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是絲綢之路上的一個關鍵點，對中華文明乃至世界文明都具有標本意義。其實，敦煌的環境是艱苦的，敦煌的人口是較少的，西漢時期敦煌的人口是38335人，東漢時期敦煌的人口是29170人，皆不及與其毗鄰的酒泉，西漢時期酒泉的人口是76726人，東漢時期酒泉的人口數史書漏載，只有戶數12706戶，人口數當為五萬多。在古代世界，人就是生產力，敦煌這個人口較少的西北邊緣之郡，絕不會是最富庶的地方，但敦煌卻造就出輝煌燦爛的文化，十分值得我們深思。

　　敦煌是絲綢之路上最璀璨的明珠

　　河西走廊的最西端，無垠的戈壁與綠洲交相輝映，大山之外是大漠，點點綠洲連接起來的道路，就是東西交往的孔道。敦煌就矗立在東西要道的中心點上，再往前就是西域，一片更為神奇的土地，也是漢帝國走向世界的關鍵。匈奴對西域的經營，至少要早於漢朝一百年，匈奴騎兵縱橫西域諸國，控制著東西交通。張騫費盡九牛二虎之力，逃脫匈奴的羈押前往月氏，而在回來的路上，還是被匈奴擒獲，可見廣大的西域、河西諸地，都在匈奴的強力控制之下。

　　漢朝要想走向世界，必須開發西域，把西域從匈奴的手中奪回，其難度可想而知。而作為漢朝經營西域的窗口的敦煌，重要性無與倫比，也的確賦予了敦煌太守這樣的職權，故敦煌雖弱，戰略地位十分重要，是經營西域的前線。李廣利第一次伐大宛，失敗而歸，漢武帝令其屯田敦煌，再謀西伐，在敦煌備戰的時間裡，敦煌的地位變的更加重要，此時的敦煌既是前線又是後方。總之，敦煌不是後人眼中的邊遠小城，而是窗口、前線，是可以建功立業的地方。

　　中古時代，敦煌名人輩出，位至三公亦是常事，即使後來中原發生了戰亂，乃至改朝換代，而河西晏然，敦煌穩固，這群紮根西垂的人們，逐漸形成世代之家族。敦煌大族雖多以軍功起家，但十分注重儒學修習，經學傳家，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儒家世族。其實，敦煌大族是開風氣之先的一群人，他們身處各種異質文化之中，他們最先接觸到從西傳來的各種異質文化，他們最先完成了異質文化與中原文化的融合與升華，當這些擁有異質文化的人們進入中原之時，他們又將早已融合在體內的蠻夷戎狄風氣引入中原，而這些所謂的異質文化、蠻夷戎狄之風，恰恰是新鮮空氣，恰恰是打破平靜湖面的層層漣漪。

　　敦煌是幸運的，自西漢設郡以來，中原雖然經歷了三國紛爭，兩晉聚合，南北動亂，但是敦煌從未受到大範圍的破壞，反而由於遠離中原而成為世外桃源，避難而來的人們聚居在河西之地，獨享清平，而後是隋唐時代，對於西北的重視與開發，再次提上最高議程，作為西北門戶的敦煌之地繁榮依然。後來，安史之亂爆發，河隴陷於吐蕃，敦煌的漢文化傳統被截斷。從漢武帝到唐玄宗，一千年從未間斷的文化傳承，連接起來的是中華文明最繁盛的漢唐時代，漢唐文明的精華聚匯於此，漢唐文明的根深深扎入敦煌大地，才會造就出無比燦爛的敦煌文化，展現出來的就是石窟藝術的巧奪天工，文化文明的博大精深，還有藏經洞的神秘神奇。文化的繁榮使得敦煌有了底蘊、有了自信、有了希望，如果沒有這群有文化的敦煌人的堅守，如果沒有如此悠久的歷史延續，敦煌的輝煌燦爛如何創造，沒有文化自信的時代，是不可能造就出如此兼容並蓄、輝煌燦爛的文明的。

　　但是，敦煌絕不是絲綢之路上的唯一明珠，絲綢之路是一串明珠的組合，如武威、張掖、酒泉、瓜州、龜茲、高昌、于闐、天水、慶陽、平涼等，皆是明珠。石窟亦是如此，世上不是只有一個莫高窟，還有榆林窟、西千佛洞、馬蹄寺石窟、炳靈寺石窟、麥積山石窟、克孜爾石窟等。只是由於各種原因，諸多燦爛輝煌的文化藝術沒有保留下來，而敦煌由於機緣巧合，為全人類保存下如此精美絕倫的瑰寶，故敦煌無疑是絲綢之路上最璀璨的明珠，但也不是唯一。

