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初，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何啟治走進蘇叔陽家裡，看到小過廳的粉牆上，一幅楷書寫著「熔金鑄史」四個大字，讓何啟治印象深刻。他以這四個字為題，寫了一篇對蘇叔陽的訪談，名為《熔金鑄史寫春秋》。
「1978年早春，《丹心譜》一鳴驚人，蘇叔陽作為劇作家進入劇壇；《夕照街》公映，蘇叔陽作為電影文學作家出現在電影界；《故土》面世，他的小說家的地位就奠定了。」當年，何啟治編輯短短的幾句話，精準概括了新世紀之前蘇叔陽的創作。
從《丹心譜》到《故土》
蘇叔陽生於1938年，自學生時代開始，便喜歡寫作，他的文學生涯是在中國人民大學黨史系學習時開始的。1956年，蘇叔陽進入人民大學黨史系學習，那是人大黨史系成立的第一年。本科畢業之後，蘇叔陽留校任教了兩年半，為歷史學家何干之做助教。他在不同高校做了十多年大學政治理論教師。
《丹心譜》電影海報
蘇叔陽從高校教學轉入文藝界，正是因為《丹心譜》。《丹心譜》是蘇叔陽的處女作也是成名作。當時，寫作原本只是蘇叔陽在教書之餘的一個愛好，那時的蘇叔陽正在中醫藥大學教書，選取了冠心病新藥的研製作為寫作題材，用以歌頌知識分子的高風亮節。意外的是，《丹心譜》一經發表就在文藝界廣受歡迎和好評，被譽為「中國話劇史上的百年轉折」。
1978年早春，五幕話劇《丹心譜》在北京首都劇場公演，何啟治在文章中回憶說，對《丹心譜》的亮相，蘇叔陽就頗感忐忑。「《丹心譜》上演的那天晚上，他曾長久地在街頭上徘徊，以不安的心情等待著觀眾的判決。」在與何啟治的筆談中，蘇叔陽回顧當時坦然地說：「這算是我正式步入文壇，可當時思想上還沒有系統地思考，還很缺乏自信。寫《丹心譜》時，憑的是整個社會的激情。《丹心譜》如果成功，只不過是它比較恰當地反映了當時人們普遍的思想情緒。」
在那個創作還未全盤商品化、資本化的年代，還沒有「超級IP」的說法，更沒有「衍生品」的時髦詞彙，有的只是群眾的好評，和為了群眾的創作激情。1980年，由《丹心譜》改編的同名電影上映，著名導演謝添和國權執導；同一年，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了這個故事的連環畫版。《丹心譜》的成功，讓蘇叔陽調任北京電影製片廠工作，在這裡，他陸續完成了《左鄰右舍》《夕陽街》等作品。
《丹心譜》連環畫
《丹心譜》成功是意料之外，讓蘇叔陽傾注更多心血的還是小說《故土》和話劇《太平湖》。
《故土》是以一家中西結合的新華醫院裡的故事，以醫院改革、院長接班人選為故事中心， 同時講述了主角的愛情糾葛，蘇叔陽構思了很長時間，用蘇叔陽自己的話說，這部作品比較自覺地想通過三個中年知識分子不同的個性和命運，「寫我們這一代人在當今社會的不同遭遇，由此構成一個側面，來看一看在改革中我們社會上所存在的問題。我相信，假如這作品能流傳下去的話，隔幾年人們會通過鄭柏年、安適之、白天明三個人的遭遇看到我們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1982—1983年）的社會風貌。」
