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 | 播種者胡適

北京大學熱鬧起來了！梁山泊上又是添了幾條好漢，他們是：胡適之、劉半農（復）、周豫才（魯迅）、周豈明（作人）……

北大新添進了新血輪，北大開始蓬勃了！

七年一月，《新青年》以新面目出版了，六個教授輪流編輯，想開始為中國奠定「非政治的學術基礎」，培養一個思想自由的批評風氣。那一兩年間，他們最大的成績當然是胡適領導下的文學革命。這個革命在建設方面的成績，第一在救活了當時癱瘓的國語運動，因為沒有文學的國語就不會有真正的國語；第二把歷來不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學」變成了正宗的「白話文學」，正名為「國語文學」；第三產生了新的白話文學作品；第四介紹了歐美的新文學，給國語的歐化做了起點。

乍看起來，文學革命好像只是一種形式的改革，一種文字體裁的解放，其實形式和體裁對內容有重大的影響，形式和體裁的束縛會斫喪精神的自由，使良好的內容不能充分表現。所以文學革命既然被肯定，新思想和新精神必然會跟著到來。胡適首先看到這一點，他立刻把消極意味的「八不主義」改成了肯定語氣，他告訴人們：

一、 要有話說，方才說話。

二、 有什麼話，說什麼話；話怎麼說，就怎麼說。

三、 要說我自己的話，別說別人的話。

四、 是什麼時代的人，說什麼時代的話。（《建設的文學革命論》）

非常明顯的，這四行句子的的精義所在已經不止於文字方面了，它們明白地指出了一個思想的新方向。

民國七年的六月里，《新青年》出了《易卜生專號》，胡適寫《易卜生主義》，初次宣揚那個「真正純粹的個人主義」，他借著西方近代一個最有力量的文人的筆，借著簡明有力的白話文字，鼓吹「睜開眼睛來看世間的真實現狀」：

明明是男盜女娼的社會，我們偏說是聖賢禮義之邦；明明是贓官污吏的社會，我們偏要歌功頌德；明明是不可救藥的大病，我們偏說一點病都沒有！卻不知道：若要病好，須先認有病；若要政治好，須先認現今的政治實在不好；若要改良社會，須先知道現今的社會實在是男盜女娼的社會。

在那篇長文里，他鼓吹「說老實話」，攻擊「腐敗家庭」、攻擊「死板板」的法律、攻擊「處處反乎人情」的虛偽宗教、攻擊「許多陳腐的舊習慣」——道德、攻擊社會對特立獨行的「搗亂分子」的壓迫、攻擊他最恨的「那班政客」。他一下子攻擊了這麼多傳統的醜臉，所用的，只不過是一個西化文人手中的一桿新槍。

很快的，非常明顯的，胡適把他走的路放寬了，文學革命很快地從一個目的變成手段，又從手段導出許許多多的目的。在短短的兩三年間，他用新方法整理了斷爛朝報的中國哲學史，澄清了浮誇淫瑣的文字障，創立了新式標點，宣傳了「不朽」論，介紹了實驗主義，攻擊了孔家店和舊式的父子問題，改革了不合人情的喪禮，鼓吹了女權和新的性觀念，最後印出了《嘗試集》，把中國文學帶到了一條新路與生路，在南社橫行排律成風的規摹里，使老朽們面對了新詩。

這兩三年的努力簡直是奇蹟，一篇文章帶起了一個思潮，一個思潮引起無數的響應而匯成一個運動，每個運動都以《新青年》為源頭。這時候，胡適代表了開明進步中國人的心聲與良知。

在南方，一位深思遠慮的革命領袖把眼光投射到北京。他肯定了這「一二覺悟者」所引起的「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他在民國九年寫信給海外同志，告訴他們「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賴于思想之變化」。他極力讚美從北方起來的那個變化，還為它起了一個美麗的名兒——「新文化運動」。

