物形象。可見，童評對齊本的看法並不如凡例中所言的「先得我心」「盡善盡美」。

就是在一些具體人物的品評上，兩者也常常是大異其趣，對二婁的不同評價就很能說明問題。齊本將他們的好發異論、喜尋異人的行為，統統斥為「紈絝口氣」[10]。童評則不然，對二人充滿著溢美與讚賞之辭，「婁琫、婁瓚是蘧太守之內侄，乃婁中堂之公子。潘楊戚誼，閥閱門楣，寫出高貴聲華，洗盡寒酸氣象。」

這足以說明童葉庚儘管以齊省堂本為底本進行批評，在凡例中也對齊本的評點評價甚高，但其並不是齊本的附庸，其觀點更不是對齊本的證明、闡釋或擴充，而是一個自成體系的嶄新的批評文本，有著不亞於齊本的批評史意義。

齊省堂刊本《增訂儒林外史》

對於張文虎評本，童評雖沒有明確宣稱曾受其影響，但兩者有多處評語相近，不能簡單地解釋作巧合或所見略同。

有的是對文法的提示，如洪憨仙死後，其女婿向馬二先生解釋為何憨仙能知馬二姓名，張本評曰「扶乩即是憨仙，馬二先生在書店裡自已說出站封面，皆於此補清」[11]，童評則說「又把片石居請仙，書店裡歇腳，前文一齊歸結。」

有的涉及到對前後相似情節的比照，如樂清知縣請匡超人相見，張本與童評都聯想到了時知縣見王冕。張本的評語為「若是時知縣，必要傳他到衙門裡去了」[12]，童評則是「李知縣發帖子拜匡超人，與時知縣發帖子約王元章，居心各別。一個是賢宰愛才，一個是俗吏附勢。」兩人的意見是完全一致，不過童氏略做引伸而已。

《增補儒林外史眉評》例言

對於齊本、張本都曾評點過的文本，童評的意見也傾向於張本而不是齊本，這更能說明其與張本更有淵源。如蘧太守在教訓二婁時透露出自已的本名，齊本的評點為「老成典型，聲口酷肖」[13]，側重於人物品評；張本則說「始見蘧太守名」[14]，童評也同樣評道「蘧祐名字，在太守自己口中提出。」

童評與張本對於《儒林外史》的多處地方同時都有評點，且意見大多相見。很多時候，童評可以視為對張本評點意見的擴展。張文虎的評點多簡短零碎，童葉庚的評點相較而言更為繁複，這就在事實上構成了對前者的說明。

比如周進任學政時立下決心「要把卷子都要細細看過」，張本評作「有良心」[15]，童葉庚則解釋周進何以「有良心」，道「周進不曾進過學，看得秀才甚是著重。如今身為學道，自己當權，還想著做小友時的吃苦處。」

類似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再如嚴監生妾趙氏在妻子王氏的床前哭訴之語，張評道「其言甚巧。」童葉庚則解釋其言如何之巧。由此，或者可以推斷童葉庚有可能讀過張文虎的評點本並深受其影響。

其實，聯繫到童葉庚的生平與晚清上海的文化環境，童評與張評有如此深的淵源就不足為奇。李漢秋在做《儒林外史》的匯評工作時，注意到《儒林外史》的大多數評本都出自上海附近，都以張文虎評點為中心，因而斷定「清末上海周邊有一個『儒林外史沙龍』」「這個沙龍中的同道都以天目山樵為嚆矢。」[16]

《張文虎日記》

張文虎的評點本在上海一帶喜愛《儒林外史》的文人中間廣為流傳，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童葉庚是上海崇明人，又長期在上海周邊做官與生活，所以接受張評本的影響也是在情理之中。

《儒林外史》評點史上有一個特殊的現象，即最早的臥評本奠定了後來所有評點的理論基礎。「所有評本均以臥閒草堂本為唯一底本，臥評是《儒林外史》評點的共同之源。而在以後的發展中，評點者以臥評為基礎，或增評，或生髮。」[17]

童評的完成距臥評已有百年的時間，[18]但無論是主題思想的勾勒而是文章法度的剖析，都明顯受到臥評的影響，這種影響的程度絲毫不弱於齊本、張本與黃本等與臥評的關聯。以下擇其大端而作簡要介紹。

臥評本的閒齋老人序提出「其書以功名富貴為一篇之骨」[19]的觀點，以各人對功名富貴的態度將全書人分為四種類型，並在第一回的回評中指出「功名富貴是全書第一著眼處」。其後的各家評本都沒有繞過這一結論。「此種說法，抓住了全書的主旨，具有一定的概括性。」[20]

清臥閒草堂刊本《儒林外史》

比起其他評本，童評更是有意識地要在評點中踐行展開此種說法。童葉庚在第一回的評點中有這樣的一段話：「《儒林外史》一書，著眼在功名富貴四字，開篇先寫一不貪功名、不慕富貴之王元章，以為儒林之規矩繩墨。有守規矩繩墨者，為儒林之正士；有背規矩繩墨者，為儒林之敗類；有未盡合乎規矩繩墨而不遠離乎規矩繩墨者，為名流、為豪俠；有並不道夫規矩繩墨而仍不失為規矩繩墨者，為畸人，為高僧。此儒林中之大較也。」

這明顯就是對閒齋老人序中關於士人對功名富貴態度四種劃分的摹寫。所不同者，只是童評將對功名富貴的四種態度轉化為具體的四種人物形象類型。其對人物形象類型的界定完全以王冕為「規矩繩墨」，這也與作者的標準相暗合。

再就創作方法而論，童評的此論文字雖然不多，但也能明顯看出源自臥評本的轍跡。如臥評註意《儒林外史》中波瀾起伏的情節，發現其間曲折的韻致，強調「文字最忌直率」[21]。在文貴曲而不貴直這一方面，童評本多有致意。

如牛浦郎乘船不順，童葉庚如是推測作者的文心：「走出店門，就看見江沿上一乘轎子來。三擔行李，正好上船，亦未始不可，然而嫌其直矣。文章貴曲惡直，故先寫江沿上繫著一隻大船，要等個大老官來包了，方好去搭。此用筆之曲也。有此一曲，就添出幾許情味。」其他評本包括臥本都未注意及此。

在分析作者用筆方面，童評本的不少文字是對臥本的直接承襲。如《儒林外史》對嚴貢生行為形象的刻畫向來為人所津津樂道，認為「作者不是由概念出發，而是按照人物所處的具體情勢，恰如其分、合情合理地描繪人物形象，給人以可信的感覺。」[22]

