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開心門

書院的學員在搭建竹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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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距離杭州建德市40多公里的一個村莊，有一處院落，這裡三面環山，石子路兩旁的木屋和白色樓房裡，住了三四十個人，十幾個家庭。

他們並不是遊客，而是一群老師和抑鬱的孩子及家人。天氣好時，他們在戶外的長桌上就餐，在搖晃的鐵皮椅子上看書，在草地上聽溪流聲、曬太陽。

然而，就在一年多前，這裡並不平靜。

比如那位總是戴著套袖幹活兒的爸爸，來自河北石家莊，是一名公交車司機，工作時，他最害怕接到家人電話——那意味著孩子又出事了。女兒初二時確診抑鬱症，之後3年住院10多次。

還有那個總是在廚房裡忙活的媽媽。她叫孫霞，從上海來時，孩子已經在家躺了3年，他只在父母睡著後才偷偷到客廳里吃東西。她睡覺時想到這件事就猛地坐起來，幾年時間頭髮白了大片。

福建媽媽王春訪談時常常露出笑容。但一年前兒子確診被迫害妄想症時，她「無論如何都無法接納」，最絕望時想過一走了之，「我跟孩子一起走」。

聽說杭州有家書院治癒了幾十個抑鬱症患者，有家長坐著高鐵，開著車，往大山里趕來。「越往後開，人越少，山越陡。」有人充滿懷疑。

王春也抱有懷疑，但那時她「就像在大海里，快沉了，只要有一塊木板就會緊緊抓住」。

和很多家長一樣，王春迫切希望找到治癒孩子的密碼。然而，書院的院長金向群告訴她，「只有父母改變了，孩子才能徹底好起來」。她感到疑惑：「我改變什麼，我活得好好的，孩子生病了和我有什麼關係？」

「我一心一意為孩子好，我有什麼錯？」一位家長說。還有一位年入100萬的高管母親說：「我一生如此輝煌，我沒錯啊。」

對此，58歲的金向群已經習以為常。這些年，他干預過幾十個中度、重度抑鬱症孩子的家庭，很少有父母一開始就意識到自己有問題，但多年的干預經驗令他堅信，「孩子出了問題，家庭一定存在問題」。

他是誤打誤撞走上這條路的。原本，金向群給企業家講「心性教育」。2016年，陸續有企業家找到他，說孩子學習不下去，請他幫忙。他由此開始關注青少年抑鬱的問題。

金向群說，那個時候很多孩子只是輕度抑鬱，「讓孩子放鬆下來，讀懂孩子，改變孩子當下的認知，生活就能回到正軌」。

但近幾年，書院接收的孩子抑鬱問題越來越嚴重，有的從小學就出現情緒問題。「唯學業」、控制、爭吵、溺愛是很多家庭的通病，「孩子和父母面對面，卻走不進對方的心」。

「孩子是父母的投影」，金向群意識到，想要真正改變一個孩子，必須改變家庭這個「水環境」，「家庭就像魚缸，大魚的狀態會影響水環境，水環境會影響到小魚」。

2

翻閱了幾十份抑鬱孩子的「家庭檔案」後，金向群發現，來書院的父母集中在50歲左右，靠高考改變命運，「他們就把這份所謂成功的經驗用到孩子身上，抓孩子學業」。

一位媽媽直言，優秀就是「考上一個好大學，有一份好工作」。還有一位媽媽說，自己上過大學，在親戚朋友中「過得比較好」，她一心培養孩子讀書，「你已經坐電梯上去了，孩子不坐電梯還非得扛個重物走上去，家長肯定捨不得」。

上海媽媽孫霞也是靠讀書走入大城市的。20世紀90年代，她坐著飛機全國各地跑，父親「很自豪地跟村裡講這件事」。為了照顧孩子，她換了一份輕鬆的工作，不在外面過夜，不打牌，不刷劇，同事喊她逛街也不去，「覺得愧對兒子和丈夫」。

孩子上幼兒園後，她陸續給孩子報了圍棋、游泳、小號、奧數的輔導班。

「太實用主義了。」孫霞的兒子吳宙說，那時他學這些並不快樂。上初中後，吳宙的輔導課增加到8門。到了初三，吳宙經常晚起、遲到。孫霞拽著他起床，「考不上好高中就考不上好大學」。

