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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8月12日凌晨1點，2萬多軍隊突然開到東西柏林邊境，立刻開始了修築柏林圍牆的工程。僅僅到13日凌晨，第一期工程全部完工，整個東西柏林被鐵絲網全部分割，再加路障。13日中午12點37分，最後一個路口被封鎖，東西柏林正式劃開，隔斷了東西柏林及西柏林與東德其它地區的交通，使同胞的來往受阻，違背天理人情，同德意志民族要求統一的願望背道而弛。
自柏林圍牆建成，形形色色的「人們」在以各種各樣的方式「跳」到西柏林——有趁著夜黑風高從易北河游過去的，有從下水道的屎尿中爬過去的，有冒生命危險挖地道過去的，有乾脆直接衝過去的，當然更多的是通過假證件從關卡穿行。當然不是所有人都像舒曼這樣幸運：18歲的費希特強行闖關時被當場開槍打死，25歲的杜利克在潛游時遭到機槍追擊，慌亂中淹死。據統計，柏林圍牆有100多個這樣的犧牲品。
1991年9月，統一後的柏林法庭上，舉世矚目的柏林圍牆守衛案將要開庭宣判。這次接受審判的是4個年輕人，30歲都不到，他們曾經是柏林圍牆的東德守衛。
兩年前一個冬夜裡，剛滿20歲的克利斯和一個好朋友，名叫高定，一起偷偷攀爬柏林圍牆企圖逃向自由。幾聲槍聲響，一顆子彈由克利斯前胸穿入，高定的腳踝被另一顆子彈擊中。克利斯很快就斷了氣。他不知道，他是這堵牆下最後一個遇難者。那個射殺他的東德衛兵，叫英格·亨里奇。當然他也絕沒想到，短短九個月之後，圍牆被柏林人推到，而自己最終會站在法庭上因為殺人罪而接受審判。
柏林法庭最終的判決是：判處開槍射殺克利斯的衛兵英格·亨里奇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釋。他的律師辯稱，他們僅僅是執行命令的人，根本沒有選擇的權利，罪不在己。法官當庭指出：「東德的法律要你殺人，可是你明明知道這些唾棄某某而逃亡的人是無辜的，明知他無辜而殺他，就是有罪。作為警察，不執行上級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準是無罪的。 作為一個心智健全的人，此時此刻，你有把槍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權，這是你應主動承擔的良心義務。
延伸閱讀
為什麼需要重提「槍口抬高一寸」？
劉明清
儘管「槍口抬高一寸」的說法來源於柏林圍牆被推倒，東西德統一之後的一個審判故事，故事真偽似乎存疑；但故事揭示的觀念則具有劃時代的進步意義：即主動作惡與被動作惡是有差別的。因為我們每個人也有遇到像故事中的那位東德士兵「必須執行上級命令，開槍射殺企圖偷越柏林圍牆的同胞」那樣類似的處境。比如你作為一名警察，有可能被要求去抓捕有冤屈的好人；或者被命令訓誡如李文亮醫生一樣的「吹哨人」。又比如，你的工作可能就是拆遷，老闆讓你執行強拆任務。還比如你是一名媒體工作者，領導安排你撰寫內容不真實的「宣傳稿」。又或者你是一名出版社編輯，被「光榮」選入擔任有可能成為歷史笑柄的圖書編輯工作等等。
我們是不折不扣、甚至積極地「射殺」同胞呢，還是「槍口抬高一寸」，放人一條生路？當然故事裡那位德國士兵是執行了上級命令殺了自己的同胞，並被法庭以蓄意殺人罪而被判了三年半徒刑的。如果他是如法官所闡釋的那樣「槍口抬一寸」的話，相信是可以被判無罪的。
說到我們每個人的境遇情況，其實誰也無法保證自己一生不遇到受自己良心拷問的是否「槍口抬高一寸」的艱難問題。前些天與朋友戶外登山，就聊到這樣的類似問題。朋友是一位大公司的中層領導，近幾年來他的上級經常要求召集一些華而不實、甚至是可笑的表態或總結會議，並且要求人人過關，讓他不勝其煩。他對付方法就是，將那些空虛無聊的會議，想法設法變成業務的交流會；至硬性要求的彙報材料，則能推則推，推不掉就專門安排一個人代表部門寫，不搞人人過關。我開玩笑說，他的做法就是「 槍口抬高一寸」。
回到上面我們說到的情況：假如一名警察必須去抓捕審訊蒙冤的好人，他的「槍口抬高一寸」的做法，就是不必像對真正犯罪嫌疑人那樣毫不留情地嚴厲對待，長時間熬夜審問了；而應當和顏悅色、耐心交流，能提供方便儘量提供方便；如果能幫助洗冤則應當去做。假如一名拆遷公司的工人，必須去執行強拆任務，那也不能去當打手、施暴力、衝鋒在前；他也應當採取「 槍口抬高一寸」做法，如能逃避就逃避，不能逃避就消極等待和拖延；不能拖延就往後閃。至於媒體記者，他「 槍口抬高一寸」就更有必要了，切切不能不問新聞來源、不問新聞真實性、不管發布出來之後給自己帶來的是恥辱還是榮光。
至於出版社編輯，作為從業大半生的老編輯，我自己更有切身體會。我不能說自己以前策劃的選題、編過的書、審過的稿，都是可以經得起時間檢驗的好作品，平庸之作、交差之作，應該是不少的。但我自己心中有個底線，就是凡要署自己名字的書，不能夠讓自己的良心過不去，也就是說至少不能引人向惡。而對於推不掉的書，或自己不願意去「幫閒」的書，能不做就不做，能不自己做就不自己做，實行「退避三舍」之策。我講這些，也算是自己的「 槍口抬高一寸」之經驗吧。自己心中最尊敬的出版家沈昌文先生，年輕時他曾經受上級之命擔任書刊質量審查員的工作。那個時候，大量的好書和優秀作品，特別是國外作品，被主流意識形態認為是「毒草」。而沈昌文先生，對於那些作品的審查，標準放得很寬。他曾經說過大意是這樣的話：這本書嘛，內容確實不怎麼好，可也不壞。而不壞的書就意味著可以放行了。可以說，沈公是一位真正的善於拿捏如何「 槍口抬高一寸」的大師，值得今天的出版工作者好好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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