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人的精神家園
一輩子的讀書、思考
一輩子的智慧追尋
一、當中國遇到英國
現在世界的局勢是在朝著全球化前進，世界上各個部分的聯繫是越來越緊密了。不要說五千多年以前，就是一百多年以前，各個地方的交往也還是非常困難的，但是現在的聯繫是越來越密切了，整個世界正在不可逆轉地一體化。講到全球化，就必然要講到中國和外國之間的文化交流。
與外部世界接觸非常少，造成了中國傳統文化自高自大的心態。
中國文明應該有五千年的歷史，至少大家都是這麼講。一直到19世紀中葉以前，也就是說距今天差不多170年到180年以前，中國基本上還是一個封閉的社會，和外界接觸非常少，所以中國文化的一個特點就是，它是一個和外部世界接觸非常少的文化。它自己的文化是基本上閉關發展的。
近代的國家，無論大小，都是主權國家，他們都是獨立的、平等的。但是在古代，由於中國認為自己的文化高，就妄自尊大，看不起周邊的民族，把他們叫做蠻夷。事實上漢族的文化也確實高於周邊的民族。這種情況，給以漢族為主的中國人造成了一種自高自大的心態。那個時候中國沒有外交部，處理國與國之間事務的，有一個理藩院，就是處理藩邦事務的部門。當時與中國交往的都是藩屬，都是屬國，所以把處理藩屬國事務的機構就叫做理藩院。一直到了清朝末年的時候，中國連續打敗仗。打了敗仗以後，西方的列強就要求中國也設立自己的外交部。中國的外交部就叫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這個衙門就設在東單的外交部街。那個外交部的建築，就非常反映當時中國的那種心態。按照中國的建築，一般說都是三個門，中間是正門，兩邊是兩個旁門。正門一般是不開的，除非有大典，比如說皇帝來了，普通事務都是走兩邊的旁門。外國的使臣來了，也要他們走旁門。可是外國使臣不幹，外國使臣是代表國家的，代表國家就一定要走正門。這就鬧矛盾了。中國的心態還是天朝上國，所以外交部建築就只有兩個旁門，沒有正門，讓你出入的時候就只能走旁門。
我們知道英國在18世紀的時候已經開始了工業革命，它是全世界最早步入工業化的國家。換句話說，英國是當時全世界第一個走入現代化的國家。一直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英國是全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這個地位有些像今天的美國。我們知道美國是二戰以後才變成今天的超級大國的，而在此以前美國還是孤立的，它不願意捲入歐洲事務。鴉片戰爭以前，英國已經是世界上最先進的國家了。可是中國那個時候太愚昧了，昧於世界大勢，把英國也看做一個藩屬。英國在18世紀末年派了一個使臣來中國，希望和中國通商，那個使節叫做馬戛爾尼。他上書給乾隆皇帝。乾隆答覆給他一封信。這封信的內容不但反映了乾隆個人的心態，也反映了當時中國大多數人的心態，就是認為中國是天朝上國，我們什麼都有，我們不需要和你們通商，但是我們是很寬大的，我們容許（恩賜）你們和我們通商，把英國視為落後的蠻夷國家。就是這樣一種心態造成了後來很多的矛盾，比如，我們知道在中國見皇帝的時候要下跪，可是他們見國王的時候不像中國那樣的三跪九叩。他們對上帝才下跪。
在1840年以前，中國只一個通商口岸，就是廣州。在廣州有13個洋行，這13個洋行包辦了對外貿易。英國人來中國以後，就通過這些洋行和中國接觸、交涉。英國那時候已經是自由貿易的國家，並且是全世界最先進的工商業國家，但是中國設立了很多的關卡儘量限制他們的活動。中國認為通商是一種恩賜，而不是一種互利，所以當時發生了很大的爭執。舉一個例子來說明。雙方爭的是什麼呢？中國的官方規定，夷人夷婦不得同時上街。夷人就是洋人，夷婦就是外國的女人，也就是說外國的男女不得同時上街。這個規定今天看起來非常可笑，可是當時中國方面對這個問題非常重視。男女公開在大街上招搖，這怎麼可以？這叫「男女混雜」，是不可以的。中國在這麼一個小問題上爭論非常厲害，可以說反映了雙方價值觀的不同，而價值觀的不同則反映了傳統文化的不同。