《增補儒林外史眉評》第一回

臥評即認為嚴貢生在嚴監生死後並沒有立刻生吞併家產之心，當看到趙氏所贈「兩套衣服、二百兩銀子」時，「已志得意滿，又何求乎？」原書的描寫「有次第，有先後」[23]。

而童評在涉及這部分的評點時，就秉承著臥本的意圖，將其間的次第與先後原原本本地展現出來。對嚴貢生剛回家時的反應，童評道「兩套衣服、二百銀子。此時嚴大老官，欲壑已滿。」這一段話幾乎是臥評的翻版。

童評還詳細地交待了嚴貢生如此心理的原因「有兒子，焦急的？此是大老官心中原無他意。」使得嚴貢生的性格發展更為真實可信。在人物描寫須合乎情理方面，童評無疑是繼承並完善了臥評的觀點。

綜上所言，童評的出現在《儒林外史》評點史上並不算突兀。它的生成是深受此前的諸種《儒林外史》評點本共同影響的結果，並不如凡例中所說其只受齊本的薰染。

《童葉庚：清代益智大玩家》

事實上，童評受臥本與張本評點的影響更大。具體說來，在總體性的思想與文法的論斷上，童評與臥本一脈相承；而在對具體人事的評點上，又與張本有著明顯的呼應關係。

客觀地看，童評在對《儒林外史》主題思想的揭示與創作方法的提煉方面，相比起前代評家，都沒有顯著的突破之處。它的價值在於評點角度的選取與評點語言的呈現上均有獨到之處，不僅在《儒林外史》評點史上，就是在整個中國小說評點史上都有其特殊的意義。

二、「論事」轉向：小說評點角度的更新

小說評點萌興於明萬曆年間，其最初的形態「在形式上一般不脫訓詁章句和音詮釋義，在內容上大都為歷史事實的疏證」，[24]可謂極其粗陋，並未觸及小說的文學本質。李贄等著名文人參與到小說評點中後，提升了小說批評的水準。

此後小說評點基本上沿著品評主旨大義與勾勒藝術章法的兩個面向展開，正如金聖嘆所說「善論道者論道，善論文者論文」[25]。所謂的「道」多指道德批評、倫理評價。[26]偏向所謂「文」當然就是指文法，具體而言，即是「章有章法,句有句法,字有字法」[27]。

「文」與「道」構成小說評點的兩翼。金聖嘆、毛宗崗、張竹坡、王希廉、馮鎮巒、但明倫等著名評點家的評語中皆是「文」「道」並提。

馮鎮巒、王士禛等合評《聊齋志異》

如馮鎮巒評價《聊齋志異》「非獨文筆之佳，獨有千古，第一議論醇正，准理酌情，毫無可駁」，[28]而其對《聊齋志異》的評點就圍繞著「文筆」與「議論」展開。再如王希廉等人評點《紅樓夢》也能兼顧這兩個方面，「在價值評價上展開了道德批評的視界，在藝術形式上則展開了八股文法視界。」[29]

無論是評「文」還是論「道」，傳統的小說評點都展現出對故事情節——小說中最基礎元素——的輕視，甚至認為讀小說只注重故事情節是不關於讀小說的表現。

金聖嘆等人在評點中反覆表達這樣的看法，「吾最恨人家子弟，凡遇讀書，都不理會文字，只記得若干事跡，便算讀過一部書了。」[30]說得更明白一點，他的小說評點主旨是「略其行跡，伸其神理。」[31]

正因如此，有學者評價其「善論道者論道，善論文者論文」的提法，實際上是也有側重的。「言下之意，他是舍道論文。」[32]

《浙江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有學者甚至還認為金聖嘆是在以點評論說文的方式在評點小說，「金聖嘆對『事』也相當忽略與淡化,與之相對應,他常常以論說文之文法點評小說之結構。」[33]

由於金聖嘆的巨大影響，小說評點中輕視故事情節的觀念具有巨大的受眾，甚至成為有清一代小說批評的主流風格。如馮鎮巒也認為「讀《聊齋》，不作文章看，但作故事看，便是呆漢。」[34]「《聊齋》每篇只是有意作文，非以其事也。」[35]類似的觀點在張竹坡、王希廉、張新之、但明倫等人的評點中也是俯拾即是。

小說評點重「文」與「道」而不重「事」，有著濃厚的文化背景。文學評點的興起與呂祖謙《古文關鍵》的盛行頗有淵源，呂祖謙在其中的「論作文法」中事實上奠定了後世評點的基調，「有用文字，議論文字是也。為文之妙，在敘事狀情。」[36]故而評點要麼闡揚「道」之「有用」，要麼發揮「為文之妙」。

童葉庚之前的《儒林外史》諸種評點本也是沿著「文」與「道」兼重的路數展開，在思想上指出其「以功名富貴為一篇之骨」，在創作方法上力圖發掘其「描寫世事，實情實理」[37]的一面，揭示其「摹繪世故人情，真如鑄鼎象物，魑魅魍魎毛髮畢現」[38]的表現手法，同時也存在發掘人物原型的樸學傾向。[39]

像「直書其事，不加論斷」[40]的人物刻畫，慣用反筆、側筆的描寫方式，人物聲口的宛肖逼真，等等，都為評點者們所津津樂道。換言之，評點者們關注的是小說家的出色的文筆與深刻的思想，而對作為載體的故事情節同樣重視不夠。

《儒林外史匯校匯評》典藏本目錄

童葉庚評《儒林外史》時已屆暮年，[41]歷經一生的榮辱沉浮，此時閒居無事，他談道「今歲里居多暇，重展是書而讀之，心有所得，隨手札記。」既沒有借小說傳授子弟以文法的現實需求，也更乏藉評點小說來罵世濟時之心，故而其評點中談「文」論「道」的部分為數不多，更多的時對書中人物事跡的品賞。

這樣的評點側重可以反用金聖嘆的話，概括為「詳其行跡，略其神理。」同時，目前發現的童評本單獨以評語的方式流傳，並不帶有任何小說原文，評點更不是棲身於原文的角落裡，這使得評者有足夠多的空間與篇幅來討論小說情節。[42]

這也決定童評與臥本、齊本、黃本、張本等評本對於《儒林外史》同一處情節的評點角度有著明顯的區分。由於童評對故事「行跡」的格外留意，其批評風格表現出以下幾個鮮明的特徵。

