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強行地干涉生活，而是以一種比較鬆弛的心態，展示生活本來的樣子。」
作者 | 陸娜
一部名為《尋漢計》的電影，以其粗放、有情的特質在這個五一檔成為了一個特殊的「異類」。
叛逆之一在於這個故事中的主角似乎都不具備典型性，甚至缺乏作為主角應有的「進步意識」。女主王招是個心善的「老實人」，經常主動攬活兒辦事兒，卻因為好使喚而成了「軟柿子「。而男主杜微不修邊幅，也看似不求上進，職業是開三蹦子，卻連這份工作似乎都「出勤」不穩定。
兩人的相遇有諸多巧合，而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王招要為肚子裡的孩子找個「冤大頭」當爹。這是電影的第二大叛逆——挑戰當下備受關注的的女性敘事，雖然這並不是創作者的初心。在2016年的社會背景下，未婚生育的孩子沒法上戶口，而王招想生育這個孩子。於是這位缺乏自主性的女性，決心做出掌握主動權的一次嘗試，雖然導演唐大年也說是「用了些歪招兒」，「但起碼在積極地想辦法」。
杜威（王子川飾）與王招（任素汐飾）
唐大年，曾與第六代導演張元以及崔健一起編劇並出演《北京雜種》，也曾作為編劇參與王小帥導演的《十七歲的單車》和陳凱歌導演的《搜索》，後不斷嘗試影像表達並轉型為導演。這次執導的《尋漢計》中處處透露著唐大年對北京這座城市的體悟與感知，他形容北京「有點像老湯，幾百年來各種各樣的東西都在裡面燉著」，而北京人的勁兒也被演員和鏡頭精確演繹和捕捉。
唐大年曾說佛教中把人稱為「有情」，而《尋漢計》就是想「以一種比較鬆弛的心態，展現生活本來的樣子」，講那些或許邊緣的少數派之間的情感流動。不貪心隱喻與映射，不刻意在細節處堆砌意義，不執著於個人表達，《尋漢計》把最簡單，卻在現在最難得的「人」的故事講好了。平實、溫和而有情的電影也因此在當下的市場中體現出了與片中人物一般不合時宜的「叛逆性」。
很多觀眾雖然和角色的職業身份或是處境各不相同，卻能在其中獲得一種共鳴感。我觀影當天的小影廳里，上座率過半，時常爆發出陣陣笑聲——為巧妙的故事節奏，為利落有趣的台詞。一些人反饋說《尋漢計》有一種普遍性在，好像故事放在其他時代也都成立。但放在更大範圍的人群和市場選擇下看，共識似乎又並不存在。《尋漢計》自上映起排片就未超過0.9%，截止發稿總票房也只有367萬，而同檔期票房第一的數據目前是8.55億。
電影在一定的框架之下有其進步性，當然在如今的社會語境之中又露出了新的局限。唐大年認為，故事本身有所表達，但並不一定要認同角色的想法才可以拍，僅僅是呈現一種生活狀態也是值得的，何況主角是這些不太常被關注的人群。
創作者想表達的東西越來越多，卻因為表達能力的束縛等原因而越發無能為力。這是矛盾，也是困境，鬆弛一點，真誠地愛人，想說的，自然就傳達出去了。
以下為唐大年的自述:
01 | 和生活對話
電影是趙趙的小說《王招君》改編的，小說寫完有些年了。後來有個製片找到我們，想把它拍出來。小說提供了豐滿的素材，王招和杜微其實也有原型，不是說就是那個人，但有一些相近的個性色彩，我們也還挺熟的。
其實我最初設想這就是一個比較簡單的故事，也打算做成一個有商業性的片子。但上映了之後，評價還挺兩極的。好多評論還真挺好的，把我們想說的點都捕捉到了，甚至沒想到的一些念想大家也都討論到了，說明觀眾的感知還是非常強的。也有一些觀眾特別不喜歡，甚至覺得受到冒犯，他們會覺得女主太窩囊了。特別是現在女權意識正流行，一些人就覺得這個女孩太沒有自主性了。
我自己做這電影的出發點就是對人物感興趣。我覺得女主性格還挺有意思的，中國電影也沒有過這樣的一個女性形象，就想拍這麼些生活當中不自由的，不是那麼十拿九穩、遊刃有餘的人。其實誰都不是說生活盡在掌控之中，或多或少總有你控制不了的時刻。
