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天印：應充分重視生物多樣性喪失可能引發的金融風險 | 名師觀點

第一種是極端氣候事件(主要指氣候災害事件)帶來的短期性影響，可導致業務中斷和實物財產的喪失。

自工業化時代以來，人類的經濟活動持續消耗化石能源，排放了大量溫室氣體，導致當前大氣中其濃度相較工業化時代之前高出接近一倍。後果就是溫室效應導致全球平均溫度升高超過1攝氏度，氣候災害(包括洪水、乾旱、颱風、森林火災等)發生的頻率和強度加大，且更加難以預測，引發的經濟損失逐年快速升高。

未來碳排放若得不到遏制，全球氣溫將進一步升高，引發比當前更多、更劇烈的氣候災害，從而影響經濟部門中企業的實體資產、商業運營、供應鏈，造成更多經濟損失。

第二種是長期性影響，主要指氣候變化導致全球溫度升高、海平面上升造成的影響和風險。這些風險來源於全球氣候和溫度變化導致的常態化或永久性影響。

例如，全球溫度上升可導致農業產量、勞動生產力和旅遊業收入永久性減少；海平面上升是一種常態化變化，會導致大規模移民，實體資產受損。

無論是短期性氣候事件還是長期性影響，都會導致實體經濟受損，進而將風險傳導給金融機構。途徑包括，如果實體企業受到氣候災害影響，則運營成本增加，收入減少，利潤相應減少。最終導致企業的財務表現惡化，償付貸款的能力減弱形成信用風險；相應地，企業未來長期受到氣候災害的影響，現金流也會變差，導致企業估值減小，形成市場風險。對於保險公司，實體資產損失增多，將導致更多、更頻繁的保險索賠。

轉型風險是指，在向低碳經濟轉型的過程中，由於政治、法律、技術和市場變化而產生的金融和信譽風險。轉型會導致需要重新評估金融資產的價值，給企業和投資帶來了不確定性與風險。

例如，轉型風險可能源於政府出台的化石燃料限制性政策，禁止內燃機汽車上路，對企業徵收碳稅和建立碳排放交易系統，加強環境規制(如對污染物徵稅以及處罰污染性企業)，等等。

技術進步也可造成傳統技術和行業的轉型風險。太陽能發電、風能發電和電力儲存技術成本的持續降低，可能削弱以化石燃料為基礎發電技術的市場競爭力。

彭博社的一項研究顯示，從2010年到2020年，太陽能發電、風能發電和電力儲存的平均成本分別下降了85%、49%和85%。隨著技術進步，可再生能源的發電成本有望繼續下降。由於可再生資源基本不受稀缺性限制，理論上成本可趨近於零。

此外，投資者和公眾的環保、低碳意識提高，也會影響一些產品、技術或者標的企業在市場上的受歡迎程度。在成本和質量相差不大的前提下，環保和低碳屬性較好的產品和技術，可能更容易受到市場追捧，獲得更高溢價。

在討論轉型風險的同時，我們也需要關注轉型帶來的巨大潛在市場機遇。在全球實現碳中和的大背景下，一些碳排放強度較高的行業和企業，如果不積極主動轉型，未來會面臨較高的轉型風險；與之相反，那些本身就處於清潔低碳領導者的企業和行業，未來會迎接更大的市場機遇和發展空間。

根據不同機構的預測，我國在2060年實現碳中和目標之前，綠色低碳投資的市場空間高達數百萬億元。

強化氣候韌性城市和韌性基礎設施研究

記者：應對氣候風險，您認為政府、監管者、企業、金融機構可以採取哪些行動？

孫天印：應對氣候風險，政府、監管者、企業和金融機構都可以從自身出發，發揮各自作用，開展相應行動。

對於政府，應對氣候的轉型風險和物理風險所發揮的作用不同。從應對轉型風險的角度看，政府應儘早給出行業和地區的碳中和規劃和實現路徑，便於企業和金融機構對行業和企業轉型路徑有清楚的預期，也方便相關組織和機構在開展氣候轉型風險分析時，能夠更準確地設定轉型情景。

從應對氣候物理風險的角度看，特別是地方政府應充分將氣候災害的變遷和影響納入未來的產業和城市規劃中，避免將價值密度高的資產布局在未來氣候災害的高發區。同時，應加強對氣候韌性城市和韌性基礎設施的研究和應用。

未來，即使人類社會成功地實現全球碳中和目標，將全球溫度升高控制在2度或1.5度以內，也不可避免地面臨一定程度的氣候變化影響。這種影響會超越我們當前能觀察到的氣候災害影響。因此，建立一個更具氣候韌性的經濟和社會體系，將有助於我們更好地適應未來變化的世界。