那時，學校也經常開家長會，周測，公布排名，強調「差一分就差一操場」。孫霞說，學校最後一次開中考動員大會時，吳宙連准考證也不想去拿了。

到了高二，吳宙確診抑鬱，厭學。孫霞讓朋友、老師勸孩子上學。吳宙去了一次「覺得難受」，鎖在房間裡不出來。

有一次，兒子連續幾天沒有出屋，敲門也不應，孫霞從家中6樓的客廳陽台上邁出去，踩著一個空調架，爬到孩子房間的陽台上去看他。那次之後，吳宙再也沒鎖過門，但心門依然緊閉。

早在2021年9月，孫霞就到過一次書院。當時，吳宙休學一年，金向群告訴她要放下孩子的學業，她聽不進去，「現在這個社會，高中都沒畢業怎麼行？」

她把目光轉向各種「復學營」，看到孩子出來吃飯、早起，就肯定孩子，給孩子寫信，但孩子越來越煩，把信扔到了垃圾桶。她又學著「傾聽、接納孩子」，說「媽媽知道你不容易，對你沒什麼要求」。

但實際上，她迫切希望孩子好轉、復學。有一年時間，她睡在客廳的沙發上，記錄兒子幾點睡覺、起床，一旦兒子有好轉跡象，就問：「是不是要出去散步？要不要請家教？」

「語氣很焦急。」吳宙回憶，那時家裡的環境令他倍感壓抑，「感覺他們始終對自己有期待，不能理解自己」。

孫霞發現，以前兒子還去客廳吃飯，後來越來越不願出房門，「（生命的）小火苗快熄滅了」。

她變得小心翼翼，不敢再讓孩子復學，寬慰孩子：「父母有吃的，也總會有一口你的。」這讓吳宙覺得「父母好像更放棄他了」。

2022年9月，吳宙再次復學失敗，孫霞和孩子都陷入絕望。

這種挫敗感折磨著很多書院的父母。一位媽媽說，兒子因抑鬱從名牌大學休學後，家長群里每天滾動著讓孩子相親、買房、去國外上大學的消息，她更加焦慮。「本來我的孩子跟他們是一樣的，突然間我們的生命都快淹沒了」。

「現在整個社會都覺得沒有學業就沒有未來，這是社會集體無意識的一個特點。」金向群見過很多孩子，只要學習，「其他什麼都不用做」。有的孩子20歲了一碗麵條也沒下過，鞋也不會刷，「不做事，只用腦，容易懸在空中不接地氣」。

3

除了溺愛，控制、評判更是充斥在很多家庭中。一個孩子給家裡的狗糧加水，怎麼加父親都不滿意。一對父母讓孩子選吃的，孩子選了漢堡，父母又責怪孩子，「還不如不吃」。

「類似的事情無時無刻不在發生。」書院的家長表示，有的家長規定孩子一進門就換衣服。有的父母不允許孩子不優秀，「一表揚孩子就飄了」。

吳宙就生活在這種控制和否定中，「父母很少誇我，一直拿我和別人比」。

吳宙從小敏感、細膩，「會無緣無故擔憂一些事情」。他覺得爸爸不喜歡他的性格，「希望我成為一個男子漢」。上高中後，他想全選理科，爸爸讓他選一門文科，「高考風險小」。

休學期間，他喜歡研究網絡、航空航天，父母覺得他「浪費時間」。「他們從來沒想過我在想什麼，只希望我照著他們規劃好的人生軌跡走，這樣的人生還有什麼意義？」

在金向群看來，「唯學業」的家庭更容易導致控制，「想要考好成績，父母要控制，而被控制的孩子是沒有能量的」。

王春的兒子蘇羽確診被迫害妄想症後，時刻感到恐懼，吃飯害怕兩個菜有化學反應，雨水滴到手上擔心有毒。到書院一年後，這種被迫害妄想症狀消失，他能夠正常生活、交流。

一個陽光明媚的下午，他坐在書院一張長椅上，向記者緩緩回憶自己的童年。

「小學四年級以前還是挺快樂的。」他說，自從五年級媽媽開始管他，周末便被補習班填滿了，日常生活也變得「軍事化」。

有一次，他「學習拖拉」，媽媽讓他拿著塑料袋到外面撿瓶子去賣，兩餐沒有給他飯吃。一次他沒有訂正錯題，媽媽在校門口揍他，他感覺「自尊心受辱」。有次他期末考試「只考了八十幾分」，媽媽「大發脾氣」，他狠狠扇自己的臉。