話劇《太平湖》的主角是老舍，劇本創立之初，蘇叔陽妻子左元平向他推薦舒乙發表在《收穫》上的一篇散文《我父親生前的最後兩天》。蘇叔陽認真地看過，心頭立刻有一股激情在涌動。他以這篇散文為創作提綱，在劇本創作方面十易其稿。何啟治在文章中回憶說，「蘇叔陽之所以這樣傾心於老舍，一則因為他覺得老舍的死應該在文學史上寫上重重的一筆，他有責任把自己對老舍先生的理解和認識告訴讀者；二則感到社會上對老舍有不少誤解，文學史上對他的評價也不公平，沒有看到這是中國近代作家中第一個下功夫寫最窮苦的人，而且一輩子這樣寫下來，是十分難能可貴的。」1988年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首演《太平湖》，導演林兆華，主演于是之。
生命倒計時
1986年春天，何啟治寫完了《熔金鑄史寫春秋》的文章。在那之後，90年代，蘇叔陽也進入的人生了另一場人生熔鑄——與癌症抗爭。
1994年的元宵節，蘇叔陽參加了一場晚會。「會議結束後，我突然感覺眼前有重影，看不清台階了。剛開始還以為是糖尿病造成的，可前往醫院檢查後排除了這個原因。後來通過CT檢查才知道我得的是腎癌，可醫生、家人都瞞著我，不讓我知道。最後需要轉院治療，到了實在瞞不住的時候，我才知道自己的真實病情。我當時一下就蒙了，那年我56歲。有10天的時間我都在想同一個問題——我為什麼會得這個病？」
後面的故事，想必讀者也會有所耳聞，因為蘇叔陽樂觀抗癌的故事，媒體不斷把他講述成了一位鬥士——「媒體這架勢弄得我跟抗癌英雄似的。」接受媒體採訪時，蘇叔陽說。
而這個抗癌鬥士確實是一個活生生的正面教材——主要是因為蘇叔陽心態上的樂觀。「我想得比較樂觀。我是一個很幼稚的人，面對可能的死亡，我天真地想，黃泉路上無老少，多大歲數的人都有，趕上哪歲算哪歲，煩也沒用。我活到56歲，做了很多事情，一不靠走後門，二不靠偷奸取巧，好歹是自己干出來的。我沒有出賣過朋友，也沒有欺負過弱小，心也坦然……這麼想想，也就過去了。」蘇叔陽說，「慢慢地，我就把它當成我生活中一個必做的事情了。因為疾病是躲不開的，人不是得這種病就是得那種病，所以我慢慢接受了。」
後來，鄰居家大姐的話又給了蘇叔陽啟發：她說她是倒計時活著的，這個月做一件自己能完成的事情，下個月再做一件能完成的事情。蘇叔陽也開始了自己「倒計時」的活法，重點是樂觀地面對人生：「我也想倒計時活著，每個月都做一件能完成的事情，這樣會有成就感，會覺得沒有虛度年華。」他的樂觀不僅讓他沒有輕易低頭，而且再一次點燃了創作的激情。在詩集《世紀之歌》中，他說：「三年前，我差點與這世界告別。我知道，這告別遲早要有，因此，我願意將這搶回的生命再做一次燃燒。」
「其實很多病都是讓宣傳誇大了，弄得人們都很怕死。」在「倒計時的日子」蘇叔陽一點沒閒著，「我寫了很多文字，寫到現在，差不多有200多萬字了，出版了七八本書。記得剛得病那會兒，每天吃幾大把藥，我把它當做功課。我快樂的時候照樣快樂，該玩的時候照樣玩。我覺得人生是有意義的，生活是可愛的。」
2006年，他和生活教育專家洪昭光和寫了一本書——《感悟健康》。96歲的國學大師文懷沙給這本書寫了序言：「蘇叔陽是我的小友，幾次三番從癌魔的指間飛過，依舊歡笑如初，讓我覺得疾病也害怕他的靈氣。」
「首先要好好地為著死，才能好好地為著生」
2017年，在家中的客廳，79歲的蘇叔陽和一群來自中國人民大學的學生聊天——這是一場校友和校友之間的談話，時值中國人民大學建校80周年，年輕的學子去訪問前輩。