其一，善於體貼人情，洞察幽微，能夠詳密而具體地指出人物言語的言外之意與行為的內在根由。

天目山樵《儒林外史評》

這樣的例子在童評中數不勝數。如第二回中薛家集諸人在觀音庵里商議鬧龍燈之事，對於荀老爹、申祥甫、眾鄉民的發言次序，童評有一段評論，極為精彩。「荀老爹先開口者，明知自家必要多出銀子，故不得不先開口也；眾人不開口者，明知各家可以少出銀子，不敢先問也；申祥甫劈口阻住者，要等親家來分派，不能獨出主見也。」切入各人的心曲，言人所不能言。

再如張靜齋、范進與嚴貢生問及湯知縣時，二人的話題完全不同。對此，童葉庚有這樣一番解讀。「張靜齋道：『敝世叔也還有些善政麼？』是要想尋他短處做訛頭。范舉人道：『我這老師看文章是法眼。』不過藉此誇張自己才情。兩人心思不同，而問答處又身份恰合。」這些都是人情練達之言，但終究既不「論文」，也不「論道」。

如果要從中發現筆法之妙或者微言大義，多半會一無所獲。也正是因為童葉庚在評點中不執著於文本中發現文法或闡揚道理，故而能於人情中下工夫，在《儒林外史》的評點中能開一新天地。

其二，運用了大量的情節對比以呈現小說故事的趣味。用童評「凡例」中的話來說，就是「此書前後有用筆相犯之處，必為逐句對勘，逐層交鎖」。

這構成童評本的一大特色。本來關注「相犯」之筆是中國小說評點的重要面向，「在對比中塑造人物性格，這是我國古典小說的優良傳統，自李卓吾、金聖嘆、毛宗崗、脂硯齋以來的小說評點派都注意剖析這個方法。」[43]

童葉庚《睫巢鏡影》

此前的評點家列舉小說中的「相犯」之處，指出小說家能「犯而不犯」，能做到同中見異，強調小說的文法之妙，而不側重於小說情節的前後關聯。[44]評點家不厭其煩列舉此類情形，意在說明「作者的高明之處，在於他能從惡人的共相中寫出同中有異的微妙變化」[45]。

《儒林外史》的其他評點也常涉及對比，但意在評價人物高下。臥評比較杜慎卿、杜少卿兩個「豪華公子」，指出「一個慷爽俠氣，一個痴呆皮」[46]；張文虎多次比較匡超人與牛浦郎，意在說明牛浦郎的「庸惡陋劣」更在匡超人之上。童評當然也在對比中呈現人物的優劣，如其評價「楊執中固難比元章，魯編修尚不及危素」，又說「周學道又在魯編修之下」，都是將不同故事單元人物間的比較。

而縱觀童評，其運用最普遍的是情節間的比較。如第八回評價王惠向荀玫示好時說，「王惠勸荀玫移寓，與張靜齋請范進搬家，似同實異。」童評常常抓住人物的相似言行，從而展開議論。

《儒林外史》群玉齋活字板

童葉庚注重於此，多半是為了趣味起見。如權勿用的帽子被賣柴人無意挑走，童評聯想到另外的一個情節：「鄉里人搬盤，踢起釘鞋，打爛大媒人的熱點心。鄉里人賣柴，掮著扁擔，挑掉走路人的高孝帽。兩個鄉里人，堪稱一對。」

又將權勿用與楊執中聯繫在一起，「鹽店裡盤查帳目，楊執中對著東家，指手畫腳的不服。街道上撞翻轎子，權勿用向著廳官，指手畫腳的亂吵。兩個冒失鬼，亦是一對。」

這裡面並沒有深意可尋繹，不存在道德評價問題，也沒有涉及到對文筆評價。更多的是在品味由故事情節類似而生出的趣味。童評中的僅就情節而談情節的比較，這是此前的小說評點裡都未曾出現過。

其三，評語文字中有大量的對於小說原文的重寫性文字，客觀上構成了對小說故事的重構與再創造。

童葉庚所改寫的情節以及改寫的方式，看不出對於原文「文」或「道」的考量，應更多完全是出於對小說故事的激賞。《儒林外史》前半部中的經典性情節如范進中舉、張靜齋打秋風、嚴監生之死、嚴貢生訛詐船錢、蘧公孫婚禮、二婁訪楊執中、馬二先生游西湖、匡超人孝親、牛浦郎偷詩、牛夫人尋夫等，童葉庚都在評點中以生動的語言重新做了一翻講述。

由是，小說評點在事實上對小說正文構成了重寫的關係。「所謂重寫, 指的是在各種動機作用下,作家使用各種文體, 以複述、變更原文本的題材、敘述模式、人物形象及其關係、意境、語辭等因素為特徵所進行的一種文學創作。」[47]

《唐代小說重寫研究》

於評點中不厭其煩地重寫複述小說的情節，在此前的小說評點中是從未出現過的現象。以習慣性思維來說，這樣不憚筆墨地複述正文已說明、讀者已熟悉的故事，是不經濟、不明智、不討巧的行為。

如果我們聯繫到童葉庚的批評背景，就可明白其如此做的用心，是為了純粹享受小說故事帶來的趣味。在對小說原文不斷的改寫、重寫中獲得一種情感的愉悅，其間不乏戲謔的意味，甚且是在文字的騰挪變化間盡情遊戲。

從表面上來看，這種評點終究沒能給小說意義以闡釋，但其作為一種新的接受、傳播方式，恰恰證明《儒林外史》的魅力，也從實踐的角度證明其作為經典的屬性。[48]

《儒林外史匯校匯評》（典藏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

下面就以童葉庚對蘧公孫婚禮上一場「突發事件」的反覆書寫，以見其對童評的重寫意趣：

鄉下小使見了戲，那得不看，只管眼裡看著小旦，忘卻手裡捧著粉湯，還記得盤裡的湯腳要掀掉，不顧得盤裡的湯碗未端完，聽得叮噹一聲響，才知打碎兩個碗，慌得彎下腰去抓，忽見跑過狗來搶，恨得蹺起腳去踢，不料趿的鞋會飛。要寫小使踢脫一隻釘鞋，先從小使趿著鞋說起。逐層寫來，文心有剝繭抽絲之妙。