也是從那時開始，他感到不適，「每天早上各種喊痛」。

然而，王春沒有察覺到兒子的身心變化，沉浸在兒子要小升初的焦慮中。她讓孩子早起運動、學習，「我自己能做到，為什麼你不能做到？」

王春說，她知道孩子被打心裡不舒服，但「沒想到那麼嚴重」。小時候，哥哥也常被打，「但他還是很孝順」。

除了控制，蘇羽一直活在父母的爭吵中。爸爸「說話很沖，不苟言笑」。媽媽讓他上補習班，爸爸覺得沒必要。生病後，媽媽讓他去醫院，爸爸堅持讓他看中醫。就連喝牛奶兩人看法也不一致，爸爸認為牛奶涼，不適宜小孩喝。

「他們給出的指令經常是相反的。」蘇羽說，他不知道應該聽誰的，「內在變得紊亂」。

他上初二後，爸爸失業，父母經常爭吵、冷戰，「家裡就像冰窖一樣」。在學校，他也沒有朋友，因為頭皮感染、頭皮屑亂飛，他被同學嘲笑。

「沒有一個可以安放自己的地方。」蘇羽說，那段時間也是他抑鬱最嚴重的時候，他開始出現幻聽幻覺，待在屋裡吃垃圾食品，看小說。

「重度抑鬱的孩子生命能量都消耗光了，父母的任何期待和壓力他們都承受不起。」金向群說，「他們看不到希望，與父母、他人、天地斷了連結，就像一個人在大海上漂著，無依無靠，隨時會沉下去。」

4

在金向群看來，想要打開一個重度抑鬱孩子，需要重建他與周圍世界的連結，最重要的是重建與父母的連結，「改善家庭的『水環境』，讓孩子感受到安全感」。

「只有父母松下來，孩子才能變。」有時候，老師們要採用一些方法，讓父母們意識到松下來的重要性。

孫霞2022年10月到書院學習時，總擔心還留在家裡的孩子。老師們讓她不要給孩子發簡訊、管孩子吃外賣。後來，她回到家總忍不住看孩子，老師讓她每次想看孩子時，就給陽台上的花澆水。結果，由於澆水太頻繁，花一星期後就枯萎了。

「老是這樣去關心他，孩子會受不了的。」從那之後，孫霞去公園、逛街、看電影，「回到自身上來」。兒子的心也漸漸打開，先是到客廳活動，接著和他們吃飯，再後來願意出門了。

然而，兒子一出門，她又想讓孩子復學。老師讓她去醫院門口看精神病人的狀態。她被觸動，「孩子能活著就很好了」。

為了改善家庭的「水環境」，書院的老師也會調節夫妻關係。孫霞夫妻倆常因為鞋、碗的擺放問題生氣。老師開線上家庭會議，說丈夫是「控制思維」，「自己去擺，不要求別人」。孫霞總嫌丈夫做事慢，被指出這是一種「評判思維」，她讓丈夫去買菜、做飯。

「要求同存異。」孫霞說，金向群經常告訴他們，每個人都有一把認知尺子，「不要用你的尺子去要求別人」。

後來，在老師的指導下，爸爸給孩子寫了一封信，說可以不上學，「有好幾條路」，並向他透露，可以到書院學習一段時間。

孫霞記得，第二天孩子就出來了。當時，他們已經很久沒有和孩子吃過飯，聽到兒子屋裡有動靜，兩人都豎著耳朵沒說話，孩子坐下後，丈夫扒拉了兩口飯，躲到一旁哭，「看到希望後喜極而泣」。

知道吳宙喜歡研究網絡，老師們以書院需要重新裝網絡為由，引導他去書院。2023年4月，吳宙跟父母來到書院，直到現在也沒有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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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很多孩子剛到書院時仍然抗拒。北京媽媽劉盈盈回憶，兒子來書院那天，車開到半道，他「明顯不耐煩」。進了書院，他留意門是否上鎖，「一看不對，馬上跑」。剛放好行李，他就買了後天的返程票。

劉盈盈記得，晚上吃飯時，金向群特意把兒子安排在一個同齡人旁邊，「讓他沒有壓力」。中途，兒子就金向群的口音打岔，大家也沒有發表看法，「該幹什麼幹什麼」。

吃完飯後，幾個年輕人帶他去喝茶，他看到一張茶桌，躺了上去，蹺著二郎腿。老師也不惱怒，在他腦袋旁沏茶，告訴他曾有家長躺在這張桌子上體驗「死亡葬禮」，並給他看當時的錄像。