我剛讀完小說那會兒，也覺得這個女孩太壓抑了，對生活太逆來順受了，心裡還挺不舒服的。但可能隨著見的人多了，年齡也大了，發現其實生活中有很多這樣的人，他們可能有點笨拙，性格有點懦弱，不適應社會生活，生活狀態也磕磕絆絆的，到哪兒都被呼來喚去。可這樣的人他也渴望幸福，這種渴望也是動人的。
杜微就跟王昭是完全不同的生活態度，杜微更有一種自主性，也不太在乎別人的看法，對生活也不是特別畏懼。現在人都太容易緊張焦慮了，都想著生活一定要在掌控之中，要怎樣怎樣的，給自己設置了特別多壓力，但生活並不是按著我們想的去發生的。很多擔心都是自己嚇唬自己，其實沒事兒。我覺得可以像杜微那樣，坦然地按照自己的方式和節奏生活，有別人走的就有你走的，不用怕。
姥爺（李保國飾）與導演唐大年
另外，我覺得中國電影現在可能因為商業的壓力，或者對市場的渴望，好像慢慢不願意跟生活對話了，沒有興趣或者沒有這樣的能力。這部電影不想強行地干涉生活，而是以另一種比較鬆弛的心態，讓生活展現它本來的樣子。這也是我們做這樣一個電影的原因。
人物是這個故事最核心的部分，所以我們也想著塑造人物時能更立體、更豐富，所以不斷從不同側面呈現。比如杜微雖然一出場挺「操蛋「的，不好好說話總愛調侃，好像什麼都不在乎，但後面通過他跟姥爺之間的關係，觀眾會發現他其實挺善解人意的，再到大理他唱的歌，能看到他也有羞澀的一面。
這個片子所有的拍攝都是圍繞著人物和表演進行的。有些片子為了拍得好看，會強制性地要求演員走位這些（細節）都要很準確，再比如對人物的雕琢就要打很複雜的光，磨皮，像廣告似的攝影，看著光鮮。我現在越來越覺得其實拍攝是越自由了越好。在攝影上，我們會給演員留很大的空間，除了能拍到的，也得讓他們感受到鏡頭之外整體的場景。
另外我們打光主要也是在打氛圍。比如說電影中王招看著挺自然，其實每一場戲的光都是一天中的特定時間。平常為了讓人物更好看，一般都會補光，但我們儘量減少這種操作，主要靠自然光和時間的變化來呈現。再比如郊外小旅館那個場景，那屋兒沒有燈，光源就專門設計成一面是月光，另一面是衛生間的光，整個環境處理下來就跟角色當時的情緒和故事情境挺貼合的了。
美術也下了挺大功夫，雖然現在看著就跟真實的一樣，但反而比較難。之前找過一個美術，建議在胡同里拍，但我堅決不同意，因為我覺得胡同現在變成北京的一個懷舊抒情的文化符號了，而不是真實的人的生活環境。要麼就都是像那種五星級賓館、樣板間，也不追求美感。後來溝通了好久，我自己也去選景，就發現北京在蓋的亂七八糟的環境里有很多角落還是很有味道的，有人活出來的味道，不是設計好的那種畫面的美，是人氣兒，帶著好多的情感。
像杜微的家，我們也是找中介租了人家半個月毛坯房自己布置，就為展現他跟其他年輕人一樣也有自己對生活水準的一個要求，但其實他家就出現過那麼一次。王昭家的一些美術和道具都是我們早上去逛早市買回來的，還到別人家去收，就是老一輩用的那種。還有好多戲的道具其實沒拍到，他們也做了，比如說杜微摩的上還有乘客的感謝信，可能是交了朋友，人從外地給寄來的。我覺得這些都是一種準備，生活氣息就是靠這麼一點一點細節去填充起來的。
演員表演上，我也沒有特別細緻具體的指導，因為他們也都是特別成熟的演員了，理解劇本都沒障礙，我自己也是這兩三年才慢慢開始對表演多了些理解。而且我越來越覺得搭一個框架是最重要的，找這個基調可能來自一種直覺或者說經驗，包括對人的一些理解。框架如果搭的好，其實越少干預越能讓每個人都特充分、特放鬆地去表達，能量就能流動起來。
02 | 對「人」的信心
從最開始思考《尋漢計》劇本的時候，就是想呈現一堆有「缺陷「的人。每個人其實都有缺點、也有自私、軟弱的一面，當然也有善意的時候。片中女主一直被人欺負，但在杜微這兒是被正常對待的。杜微也知道她是那麼一人，但不會像別人那樣自然地就欺負她，說明杜威也挺善解人意的。現在很多人評論結尾在現實中不可能，但其實它不是一個大團圓結尾，不是那種從此他們就過上了幸福美好生活的意思。我是覺得善意的表達需要有一種外化的東西，他選擇結婚就是一種。我對人還是有信心，生活有無限的可能性。