民國八年間，有件事情對胡適來說可能是不幸的，那就是五四運動。五四運動把胡適所希望的一個單純的文化運動轉變為政治運動，擾亂了他那為中國建立非政治的文化和思想基礎的夢想。對這個夢想的達成而言，五四顯然是一條岔路。新文化運動本來該是針對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而做的非政治的革命，當時那些健將們都相信難有思想革命成功，政治革命才有了真正的保障，才不會一垮再垮。半道殺出的五四運動對新文化運動當然有「廣為流傳」的貢獻，但它也未嘗不是新文化運動的「罪人」，因為它使許多優秀的知識分子都紛紛忍不住了，紛紛忘了真正的深遠的使命了，他們不怕「任重」，但卻有點嫌「道遠」了。最後，他們終於暴露了狂熱的本質，選擇了感情的求近功的反應方式，大家都不肯再靜下心來研究問題了，大家都跑到十字街頭，投身到黨派的陣營里，高倡他們的主義去了。

首先忍不住的是陳獨秀和李大釗，他們發起了談政治的《每周評論》，只有胡適仍然守住不談政治的諾言。七個月後，軍閥捕去了陳獨秀，胡適接辦這雜誌，那時正是安福盛行和會分贓的時代，知識分子們閉口不談具體的政治問題，卻高談馬克思和無政府。胡適於是「看不過去了，忍不住了」，「方才有不能不談政治的感覺」，而「發憤要想談政治」。在三十一號的《每周評論》里，他發表了他的政論的導言——《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他認為：

「主義」的大危險，就是能使人心滿意足，自以為尋著包醫病的「根本解決」，從此用不著費心力去研究這個那個具體問題的解決法了。

這是胡適第一次走出書齋來談政治，可是談得非常礙眼，北方的社會主義者、南方的無政府主義者都罵他，這是很自然的事。因為思想的訓練不同，看問題的方法自然兩樣，胡適著重的是一點一滴的解放、具體的問題、必要時的存疑和個人的獨立思考的機會。胡適選擇了一種non-punitive reaction，對國家大事，訴諸理智而非情緒，重實證而反對狂熱，他勸人不要為了「目的熱」就導出「方法盲」，因此，他澆了別人的涼水。他也知道自己惹人討厭，於是他自比做了一隻烏鴉，孤獨地唱了一個小曲兒：

我大清早起，

站在人家屋角上啞啞地啼。

人家討厭我，說我不吉利——

我不能呢呢喃喃討人家的歡喜！

——《老鴉》

其實談政治對他是一件苦差使，他寧願寫一篇一萬字的李覯的學說，也不願寫二百字的社論，可是既然談了，就不容易停手，從此便開了胡適談政治的局面。但他談政治的表現卻經常是輕人之所重而生人之所輕，在眾人高叫打倒「資本主義」、「資產階級」、「封建勢力」、「帝國主義」的時候，他卻說我們真正該打倒的「是貧窮、是疾病、是愚昧、是貪污、是擾亂」；在大家高叫暴力的革命的時候，他卻說我們應該走演進的路，從事「自覺的改革」。民國十八年，他的《人權論集》中的文字給他帶來另外一種麻煩，一度黨部曾請政府警戒他，鬧得極不愉快，他只好引用鸚鵡救火的故事來告別上海。其實鸚鵡是招人喜歡的，既然連鸚鵡都不能做，他只好再做一次烏鴉。

九一八事變帶來了一個新刺激，幾個老朋友的「挾持」，又引起了胡適大談政治的熱心，他創辦了《獨立評論》，說「一般人不肯說或不敢說老實話」，同時討論當時的幾個大問題，其中民治與獨裁的討論便是影響深遠的一場戰。