二、中學和西學衝突的歷史
兩個民族文化的不同，有先天成分不同的原因，但主要是後天環境造成的。
我們說兩個民族的文化不同，這個不同是先天的不同還是後天的不同？是先天的不同嗎？清朝末年這個觀點就流行了，講中學和西學，講中國的學術和西方的學術，好像中學和西學先天就不一樣，好像中學天生就走的是這條路，西學天生就走的是那條路。但我想個人之間不同的原因，很可能是先天的成分也有，後天的成分也有，但重要是後天的成分在起作用。各民族文化的不同很可能也是這樣：有先天的成分在裡面，但主要的是後天的環境造成的。
我們簡單地回顧一下中學和西學衝撞的歷史。在鴉片戰爭以前，中國還自高自大，還以為自己是天朝上國，鴉片戰爭一仗就打敗了。為什麼吃敗仗？這就促使一部分思想敏銳的知識分子來尋找原因。他們的答案很簡單，就是認為我們打敗仗是因為夷人（就是洋人，具體說就是英國人）「船堅炮利」。那麼應該怎麼對付他們呢？其中有一個人叫做魏源的，當時寫了一本《海國圖志》。這本書用今天的術語來說就是講世界各個國家的情況的，就是「世界概況」。這本書今天看起來是個通俗讀物，但是在當時是了不起的，是先進的知識。因為當時中國人很少知道世界上有多少個國家，各個國家的情況怎麼樣。魏源還提出一個口號「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就是我們要學習洋人的長處來抵抗洋人，我們要學習他們的「船堅炮利」。他們「船堅炮利」，我們就要用更堅的船、更利的炮來對付他們。這是中國在知識方面的第一步覺悟。
過了很短的一段時間人們就發現，這個船堅炮利也還需要有自然科學的基礎知識。你要是沒有基礎科學的知識，你就造不出「堅船」，造不出「利炮」。所以還要想辦法解決這個問題。工業實際上就是科學的應用。沒有科學的基礎，你怎麼能有工業呢？這個道理很簡單。到了1860年左右，中國在上海、在北京就設立了一些學習近代知識的學校。那個時候在北京叫同文館，在南方叫做製造局。製造局就是工廠吧，在工廠裡面附帶出了許多基本科學的教科書。還有廣方言館，就是學習外語的地方。因為要學習西方傳來的科學知識，不懂西方的語言是不行的。
大約過了十年左右，中國敏感的知識分子的認識又進了一步。當時有一個叫做郭嵩燾的人，是兵部侍郎，大致相當於今天的國防部副部長吧。他做了第一任的中國駐英國公使。郭嵩燾和一個中國去學海軍的學生在一些問題上形成了一致的看法。這個學生叫做嚴復。兩個人談論中西學術，甚至是徹夜不休。兩個人達到了一致的結論，就是中國的落後是科學技術的落後，但是不僅僅是科學技術的落後。科學技術還要有社會體製作為它的背景。沒有這個背景，科學技術是無由發展的。這是一個進步，這就是說近代科學，或者說近代技術或工業並不是一個孤立的東西，它是一個系統工程，要有各方面的社會條件相配合。沒有社會條件相配合，就不可能有近代的科學技術。
1894年，中國在甲午戰爭中失敗這件事給中國人的刺激太大了。日本原來在中國眼裡只是一個藩屬，結果中國被日本打敗了。中國和洋人打，和英國打，和法國打，打敗了，不想和日本人打也打敗了。大家知道日本經過了明治維新。日本原來也有深厚的文化傳統，但是日本覺得它原來的傳統不行了，所以就進行了一次明治維新。所謂「維新」，他們也叫做「脫亞入歐」，就是說原來它是亞洲，現在它要脫離亞洲，要走入西方的社會。用我們今天的理解，這實際上就是一場近代化。原來是一個傳統的社會，現在日本人要脫離傳統社會，進入「近代化」或者叫做「現代化」。