創作的時候多少還是受了詩意現實主義傳統的影響。法國在上世紀30年代就有些這種詩意性的片子，這個傳統延續到60年代的新浪潮，再往後我們有個老師當時從法國留學回來，就從使館借來些片子給我們看，那時候第一次接觸侯麥，還看了些像《花邊女工》這樣的片子，當時印象特別深。在學校其實能接觸到各種各樣的類型片和電影傳統，可能用別的方式表達我還挺吃力的，跟自己的某種東西會擰著，但本能地會對這種方式感到親切，表達起來也特別順暢。
我就發現那樣一種看待生活的方式和我自己的性格、趣味特別契合。它跟生活和人物貼得不是那麼緊，而是讓生活本身的詩意慢慢地從中滲透出來。這種風格不是帶有強烈批判性的，而是關心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還有一些日本電影其實也是，可能情感方式和價值觀上更東方一點，也挺貼近中國人，像山田洋次，包括現在的是枝裕和。
所以最早1990年寫《北京，你早》劇本的時候就開始嘗試那種表達，但很多細節基本上都忘了，因為太遠了，20年前了。《17歲的單車》的故事是王小帥的創意，劇本寫了兩稿，後面電影是他和台灣一個導演一塊兒弄的，最後能看到一點《偷自行車的人》的影子，別人的影子，也有我的影子。《搜索》是根據一個網絡小說改編的，他們之前其實做了一陣劇本了，但可能做不下去，投資公司又找到我了。後來我跟凱歌見面聊也挺順暢的，因為他想法很具體，但也喜歡變，寫了差不多三稿，後面就交給導演自己做了。
電影更多還是導演的意思吧，編劇只是畫個藍圖。這不是說不看重劇本，劇本很重要。年輕時候我開玩笑說，「編劇的職業道德，就是把劇本交給導演，隨便糟蹋」。本來編劇這個角色應該和導演完全重合，但不重合也沒關係，最後它還是需要重合在電影里，電影的完整表達還是在熒幕上。一般我很少會回看自己的作品，只是前一陣他們為了紀念張暖忻——這「一陣「其實也都往前七八年了，他們又重新放了《北京，你早》，我去看了一次，別的電影我都再沒看過。
年輕時候除了當編劇我也拍過兩部電影，但包括題材、內容、表現方式其實都不是很清楚，感覺也稀里糊塗的，但明不明白也得活，也得做，只是都是靠直覺在表達。「做「本身也是一個自我探索的過程。這幾年慢慢對這個事兒要怎麼弄清晰起來了，之前拍一個紀錄片，《三味線》，我覺得那是一個挺充分的表達。
當時是太宰治逝世七十周年，狗子是太宰治迷，想做點事兒，本來說弄個劇組什麼的去拍，我覺得沒必要。其實我對太宰治沒那麼大興趣，但覺得狗子這個人本身很有意思，而且在現在這種文化氛圍里，還有這樣一種人在想著另外一些事，就挺值得拍下來的。
《三味線》中的狗子、老狼、唐大年
北京這20年其實變化也挺大的，一代代的京味兒也在變化、融合。我自己感觸也很深。我一直覺得這個城市特別豐富，包容性很強，而且無論是社會還是文化分了很多層次，有點像那種老湯似的，幾百年各種各樣的東西都在裡面燉著。這些年城市重新規劃，其實對人的生活方式和心態影響也挺大的，老北京基本被「掃蕩「了，現在全球化，基本的城市面貌都比較被拉平了。
另外北京人的特點也很明顯，比如想掏心窩的時候，可能怕肉麻，酸不拉幾覺得不舒服，就用一種特別不在乎，假裝什麼事都沒有的態度表達。還有就是我覺得北京人還是比較能拿自己打茬，喜歡調侃自己，要諷刺別人也會先自嘲一下。再有北京是一個權力中心，所以從王朔開始，北京人可能有種叛逆精神，不在乎別人怎麼看的，非常鬆弛的感覺。
王子川演的杜威就完全呈現出了這些感覺。我是覺得你真的要寫一個人物，特別是比較寫實的人物，要寫的深入紮實，實際上是離不開地域性的。每個人都是在具體環境當中才長成這樣，如果把那個東西剝離掉了，這個人物就不可能真的結實或者深入。
03 | 深刻的叛逆
我覺得年齡越大，發現家裡的影響力越大，特別是父母潛移默化的影響其實特別深刻。倒也不是說具體教給了你什麼，更多的是一種他們的處事方式和態度對自己的影響，比如閱讀習慣的影響，我小時候對神話、科幻什麼的都不感興趣，那會兒喜歡看《三國》、《水滸》，也不理解，就當看人際關係的小說。