腳趿釘鞋，手捧粉湯。身立丹墀，眼看戲場。丫頭小旦，做勢裝腔。看得出神入化，未免失措倉皇。只道碗已端完，倒卻盤裡殘湯。兩碗落地，一聲叮噹。不可收拾，著實驚慌。急忙彎腰去抓，可憐有粉無湯。末了兩條大狗，搶著吃得精光。不覺怒從心起，頓時手亂腳忙。氣力用到十分，釘鞋踢脫半雙。蠢牛已嚇昏於牆下，飛鳧竟翱翔乎高堂。

陳和甫舉起箸來，正待吃點心也。點心未到嘴，而盤子已打得稀爛也。何以打爛？是一個烏黑的東西滾來也。釘鞋從何而來？從丹墀里飛進來也。丹墀里何得有這件東西？是搬盤小使腳下之物也。小使因踢狗而踢脫釘鞋也，踢起丈把高，使盡平生氣力也。用力太猛，的溜溜自下而上，自上而下，滾到右邊席口也。桌球一聲，把大媒嚇了一驚也。慌得衣袖招翻湯碗。可惜熱烘烘三樣點心，一概吃不成也。

由於《儒林外史》秉持其「戚而能諧，婉而多諷」[49]的創作風格，雖有意展現其間的歡謔，但下筆極為克制，這一段的描寫前後不足四百字，且採取順敘之法，不緊不慢，娓娓道來。

《儒林外史》黃小田評本

其他評家在此處的評語也是寥寥數語，如齊本評作「雖欲不笑，不可得已」[50]，張本則為「好看」[51]，黃小田評作「得不笑殺」[52]。惟童葉庚的評點篇幅駕小說原文而上之，其間盡情施展，將吳敬梓極力遮掩的歡謔之情抬至頂峰。

童葉庚在這裡將原文以三種方式各重寫一遍。第一種按照事情發展的次序從容寫來，不過其間使用了大量的如「那得」「只管」「還記得」「不顧」「聽得」「才知」「慌得」「忽見」「恨得」「不料」等提示性詞語，以小使的視角，將其間的緊張感烘托得淋漓盡致。

第二種也是正敘，但每句句末押韻，且是聲調綿長的韻腳，寫盡文中的戲謔感。

第三種則以倒敘的手法，層層倒推，將慌亂的結局寫出歡樂的味道。由此可見，童葉庚評點中對故事情節的醉心，這其實也是賦予小說片斷以經典性的一種途徑。

人大複印資料《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2021年第8期轉載《新見〈增評儒林外史眉評〉考論》

童葉庚評點《儒林外史》一改重「文」與「道」的慣例而以論小說故事情節為主，表面上似乎沒有太大的文學批評價值或道德意義，但客觀上對於抬升小說地位有著重要的作用。

以金聖嘆為代表的批評家重視小說價值的一大慣技即是論證小說有《左傳》《史記》等經史正典的文章法度或勸戒作用，閒齋老人評《儒林外史》時也多次將其與《史記》相提並論。

但這並不能真正說服人心，申涵光的反駁就很有力道：「每怪世人極贊《金瓶梅》摹畫人情有似《史記》。果爾，何不直讀《史記》？」[53]

像童評這樣懸置小說與經史的比較，純粹欣賞小說情節之趣，寫人繪事之生動，而不做過多的價值提升，可能反倒更有利於客觀認識小說的文體性質。

三、小說評點主體性的確立與評點語言風格的更新

馮鎮巒在《讀聊齋雜說》中談到評聊齋的五種角度：「往予評《聊齋》，有五大例：一論文，二論事，三考據，四旁證，五遊戲。」[54]這也是對古代小說評點基本面向的全面概括。特別是「遊戲」，在小說評點中展現得相對來說更為充分。「對小說作評點的人，有時也故意或喜歡運用一些通俗的語言和詞彙，插科打渾，使文字顯得詼諧幽默，亦莊亦諧，較之傳統的詩、文評點，要風趣生動許多。」[55]

自李贄、金聖嘆等人起，評點家們都慣於發現小說中的趣筆，類似「趣甚」「妙甚」「快絕」「一笑」之類的文字在評語中屢見不鮮。

《李贄全集注》

但總而言之，明清兩代的小說批評，雖表現出對趣味的激賞，真正的諧趣之語在全部評語中卻占極少數。其原因有二。

其一，評點家們多樂於發現其認為有趣的文字，而缺乏將原文中的趣味在評語中以再現出來的能力或動力，往往以「趣」「妙」「諧」「笑」等抽象化的詞語概括了事。至於小說原文為何有趣，或是只可意會而不可言傳，或是覺得過於淺顯而懶於交待。因此便形成了妙趣橫生的小說文本與簡單概括的小說評語的嚴重對峙與反差。

其二，正統的文人思維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小說批評諧謔化風格的生成與發展。中國古代小說評點可分為書商型、文人型、綜合型三類，[56]書商型評點致力於推銷圖書，綜合型評點則以導讀性為其主要特色，自然與諧趣之風相去甚遠。

《中國小說評點研究》

而文人型的評點側重追求個人精神的寄託與慰藉。傳統的儒家教育使得文士在相當程度上排斥過於諧謔化的語言風格，即便是那個通脫無羈的金聖嘆也不例外。他在評點《水滸傳》說：「蓋科諢，文章之惡道也。此傳之間一為之者，非其未能免俗而聊復爾爾，亦其意思真有甚異於人者也。何也?」[57]

其對所謂「插科打諢」的厭棄也就可見一斑，深受金聖嘆影響的清代小說評點在追求諧謔這方面則更等而下之，諧謔色彩日趨淡薄。

因此，馮鎮巒所舉論小說之五例，在小說評點中的分量是不平衡的，就其大較而言，「論文」之語最繁，而「遊戲」之風最弱。即便是面對有趣的小說情節，評者承認其有趣，也不過評作寥寥數語。評點文字的趣味性與對應的小說原文不相匹配。

其最根本的原因是，小說評點長期以來被當作對小說原文的附庸性文字，評點的使命是要發現原文中有意義的部分。一旦達到這一目標，便可得魚忘筌，由此小說評點的語言趨向於簡潔甚至粗陋便是定局。

