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悼文引出的曹魏宮斗千年懸案,比《如懿傳》精彩多了

2022-10-07     遙望春風

原標題:一篇悼文引出的曹魏宮斗千年懸案,比《如懿傳》精彩多了

一、一篇《哀策文》,題名之誤反映出的曹魏「宮斗」

「宮斗」劇是近年來異軍突起的一種電視劇體裁,它依託一定的歷史史實,運用一定的藝術虛構手法,以某一朝代帝王后宮嬪妃或女官等女性角色為故事主體,以人物情感糾葛或政治權力傾軋為劇情主線。「宮斗」劇雖在以往的歷史體裁影視劇中,都多少有所涉及,如《少女慈禧》(香港亞視,1983)、《雍正王朝》(央視,1999)、《大明宮詞》(央視,2000)《孝莊秘史》(央視,2002)、《金枝欲孽》(香港無線,2004)等,但作為大陸螢屏的一種新「潮流」,似開端於《美人心計》(2010)。

此後,「宮斗」劇數量即呈「井噴」現象,僅2011年就有《甄嬛傳》、《宮鎖心玉》、《步步驚心》、《美人天下》等多部宮斗體裁的影視劇問世。此後,《陸貞傳奇》、《武媚娘傳奇》、《衛子夫》、《羋月傳》、《延禧攻略》、《如懿傳》等亦不遑多讓,亦步亦趨,掀起一輪輪的收視和輿評熱潮。

在此大背景下,延續曹魏文帝、明帝時期,文帝甄氏、郭氏二後後宮爭寵爭權的「宮斗」,頗值得探尋其中的隱秘。

清代著名學者嚴可均(1762年—1843年)在其纂輯之煌煌巨著《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中的《全三國文》卷10《魏明帝》中,據南朝劉宋時裴松之徵引魏晉時人王沈所撰《魏書》記載,輯錄有曹魏明帝或親自,或令有司撰作的一篇《哀策文》。

嚴可均冠以《甄皇后哀策文》之名。然而,嚴可均在這裡犯了一個錯誤,他極有可能望文生義,把《哀策文》哀悼的對象搞錯了。現代學者徐公持亦持此文為魏明帝為生母甄氏撰《哀策文》之說。

魏明帝《哀策文》究竟是為誰而撰作的?至少自裴松之之後,至嚴可均之前,歷代學者都沒有明確辨析或爭辯此問題。從裴松之置此《哀策文》於《三國志·郭皇后傳》來看,不難推斷,裴氏認為魏明帝此文係為於青龍三年正月去世的魏文帝皇后,明帝即位後尊為皇太后的郭氏所作。歷代學者對此均未有異議、爭辯,顯然是贊成裴說。嚴可均輯錄此文,冠以《甄皇后哀策文》之名,似系自裴氏以來,首次提出魏明帝此文係為其生母甄氏所作者。

裴氏等人立論的依據,當即《哀策文》中記載的時間、地點、人物等有關信息。此文記載的時間是青龍三年(235年)三月壬申,而青龍三年正月丁巳,郭太后去世。事由是皇太后梓宮啟殯,葬於首陽之西陵。

啟殯是中國古代喪禮中之一項儀節,指死者死亡後,至第三天舉行大殮,將死者遺體置於棺柩中,在堂下當西階處挖土成坑(肂,或稱之殯宮),置棺柩於其中,謂之停殯。自死亡至停殯及停殯的時間,據死者的身份地位而定。《禮記王制》記載天子自去世到成殯間隔七天,停殯七個月後再安葬。諸侯是五日、五月,大夫、士、庶人三日,三月。停殯期結束後,將棺柩從殯宮中拉出,舉行朝祖(辭別祖先)禮儀後下葬,謂之啟殯。

首陽陵是魏文帝曹丕的陵墓名。《哀策文》所說的「首陽之西陵」,是魏文帝曹丕生前確定的自己的后妃隨葬於首陽陵澗西之制。魏明帝安葬郭太后,系遵循魏文帝《終制》之有關規定。據上述文獻所載,可知《哀策文》中提及的「皇太后」,即指郭氏。這或許也是裴氏立論的主要依據,及歷代學者對此問題多無異議和爭辯之緣由所在。

嚴可均提出,此文系魏明帝為其生母甄氏所作,故題此文名曰《甄皇后哀策文》。此處所謂「甄皇后」,雖難免系嚴氏或《全上古秦漢三國六朝文》的抄錄者或刻印者筆誤所致。但若系嚴氏有意為之,則其中之緣由,頗值得探究。