面對人大的青年學子，蘇叔陽用了一句詩勉勵他們：「首先要好好地為著死，才能好好地為著生」—— 這是周恩來19歲在日本留學時做的一首詩。「活著為了什麼？是要好好地為著你的理想。周總理講的這個意思，我到四五十歲才明白。」
蘇叔陽和學生們再度講起了他抗癌期間的故事，「我今天散步、吃中藥是為了明天繼續散步、吃中藥，這日子還有什麼意思呢？沒意思！我總得找個活兒干。」於是蘇叔陽告訴同學們，那時候他給自己「找了個活」——開始了新的創作，接受中宣部的邀請，撰寫《中國讀本》。
為了這本書，蘇叔陽踏遍了中國諸多省份，在各級博物館，查閱眾多史料，收集海量數據， 精中取精，系統地介紹了中國的自然風貌、歷史脈絡、文化發展、哲學內涵、經濟影響、藝術成就、生活習俗。
《中國讀本》創作之後，有了一個譽稱——「中華文化的一張名片」，被翻譯成十幾種文字從中國走向世界。在海外受到歡迎，得益於作者的用心。為這本書的寫作蘇叔陽傾注了大量心血，蘇叔陽接受媒體採訪時說，除了對中國知識的介紹要力求準確這個基本要求外，他還考慮到外國讀者便於接受和理解的文字方式、思維習慣和一些技術性問題。「一些哲學上的名詞、概念如『陰陽』要給予明確的解釋，還有藝上的概念、價值觀以及墨色的濃淡枯澀等，或者更細緻的觀念境界，都要有淺顯而準確的解釋。在寫到重大歷史事件、節點時，與世界史作對比，使國外讀者更容易知道彼此的異同。蘇叔陽說，當然，更該找出中外歷史的相同之處，比如，人類大都在同一個歷史時期創造出陶器，但進步到瓷器，中國卻走在前面。這些是初次了解中國的外國人所感興趣的。」
《中國讀本》在國內外暢銷，蘇叔陽把拿到的稿費全部捐給了兩次四川地震的災後重建工作和他的小學母校。
在蘇叔陽看來，「學問是眾人之事」，要把個人的命運和祖國的命運緊密聯繫在一起。對於《中國讀本》，也有人誤解這本書一味地「夸祖宗」，但蘇叔陽說：「不尊敬先賢、總是挖苦古人，絕非好的學風」。
在《中國讀本》（青少版）的扉頁上，蘇叔陽寫道：「我曾經年輕的生命正一天天走向衰老，而我古老的民族卻一天天愈加美麗又年輕。我少年時的夢常常堆滿惶惑和惆悵，而我的共和國之夢總是色彩斑斕又溫存多情。我曾經迷惑於我們民族的劣根性，如今知道了民眾是我們維護中華文明的真正的英雄。」在述說生命的意義時，蘇叔陽說：「年輕時總想生命的意義是了解世界，現在才知道了解世界的意義在於為我的民族奉獻一生。」
蘇叔陽告訴人大的同學們，自己當時正在準備以遵義會議為主題拍一個故事片，因為長征最重要的轉折點就是遵義會議。
離開蘇叔陽的家，同學們也寫了一篇文章，名為《一個閒不住的藝工》，這是蘇叔陽給自己的概括，同學們還記住了蘇叔陽的話「人最難得的就是一輩子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想來，蘇叔陽活出了自己人生里的難得。
（本文參考：
《熔金鑄史寫春秋——蘇叔陽的思考和追求》，何啟治，《朝內166：我親歷的當代文學》
《一個閒不住的藝工——訪國家一級編劇蘇叔陽》，中國人民大學校友會，2017年8月
《蘇叔陽笑對癌症十二年》，中國婦女報，2006年4月
《蘇叔陽：認清優秀傳統文化 傳承與創新的現實意義》，文藝報，2014年12月26日）
文/北京青年報記者 張知依
（本文由樹木計劃作者【北青深一度】創作，在今日頭條獨家首發，未經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