就評點本身而言，童評的出現堪稱一大變革，調動多種修辭形式，盡力騰挪文字之美，客觀上使小說批評成了一場狂歡性的語言實驗。

整部《整補儒林外史眉評》對評點語言的主體性地位的重視前所未有，以精心建構的語言評論小說人物的言行舉止，而不是漫不經心地記錄著閱讀的心得體會。

《文鏡秘府論校箋》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童葉庚對《儒林外史》的評點本身即是一次文學創作，這也證明了當小說評語獲得主體性地位時，將會釋放出怎樣的活力與機趣。在小說評語整體缺乏幽默色彩與狂歡精神的背景下，童評歡騰諧謔的語言風格顯得更為矯矯不群，也與《儒林外史》幽默的語言風格相得益彰，把握住小說的精髓。

從表層的語言層次來看，對偶句式的廣泛使用是童葉庚評點《儒林外史》最突出的特徵。對偶是文學作品中常用的修辭手段，《文鏡秘府論》甚至認為未能運用對偶的篇章都不能稱之為「文」：「凡為文章，皆須對屬；誠以事不孤立，必有配匹而成。」[58]因此，對偶的廣泛、持續使用可看作童評的評點文字的主體性、文學性的象徵。

一般來說，包括《儒林外史》評點在內的古代小說評點，「在形態上比較簡凈」，「除臥評純為回末總評外，一般以眉批、夾批居多，就是總評也言簡意賅、短小精緻。」[59]

純粹從經濟性的角度上來說，評點語言應是排斥對偶修辭的。童評反其道而為之，不僅以此來揭明小說的文法與思想，更是以評為戲，展露其本人文采與巧思。

《文學研究》所刊朱澤寶《「論事」轉向與語言狂歡：論童葉庚〈增補儒林外史眉評〉的小說評點史價值》

從數量上來看，童評中有對偶成分的評語占據著絕大多數。或是概括故事場景，如評論范進中舉後命運轉變為「新孝廉氣象巍煥，眾紳衿奔走逢迎」；或重述人物對話，如將嚴監生臨終叮囑兒子讀書的心思概托為「讀了書，已得個歲貢生，便爾揚眉吐氣。有了錢，捐得個監生，只好吞聲忍氣。自家一生受了大房裡的氣，無處可以出氣；惟有盼望兒子將來進個學，好替他爭氣。」

甚至在揭示文章的情節安排時，也使用對偶句法，如評第四回道：「滕和尚做攬頭之事畢，慧僧官養婆娘之事起」。

就對偶的形式來看，整飭嚴密的對偶居多，有的甚至採用了典範的四六句式，如點評范進與張鄉紳在高要縣落荒而逃時道「兩條光棍，系出北城；四隻草鞋，奔向南海。秋風白打，誰憐范叔之寒；春月黃昏，空吃張公之酒。」

同時也有在同一則評語中的局部對偶，童葉庚描畫嚴監生去世前的場景時說「趙新娘扶正，五個親侄子一個不到。嚴監生病重，五個侄子穿梭的過來，陪醫弄藥。無他，不過貪圖些別敬耳。沒想頭，一個不到；有想頭，五個齊來。此等親侄子，何異驀路人。」

除了中間的「無他，不過貪圖些別敬耳」皆是對句。有的則是在散句中綴以對偶，如形容匡超人前後的神氣差異時說「匡超人到京師走了一趟，依傍了闊老師，攀附了闊親眷，又仗著自家考取了教習，在這裡取結，腳跟立得牢了，膽子放得大了，就敢大言欺人了。不是逼妻下鄉，溜進京時的形狀了。」總而言之，對偶成了童葉庚評點語言最明顯的特徵。

連環畫《匡超人變質》

童葉庚在評點追求對偶修辭的廣泛使用，有其以評逞才、以評戲謔的意圖，而客觀原因是《儒林外史》特殊的文本結構與情節安排，前後故事單元中的人物與情節每每能相互映照。

關於這一點，此前的評點家已經注意到了。由此，對偶式評點在再現原文意趣方面有著天然的優勢。童葉庚在運用對偶式評點時就於輕鬆活潑的氛圍中將作者的文心抉發開來。

如點評王惠在寧藩敗亡後逃走的情景時說「荀員外青衣小帽，昏夜乞憐；王觀察換了青衣小帽，黑夜逃走。荀玫茫茫然似喪家之犬，王惠急急乎是漏網之魚。」貼合文本而妙趣橫生，以見這曾經的一對好友不過是一丘之貉。這是兩人前後對比。

童評中還有以二人情形映照一人，以形成對偶句的。如將魯小姐這個痴迷舉業的閨秀與范進、周進相照，說「小姐之愁眉淚眼，與周進之撞頭大哭相同；小姐之長吁短嘆，與范學道之拍手大笑相反。」可謂相比得人，對偶貼切。

還有在對偶句中以多人的言行而類比一人者，如形容牛玉圃出場時說：「四個長隨，依稀洪憨仙排場；一番大話，仿佛嚴貢生口角。」對偶句式具有和諧、均衡、整齊之美，也與傳統的民族心理相契，廣泛地運用於各種文體之中，「宋以後對偶不僅在詞曲中花樣翻新,而且還被廣泛地運用於戲劇、小說、散文、新體賦、通俗講唱文學當中。」[60]

《儒林外史》戴乃迭英譯本

童葉庚將對偶引入小說評點語言中，不啻為一次有開拓性的語言實驗，既擴大了對偶的運用範圍，也更新了小說評點的言語面貌，一改言簡意賅為繁辭儷語，對於重新認識小說評點的特性有著突出的意義。

過度使用對偶句式，容易導致板滯的毛病。對偶只是童葉庚的評點手段，而不是其追求的文本面貌，其最終要呈現的是歡謔的語言意味、諧趣的審美風格。

黑格爾曾談到過諧趣是如何產生的，「任何一個本質與現象的對比，任何一個目的與手段的對比，如果顯出矛盾或不對稱，因而導致這種現象的自我否定，或是使對立在實現中落了空，這樣的情況就可以成為可笑的。」[61]

簡而言之，即能指與所指、言辭與意旨、內容與形式之間出現反差的時候，就往往蘊藏著諧趣。童葉庚對此深有會心，為表現諧趣之味，也為避免蹈陷板滯之弊端，童評在應用對偶句式的同時，調動反語、押韻、雙關、戲擬、臆改、想像、荒誕等藝術手法與修辭手段，使得評點語言如行雲流水，機趣橫生，呈現出一副歡騰的語言狂歡之氣象。