我媽是學表演的，想演戲，但因為成分不好，在北京沒戲演，就去了山西話劇團。我爸就也跟著來了山西，結果沒多久話劇團就解散了，我父母就被分配到了鋼廠當工人。我印象當中他們在那個環境里特別格格不入，人堆里一眼就能把他們給挑出來，跟當地人的氣質完全不一樣。70年代初我媽夏天就會穿裙子，還斜背一包，在鋼廠特別扎眼。小孩特別敏感，覺得跟別人不一樣，還挺彆扭的。
我覺得我差不多五六歲的時候就能理解大人的觀點，可能是有點早熟。當時很多喜歡文藝、文學的年輕人經常聚到我家，家裡來好多客人，我就會觀察他們每個人之間的關係，跟我父母的關係，甚至還提醒我爸媽什麼的。後來改革開放，落實政策父母就回北京了。
上中學都還特別壓抑，學習不好，考完試學校還列那種大表，我名字就在最後，不及格的都弄成紅的。老師天天要請家長訓一下，基本上就是以羞辱學生為己任的那種，所以我中學的時候就過得特別不愉快。但是上了大學去電影學院就特別放鬆，學校和社會氛圍都很自由。
當時突然接觸到全新的東西，所有人都特別興奮，覺得新世界來了的那種精神狀態。老師其實也跟我們一樣，都是同時接觸到那些新鮮的衝擊，我現在回想等於是他們剛接受的東西就要傳達給學生，我們甚至可能比他們接觸的還多，就是那樣一種氛圍。
年輕的時候願意拿一個叛逆的姿勢，做少數派覺得就是一種反抗。那會兒弄《北京雜種》的劇本，寫了一幫北京所謂邊緣的藝術家，其實也是挺強烈的叛逆感。我從小受家裡影響古典聽得多，搖滾樂聽的少，但是也接觸過，我們上學的時候崔健還來學校演出過，寫那個劇本就跟樂隊的演出，感受不同的文化。深刻的叛逆其實不容易持久的，真正需要的是不斷地顛覆自己。
那會兒我就跟那幫人（西局書局）天天混在一起，跟公社似的，大家一禮拜恨不得見五天那種。也不聊啥，就是喝酒，下午六點開始聚，聚到早上六點，回家睡到中午，起來晃一會，就又開始約。持續了十年，特別有那種相濡以沫的感覺。後來我覺得那種生活其實挺沒勁的，都快乾死了還相濡以沫，就有點遠離了。
前幾年我就突然又開始重新接觸，發現他們還那樣。在大家都急著成功、掙錢的氛圍里，這一圈人完全過著醉生夢死的生活，卻都還堅持創作，我覺得還是挺有意義的，挺想記錄的，就以飯局為主題拍了些照片。從攝影開始，其實《三味線》也是攝影的延續。我沒把它完全當作一個紀錄片去拍，就是一個影像表達，有我的很多主觀的東西在裡面。
但我現在也不太覺得自我表達是一個特重要的事兒。好多人太珍視自己的感受了，就覺得自己那點東西特別重要，特別不得了。我現在比較放鬆，儘量理解不同的想法。《尋漢計》就沒有特別想要說點什麼，更多是呈現不太被關注的人的生活狀態。
這回這個片子也挺逗的，我本來覺得挺平實、溫和的一個片子，故事也不難理解，但是反而在當下這個環境就突然變成了一種異類，好像還特不一樣，內容上也激起很多爭論。角色上，我覺得杜威有一種與眾不同的態度，他非常鬆弛，也不在乎別人怎麼看。他不一定是要特別極端地對抗什麼，但有自己的節奏，自己的活法。
現在所謂的自由表達看上去更民主化了，但是沒有形成規則，而且其實是被資本利用或者控制的，網際網路對人的挑戰遠遠不止《搜索》討論的網絡暴力。包括這次疫情我出去探親被困在美國，沒事幹也經常上網，發現整個世界所有的共識都崩塌了，原來所謂的普世價值，已經互相說服不了對方了，這對人的衝擊還是挺大的。
我之後的作品可能想創作更豐富一些的題材。我也覺得包括歷史、政治，都是折射了很多道才在個人身上表現的，而且這個表現可能很曲折隱晦，所以不是所有表達都會直接跟這類主題這種相關，但是都離不開這些思考。一個人的胸懷和眼界是蘊含在作品中的，無需刻意表現，站在一樓的時候，再使勁說格局，就是一樓，就算想像十樓，也是虛的。如果站在十樓，自然看到的是十樓的景象，自然不一樣。思考都會從細節中折射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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