「近代化」或者「現代化」在英文裡面都是一個字，是「modernization」。近代化或者現代化同時也是一個全球化的過程。這是一個不斷的發展過程，大家都要近代化。這是不成問題的。問題是這個過程應該怎麼走法，因為每個國家的歷史不同。每個國家近代化的過程都不會一帆風順，總會有許多困難。問題是你如何針對所遇到的問題，改造自己。日本是採用維新來改造自己。日本戰勝中國後，當時中國人都認為這是它維新的結果，是日本脫亞入歐的結果，是它近代化的結果，所以中國也就要維新，不但是要向西方學習科學技術，還要改造我們原有的社會體制和政治體制，這樣才能適應科學發展的要求。甲午戰爭後沒有幾年，中國也有一次大規模的維新運動叫做「戊戌變法」。所謂變法就是把傳統的社會政治體制改造為現代化的政治體制。但是變法失敗了。
三、科學與民主的共生關係
科學與民主是同步的、共生的。這是中國經過差不多一百年的教訓才得到的認識。
戊戌變法以後，君主專制的政體不能再維持下去了。於是要求推翻君主專制，建立民國。那個時候很多人的想法也很簡單，認為推翻了君主專制，建立了民國，什麼事情就都可以解決了。其實問題沒有那麼簡單。
中華民國雖然在1912年建立了，但中國的社會並沒有改造，僅僅是換了一個招牌。原來的招牌叫做「大清帝國」，現在換成了「中華民國」，但接著就是軍閥混戰，所以光換一個招牌是沒有用的。到了1919年五四運動的時候，中國又進了一步。那個時候提出了兩個口號——「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以為這樣兩張牌一打出來，中國的事情就好了。確實，中國最需要的也是這兩個東西，而且科學和民主還有著內在的聯繫。科學要求有民主的體制，民主的體制才能促進科學的發展。
我解釋一下為什麼科學和民主是近代化過程中互相依賴、不可分割的有機組成部分。所謂近代化，就是科學和民主。沒有民主，科學發展不了；沒有科學，實行不了民主。這是中國經過差不多一百年的教訓才得到的認識。本來這個認識是非常好的，但是因為當時中國的社會還不成熟，所以這兩個口號的提出並沒有真正落實。當然任何口號的真正落實，都是很困難的。當代就有許多例子。一個例子是法西斯德國，它迫害猶太人的罪行是駭人聽聞的，差不多屠殺了600萬猶太人，這差不多使整個猶太人種族絕滅。愛因斯坦是猶太人，他跑到了美國，他的理論被稱為「猶太人的物理學」。原子彈是最先在美國而不是德國造出的。對原子彈的貢獻最大的兩個人——愛因斯坦和費米，都是從歐洲跑到美國的。義大利物理學家費米是去瑞典領諾貝爾獎的時候跑到了美國。兩個人，一個做出了理論上的貢獻，一個實現了鈾裂變。兩個人都是從法西斯國家跑出來的科學家。
所以說，科學和民主是同步的、共生的，是symbiosis，而不是coexistence。Coexistence是共存，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和平共處，這是共存。我們說的symbiosis是互相依賴，比如大象和它頭上的小鳥就是一種共生的關係。其實科學和民主就是一種共生的東西。這一點能夠被真正認識到並且能夠用於實踐，是很晚時候的事情，包括「五四」那個時代的人，他們雖然提出了這樣的口號，但是還沒有真正認識到其間深層的關係。
這是中國所走過的曲折道路。在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和西方的文化交流經歷了好幾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只學西學的「船堅炮利」，第二個階段是學西學的基本科學，第三個階段是要改造政治社會體制，一直到第四個階段才是整個社會要科學化、民主化。我們可以說大致是經歷了這樣四個階段。