五四前後，中國似乎已沾染了十九世紀以來的「多方性」(multanimity)，思想的分歧愈演愈烈。在外表上，雖能保持一種「侷促的平衡」(uneasy balance)，但是內部的醞釀還是很熱烈。九一八事變帶給人們一種新刺激，憂國之士個個都急於盤算如何使中國趕緊強起來，正巧當時正是獨裁統治最流行的季節，義大利的墨索里尼、德國的希特勒、奧國的陶爾斐斯、蘇俄的史達林，甚至美國推行「新政」的羅斯福，都是時代的寵兒。「新式的獨裁政治」瀰漫了整個世界，大家都覺得這是最時髦的政治趨向，一些中國的知識分子居然也開始對民主與議會懷疑了，尤其是胡適的幾個朋友，像蔣廷黻、錢端升、吳景超、丁文江，這些受過完滿的英美教育，「受過民主政治極久的薰陶」的人，竟也紛紛宣言非行獨裁制度不可了。胡適早在《獨立評論》第一期里，就抨擊過這種時尚的政論，他那時就主張：「我們不信『憲政能救中國』，但我們深信憲政是引中國政治上軌道的一個較好的方法。」（《憲政問題》）一年半後，蔣廷黻、錢端升、吳景超、丁文江等人的文字大量衝來了，湧起了一片擁護獨裁的浪潮。這時候胡適當然忍不住了，他不能讓他的信念在左右兩派的極權夾擊中倒下去，他不得不孤獨地抵抗這種浪潮，這個抵抗持續了十五個月，為了「對一般求治過急的人下一種忠告」：「歷史的大趨勢不能完全取證於十幾年的短期事實」，該「把眼光放得遠一點」。

他說他深信英美式的民主政治是幼稚園的政治，而近十年中出現的新式獨裁政治真是一種研究院的政治；前者是可以勉強企及的，而後者是很不容易輕試的。……兢兢業業的學民主政治，刻鵠不成也許還像只鴿子；若妄想在一個沒有高等學術的國家造成現代式的獨裁政治，那就真要做到畫虎不成反類狗了。（《一年來關於民治與獨裁的討論》、《東方雜誌》三十三卷一號）

這種鮮明的表示，雖然使他又一次做了烏鴉，但是無疑的，他給懷疑民主的人士打了一劑強心針，向擁護獨裁的學人敲了一棒子。

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當局聯名通電全國，終於公開表示了「中國今日之環境與時代實無產生意俄政制之必要與可能」，這真是一個重要的抉擇，也是民國史上劃時代的大事，從此以後，沒有人再處心積慮地懷疑中華民國的政體了，大家在民主憲政的遠路上看到了第一塊里程碑。

民主二字早在五四時代就叫得滿天響，當時最時髦的口號是德先生（民主）與賽先生（科學）。但四十二年後我們重看那些文獻，我們會感到他們與我們之間有著不同的語意。為這兩個詞兒，他們缺乏冷靜而深入的理解，而他們氣質上的狂熱，又恰恰與德先生賽先生的基本精神不相容，因此他們對民主與科學的「信念」是不能生根的，甚至是錯誤的：談科學的人，甚至把唯物辯證法都誤認做科學，談民主的人，不去平心靜氣地做一個阿斗，卻整天瞪著眼睛做革別人命的張飛，「民主」泛濫至此，談政治的知識分子如何能有所歸呢？陳獨秀從無限辛酸的經驗中，臨死前才悟到對民主政治的「最後見解」，與胡適分而又合了。四十年來，能夠「一以貫之」的相信他所相信的，宣傳他所相信的，而在四十年間，沒有迷茫、沒有轉變、沒有「最後見解」的人，除了胡適之外，簡直找不到第二個。在這一點上，我們不能不肯定他的穩健與睿智，和他對中國現代民主思想的貢獻。我們不能不說，這隻好唱「反調」的烏鴉，確實具有遠見。而這種遠見，就百年大計的建國事業來說，顯然是必需的。