知道他對公益感興趣，老師們還帶他看以往舉辦公益活動的場所、資料，並提出暑假要舉辦夏令營，他可以擔任志願者老師。

劉盈盈注意到，兒子當晚就「有點不想走了」。因為他要回北京參加活動，老師還是送他去火車站，並約定活動結束後再回來。「這一天他接收的信息量很大，需要好好消化一下。」十幾天後，他主動回來了。

「只有孩子感受到安全感，才會願意留下來。」金向群說，這需要書院的每個人都能平等對待他們，「幫助他們成長」。

做到這一點並不容易。一位老師說，曾經有一個孩子罵她，她又生氣又委屈，「我都這麼努力了，起碼稍微配合一下」。但很快，她覺察到自己「有所求」，「要不斷把『我』剝離掉，但凡心不純，對方就能感受到」。

陪伴第二個孩子時，她更加耐心。那個孩子剛去時用手吃飯，無法自主入睡，幾米的路要走1個小時。幾個老師輪流陪著他走。男孩站在原地發獃，老師就站在旁邊，陪他發獃、看葉子、摸小狗。孩子走路的速度逐漸加快，跟金向群走時最快，「因為金老師沒有一絲情緒」。這位老師說。

在書院，不管是小孩、老人，富有的普通的，有病的沒病的，大家都坐在一張桌子上吃飯。蘇羽剛到書院時總覺得案板上有黴菌，看到其他人吃飯都沒事，他也漸漸放鬆下來。

蘇羽說，確診被迫害妄想症後，他在醫院住了一個多月，每天做康復訓練，「把頭固定一個姿勢，放到一個儀器下，很痛苦」。但他覺得書院的老師「尊重個人意願」。有一次，他想獨自去杭州玩半個月，老師們同意了，但建議他玩5天。「他們談話態度平和，意見也相對合理。」他接受了。

一位老師記得，吳宙剛到書院時躺在房間不出門。老師去喊他，貼耳邊叫他、拍他的背，他紋絲不動。第二次叫他，依舊毫無反應。後來，父母去叫他，他把父母罵出來。老師說：「我們內心沒有情緒，因為該給到的已經給到了，再去喊就是討好了。」

不過，老師給他送了飯。「關鍵不在於送不送飯，在於要看到孩子想要突破自己、但還沒體現在行動上的心。」

吳宙說，自己剛到書院時有些排斥，後面慢慢感覺到「他們不帶功利性地陪伴」，開始敞開一點心扉，「偶爾跟他們講兩句話」。有時候，他控制不住情緒，罵老師，他們「還是全然接納」，「你在他們身邊感覺到放鬆，心松下來慢慢就有能量了」。

6

在書院，老師會一邊讓家長通過他人、孩子「照見自己」，一邊幫助孩子建立與他人、自然的連結。

在石家莊做公交車司機的那位爸爸經常評判別人，受他影響，孩子對很多事情也看不慣。老師們讓其他家長指出他有情緒的語言、行為，幫他分析。一次開車路上，他看到一輛貨車停在馬路邊，下意識評判，「哪有把車停路邊的，真是不自覺」。劉盈盈注意到，孩子皺了一下眉，開家庭會議時向他指出這個細節。

「像剝洋蔥一樣一層層扒。」這位爸爸說，他起初嘴硬不承認，其他家長指出後，他「心裡感覺到痛」，但還是不敢寫下來，「怕寫了別人不高興」。

後來，他和孩子住，又開始嘮叨當天的事，孩子的情緒也來了，半夜去敲老師房間的門，要和老師住，哭訴「爸爸又有各種情緒」。「孩子一跟我住就出問題。」這個爸爸被觸動，開始認真記錄情緒，有情緒時「能不說話就不說話」，孩子的情緒也好了。

「只有讀懂自己，才能讀懂孩子。」金向群經常告訴父母，想要破解孩子的情緒機制，先要看到自己的情緒，「父母的成長是對孩子最大的愛」。

王春到書院後總盯著孩子。老師讓她和孩子分開住，「你就成長你自己」。

通過「讀」自己，王春對孩子有了更多的共情。有一次，她正給孩子發簡訊，丈夫在旁邊告訴她「不能這樣子，不能那樣子」。她感覺「後腦勺長了兩隻眼睛」，打字時手抖，「有很強烈的逼迫感」。