四、「學」本身沒有中西之分
「學」有真假之分、高低之分、精粗之分，但沒有中西之分。
下面我們要談19世紀末中國思想界的一場爭論，就是中學和西學之爭。一派是主張西學的，另外一派就是主張中學的。有一個有名的口號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提出這個口號的一個重要代表人物就是張之洞。他做過湖廣總督和軍機大臣，那個時候的內閣就是軍機處，所以他在當時是非常有地位和影響的人物。他寫了一本書《勸學篇》，其中就提出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所謂中學就是傳統的孔孟之道，講仁義道德。但是「用」則要用西學，其具體內容是「聲光化電」，就是今天的自然科學。實際上比他早三十年，有一個曾國藩的幕僚叫做馮桂芬的，在太平天國的時候就在上海寫過一本書，提出中國應該以中學為本，輔之以西方諸國的富強之術來追求中國的富強。這個提法和張之洞在字面上基本上是一致的，即用中國的本（國粹），以西學為用。
「學」本身無所謂中和西。幾何學中國歷史上沒有過，它在埃及出現，在希臘形成體系，就是歐幾里得幾何，我們學的就是歐氏幾何，但是我們不能說幾何學就是希臘學。因為其他國家的人也可以學習幾何，而且可以學得非常好。但是為什麼幾何學沒有出現在別的國家？這是歷史的原因形成的。但不是說，其他國家的人就腦子笨，就學不了幾何學。只不過是歷史上的某種原因使得這門學科最早在那裡出現罷了，而且這種學問出現在那裡也並不意味著這種學問就是那個國家的專利。過去中國所謂的中學西學之爭，老是認為哪些問題是中國的，哪些問題是西方的。其實「學」本身無所謂東方和西方，沒有哪一個民族和國家是先天就註定了在某一個方面就落後。中學和西學其內容不同，這是歷史的原因造成的。作為知識，作為人類的理性、思維能力來說，哪個民族和國家根本上都是一樣的。
20世紀30年代，馮友蘭寫了《中國哲學史》，請金岳霖寫審查報告，金先生寫了這樣一個意見：如果一個人寫了一部《英國物理學史》，那麼這個人寫的是英國物理學的歷史呢，還是物理學在英國的歷史？顯然，應該是物理學在英國的歷史，因為沒有所謂「美國物理學」。那麼有沒有一種東西叫做「中國哲學」的呢？金先生沒有把握。究竟有沒有一種東西叫做中國哲學呢，抑或僅僅是哲學在中國呢？牛頓物理學作為經典物理學是產生在英國，但是不能說這是英國的物理學，它後來是在法國發揚光大的。物理學就是物理學，並沒有所謂英國物理學、法國物理學。舉這個例子就是說明，到底有沒有中學西學之分？「學」這個東西有真假之分，有高低之分，有精粗之分，但是沒有中西之分。我想澄清一下這個觀點。「學」（內容）雖有不同，但這是各個國家的歷史條件不同造成的，「學」本身並沒有不同。比如說哲學，到底有沒有中國哲學？德文裡面「科學」那個詞Wissenschaft就很好，自然科學也是那個詞，人文科學也是那個詞，叫做Geisteswissenschaft。作為「學」來說，實際上沒有什麼不同，但是作為文化的不同背景來說，則有不同。
是不是全球化將來就意味著全球的大一統？從聯繫的密切來說，這是必然的。但全球化並不意味著「雷同」，我們所謂的一致是指unity，而不是uniformity。Unity是多中有一、一中有多，是u－nityofvariety（多樣性）and variety in unity。Uniformity指大家都一樣。世界的方向是走向全球化，但是是一中有多的。「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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