建國事業的重要基礎當然是教育。教育是最可靠的投資，但也是最緩慢的投資。可嘆的是，這幾十年來，謀國之士都不能忍受這個看來「曠日彌久」的辦法，總認為在國勢岌岌可危的局面下，要想憑教育救國，簡直是一件緩不濟急的事。戊戍維新時，王照勸康有為多立學堂，等風氣變了，再行新政，可是康有為答他說：「列強瓜分就在眼前，你這條道如何來得及？」三十年後，王照在他的《小航文存》里嘆氣道：「來得及，來不及，是不貼題的話。」三十二年若一切放棄，一意培養人才，對國家的益處會比任何政治改革都來得大！

民國十五年的冬天，胡適在歐遊道路上寄了一封信給徐志摩，他強調：「不妄想天生狄克推多來救國，不夢想捷徑而決心走遠路，打百年計劃。」「我想我們應該發憤振作一番，鼓起一點精神來擔當大事，要嚴肅地做個人，認真地做點事，方才可以對得住我們現在的地位。」（《歐遊道中寄書》）

當時他準備「回國後即積極做工」。回國後雖在新月社、北大復興和獨立評論幾方面有過積極的表現，但理想中的百年計劃的「大事」還沒有機會施展。直到抗戰後就任北大校長，他才提出了「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劃」，要想「在十年之中建立起中國學術獨立的基礎。」他認為「要做到這樣的學術獨立，……中國此時應該有一個大學教育的十年計劃，在十年之內，集中國家的最大力量，培植五個到十個成績最好的大學，使他們盡力發展他們的研究工作，使他們成為第一流的學術中心，使他們成為國家學術獨立的根據地」，「只有這樣集中人才，集中設備，只有這一個方法可以使我們這個國家走上學術獨立的路。」（《獨立評論》，三十六年九月二十八日）這個意見一出，立刻得到國中熱烈的批評和討論，大家至少承認聽任高等教育與學術自然演變是不好的，有計劃的發展是避免不了的。但是很快的，大陸變色了，這個計劃也就跟著流產了。

十一年後，一九五八年的四月十日，胡適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他以吳大猷先生所擬的《長期發展科學的方案》為藍本，經商討後，八月二十二日就獲得政府的支持，五個月後就正式成立了「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主席和副主席由中央研究院院長和教育部長兼任，象徵著最高學術機構與最高教育機構的合作。從一九五九年度到一九六一年度，只靠著不能算多的台幣，非常有限的美金，一個執行秘書，三個專任職員，就把這個計劃奠定了事實上的基礎，「使這件百年大計在最艱難的環境里有一點微細的開始」，這不是中國現代史上的大事嗎？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九日，在「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的委員會議上，胡適說了一段很令人深省的話，他說：

……這是一個起點，一個有希望的起點。在這樣很困難的情形之下，我們能夠有一億一千萬台幣用在「長期發展科學與技術的研究」的開山工作上面，我們至少可以說科學已開始得到「重視」，開始得到「資助」了。我們當然不可感到滿足，我們至少應該感覺我們的責任之大。我們應該感覺古人說的「任重而道遠」五個字的意義。為國家計劃發展科學，這個責任「不亦重乎？」我們的任務是「長期發展科學」，「長期」「不亦遠乎？」……兩年的工作，只做了一點探路的工作、開路的工作。從今天起，我們可以平心靜氣想想這條「遠路」的藍圖了。（《發展科學的重任和遠路》，《新時代》，一卷二期）

這才是胡適的真精神！能夠抓到這種新精神而加以肯定，我們才能肯定胡適在中國現代史上的真價值和真貢獻。我們只消肯定他在文學革命的貢獻、新文化運動的貢獻、民主憲政的貢獻、學術獨立和長期發展科學的貢獻，我們就可以「論定」他對我們國家走向現代化的貢獻了，除此而外，一切都是餘事！