央行和監管機構可出台鼓勵性的指導性意見或強制性的監管要求，鼓勵、教育和引導企業和金融機構重視氣候相關風險，並組織開展相關的研究和實踐。

人民銀行去年組織一批銀行作為試點開展氣候風險壓力測試，並出台了《金融機構環境信息披露指南》。該文件也涉及環境(氣候)風險方面的內容，是監管在氣候風險工作方面很好的開端。

此外，監管機構還可利用自身優勢，根據國家碳中和的實施計劃和最新政策，制定統一的情景設置，整合組織數據搜集和共享，解決數據缺失問題。

對於企業和金融機構，首先，應充分認識到氣候風險與自身業務的相關性，提高對相關風險的重視程度。

這需要在企業和金融機構建立自上而下的風險治理結構，並明確決策和管理分工。比如在董事會設立氣候風險管理委員會、明確劃分管理層對氣候風險管理的責任等。

其次，在內部建立氣候政策和氣候風險分析相關的專門團隊，或雇用外部諮詢和學術機構，評估自身的氣候風險敞口，並設置降低氣候風險敞口的具體目標。

對於企業，需要了解自身當前的相關碳排放量，並設定企業未來的碳中和目標和實施方案。

例如，企業需要在產業布局上逐漸減少高排放的業務，向清潔技術轉移，開發應用傳統技術的替代解決方案，利用碳匯和負碳技術，中和自身高碳資產的碳排放，對沖低碳轉型風險等。

對於金融機構，應制定和公布有明確時間節點、可量化的綠色投融資目標，和風險防控目標。完善投前貸前風險評估，例如在原有的盡職調查流程中，增加與氣候風險因素相關的審查步驟；根據資產的綠色化程度調整內部風險權重，在調整風險權重因子方面，法國外貿銀行(Natixis)是先行者。完善投後貸後的氣候風險管理，例如對貸款客戶建立高頻風險監測體系。為相關客戶通過提供低碳轉型方案和資金支持的方式，進行轉型賦能，在推動高碳企業客戶加速轉型的同時，也促進自身資產結構的低碳化轉型。

生物多樣性喪失將影響企業財務健康

記者：在您看來，生物多樣性喪失與金融風險有怎樣的關係？

孫天印：生物多樣性喪失會引發金融風險的原理與氣候風險類似。從宏觀經濟和金融穩定的角度來看，它們都是環境風險的來源之一。

生物多樣性喪失相關的風險，也可分為物理風險和轉型風險。風險以金融資產的減值或者債權業務違約率上升的形式體現，相關企業受到生物多樣性喪失相關風險的影響，導致經營狀況惡化，進而影響到財務健康。

物理風險源於生產和經濟活動對各種生態系統服務的依賴。根據聯合國權威報告，生態系統服務分類包括供給服務(如提供食物與纖維)、調節服務(如氣候調節等)、文化服務(如休閒等)和支持服務(如土壤形成的部分)四大類。

在健全的生態體系，我們不太容易感受到這些服務的存在，以及它們對我們經濟的支撐，但是，當這些服務喪失時，其重要性就會體現出來。

物理風險又分為長期慢性風險和短期事件性風險。長期慢性風險，例如傳粉者的數量和物種多樣性逐漸下降導致作物產量減少以及森林砍伐、水資源短缺等可能造成的經濟影響和風險。

全球農業2400億~5800億美元的產值依賴於昆蟲授粉，假如昆蟲授粉的系統被破壞，則直接導致大的經濟損失，間接的糧食安全問題則更為嚴峻。如果失去的天然授粉活動需要通過人工替代，則經濟成本會非常高昂，勢必對農業生產主體造成影響。

短期事件性風險，例如由於生態失衡導致大流行病的發生。

轉型風險，源於經濟和金融活動的發展路徑、戰略，與旨在快速減少或扭轉環境破壞之間的不匹配、不協調。例如政府採取措施擴大自然保護區，或禁止在某特定區域開展經濟活動，以及技術突破、訴訟和消費者對生態保護偏好的改變等等。