她突然理解了孩子寫作業時被盯著的感受，意識到孩子不是一個木頭，而是一個生命，「我只表達我的需求，沒有去感知孩子的生命」。

後來，王春發現，自己一直「唯學業」，是因為沒有安全感。王春說，父親「很看重錢」，常對她說，讀個大學，把我一棟房子都讀沒了。每次跟父親要生活費時，她都讓弟弟找爸爸要。

有一次，她身上連吃飯的錢也沒有了，不好意思跟同學借，在操場上轉了一圈又一圈，那種無助的感覺她至今記得。她在大學堅持早起、運動、洗冷水澡，一刻也不敢鬆懈。

結婚後，她希望丈夫能給自己安全感，但丈夫很「佛系」。她又把這種不安傳遞給孩子，常對孩子說：「不要以為生存那麼容易。」

「我很害怕沒錢，擔心以後生病、養老。」在書院，王春發現有的家庭很有錢，但還是「有這麼多不順」。過年時，弟媳到書院看她，「沒錢沒房」，但她發現弟媳「性情很好」，家庭和睦。

「錢很重要，但人更重要。」王春時常提醒自己「要成長」。隨著心態變得平和，她發現夫妻關係在向好，孩子的恐懼也在減少，孩子拿筷子的速度加快，神情也沒那麼惶恐了。

7

孫霞也在成長。看到孩子到書院後經常躺著,她又著急了，每次去做飯，眼神都是擔心，孩子又退回去了。老師們讓她觀察孩子的表現。

孫霞發現，自己不進食堂，孩子會坐著吃飯，但一進去，孩子看到她就回房間，「我的擔心會帶給孩子壓力」。

書院的老師經常舉辦體驗類活動，讓爸爸們在母親節時綁上帶水的氣球，體會妻子懷孕的不易。讓孩子們去鎮上要一頓飯，感受生活的樂趣。讓媽媽們躺在床上，體驗一場「葬禮」。

孫霞對那場「葬禮」印象深刻。當時，她穿著一身白衣躺著，家長們挨個給她念悼詞。

「像真的死過一次。」她坦言，以前抓孩子學業也是為了自己的面子。躺在床上時，她發現人死了，什麼都帶不走。「只要孩子能健康、幸福，就好了。」

看到媽媽的成長，吳宙的心也在一點點敞開，先是等其他人都走了，再去廚房，之後抱著電腦去餐桌，再後來拿著手機吃飯。

起初，吳宙吃完飯就把碗放到桌子上，劉盈盈看到也不生氣，「不經意間」提醒他，把碗拿到廚房裡。過了幾天，吳宙把碗放到水槽旁，對劉盈盈說謝謝。劉盈盈又抓住機會引導：「你幫我洗吧。」到書院一兩個月後，吳宙開始主動洗碗。

「要耐心引導他，又要放下期待和控制。」吃飯時，看到吳宙夾了好幾個雞腿，劉盈盈和老師也沒有評判他「自私」，只是以輕鬆的語氣說：「哎呀，你把雞腿都夾走了，我們沒得吃了。」吳宙趕緊把雞腿夾到他們碗里。後來，吳宙跟劉盈盈學會了做第一頓飯，還和其他孩子合作，給書院幾十個人做飯、洗碗。

剛到書院時，他「幾天不跟人說一句話」，後來主動和人打招呼、聊天。有一次，他兩天沒看到劉盈盈，向她表達想念：「你去哪裡了？好久沒見到你了！」

在這裡，大自然也是打開心門的鑰匙。平日，大家會結伴去山上散步，一路上經過農田、水塘、大片的綠樹，有人沿路採摘幾枝粉色的櫻花，插到廚房、臥室的玻璃瓶里。

一個重度抑鬱患者剛到時經常「斷片」，金向群帶她去橋上看魚，到菜園拔草，在鍋灶上燒火，「調動全身的感官與自然連結」。之後，她「斷片」的次數越來越少。

一個女孩喜歡和大家在石子路上打羽毛球，她說自己家周邊都是大馬路，冬天霧蒙蒙的，屋裡不開燈很壓抑，但這裡經常能看到陽光。

平時，金向群會不定期組織大家砍柴、鋤地、種菜，「回歸生活」。「我以前太飄，頭腦活躍。」一個90後女孩覺得，舉起鋤頭鋤地時，就像練搏擊，有一種力量感和發泄感，「回歸到了身體真實的感受」。

