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評分,卻是年度最佳催淚向?

2019-07-19     K社編輯部


「周泉泉平時挺愛跟大家逗樂、開玩笑的,我說會不會是他們這回又在搞什麼惡作劇。」——《夜線》編導李文娟

「完全不能相信。你知道嗎?你想那麼熱的天,我突然一下手冰涼。」——《夜線》編導呂秋秋

「你知道一個人在一個晴空萬里的早晨突然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得有幾分鐘我是沒法喘氣兒。」——《夜線》編導趙穎

周泉泉是誰呢?

概括她太簡單了,只需要一句話:她是一位記者,是CCTV社會與法頻道《夜線》欄目的副製片人。

然而。

「6月6日,中午12點40分,周泉泉在工作中不幸遭遇落石,經搶救無效,因公殉職。」

我不認識周泉泉,這是我聽到的關於她的第一個消息。

而這也是她人生里的最後一個消息。

7月15日,央視《夜線》出了一期節目講她的故事,他們起了這樣一個名字來形容她的一生——《生如夏花》

為什麼用了這樣的四個字?

因為作為媒體人,她的一生的確如夏花絢爛。

這段為她而做的紀錄片挑選了一段她早先在可可西里無人區錄製的珍貴視頻,試圖以此給觀眾展現一些邊角。

2006年,周泉泉一行人進到可可西里無人區,去進行關於盜挖金礦、盜獵的內參調查。

2輛車,10個人,10天的口糧。

370公里,450升汽油,5171的海拔。

路不好走,把一群人折磨得夠嗆。他們不斷規劃路線,這條路不通,想方設法換另一條,「總有一條路能走」。

錄製這段視頻的時候泉泉正發著燒

偶然間,他們追蹤到了當地盜挖金礦的工業車車轍。更巧的是,他們誤打誤撞,直接摸到了盜挖金礦團伙的營地。

「什麼準備都沒有」,但是周泉泉不想放過這個機會,還是決定去探一探。

藉口跟拍祭奠索南達傑(治多縣縣委副書記,為守護可可西里而犧牲)的儀式,她囑咐攝影,把大機器都拿布蓋住,小DV掛在脖子上,假裝成拍著玩隨便掛掛。

攝影孫鵬宇說:「一進那個帳篷,泉泉就擋在我身前了,我當時都沒意識到。」

原來帳篷里那火爐子邊上,插著三四把槍。

周泉泉在身後悄悄擺手,讓攝影出去,自己坐裡邊喝茶,吸引注意力,留時間給同事偷拍調查。

離開以後,他們被吉普車一路跟蹤。更讓人心驚的是,對方手眼通天,把威脅電話打到了周泉泉在北京的家。

而這些,泉泉一開始並沒有和眾人說。

「對於我們倆來說,完全不知道,她挺能扛事兒的,她能量巨大。」孫鵬宇感慨。

另一個攝影張錚話很少,此時卻連講兩句:「真的不容易。真的不容易。」

如果沒有周泉泉,《夜線》都很難搞起來。她求真,有一股擰勁,是你能想像到的那種最「一條路走到黑」的人。死亡威脅也攔不住她,片子還是改剪就剪,該送審就送審。

「她韌性那麼強,她那麼能吃苦,不怕危險她堅持,是因為她實在是很喜歡她乾的這件事。」

「她太愛了。」

那年,她也才33歲。

一個媒體人的成長是怎樣的呢?

1996年,周泉泉進入央視,參與《讀書時間》的創辦,後來成為了骨幹編導;

那時候的她還很青澀

2001年,周泉泉調入《半邊天》欄目組,加入到欄目中最難做的社會組。為了調查重慶某公司假借招聘性騷擾女性的案件,她選擇假扮應聘者親自上陣,拍下女性被騷擾的關鍵證據。

她的同事李文娟回憶當時的對話:「人為設置的困難和障礙,她覺得她都能去排除。」

青海女性土地權益,鄉村女性自殺問題,一份又一份漂亮的答卷之後,周泉泉在不斷承擔更大的責任,走向做製片人的道路。

後來,就有了《熱血邊關》。她希望有一檔節目能夠宣傳國防法,讓年輕人更懂國防,更愛祖國,進而投身軍營,獻身邊防。為了拍好這個節目,攝製組的足跡從大漠延伸到高原,從邊疆踏步至東海。

她充滿幹勁地穿越原始森林,在充滿雪崩、塌方、泥石流的公路上為大家斷後,與戰士同吃同住同巡邏。

周泉泉為大家斷後

在她之前,中國尼泊爾邊境處最遠的哨所,沒有任何媒體人能到達

主持人幾度哽咽

周泉泉是誰?