運用反諷，似莊實謔。反諷從本質上來看即為「表里不一」[62]，是指使用與本意相反的話語來表達本意，呈現出言此意彼的反差意趣。

童葉庚深諳此道，時常在故作端正冷靜的話語中暗藏譏諷，似莊重而實戲謔。如其在王惠接任南昌太守時評道：「兩浙名流，遂初行賦；南昌太守，政令維新。」這裡套用「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的舊語，聯繫到王惠在南昌的政績，其中的嘲弄之意也就一目了然。

郵票《馬二先生游西湖》

這裡還是引用了經典，一般讀者的讀下來難免有隔，童評中還有不少言辭通俗的反諷語。如評馬二先生有一段記道：「馬二先生看過《通鑑》，知道南渡典故，比范學道的學問，深得多了。」知道宋室南渡的典故對於馬二先生、范進等人來說已是不易之事，那麼舉業的危害以及馬、范的淺薄也就不言而喻了。

戲擬經典，寄寓嘲諷。戲擬「在本質上是一種破壞性的模仿」[63]，在模仿莊重的前代經典的同時宣洩著對世事人物的不滿。

吳敬梓即是慣用戲仿手法，《儒林外史》中大量情節的形成與戲仿《三國演義》《世說新語》等前代經典有著莫大的關係。[64]童葉庚在評點中也順勢將戲擬發揮下去。如其在評馬二先生在西湖問功名財富之事時說「馬二先生初意要問功名，聽見洪憨仙說發財，就趁勢接到發財上去。『貴，我所欲也；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舎貴而取富者也。』」

明嘉靖刻本《孟子註疏解經》

這裡戲仿了《孟子》的「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孟子》是馬二先生必讀之書，這裡談的是聖賢高貴的人格選擇，經過童葉庚這一改造，儼然成為瑣瑣小儒卑污人格的寫照，其用筆之老辣由此可見一斑。

再如諷刺嚴貢生的大言不慚，評道：「天下無難事，只怕用心人；天下無難事，只怕老面皮。」將勵志的格言化為無恥的宣言，令人捧腹。在模仿經典的背後是遊戲的態度，評者「以遊戲態度，把人事和物態的丑拙鄙陋和乖訛當作一種有趣的意象去欣賞」，[65]從而形成一種特殊的興味。這種反諷戲擬的評點風格也正與《儒林外史》的「奇書文體」屬性契合無間。[66]

如上文指出，童葉庚的評點常常是對小說文本的改寫，而將散文化的原文改編成韻文化的評語是常見的策略。原本平直的敘述化作童謠式的歡謔，原本不露聲色的描寫也在改寫中成為大張旗鼓的評論與調笑。

對於匡超人進京再娶這一段，童葉庚評作：「將養甥小姐長成才貌出眾，招贅新姑爺恭喜不消費用。來的老管家說得娓娓可聽，害那小書生心中怦怦欲動。」這裡共四句話，如絕句般在一、二、四句的句尾押韻，童氏這裡就用詩一般的句調輕鬆詼諧地吐露出對匡超人再婚鬧劇的不滿。

再如上文列舉的蘧公孫與魯小姐大婚時因小廝而引起的意外，童氏的評點文字同樣是韻文，每個偶句都押韻，分別押「湯」「場」「腔」「皇」「湯」「當」「慌」「光」「忙」「雙」「堂」等。從這兩例可看出其使用的韻部皆為寬韻，更便於戲謔的展開。

《儒林外史》郵票首日封

置身文中，介入批評。童評中最有特色的批評方式是置身於小說情節故事之中的介入式批評，這種情境下，評點家與其說是人物言行是非得失的評判者，倒不如說是小說故事情節的實際參與者，與小說中的人物戲謔調笑，充溢著濃厚的幽默感。或言之，評點語言並不由客觀的分析構成，而是轉化為評者與小說人物的對話。

童葉庚在評點中或化身為書中人物的朋友，與其打趣。如其在景蘭江大肆吹噓的那一段，評道「原來蘭江先生，不但與魯編修是詩友，與楊執中、權勿用、蘧公孫、婁公子是至交，連顧中翰、范通政、荀御史這些人都是相好的。失敬！失敬！」宛若評者本人也在西湖詩會上聽到景蘭江的談論一般。

小說寫到嚴貢生等人出現在西湖上時，童氏道「嚴大先生久違了，東崖先生一向在大部里得意。」好似老友重逢，畫面歷歷如新。有時像知己一般替人物盤算得失，當嚴貢生訛詐船錢時，評者說「以雲片糕抵喜錢、酒錢，大是便宜。以人參、黃連抵喜錢、酒錢，又算吃虧。費了幾片雲片糕，省了若干喜酒錢，回家大可買肉心包子吃。想府上花梨椅子，早已換完矣。」

連環畫《嚴貢生》

像極了嚴貢生奸滑的口吻。有時跳入書中直接拆穿人物的慌言，如其直接抓出景蘭江吹牛的破綻，道「嚴致中與范通政同行，嚴致中才到，范通政自然也是才到。然則景蘭江未到杭州之前，在船上拈題分韻，卻是何人？莫非趙雪齋天天看病，兩眼生花，白日裡見鬼，白日裡搗鬼？」

有時則宕開一筆，為書中人物的荒唐言行找原因，做辯護，如洪憨仙與馬二先生認表親，評者似乎擔心此舉過於荒唐，不能取信於人，說道：「與三百多歲的人，認作中表弟兄，好笑之極。莫非是三百年前的表親？俗語道是一表三千里，卻不道是一表三百年。」

有時甚至更是為挽救人物的「過失」而出謀劃策，如對胡屠戶說道「菩薩計較起來，比閻王更加利害。怎麼好？何不託文曲星去說情呢？」

童葉庚在評點中多次與書中人物展開對話，如陳和甫吹噓其能請來各路神仙時，童葉庚表現得極為不滿：「忽爾純陽祖師，忽爾周公老祖，忽爾建文皇帝，隨口亂說，有何對證？」儼然在當面質問對方。周進問范進為何遲遲考不中時，童葉庚也說「問得好笑，請教閣下當年，如何總不進學？」

最能展現這一特徵的是，評語中使用了大量的「你」字，這個「你」當然指的是書中人物。

吳敬梓塑像

如詰問陳和甫「教你跑到汶上縣去的」，「你難道另有個分身之法麼？」對鄒吉甫說「你還不曉得，他如何會曉得；你還是才曉得，他自然不曉得。」嘲諷支劍峰「你方才為何不向西湖里，照照這副尊容，可像穿宮錦袍的李太白麼？」責罵匡超人「等你僥倖，等你得個肥美地方，等你到任一年半載，等你帶銀子來幫襯他。不知潘三哥有沒有這樣造化，有沒有這樣長壽？」