若此處「甄皇后」非嚴氏或抄印者筆誤,則其立論依據,蓋在於嚴氏認為《哀策文》的有關措辭,與史書記載的相關史實,尤其是《漢晉春秋》所載郭后之死嚴重不符。

二、「宮斗」犧牲品之一——魏明帝生母甄氏

魏明帝生母甄氏,中山無極(今河北省石家莊市東北)人。建安年間,嫁於袁紹子袁熙。曹操消滅袁紹集團後,甄氏為曹丕掠娶。曹丕初與甄氏夫妻感情深篤,言聽計從,甄氏至屢有「專寵」之感。

然而,曹丕即帝位後,與甄氏感情卻逐漸破裂,反目成仇。最終,甄氏於黃初二年(221年)六月被曹丕賜死。甄氏失寵的主要原因,表面上看,似乎是曹丕移情別戀,他稱帝後,娶了漢獻帝的兩個女兒,郭后、李、陰貴人等也陸續得到曹丕的寵愛,甄后「集萬千寵愛於一身」的感覺不復存在,難免有怨言。曹丕聞知後,大怒,二年六月,遣使賜死,葬於鄴。

實際上,郭后的得寵,和她為專寵固寵,而對甄氏設計的陰謀,製造的種種流言蜚語,可能是導致甄氏被賜死,且後事不得遵循禮制辦理的直接原因。對曹丕而言,這些流言蜚語應具有極大的殺傷力。民間歷代流傳曹植所撰《洛神賦》中的女神,就是甄氏,郭后或許編造出甄氏與曹植私通之類的流言,致使被「綠」的曹丕怒下殺手。以至於曹丕竟罔顧與甄氏多年的夫妻情分,不但對甄氏痛下殺手,將其賜死,而且在她死後,也通過「不獲大斂,被發覆面」等方式,繼續予以摧折和凌辱。

甄氏死後,遺體也遭到凌辱,未遵循禮制正常安葬:沒有舉行大斂禮,被發覆面,以糠塞口。

三、「宮斗」犧牲品之二——郭后

通過製造流言蜚語,最終成功誘導曹丕殺甄氏,並於黃初三年受封為皇后的郭氏,是安平廣宗(今河北威縣東)人,她很有智謀,曹丕之所以最終被曹操選為後嗣,即帝位,與郭后的謀略有很大關係。在與甄氏爭寵過程中,或許難免憑藉「智數」,對甄氏造讒進譖,最終誘使曹丕殺甄氏,自己得以成功上位。

在位期間,郭后無論是私德,還是公義,皆不乏可圈可點值得讚許之處,比如孝順公婆,愛護其她妃嬪,生性儉約,不好音樂等,為她獲得了很好的口碑。此時,她似乎可以說是人生贏家了。可惜,她還是不得善終。關鍵的原因竟然在於,她固然在宮斗中「傲視群雄」,數十年占據皇后、皇太后的寶座,卻沒有誕育子嗣。

史書記載,曹丕除與甄氏生育曹叡(後來的魏明帝)外,還分別與李貴人、潘淑媛、朱淑媛、仇昭儀、徐姬、蘇姬、張姬、宋姬等妃嬪們生育有曹協、曹蕤、曹鑒、曹霖、曹禮、曹邕、曹貢、曹儼諸子。郭后卻未曾生育。這似乎是上天在冥冥中給予她肆無忌憚地運用陰謀詭計施害他人的懲罰。而後果,就是在十餘年後的將來,付出生命的代價。

甄氏死後,魏文帝命郭后撫養甄氏生育的曹叡。對這個養子,郭后可能還是比較照顧的,至少在史書中沒有郭后虐待曹叡的記載。曹叡即位後至郭后去世九年期間內,曹叡對他的這位養母也無不敬之舉。而曹丕可能恨屋及烏,久未有立繼嗣之舉。曹丕最初不選立曹叡,或許與懷疑其是否親生有關。曹操攻陷冀州的時間,是公元204年八月。而很多史書記載曹叡亦於此年誕生。所以世間一直流傳曹叡系甄氏前夫袁熙之子;若甄氏與曹植私情是真,也不排除曹叡系曹植之子。曹丕或許顧及上述因素,遲遲不立太子,不排除曹丕或有待其他子嗣成年後選立的意圖。

