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每回首歷史的時候，「變法」始終都是繞不過的一個梗。從「商鞅變法」到「戊戌變法」，它貫穿了每一個封建王朝，然而，遺憾的是，這些變法最後都以失敗告終，而變法的推動者，結局往往也令人唏噓。今天我們要講述的人物，也是以推行「新政」聞名於世的范仲淹
第一次認識范仲淹，可能就是初中的那篇《岳陽樓記》，一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就把范仲淹的名字刻在了所有人的心裡。只不過，當時的范仲淹已經被貶黜。
和所有變法一樣，范仲淹在變法之初是得到統治者全面支持的。宋仁宗登基之後，內憂外患日趨嚴重，為了扭轉這個局面，他不得不重用有改革大志的范仲淹。范仲淹為了試探仁宗皇帝的變革決心，就上了一道《答手詔條陳十事》，除了十條建議覆蓋國家的方方面面外，范仲淹還一針見血地指出：歷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禍亂必生！
這有點類似於三國時期的諸葛亮，劉備三顧茅廬可以打動他，但是，他卻祭出了《隆中對》，以此來試探劉備的長遠規劃是否和他一致，要麼一拍即合，要麼分道揚鑣。范仲淹可能也是這個意思
以當時的情況，宋仁宗肯定不會拒絕，范仲淹提出的十個建議，除了軍隊方面的建議之外，被悉數採納。接下來，范仲淹就開始風風火火地全面推行他的變法，在歷史上被稱為「萬曆新政」。「萬曆新政」的舉措很多，但他卻先從「科舉改革」下手，而科舉改革也是萬曆新政的重點所在，可他想不到，一個科舉改革就幾乎將他置於萬劫不復的地步
到了宋仁宗時期，宋朝的科舉取士名額達到了高峰，和前面的朝代相比，是唐朝的5倍，元朝的30倍；和後面的朝代相比，也是明朝和清朝的4倍左右。這樣一來，造成的局面就是「滿地官員」，而且，為了保障自己的地位，還想盡一切辦法攀附高官，最普遍的就是「門萌」現象，也就是經常看到的那種以「門生」相稱的關係。久而久之，就形成一張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利益網。除此之外，當時還有一種做官方式，叫做「納粟」，這和後來大清朝的「捐官」一樣，就是那些富豪子弟只要向朝廷捐贈一定數量的糧食，就能得到個一官半職。在這樣的情況下，當時官場的腐敗程度可想而知。當時許多地區的知府竟然都是70以上的高齡，這樣的官員還有精力去治理轄區嗎？
帶這麼一幫手下，實在同情仁宗啊！
范仲淹的新政，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開始實施，其結局也就不難想像，因為他所挑戰的是沉澱已久的封建官僚制度，早已形成利益曲線的貴族士紳們，是絕對不允許有這樣的情況出現的。迫於皇帝的威懾，表面上可能不會有太大的反對，但他們無時無刻不在謀劃推翻新政的途徑。兩朝元老夏竦就是固有利益集團的代言人
夏竦利用范仲淹愛好書法的特點，找到一個可以模仿他的人，給他的好友石介寫了一封有「政變」色彩的信件，繼而將這封信轉交給仁宗。表面上，宋仁宗是十分支持范仲淹實行新政的，但是，說到底，那也是被形勢所逼，沒辦法的辦法。兩人之間有信任，但並不牢固，在夏竦的鼓吹下，仁宗也認為范仲淹已經利用「新政」之名建造了一個新的利益集團。仁宗從側面敲打范仲淹，讓他發表對「君子不黨」的看法，范仲淹很坦率地說：「正、邪永遠都是兩個不同的黨派！結黨的目的如果為了「營私」，應該嚴懲；結黨的目的如果為了造福百姓，那又國家又有什麼害處呢？」
范仲淹的回答並沒有讓仁宗釋懷，這可能就是帝王們的通病：怎麼鬧都行，就是不能威脅到自己的統治！因此，仁宗皇帝也對范仲淹產生了質疑。偏在此時，歐陽修向皇帝上表了一篇《朋黨論》。本來是為了力挺范仲淹，卻不想弄巧成拙，讓仁宗更確定了范仲淹背後有一個利益集團。也許，歐陽修的上書，才是范仲淹改革的轉折點
之後，仁宗皇帝一改作風，不但停止了新政的推行，還將范仲淹貶黜到陝西，那些曾經竭力推行新政的官員，也被扣上「范黨」的帽子，全部遭到打壓，像富弼、韓琦、甚至是宰相杜衍，都被貶到地方為官；杜衍的女婿、大文學家蘇舜卿被貶為平民、永不錄用；歐陽修也未能倖免，他被貶黜到滁州，這才有了那篇青史留名的《醉翁亭記》！
至此，沸沸揚揚的「萬曆新政」宣告終結！
封建歷史上並不缺乏眼光長遠的改革家，但為什麼沒有一次變革能維持下來呢？歸根結底，還是封建專制制度的影響。封建專制制度在強調皇帝「獨尊」的同時，也將貴族和地主階級的利益納為重點保護對象，因此，但凡觸動這個根基的變法都會被視為「另類」，失敗，也就不算意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