總而言之，童葉庚在評點中很多時候表現得更像是原書中的人物，而不是小說的評點者。行文之間，盡顯輕鬆詼諧之趣，也堪稱是真正的沉浸式閱讀體驗，深合傳統批評的特點。這樣的評點方式在此前的小說評點中未曾出現，童評在小說評點形式上有開疆拓土之績。

小說評點在發展至晚清時代能有童評這樣一部率滿戲謔精神的評本，有著深厚的文化傳統與現實依據。儘管傳統的文學批評多以正襟危坐式居多，但也滑稽遊戲之風留以一隅之地。

《江盈科集》

如宋人周紫芝就援引孔子戲子游、史遷立《滑稽列傳》為例，說明「俳諧之中，自有箴諷，或能感動人情，使之改過，是以有取焉耳。」[67]晚明文人江盈科還認為「諧語之收功，反出於正言格論之上。」[68]

此前小說批評中若隱若現的戲謔之語也證明著這一潛流的生命力。童評能將長期潛藏於評點中的戲謔精神大肆綻放，得緣於個人與時代的雙重因由。

童葉庚早年曾出任德清知縣等職，光緒年間即隱居吳門，讀書度日，手抄群籍，無復出仕之志。其性通脫，故其著述也多富有機趣，著有《迴文片錦》《醉月隱語》《斗花籌譜》《合歡令》《蝸角棋》等遊戲著作，還將拼板玩具七巧板擴展為十五巧板，名曰《益智圖》。由於其性格詼諧游世，故而其對《儒林外史》的評點也多能發掘其中之幽默機趣，一改傳統的抽象概括式的評點文字，而賦予其以豐富的細節與藝術的靈性，從而使評點文字即有詼諧可觀的遊戲效果。

再者，晚清時代，特別是江南地區，遊戲文字也風行於士人群體中。有學者將這股思潮歸結為清代統治的削弱與正統思想的消退，新興報紙的出現又為遊戲文章的發展提供了契機。「傳統文學脈絡中被壓抑的邊緣文體開始積聚爆發的力量。新興報刊所提供的自由寬容的表達空間，對受社會文化規範束縛的傳統文人起到了一定的解放作用。」[69]

以《申報》為例，其主張的文章風格即是「文則質而不俚，事則簡而能詳。上而學士大夫，下及農工商賈，皆能通曉」[70]，「在創刊的第一年8個余月的時間內,《申報》共刊登遊戲文章20餘篇。」[71]

《申報》

至1890年代，上海地區小報的《遊戲報》《海上繁華報》《寓言報》《採風報》《笑林報》等小報更是喜登遊戲文章。可見在童葉庚生活的光緒年間，以遊戲為文章的風潮一直不絕於世。在這種背景下，文人往往「以詼諧之筆，寫遊戲之文，」[72]逐漸形成「集輕鬆詼諧滑稽幽默、插科打諢、噱頭打趣於一體的筆調風格」[73]

童葉庚晚年長時期隱居於蘇州地區，接近江南文化的中心，其評點《儒林外史》的文字正是典型的遊戲文章，其間雖也有對貪官酷政的抨擊，但更多的是表現滑稽幽默的趣味。

如果純粹從小說理論的角度來看，童評的價值或不能獨標一幟，但小說評點研究畢竟不能等同於小說理論、小說批評研究，誠如有學者所指出的那樣：「中國古代小說評點是一個獨特的文化現象，而非單一的文學批評。

李漢秋《儒林外史匯校匯評本》四版後記

評點在中國小說史上雖然是以『批評』的面貌出現的，但其實際所表現的內涵遠非文學批評就可涵蓋。」[74]童評的主要功績就是在評點內容上的轉換與評點語言的更新，極大地擴展了小說批評的表現力量。其對小說故事情節的深度關注，推動著小說主體價值的確立，而不僅作為文法或義理的標識或附庸；其對評點語言風格的更新，豐富了小說評點的表現形式，更生動地展現中國傳統文學批評形式的內涵。

附記：

這裡彙報一下小文的撰寫經過：我於2017年在浙江圖書館發現童葉庚《儒林外史》評點本，撰寫《新見<增補儒林外史眉>》考論》，介紹此評點本的基本特徵，並於2018年初投稿《文獻》刊物，2021年3月見刊。《「論事」轉向與語言狂歡——論童葉庚<增補儒林外史眉評>的小說評點史價值》則主要關注其小說評點史上的意義，發表於《文學研究》2021年第2輯。同樣是2021年4月，李漢秋先生聯繫我，將童評資料收入其新修訂的《儒林外史匯校匯評本》，並於當年夏出版上市。謝謝師友們的關心。

注釋：

[1] 李漢秋《儒林外史匯校匯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收錄九種，其中張文虎的申報館評本與《儒林外史評》視作兩種。後又新發現朱則仙評點本一種。

[2] 《增補儒林外史眉評·凡例》對所據版本有所說明：「後得齊省堂增訂正本」「今歲里居多暇，重展是書而讀之，心有所得，隨手札記。」

[3] 本文所引《增補儒林外史眉評》中的文字均出自浙江圖書館藏抄本，下不出注。

[4] 在目前已知的十種《儒林外史》評本中，只有「則仙評本」中的若干評語作於1893年之後。見李漢秋《新發現的<儒林外史>則仙評批》，《文獻》，2011年第2期。