或許曹丕沒有想到自己的死亡來得那麼早,黃初七年五月丙辰(公元226年6月28日),魏文帝突然疾病加重。自知不久人世的曹丕鑒於其他諸子年幼,匆遽立曹叡為太子。次日,魏文帝病逝。

曹叡即位後,對郭后及其家人多有封賜。這雖可視為曹叡對母親甄氏被賜死後,奉曹丕命撫養自己的郭后感恩回報的表現;但也可能是甄氏被賜死時,尚處於十七、八歲懵懂少年時代的曹叡,對母親緣何觸怒父親,竟至被父親賜死等宮闈隱秘的事實和真相,尚缺乏明確的認知和判斷;更可能因即位不久,羽翼未豐,對在朝野擁有一定威望和影響的郭太后,自不便匆遽查索定讞。

曹叡在尊崇郭氏的同時,對甄氏及其家人更是不吝封賜。如諡母親曰文昭皇后,別立寢廟,對甄氏的娘家人,自己的舅舅們按照親疏高下,授予不同的官職,賞賜累巨萬。

對曹叡種種尊崇生母甄氏的舉措,郭后雖或難免不滿、忐忑,但曹叡承襲帝位已成事實,郭后即便有改易君主之謀念,恐亦無力回天,只能靜觀其變。

史書記載,甄氏臨死前,託付李夫人照顧她的兒女。曹叡即位後,作為當事人,李夫人應該對曹睿說過當時郭后向曹丕進讒言的種種過往。

隨著帝位鞏固、羽翼豐滿,對生母被譖逼死始終耿耿於懷,備嘗自己在風雨飄搖、冷徹骨肌,痛徹心扉、處處充滿危機和殺機的宮廷中,只能如螻蟻般謹小慎微保全身份和性命,費盡心機、歷盡艱難始獲父親認可,在父親臨終之際始被立為皇儲艱辛的曹叡,積鬱已久的憤懣終於爆發,而與郭后攤牌了。

史書記載:曹叡心常懷忿,多次泣問甄后死狀。郭后怒曰:她是你爹下令殺的,你現在來責問我幹什麼?況且你作為兒子,還能視你早就死去的父親為仇敵嗎?能為了你的生母枉殺我嗎?明帝怒,逼殺郭后,並下令按照當年辦理甄氏葬禮的規格和儀式,處理郭后的喪事。

郭后玩弄智數,萬般謀計,譖殺甄氏,得以於黃初三年被冊封為皇后,至魏明帝青龍三年正月被曹叡逼死,十四年的宮廷尊榮華貴,至此終成黃粱一夢。

文史君說

《哀策文》中的有關措辭,對皇太后的不幸去世可謂哀傷悽慘、情真意切。皇帝因為皇太后的不幸去世,使勁的捶打自己的心口,跺著腳的蹦(古代喪禮中的儀式,謂之「踴」,表示極度的悲痛),大聲哭號,仰頭看天,向上天傾訴。對皇太后生前的功德,則不吝讚頌,甚至是溢美之辭,將皇太后與舜之二妃、周之三母(指周太王古公亶父、季歷、文王三代君王之妻,皆為古代中國賢惠品德女子的象徵)相提並論,與之媲美。或許在嚴氏看來,這些措辭,應是魏明帝對其生母甄氏的痛惜和讚頌,而不應施用於與甄氏因爭寵而致其於死地,對魏明帝而言有殺母之仇,最終被魏明帝逼迫致死的郭后。

還有人認為,郭后去世後,魏明帝追諡她為「文德皇后」,是美諡。這應是郭后非魏明帝逼死,而是壽終正寢的證據之一。

結合前文有關論述,不難看出,無論是魏明帝《哀策文》中如何表現皇帝對皇太后的去世傷心欲絕,如何不吝溢美之辭大加褒揚,如何追加郭后「文德」美諡,……其實都是為了掩飾他犯下弒母大逆人倫罪行的遮羞布而已。「人生如戲,全靠演技」,至此,甄、郭二後爭寵爭權的「宮斗」大戲,隨著當事人的陸續謝世,也緩緩地落幕了。

參考文獻

1.(清)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

2.徐公持:《魏晉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

3.(西晉)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

4.王仲犖:《魏晉南北朝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5.白壽彝總主編、何茲全主編:《中國通史》(第五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作者:浩然文史·投稿作者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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