在上面的一系列的肯定里，我必須抱歉我沒有肯定胡適在學術上的地位。在邏輯上，我說這話並非意謂著我在否定他。我只是認為這屬於胡適個人的小問題，或者他影響下的那個「新樸學集團」小問題。梁啟超說胡適「學問成家數」，至少我個人，我不承認在嚴格的尺度下，胡適是「哲學家」和「史學家」，我寧願承認他是一個褪了色的詩人、一個落了伍的外交家、一個最卓越的政論家、一個永不停止的真理追求者。但是他對幾個重大問題追求的「純度」，也許還是有問題的。例如他以一個曾經「很熱烈地頌揚西方的近代文明」的人、一個曾經主張「全盤西化」的人，居然花極大部分的時間與精力在東方「學術」的考證上、辨偽上，而美其名曰「打鬼」、曰「解放人心」、曰偷關漏稅的思想方法訓練，這是不能教人心服的！如果我們說他所以如此，乃是為了滿足他個人的一點「歷史癖」、「考據癖」，我們反倒會同情，反正他的天才過剩，不浪費一點，他是難受的。

他不在推行「全盤西化」上認真，卻在吳稚暉筆下《〈國故〉的臭東西》上認真，認真搞他自己筆下的那種「開倒車的學術」，寧肯犧牲四五十條的「漫遊的感想」來換取「白話文學史」的上卷，毫不考慮兩部著作對世道人心孰輕孰重，這是他的大懵懂！以他唱重頭戲的地位，四十年來，竟把文史學風帶到這種迂腐不堪的境地，脫不開乾嘉餘孽的把戲，甩不開漢宋兩學的對壘，竟還披著「科學方法」的虎皮，領著「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的補助，這是多麼不相稱的事！

我們現在是文化沙漠，胡適的重要在於他能運用他的遠見、聲望與「親和力」，為沙漠打幾口井。至於能不能使荒涼已久的沙漠變成綠洲，那還是一個非常顯然的未知數！這個關鍵不在胡適，而在胡適找不到真正認識他的「遠景」的人。他們只會頂著胡適的招牌，只會送他蟠龍的大花瓶，只會利用胡適的無為與寬厚，辦那些學術與人情分不開的事業，中國過去的教育與學術已經斷送在他們手裡，如今他們又圍來了，我不敢斷定胡適之的良法美意不栽在他們的手裡！

別看他笑得那麼好，我總覺得胡適之是一個寂寞的人，其實這年頭兒，凡是有點真「人」味兒的，沒有不寂寞的，何況是有個性的人呢？在人生大節上，胡適有他自己的新「儒行篇」，他自始至今不信權威、不信教條、不信聖人之言、不信「舊道德的死屍」、不信兩千年前空洞的舊經典能解決二十世紀複雜的新問題。在這生化轉變的大世界裡，日新月異的新時代里，胡適始終在變化的環境里維持他的人格、觀點和氣焰。他有不少intellectual arrogance，有人罵他是「學閥」，至少我是贊同的，我不覺得這詞兒有什麼譏貶的意味。相反的，對這些只會浮議、毫無風骨的窮酸文人，閥又何妨？四十年來，胡適被窮酸文人的浮議罵慣了，他才不在乎這些，有的甚至寫洋灑千言的專書罵他，他只覺得好玩。他最喜歡的一句話是：「You can`t beat something with nothing 」。他說：「只要我們有東西，不怕人家拿『沒有東西』來打我們。」我要給他補一句：「只要我們負責任，不怕人家拿『不負責任』來罵我們。」補全了，才是他「個人主義」的真精神。

現在一些人攻擊胡適的個人主義，憑良心說，這一冷箭實在放錯了。胡適所提倡的乃是「健全的個人主義」，英文是individuality，可譯作個性主義，這主義的特性有兩種：

一種是獨立思想，不肯把別人的耳朵當耳朵、不肯把別人的眼睛當眼睛、不肯把別人的腦力當自己的腦力；二是個人對於自己思想信仰的結果要負完全責任，不怕權威、不怕監禁殺身，只認得真理，不認得個人利害。（《非個人主義的新生活》）