[5] 譚帆《晚清小說評點麈談》，《學術月刊》，2000年，第12期。

[6] 《儒林外史》黃小田評本雖然數量豐富、價值巨大，但由於其評語抄於群玉齋刊本上，長期未見流傳，且從其內容上看，並沒有對童評本產生影響。

[7] 李漢秋《儒林外史匯校匯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34頁。

[8] 李漢秋《儒林外史匯校匯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89頁。

[9] 李漢秋《儒林外史匯校匯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46頁。

[10] 李漢秋《儒林外史匯校匯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11頁。

[11] 李漢秋《儒林外史匯校匯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97頁。

[12] 李漢秋《儒林外史匯校匯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12頁。

[13] 李漢秋《儒林外史匯校匯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13頁。

[14] 李漢秋《儒林外史匯校匯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13頁。

[15] 李漢秋《儒林外史匯校匯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4頁。

[16] 李漢秋《新發現的<儒林外史>則仙評批》，《文獻》，2011年第2期。

[17] 譚帆《論<儒林外史>評點的源流和價值》，《社會科學戰線》，1996年第6期。

[18] 臥草閒堂本前的閒齋老人序雖題作「乾隆元年春二月」，但學者根據評點出現的《燕蘭小譜》推斷其不可能早於乾隆五十年（1786）

[19] 李漢秋《儒林外史匯校匯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687頁。

[20] 黃霖等《中國小說研究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53頁。

[21] 李漢秋《儒林外史匯校匯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27頁。

[22] 黃霖等《中國小說研究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57頁。

[23] 李漢秋《儒林外史匯校匯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88頁。

[24] 譚帆《小說評點的萌興——明萬曆年間小說評點述略》，《文藝理論研究》，1996年第6期。

[25] 金聖嘆《水滸傳序三》，《金聖嘆評點本水滸傳》，嶽麓書社，2006年，第12頁。

[26] 江守義《小說評點的倫理闡釋》，《黑龍江社會科學》，2017年第1期。

[27] 金聖嘆《讀第五才子書法》，《金聖嘆評點本水滸傳》，嶽麓書社，2006年，第4頁。

[28] 馮鎮巒《讀聊齋雜說》，《聊齋志異會校會注會評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1頁。

[29] 陳維昭《論評點重構敘事》，《文藝研究》，2016年第4期。

[30] 金聖嘆《讀第五才子書法》，《金聖嘆評點本水滸傳》，嶽麓書社，2006年，第4頁。

[31] 金聖嘆《水滸傳序三》，《金聖嘆評點本水滸傳》，嶽麓書社，2006年，第12頁。

[32] 陳洪《中國小說理論史》，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89頁。

[33] 王冉冉《以論說文文法評點小說結構——金聖嘆小說評點的一個本質特徵》，《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2期。

[34] 馮鎮巒《讀聊齋雜說》，《聊齋志異會校會注會評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2頁。

[35] 蒲松齡著，張友鶴輯校《聊齋志異會校會注會評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0頁。

[36] 呂祖謙《論作文法》，清光緒廿四年江蘇書局印本《東萊先生古文關鍵》卷上

[37] 張文虎《天目山樵識語》，《儒林外史匯校匯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695頁。

[38] 李漢秋《儒林外史會校會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6頁。

[39] 周君文《晚清<儒林外史>的文人評點群體》，《上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3期。

[40] 李漢秋《儒林外史會校會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02頁。

[41] 童葉庚生於道光八年（1828），卒於光緒二十五年（1899），據凡例可知此評語寫就於光緒十九年（1893）。

[42] 當然也不能排除童葉庚的評語先錄於齊省堂增訂本上、後來單獨謄抄的可能。在目前沒有新的材料出現以下，本文仍以抄本為據。

[43] 孫遜《關於<儒林外史>的評本與評語》《明清小說研究》，1986年第3輯。

[44] 如金聖嘆評《水滸傳》有「略犯法」「正犯法」，旨在說明作者「真是渾身都是方法」。（見《金聖嘆批評本水滸傳》，嶽麓書社，2006年，第5頁。）毛宗崗在《讀三國志法》中道：「《三國》一書，有同樹異枝、同枝異葉，同葉異花、同花異果之妙。作文者以善避為能，又以善犯為能。不犯之而求避之，無所見其避也；惟犯之而後避之，乃見其能避也。」（見《毛宗崗批評本三國演義》，嶽麓書社，2006年，第5頁。）足見其意在借《三國志演義》前後情節的關聯而討論文章的「避」與「犯」。

[45] 蒲安迪《中國敘事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117頁。

[46] 李漢秋《儒林外史會校會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92—393頁。

[47] 黃大宏《唐代小說重寫研究》，重慶出版社，2004年，第79頁。

[48] 詹福瑞在《論經典》指出經典作品具有「普適性」與「耐讀性」。（見《論經典》，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

[49]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第226頁。

[50] 李漢秋《儒林外史會校會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38頁。

[51] 李漢秋《儒林外史會校會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38頁。

[52] 李漢秋《儒林外史會校會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38頁。

[53] 申涵光《荊園小語》，中華書局，1985年，第4頁。

[54] 馮鎮巒《讀聊齋雜說》，引自張友鶴《聊齋志異會校會注會評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1頁。

[55] 孫琴安《中國評點文學史》，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年，第161頁。

[56] 譚帆《中國古代小說評點之類型》，《文學遺產》，1999年第4期。

[57] 金聖嘆《金聖嘆評點本水滸傳》，嶽麓書社，2006年，第607頁。

[58] 遍照金剛著，王利器校注《文鏡秘府論校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第603頁。

[59] 譚帆《論<儒林外史>評點的源流與價值》，《社會科學戰線》，1996年第6期

[60] 李生龍《論對偶在古代文體中的審美效果》，《中國文學研究》，1999年第1期。

[61] 黑格爾:《美學》第三卷下，朱光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1991 年版，第 291 頁。

[62] 孫述宇《金瓶梅的藝術》，時代文化出版公司，1979年，第48頁。

[63] 張峰《戲擬的寓意與快感》，《山東師大外國語學院學報》，2002年第1期。

[64] 陳維昭《<儒林外史>的互文、戲擬與反諷》，《汕頭大學學報》，1999年第6期。

[65] 朱光潛:《詩論》，合肥市: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0 頁。

[66] 蒲安迪認為「奇書文體的首要修辭原則，在於從反諷的寫法中襯托出書中本意和言外的宏旨」（蒲安迪《中國敘事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156頁），而《儒林外史》和《紅樓夢》也不妨稱為「清代兩大奇書」（蒲安迪《中國敘事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26頁）

[67] 周紫芝《太倉稊米集》，台北商務印書館 1986年，第372—373頁。

[68] 江盈科《江盈科集》，嶽麓書社，1997年，第439頁

[69] 杜新艷《晚清報刊詼諧文學與諧趣文化潮流》，《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8年第5期。

[70] 《本館告白》，《申報》1872年4月30日。

[71] 張天星《報刊與晚清文學現代化的發生》，鳳凰出版社，2011年，第295頁。

[72] 《本館重印丁酉戊戌兩年全份〈遊戲報〉明日出第一冊》，《遊戲報》1899年5月2日。

[73] 李楠《晚清民國時期上海小報研究》，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第342頁。

[74] 譚帆《中國小說評點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