她把這種感受寫成了一首詩。「骨頭像生了銹，關節僵硬，一活動就發出年久失修的聲音，像重新認識自己的身體。一點一點撿拾、拼湊、復甦、關愛。在天地之間，去散步吧！願我有個好身體，願我有個好天氣。」

她在自然中體會忘我的快樂。「山上的野花簇擁著，從潮濕的溪流中傾瀉下來，美得使人發癢，看久了會讓人忘記自己是誰。」

8

隨著孩子的連結增多，老師也會幫助每個孩子覺察情緒、重塑認知、在做事中找回價值感。

一個女孩剛到書院時總想自殘，老師幫她一次次分析觸發情緒的事件。有一次，她在網上發視頻，被一個病友說胖。她想回罵、拉黑對方，又想給對方解釋為什麼這麼做。老師幫助她分析每一個念頭：想罵她是因為情緒需要發泄，拉黑是害怕再被傷害，想解釋是不想對方受到傷害。

「反擊不僅不會讓對方理解，還會讓對方拿『刀子』扎自己。」老師讓女孩髮狀態好的視頻，淡化「小我」，「從你罵了我我不舒服的『利己思維』，到我也可以幫到你的『利他思維』，情緒就化解了一大半」。

還有一次，女孩去鎮上賣蛋糕，由於蛋糕沒做好，銷量慘澹。注意到她的沮喪，家長們都說出錢要買，但她並不開心，「只是在安慰我」。她因控制不住情緒自殘。

老師又引導她：「接受不了自己做不好，要盡分隨緣。不想聽安慰，可以直接表達，自己要學會覺察、化解情緒。」通過一次次覺察，女孩自殘次數越來越少，到現在半年多沒有自殘過。

吳宙第一次覺察到情緒是到書院兩個月之後。當時，大家一起去划船，他感覺要下雨，快速往回劃，剛靠岸天就下起暴雨。他很焦慮，「另一艘船的人還沒回來」。吳宙說，以前一直處在焦慮抑鬱中，「像籠罩在（頭上）的雲撥不開」。那次之後，他越來越有覺察情緒的意識，「慢慢站了起來」。

後來，他主動給書院做網站，受到大家稱讚。他感覺有了用武之地，「心裡像點燃了一束火苗」。之後，他又參與徒步、拍攝書院的紀錄片，斷了藥。

剛斷藥那幾天，他無精打采、沒有食慾。發現「還能正常生活」，他徹底擺脫藥物，像扔掉了「拐杖」。

看到吳宙的「心力漸漸起來」，老師們又開始發掘他的認知「卡點」，「擴大他內心的自由度」。

交流中，老師發現，吳宙做事時不會考慮對方需求，只想花最多的錢，用最好的方案，一旦被否定，「立馬不幹」。老師們一遍遍給他講：「換思維方式去考慮這個問題。」

有時，吳宙還是會「情緒爆發」，但覺察情緒的能力更強了。有一次，他和一個工作人員聊網絡的事，對方說不清楚，他忍不住發火。覺察到生氣，他自我提醒：「不能評判別人。」

目睹兒子的變化，孫霞的觀念也在改變，她不再糾結孩子復學的事，「現在網絡上學的渠道很多，讓他琢磨自己的興趣」。不過，吳宙坦承對未來有恐懼：「如果我離開這裡，可能沒人要我。」

金向群相信，只要一個孩子有健康的人格、良好的習慣、專業的能力，一定能在社會有立足之地。

只是，重建一個孩子的認知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金向群覺得，更緊迫的，是讓父母、老師及早識別孩子的「心理亞健康」狀態，避免孩子發展到抑鬱症。「孩子自私自我，在學校有人際交往障礙，總說身體不舒服。出現這些信號，大人要及時干預孩子的心理問題。」更重要的是讓教育回歸常識，「教育應該以幸福人生為導向，而不是以學業為導向」。

最近，書院又來了一個男孩，第一天男孩「24小時無法安靜」，走路需要人扶，吃飯需要人喂，不停喊叫。這一次，打開他心門的，是這些曾經失去生活意義、被抑鬱困擾的孩子們。

劉盈盈的兒子陪他吃飯、睡覺，扶他走路，幫他擦汗。蘇羽給他唱歌。吳宙用鏡頭記錄這一切。幾天後，男孩可以端著盤子吃飯了。「你笑啦。」吳宙的語氣里也透露著喜悅。

（為保護受訪者隱私，文中孫霞、王春、劉盈盈、蘇羽、吳宙均為化名）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尹海月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