　　敦煌學是國際漢學研究的交叉學科

　　敦煌藏經洞出土了六七萬件珍貴文獻文物，有寫卷、絹畫、拓本、供養器等，滄海遺珠，無價之寶。敦煌文獻內容極其豐富，涉及宗教、歷史、地理、語言、文學、美術、音樂、天文、曆法、數學、醫學等諸多學科，記載了很多歷史典籍沒有記載或者簡略記載的歷史事件，是我們探尋歷史真相的直接證據。敦煌歸義軍是一個被史書記載極其簡略的藩鎮，而敦煌文獻的發現，為我們展現了一個藩鎮運行的諸多材料，一個可供研究的個案。

　　安史亂後，敦煌之地先是被吐蕃占據，而後是歸義軍，無論是張氏歸義軍，還是曹氏歸義軍，此時此後的敦煌，皆是多民族聚居的家園，甚至曹氏歸義軍家族本身就是粟特人，其間敦煌又受到回鶻與于闐的強烈影響，再後來是西夏對敦煌的統治時期，諸民族的文化、文獻、文物都遺留在了敦煌，故敦煌出土了大量的吐蕃文、粟特文、于闐文、回鶻文、西夏文等文獻文物，是研究藏學、粟特學、于闐學、回鶻學、西夏學等學問的重要資料來源。

　　敦煌之外，絲綢之路沿線亦出土了大量漢文和少數民族文獻，是國際漢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如吐魯番文書、懸泉漢簡、黑水城文書、庫車文書等，這些文書、簡牘與敦煌文獻互為補充、互為鑑證，共同描繪出先民們開發西北、開拓邊疆的壯麗畫卷。吐魯番地區的開發本身就是從敦煌開始的，敦煌人多遷徙至吐魯番屯田，故吐魯番出土文書與敦煌文獻是緊密相聯的。懸泉漢簡主要是漢晉時代敦煌郡懸泉置的驛站文書，是絲路暢通、中西交流的檔案見證。黑水城文書主要是西夏、元時期的寫本和印本,是研究此時期絲路文化交流的寶庫。庫車文書是庫木吐喇石窟附近佛塔廢墟中挖出的古代梵語、婆羅謎文寫本，有印度古代醫方選集、骰子占卜文書等，反映的亦是東西文明之間的交流盛況。

　　敦煌石窟藝術研究是全世界石窟藝術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石窟藝術最初的風格，必然源自印度、貴霜、希臘，古代犍陀羅地區是重要的佛教藝術中心，隨著佛教的東向傳播，石窟藝術漸漸有了西域風格、涼州模式，再後來就是以洛陽和長安為中心的中原風格，與佛教藝術風格東進形成對比的是西向回傳，而諸種風格匯聚的地方，就是敦煌。

　　敦煌學本身就是國際漢學研究的交叉學科，具有跨民族、跨語言、跨文化等性質。歐美諸國的漢學家，無論是從事語言文獻研究的，還是從事繪畫藝術研究的，多與敦煌學有交叉，他們對敦煌學的開拓有貢獻，敦煌學對他們認知東方亦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價值。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全世界，敦煌學是國際漢學研究中的「顯學」「絕學」。

　　講好敦煌故事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

　　國學大師季羨林說：「世界上歷史悠久、地域廣闊、自成體系、影響深遠的文化體系只有四個：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再沒有第五個；而這四個文化體系匯流的地方只有一個，就是中國的敦煌和新疆地區，再沒有第二個了。」誠然，敦煌的文化價值是突出的，敦煌的標本意義是鮮明的，藉助敦煌文化、敦煌藝術、敦煌精神傳播中國聲音，用文化向世界展現一個真實的、立體的、全面的中國，是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爭奪話語權的有效舉措。

　　敦煌自古就是一個多民族聚居的家園，各民族在敦煌長期和平共處、友好往來，共同塑造了豐富多彩、絢爛多姿的文化。粟特人、吐蕃人、于闐人、回鶻人、西夏人的形象，至今還佇立在壁畫之中。歲月變遷，時光流轉，虔誠的吐蕃王子，繁忙的粟特商人，美艷的回鶻公主，乃至卑微的侍女，耕作的農夫，嬉鬧的兒童，轉瞬千年，美麗依舊。

　　敦煌是諸宗教和平共處的地方，佛教、道教、祆教、景教、摩尼教等，都曾在這裡流行，敦煌藏經洞中保存有漢文景教文書《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贊》《景教志安樂經》，還保存有漢字摩尼教經典，即《下部贊》《摩尼光佛法儀略》和《摩尼教殘經》，在一個佛教建築中，在一個佛經為主的藏經洞中，竟然會保存有景教、摩尼教的經典，這種並行不悖，所反映的不正是敦煌文化乃至中華文明的兼容並蓄嗎？

　　中國文化自古就認為世界應該是一個和諧的整體，主張和而不同、百花齊放，正是這種推己及人、兼收並蓄的優秀民族品格，中華文明才能源遠流長、生生不息。繼承和弘揚兼收並蓄的敦煌文化精髓，既珍視我們自己的文化，也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強調不同文明之間平等交流、和諧包容，才是處理文明間衝突的根本出路，只有這樣，古老的絲綢之路才會日益煥發出新的生機和活力，才能真正造福各國人民。

　　（ 劉全波 作者系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