概括她太難了,她是每一個奮鬥在一線,義無反顧深入危險區的調查記者,是每一個即使輿論重重,也要頂著壓力放出新聞稿的編輯,是每一個徹夜開會討論選題,啃最難啃的硬骨頭的製片人。

她是「你我」,她也不是「你我」。

她是淹沒在人群里,誰都不會多看一眼的普通人。

但她有自己的舞台,她在鏡頭後觀察世界,並且,真實地展示這個世界。

周泉泉最早的舞台,來源於「調查記者」。

那些一次次偏遠地區的踏訪、數不清的高危指數調查、習慣性以身犯險的孤勇,是近乎快要消亡於娛樂至死的年代裡的媒體人的堅持。

然而,調查記者——這個曾經在紙媒的黃金時代不容小覷的群體,如今好像已經隨著不斷席捲而來的新時代的浪潮漸漸式微,越來越多人不再投身於此,開始避之不及,故意視而不見。

為什麼?

如果你在搜索欄里打上「調查記者」,就會發現,前四個跳出來的詞條分別是:

「調查記者沒一個善終」

「調查記者的人身安全」

「調查記者的權限」

「調查記者為什麼沒了」

2003年,報道了孫志剛一案和非典事件的主編程益中因言獲罪(5個月後被釋放),隨後淡出紙媒。

2008年,記者朱文娜發表了一篇《遼寧西豐:一場官商較量》,報道了西豐縣商人趙俊萍遭遇的官司,報道中還涉及了西豐縣縣委書記張志國。隨後她被西豐警方以「涉嫌誹謗罪」之名立案調查(後撤銷立案)。

2010年,《中國經濟時報》記者王克勤曝光了山西疫苗事件(近百名兒童注射疫苗後或死或殘)。兩個月後,簽發這篇報道的總編輯包月陽被調離原崗;第二年,王克勤所在的調查部被解散,他被迫離職。

2010年,《經濟觀察報》記者仇子明因報道上市公司交易內幕,遭到當地公安局的網上通緝。

2011年,地溝油曝光者記者李翔遇刺。

2012年,報道了三聚氰胺事件的記者簡光洲在微博表示:理想已死,我先撤了,兄弟們珍重。

《新媒體環境下調查記者行業生態變化報告》顯示,2010年,核定的調查記者共計334人;到了2017年,這個數字下降為175,而傳統媒體業內調查記者僅有130名,從業人員減少幅度高達57.5%。

斷崖式下跌。

事實上,調查記者的現狀可以稱得上是傳統媒體業的一個縮影。

在過去的黃金時代,記者意味著崇高的榮譽感和高薪的獎勵,大環境提供給他們豐厚的土壤,於是他們就在這片土地上,不知疲倦地揮灑著自己的熱情。

而後急速衰落的紙媒帶走了曾經新聞業的輝煌,網際網路時代和全民娛樂統治天下,「記者」這個名目似乎沒那麼高尚了。

新媒體迅速取代了傳統媒體。至於紙媒連帶著它們所衍生的一切,也不再是被反覆提起、反覆鼓勵的事情了。

大眾的一切慾望在淺淺紮根的自媒體里被滿足,無數傳聞在單方面的傳播里被判定為事實。娛樂不死代替了真相至上的口號,大數據的流水狂歡沖刷掉一切秉筆摸索前行的痕跡。

很多人都開始甚至已經深深地懷疑,還有沒有這樣的人,甘心守著這份理想和情懷,治療這個世界的沉疴積弊?

直到我們看到周泉泉,直到我們看到周泉泉們。

「我現在做這個工作,可能面臨很多意外。但如果能選擇死亡方式的話,我寧願是在這種工作環境下意外傷亡。」by周泉泉

儘管只是星星之火,可周泉泉和同她一樣堅持的那批人還是給當下時代點燃了一撮尚可以咂摸的希望。

讓我們總在幾乎要失望透頂的時候,清楚地認識到——

在我們看不見的地方,還有很多站在風口浪尖,死扛到底的優秀媒體人;還有人在呼號奔走,堅持「理想不死」。

這一切都讓我們有理由相信,新聞理想尚未消磨在這一代。

是的,四周真的太暗了,理想的火光也真的太微弱,但終於是沒有熄滅,終於是存在著的,哪怕偶爾天光一亮,就好像會杳無蹤影。

但恰如傳媒人陳安慶所寫:「如今,我們好像中世紀的堂吉訶德。夕陽餘暉里,西風瘦馬,長矛倒影出一串嘆息符號;而在這個信息爆炸,亂相叢生的時代,我們慶幸的是仍有媒體,講常識、致良知、樹風氣,仍有記者不屈從與壓力和金錢,記錄時代。」

只是尚且不知道哪一天,《南方周末》那句自豪的新年賀詞還能被說出來:

讓無力者有力,讓悲觀者前行。


【頭條號簽約作者】

文章來源: https://twgreatdaily.com/3uzMFGwBmyVoG_1ZcAMW.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