細讀這段文字，才會知道什麼是胡適之的個人主義，才會知道獨立的與負責的個人主義實在不是什麼不得了的洪水猛獸，乃是一個極普通的大丈夫所應具有的一點最起碼的人生態度。「不教別人牽著鼻子走」，這不是大丈夫的獨立精神嗎？「好漢做事好漢當」，這不是大丈夫的負責氣概嗎？做大丈夫不是每個男子漢起碼的要求嗎？這樣的個人主義還有什麼可非議的嗎？

知道胡適這種基本態度，才會明白為什麼他主張「用負責的態度，說平實的話」；為什麼他「不說專為大家拍手叫好的話」；為什麼他不在外國說、租界說，卻一定要跑回國內來說話；為什麼朋友被抓起來，他不說「抓破臉」的話；在他眼中，為輿論坐坐牢，算不了什麼，並沒什麼不像話。

胡適就是這麼一個大而化之的人，如果我們盼他熱情多於理智、傻勁近於俠義，那我們一定會失望的。這種情形，對一國眾望所系的胡適說來，當然是美中不足的，但也是無可奈何的事，他並不想逞快，打翻了一鍋粥，這種委曲求全的微意，都充分顯示了他是一個自由主義的右派，一個保守的自由主義者，在急進者的眼中，太不夠火辣辣了。

但在許多方面，胡適也絕非冷冰冰的人：他懷念周作人，不止一次到監獄看他；喜歡南港的小學生，為國民學校捐巨款；贊助北平的助學運動，也破例賣字；聽說一個年輕朋友的褲子進了當鋪，立刻寄去一千元，……從這些小故事上，我們可以看到胡適為人熱情的一面。但他的熱情絕不過度，熱情的上限是中國士大夫，下限是英國紳士。他在講課時，天冷了，看到女學生坐在窗邊，他會走下講台親自為女弟子關窗戶，這是他的體貼處，但當女學生瘋狂地追他的時候，他絕不動心，他只在給張慰慈的扇子上寫著：「愛情的代價是痛苦，愛情的方法是要忍住痛苦。」在這點上，也許那寫Marriage and Morals的風流哲人會笑他，不過在保守的中國，他在這方面是白璧無瑕的。

沒有疑問的，胡適之是咱們這時代里的一個好人，他有所不為、他潔身自愛。按說以他的英年盛名，風雲際會，四十年來，高官駟馬，何求而不可得？何至於在車聲震耳的紐約寓樓，以望七之年，親自買菜作飯煮茶葉蛋吃？試看今日國中，能有幾人？無怪乎蔡爾德(M.W.Childs)說他是Sage of Modern China了。

顯然的，以胡適今天所處的地位來看，他還不是一個過時的人。過時的人社會早把他遺棄，至少不再重視他。可是從報章上、談天上、「名滿天下，謗亦隨之」的流言上，我們知道他還是一個毀譽交加的新聞人物，可笑的是亂罵胡適之的人和亂捧他的人一樣，統統抓不到癢處！一個稍有現代化頭腦的人，一看就知道胡適思想只不過是一個「開放社會」(open society)所應具有的最基本的必要條件。說他叛道離經則可，說他洪水猛獸則未必。基本在某幾點上，我們還嫌他太保守、太舊式，想不到這些平淡無奇的起碼言論居然還不為人所容，這真是中國社會的大悲哀！

說真的，在另一方面，我真希望胡適之是過了時的人了。胡適之不過時證明了我們四十年來沒進步。學術與時代的進步對個人來得快才好；學術與時代趕過胡適之總比還讓胡適之賣老命來得好。胡適之是一個豪邁的人，他若能看到學術與時代跑到他前面，他又何吝於自己是個落伍者？

邱吉爾最愛引用的一句老話是希臘史家布魯達克所說的：「對他們偉大領袖無情，是強大民族的特徵。」胡適之是我們思想界的偉大領袖，他對我們國家現代化的貢獻是石破天驚的、不可磨滅的。雖然這樣，我仍希望我們的進步能向他們投擲我們的無情，只有這樣，才能證明我們是一個知道長進的強大民族。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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