具體以某地產開發商在山腳開發別墅區為例，此前該土地並非生態保護區，但隨著生態政策收緊而被納入，那麼這批別墅就面臨被拆除的風險，進而形成房地產開發商的財務風險。

將生物多樣性相關因素納入綠色金融政策框架

記者：面對生物多樣性喪失危機，請問您認為金融體系需要做什麼？

孫天印：應對生物多樣性喪失可能引發的金融風險，目前對金融體系還是個非常新的議題，需要金融體系的各利益相關者快速認識並重視這個領域的發展，及時採取行動。

具體而言， 央行和監管機構應可從以下幾個方面來開展工作：

首先，應該充分重視生物多樣性喪失可能引發的金融風險，並將相關風險的應對和管理措施納入監管工作。

在戰略層面，監管機構應將生物多樣性相關因素納入綠色金融的政策框架，開發擴展具有生物多樣性保護考量的綠色金融支持目錄，在強調氣候變化目標實現的同時，不損害生物多樣性保護的目標。

在政策協同層面，應積極參與國家宏觀規劃管理部門、生態環境保護部門以及自然資源管理部門同國際組織之間的政策對話，明確金融系統在支持完成全球和國家生物多樣性保護目標中，應該發揮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

其次，央行和監管機構應在生物多樣性喪失風險分析方面發揮金融系統的引領作用。這包括在內部啟動相關的方法學研究，開展金融系統面臨有關生物多樣性喪失的風險敞口評估，以及在金融系統內開展相關的能力建設。

目前，一些國際組織已開發了一系列工具，用來評估金融活動對生物多樣性造成的影響，及其面臨的風險敞口。荷蘭、法國、巴西以及馬來西亞等國央行已經評估了金融系統面臨的生物多樣性喪失的風險敞口。這些都是當前國際上比較先進的實踐，值得我國央行和監管機構參考借鑑。

由於生物多樣性喪失相關的金融風險評估還是一個比較新的主題，整個金融系統缺乏相關的分析能力。央行和監管機構有必要面向系統內部和金融市場從業人員組織相關專家開展培訓，提高從業人員的相關知識和能力水平，更好地為相關風險的評估和應對做準備。

再次，央行和監管機構應出台明確的監管政策，鼓勵和要求金融機構開展投資活動對生物多樣性影響的評估；要求金融機構開展情景分析和壓力測試，評估生物多樣性喪失帶來的金融風險；要求金融機構建立管理生物多樣性風險的戰略目標、治理機制、風險監測和報告體系等。

此外，央行和監管機構也可出台類似於減碳的獎懲政策，激勵生物多樣性保護有益的投資活動，約束懲罰破壞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投資。

對於金融機構，應積極主動地在減少所投資項目導致的生物多樣性風險，和防範生物多樣性喪失導致金融風險兩個方面開展工作。

在減少所投資項目造成的生物多樣性風險方面，金融機構應在現有環境評估框架中提高生物多樣性考量的權重和內容；在項目投前，評估項目是否存在破壞生物多樣性保護條款的可能性，以及是否提供了可能的應對補償措施，以此作為判定項目是否得到融資的條件；在項目執行過程中，監測項目的開發建設是否嚴格按照規劃執行，並及時詳細披露項目實施過程中對環境生態造成影響的信息，執行效果也作為投資協議的內容；積極投資生態和生物多樣性保護的項目。

在防範生物多樣性喪失導致金融風險方面，金融機構應從長期角度重視投資活動可能面臨生物多樣性相關的轉型風險和物理風險。

對於轉型風險，金融機構應緊密關注國際和國內生物多樣性保護目標框架的相關進展，了解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政策變化趨勢，形成政策變化的前瞻性預判，避免投資活動受到未來政策收緊的影響。

例如，下半年繼續召開的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COP15將就未來十年的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目標進行協商，達成共識後，各國也會提升各自保護力度，出台具體目標與舉措。這些保護力度的變化會引起可投資範圍和要求的變化。

對於物理風險，積極地、前瞻性地評判目標投資區域生態服務體系健全程度的發展趨勢，儘量避免在生態服務體系趨於弱化的區域投資，否則既可能進一步弱化當地生態，也會因面臨失去生態服務支撐而導致投資失敗。

來源：清華大學官網，《專訪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綠色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孫天印：應充分重視生物多樣性喪失可能引發的金融風險》

編輯：舟影

全球金融論壇

• 周小川：關於數字貨幣的幾點問題及回應
• 王希勤在2022清華五道口全球金融論壇上致辭
• 張曉慧在2022清華五道口全球金融論壇上致辭
• 廖岷在2022清華五道口全球金融論壇上致辭
• 致辭
• 吳曉靈：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找准航向
• 肖鋼: 推動基礎設施公募REITs健康發展
• 廖理在2022清華五道口全球金融論壇上致辭
• 朱民對話麥可·斯賓塞：全球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及挑戰
• 周延禮：構建與老齡化趨勢相適應的養老金融體系，助力我國第三支柱養老保險發展
• 陸磊：積極應對多種風險挑戰的中國金融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